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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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凌叔华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可以说是她在小说领域创作的封笔之作，一别早年闺秀风格，用第一人称描写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我”在海淀大街李大妈家的一次奇遇。

　　小说通篇写了一个“惊”字。小说讲的是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到幼稚园、街上买完菜正要回家时，被李大妈拦住，让“我”到她家帮一下忙，因为她的丈夫在“我”父亲手下当小职员多年，不好不去。原来是她丈夫离家十五年，早不回晚不回，正赶上儿媳坐月子才回来。儿子是个爱国者，明知媳妇要生孩子，却要加入“民团抗战”，直到走的那天早上才告诉他娘。母亲明白，男人向来是“流血不流泪”，她理解儿子的心情，便不再去拦。接下来小说情节便展开了。

　　我进门后，早就听到年轻女人的呻吟声，此刻我也看到左手卧房蓝布帘子里面，炕儿上躺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闭着眼睛哼哼的呻吟。一会儿忽然侧身要坐起来，嘴里喊着：“大忠的妈，你给我买到帽子没有？我求你赶快去买一顶。时辰一到，我就得走，到了阴间，没有帽子戴，可要被小瞧不起啊！”

　　李大妈告诉他已给他到做衣铺定了帽子，老头一再催她再去。李大妈说你儿子是为国为民才离开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还要照看他的媳妇。李大妈被催不过，拉住“我”的手暂时照看一下，接生产婆一会便来，她再不能等，数完钱便走了。

　　我独自留在堂屋，留心两边房的人叫唤，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一阵空虚、怅惘，好像半夜在坟地里迷了方向，摸索走路。一会儿老头儿大声的喊我：“十姑娘，请您进来一下，我得穿上鞋子。那双黑缎子鞋子，是在床底下，你来帮个忙，我下不了地。”

　　一会儿对面房里的小媳妇又哭又喊痛死了。如此三番交替呼来唤去，万一是难产怎么办？正在这时，大门铃铛一响，接生产婆到了，好一阵折腾，最终生下了个儿子。

　　老头子忽然坐起来正色望着我，说起庚子年那场战争，义和团也和今天的“民团”一样，都是为国为民战争的，这仇是永远不会忘的，外国人再来欺负我们，我们都立刻变成“民团”，或者就叫“义勇军”，“只有小日本不肯相信”。

　　最后，老头子也不再说他死了，“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

　　这是两代人对于同一性质战争的认知。小说

　　用一家人“死亡”和“新生”，描写了北平普通人的抗日故事。

　　随着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凌叔华也浮出了地表。

　　她的作品在大陆、港台不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她的《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散文选集》，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文存》（两卷本），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经典作品》选，上海书店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佚作《中国女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绣枕》等，美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凌叔华选集》，台湾业海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另一版本书名），台湾洪苑书店出版了《凌叔华小说集》（一、二两册）等，还有一些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

　　一时间，凌叔华又热了起来，还有许多咨询者、通信、来访、研究文章等见著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采访是美籍台湾女作家木令耆（刘年玲）的《菊访》、台湾《联合报》记者郑丽园的《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等。

　　木令耆的采访是在一九八○年八月。

　　她是由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图书馆的《新月》杂志上读了凌叔华的作品，经心笛女士的提起，借这次到伦敦学习电视剧写作来拜访的。在紧张学习之余，她两次到凌叔华家长谈。第二次她手持一束金黄色菊花前来，告之“正因为我想到了中国，才买了这束菊花为您祝福！”

　　她们所谈的内容有白话文写作，《现代评论》杂志，徐志摩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二三十年代文坛旧友以及文艺又在复兴等。

　　文章题目便是由那束金黄的菊花而得之。

　　郑丽园小姐的采访是在一九八七年春天。

　　她到伦敦后四处打听凌叔华的居所，失望之时在伦敦大学讲师马森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才得到了回音。联系上后，她本以为几个小时的访问，没想到，被凌叔华娓娓道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趣闻所深深吸引，一个月内竟跑了八次。面对十年前罹患乳癌，去年跌伤腰骨，又乏人照顾的凌叔华，还在追求未竟大志，感动的她舍不得轻易下笔。

　　对于这次采访，郑丽园把八次漫谈的内容有“齐白石、康有为、俞曲园是家中常客；英文是辜鸿铭打的基础……”、“泰戈尔来我家喝杏仁茶，徐志摩、胡适之等都到了，独有郁达夫缺席……”、“朱湘来珞珈山看过我后，就在武汉（上海到南京）渡船上投江自杀了……”、“我在遍地死尸、难民的川西，开始与维吉尼亚·伍尔夫通信……”、“为了生活，奔走于南洋、北美、英伦之间，中断了写作……”等内容，在《联合报》连载。

　　在结束访问时，凌叔华托郑丽园把她的散文集转交林海音女士，在题字时竟忘了是八几年，问过后仍写成一九八六年，还是错。

　　这是晚年的凌叔华在国内外文坛发出的最后光亮。

　　一九八九年透骨彻髓的寒冬又降临了。

　　凌叔华独自住在伦敦新搬进的房子里，寒风鬼魅般地拍打着门窗，她已预感到什么不祥，生命的影子与她渐行渐远。

　　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顽石般又爬上心头。

　　她给远在爱丁堡的女儿小滢打电话说：我要回家。

　　小滢听出了那一端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便让丈夫秦乃瑞赶快做出安排，乘车南下伦敦。

　　其实在那个年代回北京并非易事，他们托的“韩叙、陈昊苏、袁晓园，还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北京大学及亲戚等”，早已在私下进行。这是那个年代办事的潜规则，因为立法不健全，俗称“走后门”，不然事情则办不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她不管天气寒冷，不管女儿劝说，言称就是住院也要到北京去住。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的陪同下，从伦敦乘机，踏上了返回故国的归程。

　　十二月初，凌叔华在女婿秦乃瑞护送下到达北京，直接住进了北京石景山医院晓园国际保健部治疗腰伤。这是专门为外国友人和归侨专设的医疗机构。石景山医院对这位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画家相当尊重，照顾得殷勤周到，每日三顿正餐另加两次点心。在医院大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凌叔华的腰伤渐渐好转，并能够从病床上坐起来了。

　　翌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是凌叔华的九十大寿。陈小滢专门请人做了生日蛋糕，用奶油浇上“生日快乐”四个红绿相间有大字，医院领导和亲友也送去了生日礼物。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舒乙也带人前来祝贺，并带来了鲜花、寿礼和生日蛋糕。凌叔华看着蛋糕上那个红色的“寿”字，高兴地说：“谢谢！”她躺在鲜花簇拥的病床上，文学馆的同志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作留念。那一天，她用中、英、日文说话，给日夜护理她的护士小姐讲故事，唱日文歌，愉快地度过了这个大喜之日。那一天，医院厨房的师傅还专门为她做了一碗龙须面。

　　到了四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她多年前已治愈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到了淋巴。医院会诊后对她进行二十四小时特别护理。由于凌叔华的血管特别细，医院还专门指定一位技术高的小儿科护士长为她打针，以便减轻她的痛苦。

　　在病重的日子里，她常不分季节的向女儿小滢要她想吃的豌豆黄、山楂糕、烤白薯、茯苓饼等等，小滢和院方想方设法满足她的要求。

　　远在美国的妹妹凌淑浩接到姐姐从北京寄来的信，她准备让外孙女魏淑凌陪她去北京。就在此时她接到秦乃瑞的信，说十四姨身体虚弱，而且他认为这么远去中国并不明智，并说大夫也认为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她们不太可能在两周内赶到。

　　在美国工作的外孙女小明，闻讯后匆匆赶来，这是她第一次回中国，在看护了姥姥一周后，因假期已满便赶回了美国。她在写给妈妈陈小滢的信中说：“石景山医院对我姥姥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感动不已，我相信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找到如此富于奉献精神医德又这么高明的医务人员了。”

　　凌叔华对医生和护理人员相当配合，礼节周到，和蔼可亲，为此也赢得了大家对她的尊重。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医院要求来探视的人都穿上消过毒的白色罩衣。有些来看望她的朋友，见到总有好几个人围着她转，误以为是她在北京的亲戚，后来才知道是医院护理人员。

　　四月三十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志征得陈小滢的同意，前来医院探望病重的凌叔华。他们送来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凌叔华谢过后，示意小滢放在窗前她可以看到的地方。舒乙问她：“您记得老舍吗？”

　　她说：“老舍是舒舍予，我记得他的作品，他到过我们史家胡同的家。他和他的好多朋友没有了，杨振声没有了，丁玲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