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6

　　周作人接到信后，马上给陈西滢写了回信：

　　来示敬悉。承问两项，奉答如下。

　　(一)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在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二)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需先得那位中间的见证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待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至于“捏造”先生的事实，则吾岂敢。

　　周作人很快与张凤举联系，请他出来作证，但张凤举因双方都是不错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肯出面，周作人只得给陈西滢写了第一封信：

　　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考查，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

　　从这封信里，陈西滢已经知道了周作人的动机，也揣摩出了张凤举的态度，于是就给张凤举写了一封信：

　　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我确实是听见过的。并且听见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我个人在场，所以现在不用去提他。一次B说时，是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人有先生和西林和我。所以要是周先生没有自己捏造，那么他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如是这样，先生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不是吗？

　　先生大约还记得那天的谈话吧？B君说起了这话，我说我也听A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能相信的。B君说他的朋友亲自看见的，某饭店可以代叫。我说，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一会之后，我说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饭店叫一个来。让我们考她一考，证明她是女学生，我总不能相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看不得这样的意见，先生记得吧？

　　总之，这一晚我们都是立于怀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并没有怎样的肯定。……

　　显然，陈西滢的用意是要张凤举将他的意思转达给周作人，张凤举果然心有灵犀，向周作人转达了他们通信的内容，之后，怕陈西滢放心不下，又致信陈西滢：

　　我们昨天的谈话我已经告诉周岂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来想去，我别无他话可说，要说的全对你说了。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你的原信送还，请检收。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登出了陈西滢致徐志摩的一封长信，同时还刊出陈西滢、周作人、张凤举之间来往的几封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这期《晨报副刊》被称为“反周专号”。

　　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友谊——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放大你私人的意气。

　　这是“闲话”的大致过程。

　　三在论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凌叔华曾给她的老师周作人去过一封信，请求不要把她拉进里边。她知道，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周作人的怒火。周作人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了。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仁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自己的弟子出来求情，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从此这场纷争就渐渐平息了。

　　对于这场纷争，后世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聚讼纷纭，其观点多认为是“女师大风潮”的余波所致，是“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场争论反映了那个年代有东西方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上的偏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营垒大分化、大改组，文学流派峰起，随之文学阵营的划分也越来越明显，学术之争、政见不同，导致了个人恩怒。“闲话”事件是那个时代的个案，但也暴露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们维护自己的错误往往比维护真理的尊严还要卖力气，其学术壁垒自然也就成了宗派壁垒。这种原本与政治斗争无涉的纷争，参与者们却把它当作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而周作人挑起这场事端的一个潜在心理，是他对陈西滢的一腔怨恨。凌叔华本来是周作人的学生，后来转至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周作人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或许这才是他挑起争端的真正原因。

　　新婚不久的凌叔华和陈西滢，扬帆远航，东去日本京都，开始了海外撰述员的研修生活。

　　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京都这座有着东方色彩的古城，对于凌叔华来说是游过的旧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倍感亲切。而对于陈西滢来说，则还是第一次，这座有着东方风情的陌生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和神秘的向往。

　　刚踏上这块土地，秋天便给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绿瘦红肥的色彩，红云一般把飞翘的屋顶掩映在它的怀抱里，在金色的秋阳下，给这一对旅人凭添了一种金属的质感。

　　陈西滢说：“这里的秋天太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