建国之道

第四章 讼卦：纠纷解决之道

　　《序卦》：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集解：郑玄曰：讼，犹争也，言饮食之会恒多争也。

　　程传：人之所需者饮食，既有所需，争讼所由起也，讼所以次需也。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阳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违，所以成讼也。以二体言之，上刚下险，刚、险相接，能无讼乎？又人内险阻而外刚强，所以讼也。

　　饮食者，比喻人为了生存和幸福而需要之各种财产。需卦讨论的是邦国之财政问题，其背后乃是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人世间大量纠纷就是由此引起的。财富总能激发人们盲目的激情。共同体要维系秩序，就必须建立有效机制，解决此类纠纷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纠纷。故需卦之后为讼卦，阐明纠纷解决之道。

　　本卦之讼，如郑玄说明，尚非进入司法程序之诉讼，而是争执、纠纷。全卦中，除九五为治讼者，上、二、三、四等四爻都只是发生争执，或有争执之意。只有上九终于发起诉讼。因此，本卦所论实为纠纷解决之道，诉讼只是其中一种解决方案，而本卦认为，这并不是高明的策略。

　　卦辞、彖辞：总论纠纷及其解决之道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集解：侯果曰：大人，谓五也。断决必中，故“利见”也。讼是阴事，以险涉险，故“不利涉大川”。

　　《折中》：集说：胡瑗曰：“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兴讼，必有由中之信，而为它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兴讼。然虽已有信实，而为人之窒塞，亦须恐惧兢慎而不敢自安，则庶几免于凶祸，又中道而止，则可以获吉也。“大川”，谓大险大难也。凡历险涉难，必须物情相协，志气和同，则可得而济也。今讼之时，物情违忤而不相得，欲济涉险难，必不可得。

　　程传：讼之道，必有其孚实。中无其实，乃是诬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实，为“有孚”之象。讼者，与人争辨而待决于人，虽有孚，亦须“窒”塞未通。不窒，则已明无讼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则吉也。“终凶”，终极其事，则凶也。讼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见于大人。大人则能以其刚明中正决所讼也。讼非和平之事，当择安地而处，不可陷于危险，故“不利涉大川”也。

　　《本义》：讼，争辨也。上乾下坎，乾刚坎险，上刚以制其下，下险以伺其上，又为内险而外健，又为己险而彼健，皆讼之道也。九二中实，上无应与，又为加忧，且于卦变自遯而来，为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有孚”而见“窒”，能惧而得中之象。上九过刚居讼之极，有终极其讼之象。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争辨之事，而随其所处为吉凶也。

　　卦辞首先解释成讼之因：“有孚”而“窒”，则兴讼。据《彖辞》，兴讼之主为九二，九二以阳居二阴之中，有中实之象。有孚的意思就是中实，也即，坚信自己拥有某种权益，或者既定的契约规定自己可以享有的权益，或者自己遭到伤害而可以向对方主张的权益。“窒”的意思是窒塞，也即，自己没有得到契约授予自己的权益，或者自己的权益遭到对方伤害。“有孚”还有另一层意思：自信，也即坚信自己的权益有契约或法律上的依据，而法律将会要求对方履行对自己的义务。因为权益，因为对权益的自信，人才会与人争执，包括提起诉讼，以获得自己的权益，或要求获得赔偿。

　　卦辞接下来讨论处理纠纷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惕”和“中”。“惕”的意思是，有惕惧之心，所谓恐惧兢慎，而不自安。尽管有自信，但是，纠纷解决过程毕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我只是自我坚信，但纠纷解决是两方、甚至是三方、多方之事，除了我，还有对方，还有裁判人。对方当然也对自己颇为坚信，否则，双方就不会发生纠纷了。我的坚信并非正义本身。相反，它要通过司法程序才有可能被确定。既然如此，我就必须保持惕惧之心，而充分地做好各种准备，不可有丝毫大意。

　　王弼、胡瑗解释“中”，与后文的“终”相对而言，中道而止，也即不能穷极其事。程伊川解释中为得中。下文“利见大人”中已包含了得中之义，故取前说。面对纠纷，应当始终保持节制的心态，而不要盲目地抱着坚持到底、非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心态，应当适可而止。实际上，这种心态是由“惕”所决定的。大量纠纷中，是非曲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第三方裁判人能否清楚地辨析之，而对方能否接受我的立场，并不那么确定。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不必抱着真相一定能够被发现、是非曲直一定能被清晰辨析的天真心态。相反，应当以务实的态度处理纠纷，并在必要的时候妥协、退让。这里既有成本-收益的考虑，更有对于人的理性之有限性的认知，以及明智的妥协精神。卦辞说，如果能够保持惕惧心态，能有适可而止的务实心态，则一定可以妥善处理纠纷，而得吉。

　　反之，如果不具有这两种心态，而坚持到底，也即“终”，一定要辨析是非曲直，一定要挽回每一分损失，不做任何妥协，那么，纠纷将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因为，自己的不妥协必然引发对方的不妥协。如此，双方不断投入成本，进行较量。这对自己就是凶的，自己的权益反而有可能遭受更大损害。

　　卦辞接下来指出，有效地解决纠纷，“利见大人”，利于见大人，也即，共同体需要建立第三方裁决机制，以裁决民众之间的纠纷。“大人”就是具有崇高地位、享有足够权威、而又具有高超德行与技艺的裁决者。两个当事人当然有可能解决自己的纠纷，但也经常陷入僵局，或者更糟糕，双方可能通过私人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而这可能对第三者造成附带伤害，且不利于纠纷当事人恢复正常关系。共同体要进入文明状态，就必须设立专业裁判官，以相对中立的立场，以双方皆予认可的权威，相对公正而专业地裁决纠纷恢复安定。对于任何共同体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卦辞最后提出一个劝诫：一个人处于纠纷中时，无法成就大事业。也可以说，人们不要指望通过诉讼的方式增进利益。这其实指出了司法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司法活动是消极的：你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到损害，向裁判官提起诉讼，你只能要求裁判官责令对方恢复原状，或者赔偿你的损失，而很难获得更多。司法活动旨在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从而维护秩序，保障每个人的权益。至于个体幸福的增进、共同体的繁荣，还得靠人们在市场、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同样，对于一个邦国来说，国民陷入大量纠纷，显示邦国的秩序并不健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这样的邦国是难以应对严重危机，也不大可能追求伟大的理想。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集解》：卢氏曰：险而健者，恒好争讼也。王肃曰：以讼成功者，终必凶也。荀爽曰：二与四讼，利见于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讼也。

　　王弼注：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故虽复有信，而见塞惧，犹不可以为终也。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也。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惧者得其“中吉”，必有善听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刚而来正夫群小，断不失中，应斯任也。

　　程传：讼之为卦，上刚下险，险而又健也。又为险、健相接，内险、外健，皆所以为讼也。若健而不险，不生讼也。险而不健，不能讼也。险而又健，是以讼也。讼之道固如是。

　　又据卦才而言，九二以刚自外来而成讼，则二乃讼之主也。以刚处中，中实之象，故为“有孚”。处讼之时，虽有孚信，亦必艰阻窒塞而有惕惧，不窒则不成讼矣。又居险陷之中，亦为窒塞惕惧之义。二以阳刚自外来而得中，为以刚来讼而不过之义，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为义者，此是也。卦义不取成卦之由，则更不言所变之爻也。据卦辞，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见其善，盖卦辞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则以自下讼上为义，所取不同也。

　　讼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终极其事，极意于其事，则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谓穷尽其事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听者非其人，则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与人讼者，必处其身于安平之地。若蹈危险，则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渊”也。卦中有中正险陷之象。

　　《折中》：集说：蔡氏清曰：“讼不可成”，以理言之，扬人之恶也，烦上之听也，损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间，俱废其业，虽得不偿失也。此岂君子之所乐成者哉？谓之不可成，见其宜惕中也。

　　《彖辞》首先据卦体、卦德解释兴讼之起因。讼之为卦，上体为乾，下体为坎，乾性刚，坎性险，二者相合，则易发生纠纷。《彖辞》首先指出第一种情形：“上刚下险”，刚、险相接。也即，两个人，一个气质偏向于刚，一个气质偏向于险，一个倾向于追求不当利益，一个缺乏妥协精神，两人相遇，容易发生纠纷。彖辞又指出第二种情形，以卦体之内、外言，内卦为坎，其德为险，外卦为乾，其德刚强。一个人，为人内心险而对人刚，即所谓“险而健”。内心的欲望和外在的行为都缺乏必要的节制，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很容易引发、制造纠纷。程传对此论述极为精当。

　　“刚来而得中”说明讼卦的成卦之主，它指出，九二乃是讼卦之主爻，成讼之主。九二居下体，以一阳居二阴爻之中，故为“刚来而得中”。据此，理解讼卦卦义，当着重理解本爻之义。

　　接下来，《彖辞》解释卦辞“终凶”之原因，也即，“讼不可成也”。《说文解字》：“成，就也。”《广韵》：“毕也。凡功卒业就谓之成。”《彖辞》断定，一旦发生纠纷，试图获得自己所期望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来说，纠纷的解决都是不可能圆满的。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抱着自己得到一切的希望。如果抱有这样的希望，那一定会坚持己见，毫不退让。相反，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抱这种希望，就会有妥协之心，适可而止。双方均有这样的心态，纠纷才能够相对妥善地解决。

　　《卦辞》曰“利见大人”。何以利于见大人？《彖辞》指出，尚中、尚正也。这里的大人是指九五，九二是兴讼之主，九五则是治讼之主，它是裁判人。诉讼能否得到公正解决，兴讼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既取决于裁决人主张自己权益的能力，更取决于裁决人之司法德性和能力。彖辞清楚说明司法者最为重要的两个品质：中与正。中就是持守中道，探究纠纷的是非曲直，并严格适用规则；正就是不偏不倚，排除情感的干扰，超然于两造之间。裁判者具有这两种德行，则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

　　《彖辞》接下来解释卦辞之“不利涉大川”，因为，“入于渊也”。相对于正常状态，人处于诉讼中，本身就在水渊之中。“渊”字生动地说明了讼与常态生活之别。无论如何，讼，与人纠纷或者诉讼，终究是一种非常态生活。日常生活相当于身在坚实的大地上，发生纠纷，则仿佛置身于深渊中。

　　身在渊中，不确定性极高，安危尚未可知，自己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甚至有可能丧失性命。处此境地，人的首要目标是出渊，也即摆脱纠纷、诉讼，回归常态生活。为此，当事人必须保持惕惧之心，集中全副身心于纠纷之解决。这个时刻，当然无法“涉大川”，因为自己就在渊中，稍不小心，就会被冲入大川中，而完全失控。此时，当然没有能力涉过大川，也根本不应当想这样的事情。人要涉大川，就必须首先出渊，在常态生活下，从容地筹划，立足于坚实的大地迈开步伐。

　　卦辞和彖辞完整说明了，诉讼形成的原因，当事人处理诉讼的态度，胜诉的根源，司法官应当具有的品质，其中涉及社会心理学，法社会学，司法伦理学等。接下来，各爻、象传对此有更详尽阐释。

　　大象传：必也无讼乎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集解：荀爽曰：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干宝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观兵孟津，盖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谋始”也。

　　王弼注：“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程传：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起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绝讼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

　　《折中》：集说：林氏希元曰：讼不兴于讼之日，而兴于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谋，此讼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于其始而谋之，看事理有无违碍，人情有无违拂，终久有无祸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讼者，皆杜绝之而不为，则讼端无自起矣。

　　《大象传》首先以卦象释讼之所由起：讼卦上体为乾，有天之象；下体为坎，有水之象。天本在上，而有刚健上行之德；水本在下，而有阴柔下陷之德。两者相悖而行，故引发纠纷。

　　君子观此象，而知人有纠纷、争执之可能性，故于做事之初，深谋其始，事先采取有效周密措施，杜绝发生纠纷之可能性。一般而言，《大象传》都是孔子对君子提出的为人、为政之策略，而带有教诲的性质。这里的教诲既适用于君子个体之生存，又可视为为政、治理之道。程传指出了这一点。

　　王弼注则引用孔子之语，单从社会治理角度论述减少诉讼之道，那就是完善契约制度。民众之间发生纠纷，经常在于契约不够明晰。如果契约明晰，则“物有其分”，每宗财产都有清晰的归属，“职不相滥”，每个职位之责任都有清晰的界定，就不大可能产生纠纷。王弼这一理念源于老子，“有德司契”出自《老子》。治国者的主要责任就在于完善规则，推动人们完善契约。

　　这一认识确实相当深刻。不过，再完善的规则，再精准、完备的契约，也无法杜绝纠纷，因为，人性是有弱点的，很多纠纷并非由于契约或规则不明，而由于当事人的无知或贪婪。更为重要的是，究其实，人并无能力制定出完备的契约，一切契约都有漏洞。当然，时间的推移，也会让契约变得日益不完备。正是基于对人性和事理的洞察，孔子提出“必也无讼”的构想。这比王弼所说的更为广泛，其见解也更为高明，《论语颜渊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朱子集注：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杨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

　　首先，孔子说明，自己同样具有听讼的技艺，这是封建君子必须掌握的技艺。事实上，君子的职责首先就是司法，听讼。接下来，孔子指出，一个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无讼。这不是说没有纠纷，而是说，没有进入正式司法程序的诉讼。当然，孔子也希望减少纠纷。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涉及孔子的整体治理观。最简单地说，就是《论语为政篇》开篇所言之“为政以德”。“必也无讼乎”只是一个理想，在现实中，孔子的方案则是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德之教化，可提高人们的自我约束力，这是减少纠纷的根本所在。礼之约束，可导入社会自我治理机制，在社会层面解决纠纷。政引导人们生产公共品。刑是国家司法制度，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大戴礼记礼察篇》这样论述儒家的治国方案：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

　　据此，儒家所理解的“谋始”，乃是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兴起伦理意识，形成礼乐之治。当然，明晰契约、完善规则也是很重要的，但相对于德、礼，也仍然是次一级的。尽管如此，儒家也绝不拒绝这些做法，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完整的、立体的治国规划中。这个完整规划的用意正是减少纠纷。唯有减少纠纷，司法诉讼制度才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如果人心败坏，纠纷蜂起，那么，再庞大、再清明的司法体系，也不可能维护社会秩序，更不要说维护健全社会秩序。归根到底，健全的社会秩序之根本，在人的自觉，在人的自我约束。

　　初六：以言维护权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王弼注：处讼之始，讼不可终，故“不永所事”，然后乃吉。凡阳唱而阴和，阴非先唱者也。四召而应，见犯乃讼。处讼之始，不为讼先，虽不能不讼，而了讼必辩明矣。

　　程传：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终极其讼者也，故于讼之初，因六之才，为之戒曰：若不长永其事，则虽“小有言”，“终”得“吉”也。盖讼非可长之事，以阴柔之才而讼于下，难以吉矣。以上有应援，而能不永其事，故虽“小有言”，“终”得“吉”也。“有言”，灾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讼之“吉”也。

　　《折中》集说：胡氏炳文曰：初不曰不永讼，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犹冀其不成讼也。“小有言”与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初六象纠纷尚未发生之时，故爻辞言“事”不言讼。对方没有履行对我的义务，或者略微伤害了我，我当以何种态度处置之？首先当有这样一种节制的心态：不准备与对方纠缠不休，不要抱着非要水落石出的念头。

　　但是，我的权益受到侵害，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必须采取行动，而有了“小有言”。程传解释“有言”为灾之小者，似不准确。阴为小，“需”卦九二爻辞也有“小有言”，“有言”之主体为阴柔之上坎。此处之主体则为初六自己，初六为阴，为小。言者，权益主张也。胡炳文辨析精当。权益主张之对象为九四。对方未尽其责，或者侵害于我，我与他交涉，向他主张权益，要求他履行对我的义务，或者赔偿我的损失。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程传：六以柔弱而讼于下，其义固不可长永也。永其讼，则不胜而祸难及矣。又于“讼”之初，即戒讼非可长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讼，虽“不永所事”，既讼矣，必有小灾，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刚阳之正应，辩理之明，故终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讼之义，同位而相应、相与者也，故初于四为获其辩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讼者也，故二与五为对敌也。

　　为什么应当抱着“不永所事”的态度？因为，“讼不可长也”，自己卑弱，纠纷一旦兴起，自己不能长久支撑。处理纠纷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当事人不能不权衡这个成本。对于卑弱之人，明智的选择就是“不永所事”，不盲目坚持到底，而是适可而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权益遭受侵害，当然要有所表示，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主张。重要的是，我自己说出道理。如能如此，尽管我自己卑弱，但对方一听，所有人一听，都会同意我的主张。此即一辩即明。由此，我的权益也得到了维护。

　　因此，避免纠纷并不等于蒙受损害而消极无为。关键是“辩明”。意思是说，我与对方的关系比较单纯，包括双方对于契约的理解歧义较少。因而，我可以清晰而令人信服地主张自己的权益，并获得对方和人们的认可。当然，我也应当具有辩的技巧。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阐明自己的权益及其依据，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虽卑弱，而如此机敏行事，则可以避免卷入旷日持久的纠纷，又可维护自己的利益。

　　九二：讼的成本收益计算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王弼注：以刚处讼，不能下物。自下讼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惧，归窜其邑，乃可以免灾。邑过三百，非为窜也。窜而据强，灾未免也。

　　程传：二五相应之地，而两刚不相与，相讼者也。九二自外来，以刚处险，为讼之主，乃与五为敌。五以中正处君位，其可敌乎？是为讼而义不克也。若能知其义之不可，退归而逋避，以寡约自处，则得无过眚也。必逋者，避为敌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也。若处强大，是犹竞也，能无眚乎？眚，过也，处不当也，与知恶而为有分也。

　　集说：荀氏爽曰：二者，下体之君，君不争，则百姓无害也。

　　据《彖辞》，九二为讼卦成讼之主爻，讼卦之义可在本爻见之。

　　二以阳居坎体之中，有中孚之象。二应于五，然二为阳，五亦为阳，也有中孚之象。二、五不能相应，反有窒塞之象。这就是卦辞所说的“中孚，窒”。又，二在坎体，性险；五在乾体，性健。这就是《彖辞》所说的“上刚下险”。两者乃发生纠纷，而二为主体。这一点与初六不同。

　　尽管纠纷已起，九二却采取了明智的回避策略，因为，“不克讼”。九二进行了成本-收益计算，最后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卷入纠纷，尤其无法发起诉讼。此即“不克讼”。传统注疏认为，不克讼的根本原因是，讼的对象是九五，而九五为君。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不过，我们还可补充另外一个原因：成本问题。

　　这就是爻辞后面说“邑人三百户”的用意。孔颖达疏：“三百户”者，郑注《礼记》云：“小国下大夫之制。”故九二为最为卑弱之君子。而处理纠纷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当事人需要具备一定的精力、财力。卷入纠纷，进入诉讼，确实可以恢复正义，可以维护权益，或者获得对方的赔偿。但是，正义是有成本的，这一具体的正义的成本是要由当事人承担的，而这些成本能否得到事后的补偿，又是不确定的。九二忖度自己恐怕很难支撑完全有可能旷日持久的争讼，因而明智地选择了回避的策略。

　　那么，爻辞何以言“归”？需要到封建的治理结构中探寻。此当事人为下大夫，故有自己的三百户之封邑。而他享有这三百户之邑的前提是，承担对其君、也即公侯的义务，方式之一是到公室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比如，担任卿、士。大约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与九五之公侯发生纠纷，很有可能是君侵害了他的权益。他无力承担争讼的成本，乃放弃了自己在公室之位，退回自己的封邑。

　　因为这种态度，他得以继续保有自己的邑，此所谓“无眚”。由此可以看出此一君子的明智。如果公开卷入纠纷，或者发起诉讼，他很有可能获胜，而获得更大的权益。但是，他也完全有可能失败，那么，他将丧失这个邑。而他自下讼上，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经过权衡，他采取了回避策略。

　　也就是说，本爻主要提醒人们，面临权益上的冲突，是否让其发酵成为撕破脸皮的纠纷，甚至进行诉讼，应当进行周密的成本-收益计算。

　　从治国者的角度看同样如此。邦国通过司法体系维护正义是有成本的。因此，如何设计制度，降低这方面的成本，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程传：义既不敌，故不能讼，归而逋窜，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讼其上，义乖势屈，祸患之至，犹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窜者，回避，躲避。九二之所以选择回避策略，乃是因为，自下讼上，并非不能讼，而是成本巨大，风险巨大，很有可能招来更大损失。与其如此，不如选择回避。也就是说，面对纠纷，君子当正确评估双方的态势，尤其是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不能讼则不讼。在很多时候，不讼，不与对方公开纠纷，不发起诉讼，反而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讼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之一，可以使用则使用，不可以使用则不使用。否则，意气用事，不仅不能维护权益，反而蒙受其辱。

　　六三：安分守己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王弼注：体夫柔弱以顺于上，不为九二自下讼上，不见侵夺，保全其有，故得食其旧德而不失也。居争讼之时，处两刚之间，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贞厉”。柔体不争，系应在上，众莫能倾，故曰“终吉”。上壮争胜，难可忤也。故或从王事，不敢成也。

　　程传：三虽居刚而应上，然质本阴柔，处险而介二刚之间，危惧非为讼者也。“禄”者，称德而受。“食旧德”谓处其素分。“贞”，谓坚固自守。“厉终吉”，谓虽处危地，能知危惧，则终必获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则不讼矣。处危，谓在险而承、乘皆刚，与居讼之时也，柔从刚者也，下从上者也。三不为讼而从上九所为，故曰“或从王事”。“无成”，谓从上而成不在己也。讼者，刚健之事，故初则不永，三则从上，皆非能讼者也。二爻皆以阴柔不终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讼以能止为善也。

　　集说：李氏简曰：“或从王事无成”者，谓从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夫讼生于其行之相违，而天下之讼，又起于矜功而伐善。以柔而从刚，以下而从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旧德，而终又获吉也。

　　三为阳位，又在下险之极，临于上体乾健，上应于上九，身处兴讼之地，有各种理由成为纠纷的中心。而且，既然“食旧德”，则六三显然是诸侯、公卿，也即身在变幻不定、风险极高、纠纷不断的政治世界中。然而，六三性本阴柔，没有卷入纠纷之中。这太难得了。六三靠什么做到这一点的？爻辞列出六三的四项美德：

　　第一，“食旧德”。德者，爵禄也，爵禄是以德而获得的，所谓德，并不限于今人所说的道德，而是卓越的综合性品质。食者，享有也。食旧德，享有、且满足于固有之爵禄，而无所觊觎。也即《程传》所说，处其素分，也就是《中庸》描述的状态：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元儒李简指出，大量纠纷都源起于人心之贪婪，谋求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财产等等。受此欲望刺激，人必然践踏规则，谋取不当利益，如此，人际必然发生纠纷。社会治理必须避免这种状态，为此，必须收拾人心，让人尤其是在位之君子安分守己，没有贪婪、觊觎之心。礼的功能正在于此，“履”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这是避免纠纷的治本之道。

　　第二，六三能贞。贞，正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但绝非无所持守，随波逐流，而是贞固自守，坚持正道。随波逐流，甚至谗上媚下，似乎同样可以保全自己，而不引起争执。然而，这种安全并不能持久，而完全有可能卷入无妄之灾中。君子处于是非之地，而坚守正道，反而可保长久平安。

　　第三，六三能厉。厉者，危厉也，自危厉也。君子知道自己的处境，因而始终具有惕惧之心，具有忧患意识。因此，始终保持克制，不放纵自己，而是严格约束自己。正因为如此，他并不看重短期的利益，而追求长期的安全。他具有长远的视野，因而能够采取明智的、常人难以理解的策略。比如，并不居功自傲，而甘于“食旧德”。他预先采取周密措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

　　因为具有上述三项美德，所以，君子虽处高危之地，却依然能得吉，避免卷入纠纷、争执，而保持平安。

　　爻辞意犹未尽，又补充一点，揭示六三之另一美德：“或从王事，无成”。六三与上九正应，上九为王，六三以阴柔从之，六三所承担的上九之事，就是“王事”。“王事”一词反复出现于《诗经》，意为君子对王室承担之职事，通常是带兵出征。六三作为君子，有时也需要承担王所指派的任务。对君子而言，这是立功而提升爵禄的机会。

　　然而，六三却具有第四个美德：谦逊。“无成”的意思就是不自居其功。君子承担王事，功劳显赫。但是，君子并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甚至于掩饰自己的功劳，而并不寻求君王之奖赏。功成之后，他安安静静地返回，“食旧德”，仍然安于原来的爵禄。这是对食旧德的进一步说明。他秉持这种谦逊、不争的态度，自然不会有任何人与自己发生争执。

　　可能发生争执之诸爻，六三的可能性最大：他身处于是非之地，本来可与上下左右皆发生纠纷。然而，他却完全避免了纠纷。这是整个讼卦中最为难得的。支撑他的，乃是“食旧德”、“素其位而行”之卓越美德。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集解》：侯果曰：虽失其位，专心应上，故能保全旧恩，食旧德者也。处两刚之间，而皆近不相得。乘二负四，正之危也。刚不能侵，故“终吉”也。

　　程传：守其素分，虽从上之所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终得其吉也。

　　“食旧德”其实是整体爻辞的简写，六三之吉，在于“从上”。如爻辞已经指出，君子之从上，并非谄媚，而是始终坚守正道。因此，此处所谓“从上”，其基础是安分守己，从不做非分之想，绝不僭越。在政治的世界中避免纠纷，这是至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说，君子又绝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一旦王下令征召，他就全力投入。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从上，即爻辞所说的“或从王事”。王事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尽职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可避免纠纷。如果不能积极履行这个职责，则必然引发纠纷，与王的纠纷。而六三避免了这一点。

　　因此，在政治世界中，六三安分守己，而又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热衷，也不逃避。正是这两个策略的平衡，让他可以“食旧德”，而不至于卷入各种纠纷。应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极难的。本爻揭示了君子身处复杂的政治世界中避免纠纷之智慧。

　　九四：知命而安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王弼注：初辩明也。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

　　程传：四以阳刚而居健体，不得中正，本为讼者也，承五履三而应初。五，君也，义不克讼。三居下而柔，不与之讼。初正应而顺从，非与讼者也。四虽刚健欲讼，无与对敌，其讼无由而兴，故“不克讼”也。又居柔以应柔，亦为能止之义。既义不克讼，若能克其刚忿欲讼之心，复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气，变而为安贞，则“吉”矣。“命”，谓正理，失正理为方命，故以即命为复也。方，不顺也。《书》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刚健而不中正则躁动，故不安。处非中正，故不贞。不安贞，所以好讼也。若义不克讼而不讼，反就正理，变其不安贞为“安贞”，则“吉”矣。

　　本爻深刻地揭示了讼与命的关系。社会中大量纠纷是由当事人“不知命”引发的。王弼说，命为本理。程传解释，命为正理。事实上，命的最恰切的含义就是天命。

　　《论语》末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此所谓命就是天命，上天命于己之命。人为天所生，天于生人之际，给每人确定了命，是为天命，《论语颜渊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过，尽管天命在己，但天命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知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人需要通过一生的努力，探究、进而把握自己的天命，所谓“知”也。唯有通过生命的探究，人才能知天命。知天命之意向引导着人们在各个方向上探讨，重要的是具有知天命之意向，而不是漫无边际之冲撞。此一天命赋予创造性的生命过程以意义。

　　应该说，有些人命中就在兴讼之危地，纠纷、讼诉是自己无法躲避的。即便自己小心谨慎，也仍然可能被卷入纠纷、诉讼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必然遭遇祸害。比如九二就选择了回避策略。

　　另一方面，程传清楚地说明了九四的命极好：他虽有好讼之性，竟然无人可讼，上下左右皆不与他讼。可见，他没有兴讼之命。更为难得的是，九四认识到了自己的命，并顺命而行。有些人可能同样有这样的命，却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时不时兴讼。九四的可贵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天命后，确定自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与人争讼的方式增进自己的权益。

　　知此天命之后，他果断地自我调整，改变自己的人生策略，这就是“渝”，渝者，变也，调整。向哪个方向改变？向着“安贞”，贞，正也，安贞，意即安于正。此处所谓正，就是正于命，安于自己为天所赋之命。九四以刚而居柔位，他本有好讼之性。然而，他本无兴讼之命。知命之后，他决心改变自己，抑制自己的刚健之性，以和柔克制自己的刚健，此即《洪范》之“高明，柔克”。由此，他的气质则有所变化，而能够安于自己的命。

　　这样的改变乃是顺乎自己的天命。为人各有其命，逆命则凶，顺命则吉，知命而顺命，自然可以得吉。如果每个人都“安贞”，也即安于自己的正命，整个社会也就可以处在乾《彖辞》所说“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状态。唯有每人各正性命，才能够于彼此间形成太和的状态。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程传：能如是，则为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四改变了自己的气质，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从某种义上说，这是失。然而，这并非失去自己的尊严。他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他认知自己的天命，这样的改变当然是不失。相反，由此，他更为准确地发现了自我，走上顺命而生的新路。因为这样的改变，他将得吉，由为，他的生命将是顺利的，而不会遭遇祸患。

　　九五：治讼之道

　　九五：讼，元吉。

　　《集解》：王肃曰：以中正之德，齐乖争之俗，元吉也。

　　王弼注；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讼“元吉”。

　　程传：以中正居尊位，治讼者也。治讼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也，吉大而不尽善者有矣。

　　九五为至尊之位，不可能兴讼。故此爻之讼不是兴讼，而是治讼。本爻为治讼之主，象治讼者，也即纠纷的裁决人，处理诉讼之司法官。

　　爻辞的意思是，以九五之位治讼，则可得元吉。元吉之首要原因在于位。纠纷之有效解决，诉讼之有效裁决，均须借助于位。

　　一个有效的裁决，既要获得当事人之认可，也要获得旁观者之认可。为此，裁决者需要具有权威。权威包括两个方面：知识权威，道德权威。所谓知识权威，主要是精通法律规则，也包括对于人情世故有比较精准的把握。所谓道德权威，就是下面将要讨论的司法的职业伦理。这样的权威让裁决能够得出公正的裁决。应该说，这样的裁决通常能够被认可，并被执行。

　　不过，有效地解决纠纷，尤其是裁决讼诉，还需要强制。并不是所有的裁决都能被当事人主动执行。在不少场合，执行不能不借助强制力。为此，裁决者需要拥有权力，也即强制的暴力，至少可以动用其他部门所掌握的强制力。因此，一个共同体欲有效地解决其成员之间的纠纷，就不能不建立裁判官之位，这样一个公共职位意味着权力、力量、使用强制力的特权。

　　有效解决纠纷、裁决诉讼之位，需综合上述两个要素：知识和道德权威，可使用强制手段的位置。对于治讼之位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

　　周易各卦中，九五之位一般为君位。在讼卦中，九五为治讼者，这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原理：治理者、尤其是最高治理者的首要职责是解决纠纷，是司法。实际上，从卦序来看，讼卦在屯卦、蒙卦、需卦之后，屯卦形成治理主体，蒙卦形成民，政治秩序的两个主体至此形成。随后才开始讨论权力：需卦涉及征税权，讼卦涉及司法权。如果说，征税主要在解决治理者的生存问题，那么，司法则是治理者提供给共同体的第一个重要公共品。

　　也就是说，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君权首先是司法权，旨在维护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平秩序。一个通过征税而具有自我生存能力的政府，首先是以其司法权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根据这样的历史事实，可以提出一个一般性命题：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司法，解决民众之间的纠纷，维护人际间和平秩序。后来政治演变，制度趋向复杂，但这一点始终不变。诸多其他国家力量，比如军队，也是由此衍生的。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程传：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集说：杨氏启新曰：中正，则虚心尽下而听不偏，因事求情而断合理，此之谓大人也。

　　《小象传》以精确的语言说明，九五治讼何以能得“元吉”。九五居上体之中，又以阳居阳为正，故具有中、正两德。这正是司法者之根本美德。

　　需卦之九五为分配者，物质资源的分配者，其德为中、正。讼卦之九五同样是分配者，正义的分配者，其德亦为中、正。需卦九五，已阐明中、正之含义。在纠纷解决和诉讼裁决中，“中”首先是司法者的心态：虚其中，排除自己的情绪、激情、立场，而尽心地探究纠纷、案件之是非曲直。其次，对纠纷的裁决中于法、中于理，严格依照法律规则、依照人情判断纠纷案件当事人各自的责任。“正”则意味着不偏不倚，在纠纷和诉讼当事人之间无所偏私，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公正地对待每一方。

　　司法者若能做到既中又正，就可以得到“元吉”。所谓元吉，就是大吉而又尽善。这个元吉，也可以说是全吉，也即，所有人之吉：当事人之吉，因为，当事人各得其义；司法官本人之吉，因为，司法官因此而获得普遍的尊敬；法律之吉，因为，法律被证明有效地维护秩序；邦国全体成员之吉，因为，他们预期，国民中间可能发生的一切纠纷都将得到公正的解决。总而言之，司法官中正，乃是邦国之吉，邦国因此获得了安全和稳定。

　　上九：

　　上九：或锡之带，终朝三褫之。

　　王弼注：处讼之极，以刚居上，讼而得胜者也。以讼受锡，荣何可保？故终朝之间，褫带者三也。

　　程传：九以阳居上，刚健之极，又处讼之终，极其讼者也。人之肆其刚强，穷极于讼，取祸丧身，固其理也。设或使之善讼能胜，穷极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赏，是亦与人仇争所获，其能安保之乎？故终一朝而三见褫夺也。

　　本义：“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以刚居讼极，终讼而能胜之，故有锡命受服之象。然以讼得之，岂能安久？故又有“终朝三褫”之象。其占为终讼无理，而或取胜，然其所得，终必失之，圣人为戒之意深矣。

　　九二、九四皆有兴讼之意，终究没有成讼，没有发起正式的诉讼，全卦中惟一成讼的是上九。上九以阳居上，在乾健之极，有兴讼之性；他自上而讼六三，六三为阴，本来谦退，然而，上九在讼卦之终，不讼不休，此卦辞所说之“终”者也。

　　那么，其结果如何呢？“或”字说明了结果。“或”者，或然也，有可能也，不甚确定也。“锡之鞶带”说明他在诉讼中取得胜利，而且是十分巨大的胜利。就是说，上九兴讼是可能获胜的，当然，也可能失败。这是由诉讼的性质决定的：诉讼涉及对方当事人和裁判者，因而其结果实际上是难以确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兴讼之标的乃是治理权。“鞶带”是君子命服之饰，命服的背后是爵禄，也即家室甚至邦国的治理权。上九兴讼得胜，获得爵禄。此为治理权之讼。封建时代，君子之间的诉讼经常是治理权之讼。

　　那么，何以为三？上九的爵禄被人抢夺，他提起诉讼，重新获得；对方上诉，他刚得到的爵禄又被褫夺；他最后上诉于终审者，而依然被褫夺。由此可见，上九极为刚健而好讼。不过，对方同样极好讼，导致上九被人褫夺命服的，正是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他同样顽强地诉讼，并且获胜，导致上九之命服最终被褫夺。这是诉讼的不确定性所在。你兴起讼诉，必然激起对方的诉讼获胜之雄心，双方将会展开反复的争夺。

　　“三褫”表明，健全的司法制度必须建立复审制度，让诉讼当事人有机会寻求最为充分的正义。人都有局限性，裁判官也可能犯错误。因此，司法体制内部当设立自我审查机制。当诉讼当事人对裁判官的裁决不满意，可以提起复审。三审终审制是最为恰当的。少于三，当事人没有充分的机会追求正义；多于三，邦国要付出的司法成本太高。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传：穷极讼事，设使受服命之宠，亦且不足敬而可贱恶，况又祸患随至乎。

　　上九通过诉讼获得了命服。然而，因诉讼而获得治理权，并不令人尊敬。服意味着治理权，如果不能令人尊敬，则这种权威就不完整，也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因诉讼获得的治理权，就有这样的缺陷。这是由讼的性质决定的。诉讼必为二人之争，一旦服成为争的对象，则其归属就是不确定的。而不管它落入谁的手中，其权威都已受到损害。

　　不过，既然两人相争，司法机关就不能不受理。因此，此爵禄虽不可敬，很可能仍然保有。社会治理之理想是无讼，尤其是治理权，最好不讼，讼一定会损害其权威。但因为人性内在的弱点，讼终究不可避免。只是，不必鼓励这方面的讼，最为重要的是“作事谋始”，从一开始就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诉讼之发生。

　　经义概述

　　整卦讨论邦国处讼之道。处在不同位置、情境中的人士，面对纠纷，具有不同的心态：

　　《折中》：总论：邱氏富国曰：九五居尊，为听讼之主，故“讼，元吉”。余五爻则皆讼者也。然天下唯刚者讼，柔者不讼。初与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终吉”，三“食旧德”而“终吉”。二、四、上，刚也，二与五对，揆势不敌而不讼；四与初对，顾理不可而不讼，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贞”也。独上九处卦之穷，下与三对，柔不能抗，故有锡带之辞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讼之胜者，何足敬乎？

　　阴爻柔顺而不兴讼：初六卑弱而聪敏，通过理性的辩，维护自己的权益。六三身处是非之地，而安分守己，因而没有卷入任何纠纷。四阳爻中，九五是治讼者，其他三阳爻均有主动兴讼之可能性，或者身处可讼之情境。但最终，九二采取了明智的回避策略。九四认知自己的天命而自我调整，安于正道。唯有上九最终成讼。总体上，卦名为讼，然而，欲讼、可讼而最终不讼者居多。此卦表达了十分中正的纠纷解决理念，而同时对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者言说。

　　身处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争执、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就个体而言，若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自当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维护权益未必直接诉诸诉讼。这是最后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成本是比较高昂的，并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优先的策略是借助社会内部的机制，主张自己的权益。

　　从治国者的角度看，则需要从两个方面面对争执：首先应当致力于防范纠纷的产生，具体的办法就是“谋始”。但即便如此，民众之间也难免产生纠纷。因此，邦国必须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实际上，治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裁决纠纷，而裁决纠纷、也即司法的基本德行就是中与正。社会治理者以中、正之德分配资源，也以中、正之德裁决纠纷。总之，社会治理者的基本德行就是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