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系列之5——治隆唐宋

第二节 威德兼施因俗治夷华夷归一铜墙铁壁

　　朱元璋自建国前后起就确立了比较稳妥的民族边疆国策，用他的原话来说：“威德兼施”，“以德为主”。这里的“威”是指军事武威、军事武力；“德”是指德惠。威德兼施就是既要使用军事武力又要施以德惠，套用历代“有道”之君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术语，叫“恩威并施”。

　　朱元璋“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朱元璋的此项统御之术形成时间很早，洪武元年八月，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问起他治下的广西雨江、黄岑等地的边务。带有对少数民族偏见的杨璟这般回答道：“蛮夷之人（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这是很不对的，笔者注，以下略）性习顽犷，分散开来了，成了地方上的村民、山民；一旦聚集起来了就要与官方为敌，因此说对于他们实在很难实行文治，应该用大军压阵。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所畏惧而不敢乱来！”朱元璋听后却不以为然：“蛮夷之人的性情和习惯虽说与我们不一样，但好生恶死之心可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难道他们还有不会被感化的？！”

　　不过话得讲回来，光有“德惠”还不行，也不一定真能感化蛮夷之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威”，即军事武力作为后盾。洪武七年七月，有个御史上广西公干回京，上呈《平蛮六策》。朱元璋看后为其中的“立威”一说做了如下批示：“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这话是说，对于边地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军事武力，他们是不会怕你的；不给予一定的实惠，他们也不会真心感怀你的。但如果一味地任用军事与武力，他们当然不会真心服你；如果一味地给予实惠、恩惠，他们也不会敬畏你，只有威惠并行或言“威德兼施”，那才是驭蛮夷之道啊！

　　尽管朱元璋的“驭蛮夷之道”并没有站在完全的民族平等的角度而提出，但相比于元朝采取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那绝对算得上是个历史的大进步。

　　可以这么说，“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是朱元璋治理边地与少数民族的整体策略或言一项基本国策。

　　洪武灵活“德威”南北“夷虏”相比于口头上说说，贯彻于治国理政实际中如何处理好威德兼施关系和治理好边地、少数民族，这可是一项非常复杂又十分繁琐的“巨大工程”。综观洪武时期这方面的治务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其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威德兼施”政策首先是以军事之威、军事武力作为实施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硬道理。用军事上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不战而屈兵的效果。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言，江西、湖广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是最早投靠朱元璋政权的。龙凤九年（1363）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后，发兵乘胜追击，威震四方，沿路苗族、土家族诸土司官纷纷归降。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云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遣都事杨琛前来归款，七月，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其守地镇远、古州军民2府，婺州、功水、常宁等10县，龙泉、瑞溪沿河等34州。对此，朱元璋迅速作出反应，予以极大的“恩惠”“实惠”，让田仁智依然出任思南道宣慰使，并授予“归款”跑腿有功者都事杨琛为思州等处军民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对于思州的田仁厚也十分“优待”，仅将思州宣抚司改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任命其为宣慰使。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派遣大将汤和、廖永忠、杨璟等两路南征，横扫东南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等割据势力，在强大的大明军军势下，七月“广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等遣使赍印章诣平章杨璟降”。

　　洪武四年，朱元璋发动了西征，八月攻灭四川明氏夏国，大明军气吞山河。四个月后的洪武五年（1372）正月，紧靠四川重庆的云南（元末明初的云南应该包括今天的云南和贵州两省）东北三府故元地方土司官纷纷前来归降：“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印、宣敕，诏赐铿等绮帛、衣服，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官”；“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司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司如故，又置贵竹等十一长官司”；“普定府（即今天的安顺）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等来朝贡马，赐罗衣及文绮，以适尔为知府世袭其官。”

　　第二，相对于对南方少数民族与边地居民实行“威德兼施”和“以德怀之”的政策，洪武开始大明对于具有巨大威胁的北方故元残余势力则实行“以威服之”和“威德兼施”的策略。

　　从洪武二年起，朱元璋先后派遣大将军徐达、李文忠、傅友德、蓝玉等一流的军事人才率领大明军开展了10多次的“清沙漠”行动，从根本上打击和摧毁残元的有生力量，以此来确保大明的长治久安。但即使在这样狂风暴雨式的军事打击过程中，洪武帝也时不时地进行政治招抚即所谓的“德惠”之施予。因为他充分懂得兵法所言‘穷寇勿迫’的道理，“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其实这样做的积极意义还远不于此，在敌人困顿不堪之际，开展政治招抚，更多的是给人一条“生路”，看到了希望，以此来瓦解敌人阵营。由此看来，朱元璋确实是棋高一筹。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日，朱元璋决定在兀良哈旧地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就以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等高官降将为卫指挥使司军官领导，并遣使赍敕往谕之，曰：“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贰，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自即位来，今二十余年，尔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归，率众来附，朕甚嘉焉。朕每于故元来归臣民，悉加优待，况尔本元之亲属者乎，今特于泰宁等处立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无城郭，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氊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

　　但也有归降的鞑靼官员或将领被调至大明帝国内担任要职，譬如洪武二十一年下半年在故元高官旧将组团来降中担任翻译的丑驴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丑驴，前元工部尚书。归降后，朱元璋觉得他的名字实在太难听了，于是御赐姓名“李贤”，并将他安排到临近北疆地区的燕王府去任职纪善（明代亲王府内掌讲授、教导之官职）。据说此人后来跟朱棣关系处得不错，就连“靖难”师起时，也甚有“劳绩，累迁都指挥同知”。其时“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诏敕，皆命（李）贤译。贤亦屡陈所见，成祖皆采纳之”。明仁宗当政时，丑驴即李贤被晋升为后军都督佥事，旋“再进右都督，赐赉甚渥”，最终被封为忠勤伯，食禄100石，真可谓恩遇不绝。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洪武帝朱元璋发动了第十次“清沙漠”运动，旨在彻底清除屡为边患的北元主“后时代”的残余势力。在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大明老将的得力辅助下，小龙仔晋王朱和燕王朱棣等通过奇袭战术，取得了“迤都之捷”，逼迫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又一批文官旧将前来归降大明。对于这样顽固的“姗姗来迟”归降者，洪武帝朱元璋同样也予以了封赏和委职，其中以乃儿不花为留守中卫指挥同知，阿鲁帖木儿为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咬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忽哥赤为工部侍郎，“各赐纱帽金带钞锭，寻升乃儿不花、阿鲁帖木儿等为指挥使”。

　　第三，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对象，洪武帝实行“威德兼施”政策时尽管有所侧重“德”或“威”，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时不时地兼用；其手法相当之灵活，绝无后世人们概念中的朱元璋保守、刻板的影迹。譬如洪武前中期不断调整治藏方略和洪武后期大明军逼降纳哈出就是典型的事例。

　　元朝时藏区为帝国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中原内地与北疆地区而言，它并不是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之际的争夺焦点。不过洪武皇帝朱元璋却对此予以极大的重视，在南京开国后没多久就确立了以军事武威为背景、德惠为主的治藏策略。

　　洪武二年（1369）春大明军攻入陇右地区，鉴于“临洮之地，西通番夷”，朱元璋在下令设立临洮卫的前提下，派遣使者前往藏区，诏谕吐蕃诸部，宣告元君失政，天下归明。随后又派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出“使吐番，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洪武三年五月，大明北伐军“左副副将军邓愈自临洮进克河州，遣人招谕吐蕃诸酋”。河州位于今日甘肃省南部的临夏自治州，是当年元朝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驻地。由此而言，明军攻克河州影响非凡。正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率吐蕃诸部等相继投降了大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汤和、傅友德率领征西大军挺进四川，攻灭明氏夏国。明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故元阶州、文州、茂州、威州和松潘等地的藏族和蒙古族官员与头领纷纷前来归降。洪武五年，朵甘和乌思藏等地僧俗两界的藏族首领遣使来贡，转相招引，归降大明。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因地制宜地构建和不断完善大明在藏区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力量部署。洪武四年二月，在故元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旧地设立河州卫，任命自己家乡人、“老革命”韦正为该卫指挥使，新近归降的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其下设立千户、百户等官职，皆以归降了的各族头领充任，且为世袭制。

　　而就在此前后，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和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一批乌思藏和朵甘地区的僧俗高层人士归顺了大明。朱元璋以此为契机，在藏区核心地带设置乌思藏卫指挥使司、朵甘卫指挥使司等一系列军政机构。洪武六年，藏区最为边远的俄力思即今天的阿里地区藏族头领搠思公失监也遣使向大明表示“委心效顺”。一年后的洪武八年正月庚午日，朱元璋下诏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委任搠思公失监为元帅。

　　至此，大明在西藏地区建立起了三大主要军政机构，即乌思藏卫指挥使司、朵甘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而就此三者而言，乌思藏卫指挥使司、朵甘卫指挥使司所治辖的地区更为重要。为此在洪武七年朱元璋又将乌思藏和朵甘两卫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为明朝地方上相对独立性很大的高级别军政机构。朱皇帝的这般升格“德惠”乌思藏、朵甘两卫是不是考虑到大明帝国的长久统一与稳定？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就在对乌思藏、朵甘两卫进行升格的同时，洪武帝又下令在故元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旧地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不久之后改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直接统辖新升格的乌思藏行都司和朵甘行都司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西安行都指挥使司，西安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的三级隶属格局，大明朝廷对藏区的管辖与治理由此大为加强。

　　不过老朱皇帝并没有满足于此，就在构建新型的高级别治藏军政管理系统的前后，他还不断地遣使招谕藏区各级首领，德惠有加。其中在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日诏置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的谕文中，他这样说道：“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近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以所举乌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官，自远来朝，陈请职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识达天命，慕义来庭，不劳师旅之征，俱效职方之贡，宜从所请，以绥远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给赐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朵甘、乌思藏武卫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洪武帝招谕藏族首领和德惠藏区最为常见的做法，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只要你故元藏官前来归附我大明的，我朱元璋照样让你回本地去当官，甚至有时连官府和官名都不变。见诸史籍的有长官司、安抚司、安慰司、招讨司和万户府，等等。

　　洪武六年十二月壬寅日，四川雅州西部的故元六番招讨使高英派遣自己的儿子高敬严等前来大明朝贡方物，表示愿意归顺。朱元璋当即下令，赐以文绮袭衣。几天后朱皇帝又下诏，设置“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秩从五品，以前土官高英为正招讨，王藏卜为副招讨”。

　　洪武七年五月，四川茂州、陇木头、静州、岳希蓬、汶山、汶川及寒水巡检司、威州宝宁等县土官同茂州权知州杨者七等入朝贡马，表示归降大明之意。朱元璋随即命令设立四川散毛沿边宣慰使司、堂厓长官司和汶山、汶川、陇木头、静州、岳希蓬长官司等。

　　洪武十六年三月，“西番打煎炉长河西土官故元右丞剌瓦蒙复遣理问高惟善及其侄万户若剌来朝贡马及方物”。朱元璋诏赐钞锭衣服有差，并于四月下诏设“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使司，以故元右丞剌瓦蒙为安抚使，赐文绮四十八匹，钞二百锭，以其理问高惟善为礼部主事”。

　　以上这些沿袭的故元机构都设在藏区东部边区地带，而在藏区的腹心地区，乌思藏行都司辖区内就以设置万户府居多，如必力公瓦万户府、怕木竹万户府、仰思多万户府、沙鲁万户府、着由万户府等；朵甘行都司辖区内则以设置招讨司居多，如朵甘丹招讨司，朵甘陇答招讨司、朵甘思招讨司、磨儿勘招讨司等。当然这样的“分类”也不是绝对的，朵甘行都司下也有万户府，如朵甘万户府、朵甘东道万户府等。

　　话得讲回来，以军事武威为背景的洪武德惠藏区、大体沿用故元旧官的做法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于忠诚和敬顺大明的藏区首领，朱元璋确实是大讲德惠；而对于忤逆和背叛大明的，则立即予以坚决的镇压。洪武十年，松州藏族上层分子发动叛乱，朱元璋闻讯后马上下诏，命令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率师前去征讨；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儿、瘿嗉子发动叛乱，洪武帝立即下令给征西将军沐英移兵讨之。而就在大明平乱过程中，朱元璋下诏相继设置了茂州、岷州、洮州、松州和威州诸卫，加强大明的军事武力控制；同时又对原来沿袭的故元藏区部分地方军政机构做了调整，把松潘等安抚司及所属的长官司划给新设的松州卫管辖，把陇木头等长官司划给茂州卫管辖……且“各降印信，仍立首领一人为土官，以世掌之。土官之下，每寨又有牌头寨之名，便于各卫所认纳青稞差役”。

　　由此可见，朱元璋治藏既没有僵化地沿袭故元的做法，也没有刻板地固守针对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惯行的那套德惠之术，而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十分灵活，绝无后世人们概念中的朱元璋保守、刻板的影迹。

　　上述这类朱皇帝灵活治边策略在洪武后期大明逼降辽东故元势力纳哈出的过程中再次得以实施，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纳哈出者，元木华黎裔孙，为太平路万户。太祖克太平被执，以名臣后，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资遣北归。元既亡，纳哈出聚兵金山，畜牧蕃盛。帝遣使招谕之，终不报。”时“元太尉纳哈出拥众数十万屯金山，数为辽东边害。（洪武）二十年（洪武帝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帅南雄侯赵庸等以步骑二十万征之。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邓镇等皆从。帝复遣故所获纳哈出部将乃剌吾者奉玺书往谕降。胜出松亭关，分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大宁逾两月，留兵五万守之，而以全师压金山。纳哈出见乃剌吾惊曰：‘尔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纳哈出喜，遣其左丞、探马赤等献马，且觇胜军。胜已深入，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纳哈出之将全国公观童。大军奄至，纳哈出度不敌，因乃剌吾请降。胜使蓝玉轻骑受之。玉饮纳哈出酒，欢甚，解衣衣之。纳哈出不肯服，顾左右咄咄语，谋遁去。胜之婿常茂在坐，遽起砍其臂。都督耿忠拥以见胜。纳哈出将士妻子十余万屯松花河，闻纳哈出伤，惊溃。胜遣观童谕之乃降，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而都督濮英殿后，为敌所杀。师还，以捷闻，并奏常茂激变状，尽将降众二十万人入关。帝大悦，使使者迎劳胜等，械系茂。会有言胜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讦胜过。帝怒，收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奉朝请，诸将士亦无赏。”

　　因为领头的冯胜、常茂翁婿犯了错，大明军北征将士可跟着倒大霉了，拼死拼活居然最终没有得赏。与之相反，归降的纳哈出及其将士们可谓恩遇多多，赏物不绝。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日，朱元璋“遣使赐故元降将纳哈出玉带一、金饰香带一、白金一千两、文绮帛各四十疋（匹）、钞一千贯，又以素金带百、花素银带七百、纱帽八百赐其将校那木罕等及银钞各有差，仍遣使赍钞三十万锭、织金文绮三千匹送赴燕府，以备赏赐来降纳哈出部众”。洪武二十年八月丙辰日，朱元璋又遣使诏谕故元辽东降军，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其“大小官员俱与名分”。

　　当然，朱元璋通过赏赐高官厚禄等手段施惠于故元归降者的事例远不止上述这些，史称“明兴，诸番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

　　因地制宜“德惠”边地少数民族赐官与赏物说到底真正受到实惠也就是一小撮少数民族贵族与头领，与绝大多数底层百姓几乎毫不相干。对此，“草根”皇帝朱元璋似乎十分清楚，因此除了采取上述方式，他还推出了许多“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的举措：“因其俗而治之”，“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兴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筑驿道，发展边地经济，推行边地教育，扶持边贸，等等。

　　〇因其俗而治之

　　前文已述，通过一系列的军事重压或武力威胁，天南海北的边地居民或少数民族归降了大明。那么对于这样的归降者究竟怎么治理呢？朱元璋“因其俗而治之”的主张，即在尊重归降者原有社会风俗与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这也是朱元璋“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第一方面的“善政”，其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天下黎民皆大明子民，我洪武皇帝一视同仁；各族人民随其所居之地，各随其业。

　　这种传统的大一统君临天下的概念在朱元璋那里很早就形成了。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曾在《北伐宣言》中这样说道：“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这里是指传统的汉民族），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后来他又强调：“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洪武元年十月，大明军攻克元大都，朱元璋在“以元都平诏（告）天下”诏书中再次向全国人民公开表达他的民族政策：对于各族人等“听各还本业……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向因兵革连年供给，久困弊政，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明初因为归附的边地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当时中书省有官员向洪武皇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西北边疆地区蒙古诸族人投降我大明的现在已经很多很多了，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们就地安居下来。自古以来，夷狄之情反复无常，只有当他们势穷力蹙时才会来投降；一旦得到了休整安养后，他们又会开始观望、甚至密谋反叛。而一旦反侧，恐怕我们的边镇也不一定能制服得了了。倒不如我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他们全部迁移至内地，永绝后患！”洪武帝听后很不以为然，当即这样说道：“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上述朱皇帝的最高指示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于归降边地少数民族，大明顺其自然居住、生活。

　　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治边策略，洪武初年开始大明北疆地区逐渐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蒙古族居民。而在这么多的边疆居民中，有些人与漠北蒙古残元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一旦北元发起扰边军事进攻，部分边民便充当其内应或向导，这给当时的大明北疆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隐患与危险。面对如等情势，朱元璋下令将北元降官旧将和塞外边民迁往关内、北平诸卫及其附近的府州县，甚至还有迁到大明帝国京师南京等地。譬如洪武六年八月时就有2 250个“鞑靼将士”被安置在南京六合等县生活。

　　但内迁边民大多不习惯内地的农耕生活，有的走到半道上就逃了回去，有的到了目的地后不久又北逃。对此，洪武帝朱元璋做出这般指示：“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吾赤子。今既来归又辄逸去，盖彼生长之日深，而此抚绥之意浅，故去之耳。自今凡有来归者，尔等善抚绥之。有欲就彼住者，择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来京者，择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

　　不过随后出于北疆安全与国防军事考虑，洪武朝还是规定：北疆“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除此之外，大明南疆、西北、东北等地的各族人民一般皆可就地而居。

　　第二，继续任用归降的故元时代的少数民族旧官、头领或稍稍变化一下他们的官名对当地实行有效管理，并在要冲之处增设军事机构和布置军力。

　　譬如在南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元朝时设置了两套平行统治机制：一套就是常规性的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另一套则为体现“以夷制夷”策略的土官制度。当时设立了很多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司、长官司等，任命当地土人头领出任这样的土官。

　　朱元璋统一南方后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这两套平行统治机制，只是在行政区划上稍稍做了一些调整，取消了“路”这个行政级别，各行省布政司直接统辖府、州、县，各级地方行政官员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流官制”；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则“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官制”，也称“土司制”。土司制下的土司官在自己的辖地内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作为大明帝国的地方官吏，除了谨守疆土外，还必须要做好向朝廷进贡和调兵从征等义务。尤其是当新老土司交接时，新即位的土司官一定要由朝廷正式任命才可履任，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少数民族远在万里之遥，土司官践位必须得上南京正式受职。

　　朱元璋做出这么规定，主要是将土司管理权掌控在中央，以防地方势力坐大。但即使到了这一步，苛求完美的朱皇帝还不放心，为防止边地分裂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他还在这些边地要冲之处设置卫、所和巡检司等机构，派驻大明军，随时应对地方上发生的变故。这样一来，由原来的土官、流官混合体制又多了一层军事保险，大明帝国南方等地区的边疆治理得以稳固。

　　例如：洪武十四年，大明军攻灭故元宗室梁王政权后，朱元璋曾下令在云南东北的贵州地区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五年二、三月间，设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更定云南布政司。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设置有着多大的重要性。30年后的永乐十一年，思州前宣慰使田仁厚的儿子田琛和思南前宣慰使田仁智的儿子田大雅（永乐八年死）之子田宗鼎为了争夺“边境”领土发动了“两田兵乱”。刚好坐镇在“两田”边上的贵州都指挥司的镇远侯顾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朱元璋开国时制定的国策可谓深谋又远虑！

　　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风俗。

　　大明开国前夜，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作为颠覆元廷、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一面大旗，为此他曾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相比于“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朱元璋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尽革“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在举国上下“拨乱反正”的情势下，当年元朝民族压迫者蒙古人、色目人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恐惧，许多人开始更易自己的本族姓氏或风俗习惯，模仿起汉族人的做法。对此，洪武帝朱元璋非常开明，下令严“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并诏示世人：“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除此之外，他还鼓励各族之间相互通婚，并带头做个示范，“娶”了蒙古女人为妃子，明成祖朱棣老妈妃就是一个蒙古族大美人，就连正宫马氏即有名的马皇后据说也不是汉族人，而是回族人。如此举措对于维护边疆稳固和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相比于蒙元立国起就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朱元璋的开明民族国策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〇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朱元璋“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第二方面的举措为“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严明以驭吏”就是要对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官吏的管理要严格，“宽裕以待民”就是对边民要宽厚、体恤。这实际上是朱元璋在中原地区实行严厉治官、整肃腐败、与民休息和使厚民生等一系列政策在边疆地区的延伸，具体地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十分注意边疆地区各级军政官员的人选，将一些廉洁奉公、德才兼美的好官派往边地任职。

　　在历代王朝中，边地条件艰苦，一般官员都不愿意上那里工作。时间一长边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内地犯事官员的贬谪、“发配”地，历朝历代的官场都这么做，譬如宋朝苏东坡“犯事”后就曾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任职。朱元璋的思维与众不同，在他的眼里，边地距离中央朝廷遥远，而在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朝廷就更应该注意官吏的任用与管理。

　　云南虽说自元朝起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但实际上除了元宗室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白族土酋段氏集团世代统治那里外，中央帝国政府很少插手当地的事务，实际上那时的云南已处于半独立状态。之所以如此，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第一，云南距离中原遥远，彩云之南，能不远吗？且有重重大山阻隔。第二，自唐宋时期起，以大理为中心的白族土酋段氏集团世代统治那里，中原帝国很难插手，说白了白族段氏是云南地区最大的土司或言“土皇帝”。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在多次招抚无果的情势下，朱元璋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云南攻下不久，朱元璋任命通政使司试左通政张等好官为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等省级领导。

　　就说这个张，曾任东宫侍正，即朱标太子的老师，与宋濂为同类君子，老朱皇帝对他十分了解，因为工作认真踏实，就让他出任云南行省副省长一类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为左布政使即一把手省长之职。洪武二十年三月张期满来朝，接受朝廷的考核。皇帝朱元璋从其他秘密途径早已掌握了相关情况，一见到张就说：“你在云南‘言出则诸蛮听服，令布则四野欢欣’，‘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即说你的功劳位列全国十二个省省长之首，就不用参加考核了。作为对你的嘉奖，你还是回云南去继续当你的省长吧！”

　　再说朱元璋留下镇守云南的养子、军事统帅“（沐）英沉毅寡言笑，好贤礼士，抚卒伍有恩，未尝妄杀。在滇，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

　　其次，边疆军政官吏上任后，洪武帝严加管束，禁止他们随意科敛，禁止他们扰害边地百姓。

　　洪武二年，徐达率领的大明北伐军会师会州，由于一路上将士们打的胜仗太多了，许多人都有点飘飘然，想从当地州、县的百姓处搜刮一些牛羊马匹来补充补充军用。一向严格执行皇帝朱元璋意志的徐达大将军发现后，立即下令严禁：“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马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

　　再说朱元璋自己也会时不时地派出监察御史上边疆地区去考核和督查，临行前常常叮嘱监察官们：“如果你们到了那里发现有奸贪强暴、虐害无辜百姓的，给我当场拿下，就地鞫问审决，然后再上报上来。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上报给朝廷，然后再作处理，京师到边疆多远啊，岂不耽误事情！”

　　朱元璋说到做到，不管是谁，不管与自己有多近的关系，只要与边民过不去，他立马给予治罪。贵州都指挥使马晔（有的书上作马烨）“为开创贵阳功居第一”（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名宦》卷3），很为朱元璋喜欢。但马都督在任时立功心切，曾裸挞贵州土司宣慰使霭翠之妻奢香，引发了当地彝族民变。朱元璋获悉后，立即下令逮捕马都督马晔，并将他治以死罪。

　　再次，朱元璋多次下令减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

　　洪武十八年，云南乌蒙军民府知府亦德上言：“我们乌蒙地区，实乃蛮夷之地，当地居民刀耕火种，本来就收获甚少。往年又连连遭受灾荒，霜灾、旱灾和疾疫接连不断，百姓们大多饥寒窘迫，朝廷规定的每年征粮数额看来是无法完成了。”朱元璋接到奏报后下诏，全部予以蠲免。

　　同年，四川永宁宣抚使禄肇派遣自己的弟弟阿居来南京上奏说：“历年以来我们永宁宣抚使对于朝廷征收的马匹数额都能如数上缴，只是税粮无法完成，缘由是大军南征，辖区内的蛮夷都给吓得四处逃窜了，耕种失时，加上战争过后瘟疫肆虐，好多好多人都死了……”没等阿居说完，朱元璋当即拍板：“税粮全免了！”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蠲免四川永宁宣抚司积年无征税粮1 330 余石。

　　洪武二十二年，四川茂州汶山县知县来南京考绩，因为在任内没有完成朝廷规定的徭役，他赶紧上奏解释道：“我汶山县自开县到现在已经有7个年头了，境内共有28寨羌民，大多贫穷，且言语不通，所以他们有‘七年不听差役’了！”朱元璋听后不仅没有为难汶山知县，反而宽慰他：“蛮俗素与中国（即中原）异，岂可拘其繇（通‘徭’）役，能善抚之久，则自然服从。”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大明户部官上奏请示：“四川、贵州、芒部、马湖土官历年拖欠朝廷税粮已经不少了。陛下，您看怎么处理？”朱元璋：“那些地方都很穷，算了，免了他们吧！”后又多次下诏，蠲免川贵边地赋税。

　　〇兴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筑驿道，发展边地经济

　　朱元璋“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第三方面的举措为兴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筑驿道，发展边地经济。洪武时期在边疆地区兴修水利比较著名的有四处，其中两处属于原水利工程的整修：一处是洪武四年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三十六陟。灵渠是秦始皇时代开凿的有名水利工程，东汉时大将军马援曾派人整修过。但因为年代久远，“堤岸圮坏”。明初朱元璋派人进行了维修，“可溉田万顷”；另一处也是老的水利工程——滇池，“云南王”沐英留守时曾对滇池进行了“浚而广之，无复水患”。洪武时代还有两处属于边地新筑的有名水利工程：一处是洪武二十三年疏浚的永宁河，当时朱元璋诏令景川侯曹震带领军民将永宁境内的190处滩中的82处滩水流给浚通了，为当地居民生活与生产带了极大的便利；另外一处是因广西郁林州民李友松上请，皇帝朱元璋诏令地方官府，将郁林州境内的北流、南流之间的20多里给浚通，“通舟楫，便行旅”。

　　〇如今云贵地区的屯堡居民是不是朱元璋时代军屯将士们的后代？

　　除了兴修水利外，洪武时期还在边地大力推行屯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边地屯田意义非凡，“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

　　相对于中原内地，边疆地区土地宽广，资源丰富，人地之间关系呈现出与中原内地相反的情形：人少地多，缺少开发与利用。因此，自大明开国起，朱元璋就不遗余力地推广边地屯田。当时边地屯田的主要形式与内地相同，也有三种，即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主要是由政府组织，要么从人多地少的“狭乡”抽调人丁前往边地去开垦，如洪武二十年十月，朱元璋曾诏令“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要么谪发犯罪者前往边疆屯种，如洪武二十年六月前，洪武帝曾下诏：令一部分犯罪“吏民谪发辽东戍守”屯田；还有一种就是招募流民屯田，如洪武前期朱元璋曾让人组织大批流民在北疆地区迤北、宁夏等地进行屯田。

　　与民屯有着一定相似性的就是商屯，明政府招募盐商到边地去开中纳粮，由此明初起商屯在边疆地区发展起来，像前面讲过的北疆地区的商屯自洪武六年起就开始兴起了。

　　第三种边地屯田方式叫军屯，军屯在洪武时期相当普遍，南疆、北疆各地都有。从史料来看，洪武七年前，辽东地区的军屯已经开启了；而西北边地军屯那时也很活跃，洪武十年时，仅陕西都指挥使司辖区内的庄浪卫的屯田军人数就达8 000人，出现“地狭人众，难于屯驻”的格局。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方边疆地区的军屯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说起这事，我们不得不要说到当今云贵地区广为人们热议的古老话题——“屯堡”。

　　明代屯堡究竟始于何时？从正史记载来看，大致开始于洪武十四年大明军攻灭云南故元梁王政权之后，确切的正史最早记载为：洪武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命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其民人”。以后有关云贵地区的屯堡记载逐渐多了起来，贵州都指挥使司、安庄卫、普安卫，云南洱海卫指挥使司并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所在地都曾建有好多的屯堡。

　　屯堡里居住的不仅有屯田的军士，按照明代的军制规定，军士有专门的军籍，世代相袭，因此拖家带口屯守边地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再有一个问题，最近云贵地区有读者朋友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有的自报门户是沈万三的后代，也有贵州屯堡居民后代自称是南京移民的后裔。不错，《明史》中有关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最后结局，确实地记载道：“戍云南。”明代文人笔记中也有所披露：云南平定后，朱元璋曾“迁江左良家闾左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尽室以行”。更有今日云贵屯堡居民后代尤其是女性服饰还保留了明代人的特色，甚至他们说话还带有南京腔、南京音。不过要将这些与600年前的边地军屯和屯堡完全挂上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与研究。

　　姑且不管屯堡居民究竟来自何方，但有一点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洪武年间，通过一系列的边地屯田，使得大明帝国四周边疆都得到了开发，且成就斐然。譬如，“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通过政府招抚流民而得以开垦利用，“使军民足食”；西南贵州在洪武四年设立永宁卫后，仅该一处屯田土地就达53 290亩；云南在洪武二十五年时已经垦田1 012 000亩；辽东屯田成就也不小，洪武二十四年屯田收粮就达530 000多石，到朱元璋死前半年即洪武三十年年底时，庞大的辽东驻军不仅已经“屯田自给”，而且还“颇有赢余”，这是何等不凡的成就啊！

　　在发展边疆屯田的同时，内地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优良农作物品种也纷纷传入了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这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〇兴办边疆教育，发展边地文化教育

　　朱元璋“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第四方面的举措为兴办边疆教育，发展地方文教。前章我们讲过，草根皇帝朱元璋自即位起就猛抓教育，洪武二年他曾“令郡县皆立学”，由此迎来了各级官学纷纷涌现、大明帝国各地大办教育的喜人局面。不过这还限于传统帝国的内地，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似乎一向是传统中华帝国推行教化的盲区。这或许要归咎于传统人们将“夷狄同夫禽兽”、视之为“不可以仁义教”的错误观念。朱元璋可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缘故吧，他却有着独特的见解：“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这无疑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认知，洪武时期，大明的边地教育才得以逐渐确立发展起来。

　　相比于内地教育的兴办，朱元璋时代的边地教育起步要晚，这与大明帝国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大相关联。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遣大军攻灭云南故元梁王政权，第二年他就发布榜文，命令云南（当时还包括贵州）各地府、州、县创办官学。但战后的云南百业待兴，或许是精力、财力等方面的条件有限之缘故吧，教育事业一直拖到了十年后才逐渐兴办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贵州宣慰司开设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同年十二月，云南沅江府开设儒学；洪武二十七年，贵州普定卫开设儒学；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因户部知印张永清之请，洪武帝下令，在“云南、四川边夷土官（辖区内）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同年九月，因监察御史裴承祖之请，朱元璋又下令在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泰、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所管辖的诸种苗蛮地区一一设立儒学，“使知诗书之教”。可以这么说，到朱元璋晚年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学差不多都一一开办起来了。

　　与南疆地区大办教育相比，北疆地区也并不示弱。洪武十七年，辽东都司和金、复、海、盖四州开设儒学；洪武二十六年，因人之请，朱元璋下令复设已经废弃了的开元、沈阳、广宁、义州等地的郡学……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洪武末期时，大明帝国南北边疆地区的官学教育系统差不多都建立起来了。但按照明代的教育体制来看，边疆地区的这些官学都属于中等教育，大明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京师南京。随着边地中等教育的发展，边民与少数民族尤其是土司贵族对于高等教育的向往也愈发强烈，他们陆续上请，要求派遣自己的子弟到京师国子监来深造。对此，洪武帝都予以积极的支持。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朱元璋当即特允其请，并关照国子监教官“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从当时实际来看，贵州普定，云南彝族、乌撒、乌蒙、芒部，四川建昌、永宁等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官子弟都曾来南京国子监进学，且受到朱元璋的关心与照顾。在这么多的边民和少数民族土司子弟中，有些学子还学得相当不错，例如昆明有个叫李特的人在洪武时期还考中了进士，成为云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万历：《云南通志·人物》卷11）

　　总之，通过兴办边疆教育，朱元璋不仅贯彻了他的“德惠”边民的思想策略，而且也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洪武以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了正德时，西南边地已经是“人才辈出，炳炳琅琅，与中州人士并埒”了。

　　特殊西番国策：诏封藏区僧官、确立军事保障体系和开办茶马贸易朱元璋“德惠”少数民族与边疆居民第五方面的举措为诏封藏区僧官、确立军事保障体系和开办茶马贸易。说起藏区，给人最深印象的可能莫过于那神秘的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恰恰是元朝的国教，对于建立在元朝废墟上的大明帝国来说，如何处理好与藏传佛教、藏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个不得不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〇朱元璋对元蒙宗教文化的无意识传承

　　南京鸡鸣山下有个万人坑，明初洪武年间曾在这一带建起了国子监。但据说国子监里老不太平，有人走到万人坑原址处，要么四足发僵，要么昏厥过去，最严重的还有人为之丧命。朱元璋听说这样的怪事后，请了很多的“神人”来“驱散”这里的“冤魂屈鬼”，但最终都无济于事。后来有人说，或许乌斯藏神人能解决这个难题。朱元璋接受了建议，“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请来了惺吉坚藏等七位西藏喇嘛，结坛做法事，念了七天七夜的“唵嘛呢叭咪吽”，嗨，神了，“妖气始灭”。朱元璋顿时龙颜大悦，“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

　　但在对待藏传佛教与乌斯藏等问题上朱元璋却十分谨慎，老朱皇帝的此番举措有着深刻的含义：元朝崇尚藏传佛教，喇嘛教成为大元的国教，萨迦派五世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和“大宝法王”，甚至元朝皇帝即位时还得要从帝师那儿接受戒条与灌顶。如此情势造成了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大行其道，甚至有泛滥之势，喇嘛们“广兴法事”，耗费了元朝巨额的经济钱财，他们霸占田地，影响了大元帝国的经济收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干预皇室事务；最为恶劣的是，有些番僧还与元宫里的“妹妹们”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有学者说元朝之亡有一半亡在番僧手里。虽然这个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元朝纵容番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于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朱元璋来说还是十分清楚的。

　　〇诏封藏区故元僧官与确立军事保障体系

　　元亡明兴之际，藏传佛教盛行的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故元曾经的“伙伴”们表现出与大明极大的合作。

　　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朱元璋“遣使持诏谕吐蕃，诏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分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归命。”

　　大明北伐与“清沙漠”开始前后，朱元璋又“命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招谕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洪武三年（1370）六月，当大明军一路北伐到今天兰州附近时，“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左副将军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降”。

　　不久萨迦派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归降明朝，并举荐了乌斯藏、朵甘思等地的前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100多个元朝故官，喃加巴藏卜甚至还亲自带人到南京来，朝见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高兴，就敕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并对他举荐的藏区故官一一予以任用。这时大明河州卫向朝廷回报了这样的情形：控制乌斯藏大部分地区的帕木竹巴政权的原首领“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如果朝廷能够招抚他（即故元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的话，那么乌斯藏很大一部分地区就会安宁下来。朱元璋接受了建议，“诏章阳沙加仍灌顶国师之号，遣使赐玉印及彩缎、表里，俾居报恩寺，化导其民”。

　　洪武七年（1374）七月，“朵甘乌思藏僧答力麻八剌及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藏巴藏卜遣使来朝请师号”，朱元璋“诏以答力麻八剌为灌顶国师……公哥坚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

　　不过，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诏封藏区故元僧官相当有节制，不像后来他的那个神经病儿子朱棣那样滥封滥赏。其所授的僧官与封号也仅国师、大国师一级，且被授者人数少，“初，太祖招徕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

　　在诏封藏区故元僧官的同时，以军事起家的朱元璋始终没忘在该地确立军事保障体系。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朔，“诏置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这60多名故元旧官就是由已经归降了且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的前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所举荐的，向来疑心病十足的朱元璋居然十分大度地一一照录任用。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朱元璋）诏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等司”。

　　朱元璋的这般做法自有他的道理，要想将藏区全部按照内地的模式来管理是不可能，也没法办到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个顺水人情。但从骨子里来讲，朱元璋的老辣就在于表面上对人予以极度的信任，却在暗中布置和强化自身的军事势力，建立一系列的卫所。洪武七年秋七月己卯日，“诏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司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为朵甘卫指挥同知，管招兀即尔为乌思藏都指挥同知”。朱元璋在给河州都指挥使韦正的诏谕中就说出了自己对藏区管理的心里话，“尚虑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

　　〇改造藏区政教合一的管理机构，设立僧纲司，阴助王化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与苦心经营，朱元璋不仅完成了对藏教领袖的招抚和封赏归化工作，而且还在藏区及其周边地带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军事体系。即使如此，出生于元末、投身于红巾军大起义洪潮的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末西番僧干政所引发的国政紊乱直至败亡的景况，因此他在治藏国策的问题上有着更多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是高度的警惕。

　　大约到了洪武晚期，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朱元璋决定对藏区政教合一的管理机构实施改造。“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端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朱元璋还“赐以符曰：‘自古帝王致治无间远迩，设官以理庶务，稽诸典礼，复有僧官以掌其教者，非徒为僧荣也。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非真诚寡欲淡泊自守者，奚足以任斯职，今设僧纲同授尔等，以官给尔符契，其体朕之心广佛功德化人为善，钦哉！’”

　　看来朱元璋在藏区设立僧官不仅仅是要他们管理好那里的僧事俗务，而且还肩负起“率修善道，阴助王化”的政治使命。换句话来说，在藏区设僧官，布置军队，改造政教合一的藏区管理机构，其最终的核心是为大一统帝国政治服务。

　　〇主倡汉藏茶马贸易和设立羁縻卫所——“西北六卫”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因地制宜地开设茶马贸易，不仅促进了内地与藏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使得藏区民众深受洪武朝的“德惠”。

　　元末明初的藏区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藏，还应该包括青海、四川、甘肃等部分地区，范围极为宽广。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主要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种植以耐寒抗旱和生长期短的青稞为主，由此决定藏区人们的生活食物结构中肉食和青稞占据了大头，而“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说藏区人特别需要内地的茶叶。而对于明朝来说，出于对北方蒙古战争的需要，也急需藏区出产的良马，此时“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而从大明帝国西疆与北疆的整体战略考虑：“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这里所说的“匈奴”指的是北方蒙古。整个这段史料大概是讲：掌控住西番必需的茶叶，就等于卡住了他们的喉咙，也就断了蒙古人的右臂。因此说明代自洪武开国起就十分重视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其意义非同寻常。

　　明朝茶马贸易由当时官方机构茶马司负责管理，洪武时期开设的茶马司主要有6个：位于今甘肃天水的秦州茶马司（后改为西宁茶马司）、今甘肃临夏的河州茶马司、今甘肃临潭的洮州茶马司、今四川叙永的永宁茶马司（后改在四川天全设立雅州碉门茶马司）、今四川松潘地区的岩州茶马司和广西设立的庆远裕民司等。从这些茶马司的分布地域来看，当时明朝的茶马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川陕地区（甘肃、宁夏在明初都还没有独立成省，隶属于陕西行省）。

　　茶马贸易，顾名思义就是以内地茶叶换取藏区的马匹。据说这种贸易在宋代就有了，明初洪武时期朱元璋曾派宦官赵成到河州去买马，因为内地与藏区所用的货币不同，明朝不得不改用绫罗绸缎丝帛和巴茶同藏人交换马匹，藏人大悦。朱元璋获悉后，随即命令河州守将保护茶马贸易，给藏人丰厚的贸易利润，由此河州等地茶马贸易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到洪武十一年时，仅河州、秦州两处的茶马司所买到的马匹就达1 691匹。按照那时的茶马贸易比率：大致是30斤茶叶就能换得一匹良马，因此说，茶马贸易的利润是相当之高的。明廷规定：全国各地的茶农或茶商在向官方宣课司缴纳1/30的课税后，即可自由贩卖了。为此，洪武年间在陕西、四川和京师应天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和广德府以及浙江、湖广和广西等产茶区都曾设立了茶叶收税机构茶课司，确立各地的茶课税额。这样一来官府的收入是增加了，但管控的茶马贸易中明朝官方掌控的良马增加数量却大受影响。对此，洪武朝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推行“马赋差发”。洪武十六年正月，朱元璋给松州卫指挥佥事耿忠颁发敕谕，说：“西番藏区之民归附我大明，成为帝国子民已经很久了，可我们从来还没有向他们征收过什么赋税徭役。听说他们那里盛产良马，我大明就以他们那里土地的多少作为其贡赋的依据，凡是3 000户人家的有3户贡出1匹良马，40 00户人家的有4户贡出1匹良马，以此作为当地的特定的赋税徭役，也让他们知晓尊君亲上，敬奉朝廷之礼啊！”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马赋差发”开始了。

　　“马赋差发”令发出后，“诸蛮夷酋长来朝者，悉献其所乘马”，朱元璋下诏“以钞偿之”。换句话说，朱皇帝不让西番人吃亏，尽管强制征马了，但大明还是以丰厚的经济利润予以“偿还”。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大明宝钞似乎在西番人那里不受欢迎，于是朝廷就改为以茶易马。

　　通过“马赋差发”，大明帝国果然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西番良马，但就此茶马私自贸易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为此，明廷采取如下招数：

　　第二，实行金牌信符制度。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派遣特使前往甘肃、西宁、临洮、河州、岷州、巩昌等西北陕川地区去，给当地藏族各部颁发金牌信符，上书纳马数量等字样，作为征发马赋差发的凭证。有了金牌信符并按照明朝官方指定的地点与方式进行茶马贸易的，属于正常的合法交易，违者或金牌信符不符的，都要予以治罪，以此来确保官府控制汉藏茶马贸易。

　　第三，严控茶叶生产与流通。

　　洪武时期对于靠近藏区的陕西汉中府各地茶园的茶农，除了让他们缴纳茶课外，其余茶叶全部由官府来收购，其他地区的余茶由商人去收购。官府征收的茶课和收购的余茶，统称叫官茶，直接用于茶马贸易；商人收购、贩卖的茶叶叫商茶。商人买到茶叶后还不能直接贩卖，一来要向官府的宣课司缴纳“三十取一”的商品税；二来要向官府交钱申请茶引（相当于茶叶贸易特许凭证），“商茶每一百斤为一引，输官钱千文，其不及引者，纳六百文，给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卖”。通过这两关后，商人方可将茶叶运到官府指定的地点去出售，也可交给陕川地区的茶马司，茶马司给予一定的报酬。

　　第四，《大明律》中还专门制定律条，严厉打击贩卖私茶：“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茶农将茶叶卖给没有茶引的商人，“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没官”。

　　通过这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茶马贸易牢牢地掌控到大明帝国官方手中。从受到“德惠”的西番各族来说，“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西北羁縻六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沙州、赤斤隶肃州，余悉隶西宁。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换言之，通过茶马贸易等一系列“德惠”举措，大明牢牢地掌控住了西域诸番，最终将斗争的焦点锁定为具有巨大潜在威胁的北方蒙古残余势力。

　　朱元璋的这等治理西疆国策，功不可没，它奠定了大明帝国后来近300年的稳固基础。

　　华夷归一与北疆三道防线、两个三角形军阵布防因地制宜地“因其俗而治之”；“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兴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筑驿道，发展边地经济；兴办教育，发展边疆文化教育；诏封藏区僧官，确立军事保障体系和开办茶马贸易，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德惠”与得力的举措，朱元璋为首的大明朝廷兼容并包，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苗、壮、瑶、黎、高山、畲、土家、彝、布依、白、傣、纳西、仡佬、傈僳、回、怒、独龙、佤、藏、蒙古、女真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一起融合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安”。

　　“华夷归一，统开帝业”一类语是朱元璋君臣在洪武年间庆贺大明一统时的歌颂之词。其实大家谁都清楚，要说那时大明“庆升平安”的话，除了逃亡漠北的元蒙残余侵扰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不成问题，而事实上自从开国起令大明帝国最为头疼的也就是这个北疆了。

　　〇洪武时期的北疆政策：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招抚，恩威并施

　　明初北疆形势确实不容乐观，“若夫高皇（指朱元璋，笔者注）之定天下也，与汉、唐异。汉、唐之主，所称胜国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丑类尽歼，宝箓攸归，余胤革面。然而汉围白登，唐苦突厥，内地既辑，边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视也。又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应为‘峪’，笔者注），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对此，朱元璋在建国后20多年的时间里组织大明军前后进行了10次“清沙漠”军事打击行动，而从当时实际来看这样的军事打击还是相当有效的。洪武三年（1370），年仅51岁但已日暮途穷的北元主元顺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元顺帝死后，北元主的大位由其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承，说是大位其实它的主人实在可怜，南京的“鞋拔子”脸皇帝实在厉害，不断地派出徐达、李文忠、傅友德、蓝玉等不要命的大将像猎鹰找兔子似地在漠北荒原上四处寻觅，弄得好歹也是一邦之主的爱猷识理达腊到处躲藏。过了8年不到的颠沛流离生活后，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年轻轻的北元主爱猷识理达腊居然也受不住了，去找他爱恨交加的老爸了。

　　北元主爱猷识理达腊死后，他的儿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当时北元的主要势力范围是在应昌与和林一带，但元蒙骑兵却“时出没塞下。（明）太祖屡赐玺书谕之，不从”。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元内部偏偏又发生了内讧，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被人“缢杀”，“自脱古思帖木儿后，（蒙古）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

　　其实在不断进行“清沙漠”军事打击的同时，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时不时地辅之以招抚。可北元统治者压根儿就不吃这一套，他们一直没有正眼瞧过大明君主，这倒不是因为大明开国皇帝是叫花子出身的缘故，而是双方之间有着谁是正朔和如何互存的问题。按照元朝人的正统观念，朱元璋造反起家，是地地道道的乱臣贼子，是元蒙最大的敌人，现在反倒要主子向昔日底下的奴才服输称臣，无论如何他们也咽不下这口“恶气”。想当年“黄金家族”的祖先们就是从漠北这里起家的，而后大元立国将近百年，虽说现在在中原是输定了，但在广阔的漠北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