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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与世界市场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是世界上效益最高的产业;商业虽然获利巨大但却是最危险的行当,是拿命换钱的行为;渔猎游牧则是效率相对低下的产业;我们认为效益决定文明成败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而不是中国,但是农业文明最终在中国结出最灿烂的果实,其主因是地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东方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中东中央版块荒漠化严重,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犹太人也因此成为商业民族。

  中国在11世纪后期,即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农业社会的巅峰。到了清朝统治的时候,更是实现了全国性的和平。清朝以抑制汉人去草原开荒的政策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族之间的矛盾。再加上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粮食新品种,以及从美洲传到中国的玉米等耐寒耐旱作物,促使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制造出大量的优质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准。正是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的顺畅进行,中世纪晚期的犹太资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发起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运动。美洲被发现、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运动的副产品而已。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

  以这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就会发现,中华帝国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欧洲与中国贸易相关度极高的事物。

  世界的白银与黄金长期以来都控制在欧洲的犹太资本手中,而欧洲需求中国瓷器、茶叶等商品,中国选择了用白银作为货币,这种结合导致了15世纪以来全世界商业市场的极大扩张。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有着强烈的内在的财富利益驱动的,可以说金融资本和欧洲贵族为了发财而形成了合力。这力量引导了近代世界。

  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而不是西方人书中写的五百年前,商贸活动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换句话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从商贸角度讲,直到19世纪欧洲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而世界经济的中心仍在中国,只是因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从而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圈的机会,欧洲方有机会以贵金属来弥补对亚洲贸易中的结构性逆差。难以想象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人将拿什么来中国做买卖。

  明清时期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到欧洲,换取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中国这个非白银生产大国却用白银当流通货币,可见当时中国赚了多少白银。从宋朝开始到明清几百年间,当中国把世界的白银都赚回来了,有钱的中国反而危险了。原因是中国没有重工业只有手工业,只是一个贸易大国,不是军事大国。没有军事实力,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最终并没有守住自己的金银财宝。

  当全世界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人手里的时候,英法等帝国无法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了。此时,为了消除自家的贸易赤字,英法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物资,以贩毒的方式掠夺中国的财富。大清帝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伤害,当林则徐烧掉鸦片禁烟的时候,就直接断了西方帝国的贸易财路。所以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发生,导致了英法强盗打进北京城,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欧洲最终用枪炮战胜了中国,用战争又把白银抢了回去。

  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直白,鸦片战争后大清签署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又输银子又输地,中国进入恶性循环之中。

  真正的历史不是我们后来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清朝闭关锁国、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军事落后。如果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记吃不记打,那我们也只能羞愧地说,最高统治者以为联合了蒙古族就不会再有野蛮人的威胁了。他们无法理解会有更野蛮的人从海上过来,还带着巨大的火炮。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世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曾经以为大象是安全的,直到看到两头雄狮合力杀死大象去争夺最后的水源的镜头,才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是错的。1840年以前的清朝,就是这样一头大象,英法就是杀死大象的两头狮子。

  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在这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然而享受着富裕生活的中国人没有想到遥远的欧洲却悄然出现变异性进化。工业革命除了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之外,还补足了欧洲社会的短板,就是用社会化大生产把分裂的欧洲联系和组织起来。这使得欧洲不光拥有了锋利的巨剑,还成长为巨人,从而有了横扫世界的实力。大炮打碎了世界上所有没有工业化的民族和国家的门槛。

  中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清朝贵族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应这场革命,最终农耕的手工业的中国无力对抗全面工业化的欧洲。数百年商贸积攒的财富在一百多年里被外寇洗劫一空。在这巨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产生反弹,尝试着变法图存。然而清朝贵族最后的一次努力——戊戌变法依然失败了。

  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距今140多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加强了军队建设,逐步积累工业基础,将日本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约11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却失败了,变法失败导致清政府灭亡,把中国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国家。中日这两次维新变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结果却截然相反,最终给两国带来的命运更是完全不同。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世界诸强都处于战争之中,国际环境很宽松。三十年后中国戊戌变法时,世界列强分食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争夺已经基本完成,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唯一富源”。列强绝不希望也不接受中国再强大起来。

  其次是中国变革势力与日本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与中下层力量合作,挤压推翻幕府旧政权获得政权。而中国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并没有变革的意愿,还是极力在试图维持。想想看,是什么力量导致慈禧宁可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也拒绝变革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变革的力量没有形成,而反对者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最后的差异是中日两国改革的路线不同,日本的变革力量大却依然战战兢兢,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渐进,中国皇帝没有力量支撑,却大张旗鼓将自己的执政基础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光绪皇帝应该先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这是多么荒唐。其实光绪帝唯一的机会是潜移默化抓住权力,整顿军备,在对外争斗中逐渐掌握军权,渐进变革。而不是去颁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这类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的宣言只会引发反对力量的集聚和爆发,而不会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要知道圣旨也得有执行力才能是有效的,皇帝的权威也是建立在武力和金钱的基础上的。

  历史无需假如,清朝灭亡的主因就是没有将民间商业利益转化成国家军事力量。清朝贵族早就丢失了祖先金戈铁马的野性,变成了只知道享受者。说什么“洋务新政”,“同光中兴”;讲什么经济构成,工业基础;论什么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谈什么“中体西用”,所谓的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这一切全是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其实落后的中国重中之重是强军,关键点是需要对外战争胜利,是闭门疗伤。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明白得太迟了,真正着手建设新军的时候,已经是大厦将倾,清朝贵族被轰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怪圈。异军突起的是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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