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腰

14

　　在结婚方式这个问题上，齐鲁南和柳依红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齐鲁南打算请来双方的亲朋好友，包个酒楼，好好操办一下。柳依红则不是这样想的。她想低调处理，两个人外出旅游一趟算是了事。齐鲁南死活不同意，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起柳依红。

　　齐鲁南以为柳依红这样做是处于节约的角度考虑，就劝她，“不用害怕花钱，我没有外债，好不容易结回婚，不好好操办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

　　柳依红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方式，婚礼太闹，我不喜欢。”

　　“为什么，热闹点不好吗？”

　　“与热闹相比，我更喜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柳依红的神色很认真，不像是玩笑。

　　“不操办个像样的婚礼，我怕你将来想起来，会觉得委屈。”齐鲁南让步了。

　　柳依红嫣然一笑，“不会，我真的是喜欢这样。”

　　齐鲁南不再坚持。他觉得，这个女人实在不是凡俗之人，不虚荣，有个性，心底里对她更加的看重和珍爱。

　　柳依红当然不是因为害怕热闹才坚持旅游结婚的，她真正害怕的是韩同轩。婚礼是强刺激，她怕他会控制不住，闹到婚礼上。所以，她必须低调处理，找个机会和韩同轩谈开，给他一个缓冲愤怒的环境和时间。这些心思当然是悄悄埋在心里的，不能说出口。

　　两个人商量好了八月初登记，然后外出旅游。在剩下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各自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以便出去度过一个没有牵挂的蜜月。

　　齐鲁南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他把手头的几个案子都交给了手下的几个律师，新来的案子也不接了，都分到了别人名下。

　　一天，齐鲁南问柳依红，什么时候去荷丘看看。他已经知道了柳依红的家庭情况，知道柳依红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忘了告诉你了，我妈去加拿大看我哥了，恐怕一时回不来。”柳依红说。

　　齐鲁南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柳依红劝他，“等她回来了，我们再去看她也是一样的。”

　　“也好。”齐鲁南说。

　　柳依红剧院里的事情却有些棘手。

　　那台以歌颂纺织女工为主题的节目上周演出了，柳依红的两首歌也唱了，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节目演出那天，冯子竹去了。冯子竹是在得知柳依红没有到现场后，才在舞台前露的面。听着那两首歌，冯子竹心里有种不咸不淡的失落感。她没有达到目的，本来想难为一把柳依红的，却没有难为成。虽然是谈太不上怎么好，却也没有坏到那里去。冯子竹的感觉，正如一个攒足了劲伸出拳头要给人致命的一击，拳头打出去才发现是打在了一堆棉花上。

　　冯子竹不甘心。

　　沈院长和棉纺厂的领导们当然猜不到冯子竹的这些心思，他们以功自居，问她对节目的看法。由于说不出节目的不好，冯子竹只好不咸不淡的客套了几句。

　　投了70万，冯子竹当然不甘心这样收兵。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几天后，全国纺织协会来了个通知，说是八月份要在北京搞一次纺织行业的文艺调演，参加的节目一律要以纺织行业为题材的歌剧。张副总来找冯子竹，问她参加不参加。

　　“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冯子竹说。

　　冯子竹想，歌词你可以找韩同轩帮忙，歌剧可不是想帮就能帮的了的。

　　在柳依红满心欢喜的准备着结婚的时候，沈院长为歌剧的事情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一听沈院长的话，柳依红的头都大了，但又不好发作，就只好耍赖，看能不能把这个该死的差使推掉。

　　“院长，我都写了两首歌词了，这回怎么着也该换换人了吧，创作室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沈院长说，“你让我怎么办？是不只你一个人，可你看看那两个人能干活吗？老李得癌症好几年了，虽说病情比较稳定，但怎么着也是癌症，我怎么好意思给人家派活？还有小李，自从她家孩子去年出了车祸，她就痴痴傻傻的了，说是得了忧郁症，就是她想写，我还不放心哪，耽误了事怎么办？”

　　“你不试，怎么就知道她写不好？”

　　“别的可以试，这台节目我可不敢试，一是没有试的时间，二是这台戏是要上北京调演的，出了岔子谁负责？”

　　“我写就不会出岔子？”柳依红问。

　　沈院长说，“不管怎么说，你写我还是更放心一些，再说了，你也是人家点着名要的编剧。”

　　厌烦的同时，柳依红又感到一种被认可的满足。有一个瞬间，她甚至想把活接了算了，但一想，目前和韩同轩的这种关系，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我真的不行，最近我事情很多。”柳依红说。

　　“小柳，我可告诉你，这可是剧院里的重要工作，为了这台节目，人家赞助单位又给咱拨了60万，这是咱们剧院下半年的饭碗了，你就看着办吧。”

　　“我真的是有事。”

　　“什么事能比单位的事重要？”

　　“我要——”柳依红想把结婚的事情告诉给沈院长，但说了一半又打住了。没正式结婚之前，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菏丘看我妈，她最近情况不太好。”

　　“就六十分钟的歌剧，万把字的事，就你的水平，三天就能拿出来，拿出来了，我放你一个月的假。”

　　柳依红在内心权衡着，该不该接这个活，接了会怎么样，不接又会怎么样。

　　沈院长又说，“这回可不是无偿劳动，所有演创人员，都有报酬，院里商量给你的编剧费是两万，几天工夫，挣两万块钱不算少！”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柳依红嘴上说。

　　“不管怎么说，这活你都得接，小姑奶奶，算是我求你了还不行？”沈院长哀求道。

　　柳依红笑说，“快别说了，折煞我了，我接还不行吗？”

　　沈院长转忧为喜，“小柳是个好同志，关键的时候总能挺身而出。”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女人病怏怏的，头发蓬乱，脸色苍白。

　　“这是周炳言家吗？”柳依红站在门外，小声问。

　　“是的。”女人说。

　　柳依红进了门。屋子里的样子很破败，一眼看去，灰蒙蒙的，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台正在开着的21英寸电视画面还算得上是光鲜。

　　“周老师在吗？”柳依红朝里屋看了一眼问。

　　“他不在，你坐。”女人抬起惨白的手指，指了指墙角的一溜油渍麻花的沙发。

　　柳依红没有坐，“周老师去哪里了？”

　　“你找他做什么？”女人问。

　　“有个剧本，想和周老师合作，问问他有没有兴趣。”

　　“他替朋友看摊，还要等一会才能回来。”

　　“他的摊在哪里？”

　　“出了门，向右拐第二个胡同。”

　　“好的，那我去找他。”柳依红说着就往门口走。

　　出了省歌舞团宿舍的院子，柳依红找到了右边的第二个胡同。胡同口一棵贴满了“一针灵”小广告的电线杆子上挂着块退了色的蓝色铁牌，上面写着“帽儿胡同。”

　　黄昏时节，帽儿胡同分外热闹。这里是集贸市场兼小吃一条街，两边到处是小商贩们的吆喝声，四处站着吃东西的人们。男人普遍光着膀子，女人普遍趿拉着拖鞋。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健壮女人撞到了柳依红，不等柳依红说什么，那女人就抢先说，眼瞎了吗？柳依红没敢理她，赶紧走了。汉臭味夹杂着各种饭菜味迎面扑来，柳依红提着嗓子，节约着呼吸，一个摊位接一个摊位地找下去。

　　在一个卖保健品的摊位后边，柳依红发现了周炳言。一个老年女人正站在摊位前边，手里拿着一瓶什么药在看，很踌躇的样子。

　　周炳言说，“吃了不管用，回来找我，这是国家医药专利局认可的，绝对有效果。”

　　老太太不再犹豫，拿出钱交给周炳言，拿着药走了。

　　“我怎么就不知道有个国家医药专利局，这个局在哪？”

　　正数钱的周炳言忙抬头一看是柳依红，愣了一下。

　　“小柳是你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找你呀。”柳依红说。

　　“找我干什么？”周炳言问。

　　“你个大剧作家，怎么到这里摆起摊来了？”

　　周炳言把钱扔进里边的一个旧鞋盒里，叹口气说，“嗨！还不都是让钱给闹的，歌舞团萧条，好几年都没上像样的戏了，光靠那两个死工资，根本就没法活，家里再摊上个病人，就更不用说了。”

　　“有个挣钱的活你接不接？”柳依红问。

　　“挣钱的活？挣钱的活还能轮到我头上？”

　　“怎么就不能了？你堂堂一个大编剧，动动脑子钱不就来了，还用得着在这里摆摊？”

　　“你就别忽悠我了，一提这事，我就来气。”

　　“怎么了？”

　　“我有个同学，戏剧学院时候的同桌，叫高勇，现在在一家北京的影视公司当制片。去年，高勇急匆匆地在电话里找到我，说是要我给他写个电视剧，二十集，一集一万。我什么也没说，兴冲冲地就动手了。几个朋友叮嘱我，让我和他签了合同再动笔，别让他给骗了。我哪里听得进去，一再说这是我同桌，骗谁也不会骗我的。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提纲拿了出来。搞电视的都知道，提纲一出来就等于是电视剧出来了。高勇原来说，等提纲一出来，就和我签合同。就在我把提纲发给他的一周后，高勇来电话了，说资金不到位，电视剧做不成了。既然是资金不到位，我的稿费也就泡汤了。想想自己起五更睡半夜的白折腾了三个月，我就火不打一处来，想找高勇讨个说法，谁知，这小子死活就是不开机了。更可气的是，听人说，高勇并没有停下来，他找了个枪手，按照我的故事大纲写，二千一集，现在已经开拍了。一个朋友让我打官司，一咨询，才知道根本就赢不了，一没有合同，二没有证据，都是电脑打的字根本就不能证明那是你的东西，只好自认倒霉。”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柳依红感到很吃惊。

　　“看我像在写小说吗？告诉你，这样的傻事我是再也不干了，还不如在这里替朋友看摊哪，怎么着一天也能挣个三十五十的。”周炳言说。

　　“这个活是先付定金的，你要相信我。”

　　“我谁也不相信。”周炳言说。

　　柳依红把包打开，拿出一个信封，她把信封轻轻甩了甩，里面露出了一沓钱的边缘。

　　周炳言的眼睛亮了一下，问，“你说的是个什么活？”

　　柳依红向四周看了看，说，“找个地方仔细说吧，这里说话不方便。”

　　“好。”周炳言收了摊位，锁上门，跟着柳依红走了。

　　柳依红把周炳言请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馆。点了菜，服务生刚转身离去，柳依红就把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拿出来，推到周炳言的眼前。

　　“总共的稿费是一万，这是五千，剩下的五千等稿子写完后再给你。”

　　“写什么？”周炳言迫不及待地问。

　　柳依红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说到她为什么不能亲自操刀的时候，她是这样解释的，“但凡有一点时间，我也不会让别人写的，无奈我的婚期已定，客人也都通知了，许多事情等着我做，根本踏不下心来。”

　　六十分钟的歌剧，给一万块钱，这对周炳言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退一万步说，就是剩下的五千不给了，也是拣了个大便宜。周炳言生怕柳依红反悔，忙说，“理解理解，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马虎不得！”说着，就把那信封拿到了自己跟前。

　　菜上齐了，柳依红轻松一笑，“周老师，咱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柳依红又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要求，歌剧将来不能署周炳言的名字，要署她的名字。她说，“这是院里给我下达的任务，必须署我的名，否则我就不好交差了。”

　　周炳言没有说话。

　　柳依红看了一眼被周炳言拿到自己跟前的信封，说，“你要是觉得不能接受，那就算了，我再找别人。”

　　周炳言笑了，说，“就听你的，其实，这种破东西署不署名都一个样，算起来，我已经写了几十部戏了，不还是这样吗？”

　　柳依红暗松了一口气，笑说，“周老师，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来，咱们接着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