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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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英国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中文名傅来义)的妹妹玛格丽·弗莱随一个讲师团来中国，在武汉大学结识了陈西滢和凌叔华，回英后与凌叔华时有书信往来，还请她的哥哥罗杰·弗莱(1866—1934)画了一幅马的静物写生送给凌叔华。在这次讲师团活动中，玛格丽还认识了武大学生廖鸿英，并介绍她到牛津大学进修农艺学。因为玛格丽的介绍，廖鸿英在英国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一些学人，当她得知在武汉大学的一名英籍教师即将离任时，便通过玛格丽推荐了朱利安·贝尔来武大接任。正是这个“浪荡子”朱利安的到来，打破了凌叔华、陈西滢一家宁静的生活。

　　朱利安·贝尔是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第二代人。

　　他一九○八年出生，父亲克莱夫·贝尔放荡不羁，情人不断，后来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离婚。他的母亲瓦内萨是邓肯·格朗特的密友，也是罗杰·弗莱的情人。

　　朱利安小时候在阿希汉姆·查尔斯顿度过，喜看士兵训练和打仗游戏；少年时在莱顿和欧文学校读书，渐长便开始到法国远游，读《著名的陆地战役》，喜欢打猎，尤以捕鹰和抓食肉鸟儿为最；在王家学院求学时，论文中留下无数军事谋略草图，拟获研究生奖学金未果，一九三○年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其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描述这个外甥：“脾气暴躁”，“性情不羁”，“粗野但诚实”和“无法无天”。其生活极不检点，似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先后与十几名女子有染，直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母亲还不放心他的性病。朱利安在一事无成的局面下，他更希望做一个“行动者”，来验证他的“军事理论”。

　　早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政府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通过清王朝庚子赔款决议，退款基金部分用于中英教育交流。中英文化协会与国立武汉大学签署的合同是委派朱利安·贝尔执教英语和英国文学两年，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性病)，他未能如期到任，发数封电报说明理由。委派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包含一年考察期。教学时间每周九到十二小时，工资七百英镑一年，其中三百到四百英镑由所在学校支付，剩余庚子赔款基金支付，由英国政府汇出。校方同时还为其提供“适度的膳宿条件”，当合同期满或第一年之后有任何一方希望中止合同，校方将提供一百一十英镑的返程费。他的合同中方由武大校长王星拱和工学院院长、中英协会代表石英签署。

　　一九三五年秋天，朱利安·贝尔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上海，而后从上海到南京换乘轮船抵达武汉。

　　到武汉大学报道后，受到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陈西滢和夫人凌叔华的热情接待。当天下午就被请到陈西滢家中做客，安排的宿舍也离陈家不远。凌叔华极尽地主之意，帮助朱利安采购用品，布置房间，还为他担任翻译和社交老师。

　　十月五日，朱利安·贝尔高兴地给母亲瓦内萨写信报告平安：

　　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待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六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

　　信中提到的系主任即陈西滢，妻子和孩子是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

　　朱利安也带着喜悦的心情，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他的教学工作。他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诗人”，在教职员工名单上填写的是“剑桥文学学士；从事写作研究”。他讲授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每个班级十个学生左右)，还有每周一次英国现代主义讲座，一共十六小时的课时。他不仅认真备课，还写教学日记，记下学生写作能力等。朱利安的热情和直爽性格很快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朱利安·贝尔的妹妹安吉拉

　　与母亲瓦内萨·贝尔

　　一周后，朱利安向母亲瓦内萨再次写信：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和我住得极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又译曼殊斐儿），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

　　他还在日记中对武汉大学和陈氏夫妇赞誉有加，并把武大比作“剑桥大学”。

　　又过了十一天，朱利安在给他的母亲瓦内萨的信中写道：

　　随着我同陈先生一家的接触增多，在我眼里他们显得越发友好、敏锐而且聪明，他们是那种所有人都该全心喜欢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不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还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不能讨论性和政治，而且我发现我们交谈时老是我在说，他们说英语自然不能如我这样流畅。我希望在这个月结束之前就可以开始学汉语。

　　朱利安感到，这里因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是不能随意谈论“性和政治”的。

　　上课伊始，他的教学工作是十分忙碌的。他把英国布鲁姆斯里的伦理道德、英国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都列为他的授课内容。他想通过教学活动，让中国学生了解现代英国文学，并由此促进中国的文学尝试。

　　初到武大的时候，人们给朱利安取了个中国名字“培尔”，与他的名字朱利安·贝尔发音相近，有一股清教徒的味道，是“建立在古老传统之上的平静心灵”。后来这个名字成为埃迪·普雷菲尔等对他的戏谑之词。

　　朱利安·贝尔到武大仅一个月，便向他剑桥时期的朋友、财政部某官员的私人秘书埃迪·普雷菲尔说出了“他的爱情奇遇”。

　　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对院长夫人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是中国最著名的画家、短篇小说家之一。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很有趣——总而言之，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

　　剑桥的大部分朋友早知朱利安的多情倾向，并认为他是一个情种，爱情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动机”。埃迪看信后要求朱利安告诉他“整个故事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并“顺便问一下她的芳龄”。他答应朱利安“一定会保密，不会泄漏半点口风给别人”，“拿出你的小照相机，给她拍张照片”，还告诫朱利安“千万别跟你的院长陷入什么麻烦”。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给母亲瓦内萨去信，宣布了他的“爱情生活”：

　　亲爱的内萨，总有那么一天，您要见了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她不是，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可爱的人，就是年纪大了十岁)，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等我康复后，我会让她更投入，我现在的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的影响和别人对我的影响都不大，但我很了解自己，有句话说得好，游行跟着旗帜走。

　　母亲告诫他，那是“极其危险的”。他随时可以回到英国，而“可怜的苏(sue)”将为你的越轨行为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陈源院长“颜面扫地”也远比在英国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