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2.红四军强渡嘉陵江，张国焘悄悄命令大搬家

　　嘉陵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古称阆水、渝水。因流经陕西省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上源为白龙江和西汉水。前者发源于四川省若尔盖县的郎木寺；后者发源于秦岭西南，因在汉江之西，故称西汉水，直至陕西省略阳县两河口以下始称嘉陵江，与白龙江相汇于四川省广元县昭化。全长为1119公里。昭化以上为上游，行经高山地区，多暴雨，有“一雨成灾”之说；昭化至合川为中游，有航运之利；合川以下为下游段。流域面积16 万平方公里，超过汉江，居长江支流之首。嘉陵江切穿华蓥山后。形成风光奇丽的沥鼻、温塘、观音三大峡谷，在重庆汇入长江。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1月20日，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其计划如下：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仓溪至南部之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为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强渡嘉陵江，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渡江作战。电称：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结集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进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仓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不言而喻，中央的这份电报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战略方针问题。

　　在张国焘接到中央的电报前，红四方面军曾就有过“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是徐向前提出来的。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也有利于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但计划一直没有执行。就在此时，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江的电报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张国焘接到中央电报后，认为事关重大，与陈昌浩、徐向前商议，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2 月初，徐向前率军从广元、昭化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的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

　　会上，大家讨论激烈，但找不出立即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好办法来。原因有三：一是苍溪、阆中、南部一带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有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红军又缺渡河船只，如无一两个月的时间作准备，就难以完成渡江西进的任务。二是川陕苏区的东部、南部有刘湘、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等部共100多个团的配置，如红军主力渡江作战，川军乘虚进击，川陕苏区就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三是像四川那样的地形，山险路隘，派出少部兵力远离根据地作战，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张国焘说：“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看来中央方面处境已相当艰难，我们若主力西渡嘉陵江，则要离开川陕根据地了。”

　　徐向前说：“我们渡江，昭化以北较容易，可渡江之后向南发展，将遇剑门之险，若从昭化南渡江，江阔水深，且有敌重兵把守，渡江亦难。如今徐海东率红25 军到达了镇安、南田、商县一带，陕军孙蔚如正调兵围剿，我们不如出兵打陕军、迷惑和调动敌军，一方面接应红25 军，一方面创造渡江的时机。”

　　陈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会议决定：收缩东线部队，一方面做积极渡江准备，一方面集中部分主力出陕南，执行川陕甘计划。

　　会后，红四方面军一面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由31 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接应红25 军，并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2月3日，徐向前率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10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羌、勉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昭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的防务；国民党第49、60、61 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

　　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基本目的后，急速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

　　2月16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改变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向川西转移的计划。电文说：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继续向两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 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接到中革军委电文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西渡嘉陵江，以呼应中央红军作战。对此，张国焘有他的说法：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关于西渡嘉陵江及其之后红四方面军实行“川陕甘计划”的行动，显然张国焘和徐向前有不同的想法。

　　张国焘也同意“川陕甘计划”，张国焘认为：由于刘湘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川陕苏区已不可能再守，红四方面军究竟应该去哪里呢？也许“川陕甘计划”可以寻找一个新的去向。

　　很明显，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则是为了发展和保卫川陕苏区，张国焘同意川陕甘计划则是为了创造条件“放弃”川陕苏区，寻找新的“落脚点”。

　　徐向前从陕南率军回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徐向前认为红军趁势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可实现“川陕甘计划”，机不可失。眼下中央红军虽暂时放弃了向川西转移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已达到调动敌人北向的目的，同时东线在敌人进逼下，已放弃了城口、万源等地，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况且，红四方面军渡江也便于下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渡江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随后分工，由徐向前制定战役计划；东线红军加快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

　　根据敌情和地形，主要渡江突破地段选在哪里为好呢？

　　从江防上看，川军在400里的嘉陵江防线上共部署了53个团。其中邓锡侯的第28军共21个团，防守上游的广元以北的朝天驿至射箭河一线，田颂尧的第29 军共32个团防守昭化以南的射箭河至南部的新政坝一线。

　　嘉陵江由北而来，在四川仓溪以上，由于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江水咆哮奔腾。而仓溪至阆中一段，江面开阔，东岸塔子山俯视西岸，便于发扬火力，西岸滩头平坦，便于集兵。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到了渡江地点的选择，他说：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峭壁。敌军邓溪侯、田颂尧两部，据险设防，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仓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敌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决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可以利用它们的疏忽。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最后审定渡江地点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渡江地点是徐向前率参谋人员亲自实地踏勘后定下来的，主要地点就定在仓溪附近的塔子山。

　　徐向前回忆说：“江面宽阔，敌意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渡江。敌兵力配置单薄，防守亦较疏懈。”

　　战后，田颂尧也不得不承认：“匪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

　　徐向前的计划是：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以30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31军消灭该地守敌；以31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嘴渡江，直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保障右翼安全；以9 军从阆中以北附近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30 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以4军为第二梯队，接上述第一梯队于苍溪地区渡江，主力相机向梓潼方向发展；四方面军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上，掩护30军强渡。

　　兵力确定后，各部队据此进行部署和准备，层层深入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河川战斗的训练。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还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3个团的船只，还用毛竹扎了3座浮桥。

　　3月28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张国焘、徐向前将指挥部设在塔子山。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推进至嘉陵江滨。

　　渡江命令下达后，涂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的红30军第88师的两个营和四方面军总部教导营的木战船如百舸争流，直冲对岸。临近对岸之际，为敌发觉，敌人用猛烈的火力阻挡红军前进。在此万分紧急时刻，王树声指挥炮兵开火了，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掩护红军乘机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即，大量后续部队，通过强架的竹扎浮桥，涌过江去。拂晓，强渡完全成功。红军乘胜追击，一天推进70 多里。敌人经营多年，自夸天堑的嘉陵江防线此刻全线崩溃。

　　红四方面军的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后，左翼9军和4军一部连克阆中、南部两城，折而北进，抵思衣场地区；中路30 军及9军一部攻占剑阁；右翼31军直指剑门关。徐向前在中路，抵剑阁后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88师星夜向剑门关疾进，会同右翼31军一部，火速抢占这一横扼川陕通道的险关要隘——敌整个江防部署的战略支撑点，为下一步的进击创造条件。

　　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插翅难渡”的险要地形而著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那里的地形特点是南攻容易北攻难。北面，山岩削立，山势险峻，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条件；南面则不同，地势由低而高，坡度较大，容易进击。东西两侧的高山，是川军的重点防守区域，一旦被红军攻占即可形成从东、西、南三面攻关的态势。

　　4月2日中午，王树声令部队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尔后全力攻关，仅半日时间即解决战斗，全歼守军3个团。接着，红军又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

　　至4 月17 日，红军占领中坝，次日再克彰明。至此，嘉陵江战役降下了帷幕。红军自3 月28 日渡过嘉陵江，连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歼敌12个团，1万余人；攻占了嘉陵江之涪江之间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

　　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作战，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只有一方面军横渡湘江之战可与之媲美。两次战役都十分壮观，湘江战役更多的是悲壮，而嘉陵江之战则豪迈雄壮。

　　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震惊了蒋介石，他对左右说：“朱毛匪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消灭，贺、肖匪流窜湘鄂边界，实力最弱，只有徐匪一股在川北，极为猖獗，我当以全力扑之。决不容许朱毛与徐匪会合。”

　　蒋介石派驻重庆“会剿”红军的“参谋团”也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地，给养便利，既可进扰川西，又能退据川甘边区，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

　　当下，蒋介石派刘湘嫡系王缵绪部13 个旅为右路纵队，令邓锡侯、孙震各一部为左路纵队，令胡宗南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令唐式遵、李家钰部阻止红军南下，拟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

　　徐向前向张国焘提出，此时声南击北，北出甘南，将来不及调整防御的胡宗南部围歼在几个孤立据点，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此，他兴致勃勃的拟出了作战计划，准备集结主力向北迂回，抄胡宗南的后路。令人气恼的是，徐向前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可是张国焘患得患失，迟迟下不了决心。

　　正当徐向前用电报不断详告张国焘，继续实施“川陕甘计划”时，张国焘想的并不是早进击甘南，而是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在嘉陵江边指挥“大搬家”。

　　残阳如血，苍山如海。波光粼粼的嘉陵江上，上百只满船载笨重的机器往西岸行驶着，东岸边上，各种物资仍然堆积如山，长长的队伍、黑压压的人群源源不断地涌向岸边，登上渡船，跨上浮桥，进到西岸。长长的队伍是撤出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黑压压的人群是尾随红四方面军的苏区老百姓，许多是红军战士的家属，他们希望随着红军走，红军到哪他们也到哪。

　　张国焘身材高大，肥面大耳，威风凛凛地站在西岸的高崖上，晚风吹拂着他的头发，显得极为潇洒。但是在他的心里，却一再浮现着川陕苏区满目疮痍的战争场景。

　　刘湘的“六路围攻”，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虽然被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打破，但是，川陕根据地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尸横遍野、臭气熏天，加上瘟疫流行，居民逃亡，十室九空，惨不忍睹。

　　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对敌我双方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害……绥定万源宣汉一带，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地区，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当地村庄，经过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亡，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就是在这时猖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肖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在张国焘的心里，他认为川陕根据地已经没法坚持下去了。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革命的形势应该是退却。他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感到川陕苏区太靠前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想把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线，他要去寻找新的地盘，到川西甚至于西康去建立根据地。

　　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使张国焘毅然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当徐向前来电要求继续执行川陕甘计划时，张国焘苦笑着想：川陕已经名存实亡，川陕已经没有了，何来川陕甘？

　　张国焘没有将他放弃川陕苏区的想法去说服前线将领。事实上，由于红四方面军各主要领导人分散在各个战略点上，找回来开会和往来商议几乎都不可能。急速变化的局势，前途难料的悲观，也使他不好怎么去解释，也无法解释。

　　就这样，张国焘悄悄地下了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机关、学校、工厂等统统撤离苏区，向嘉陵江以西大搬家。

　　多年以后，徐向前回忆起那段历史时，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这件事。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办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当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永远放弃了那曾经战斗过的川陕苏区。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