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庆历三年（1043年），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率众起义，接着张海、郭邈山在陕西领导饥民起义，宋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加深。仁宗赵祯将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调回京师任枢密副使，不久又任命范为参知政事。同时调回富弼、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等一批能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阵容可观。面对内忧外患，皇帝欲“改革弊政”。
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迅速拿出变革方案，这年九月，范仲淹上呈《十事疏》，就十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十条中有四条关系到整顿吏治。仁宗“照单全收”，全部赞同，绝大多数以诏令形式颁布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很有些创新的内容。如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改革科举考试，教育内容除经义外，还应增加算术、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京城招募五万民兵，且耕且战，以节省养兵费用，从士兵中选拔人才。朝廷雷厉风行，于同年十月派出各路转运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官吏，推行“新政”。
范仲淹及其同僚充满锐气，开始实施“新政”，其重点是整顿吏治，根据考察结果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据说，范仲淹审核上报材料时，对“不才监司”一笔勾去，枢密副使富弼对他说：“您大笔一勾，就会引起一家哭。”范仲淹答道：“勾去只是一家哭，不勾却会一路哭！”因为他明白，如果再不整顿吏治，就无法挽救北宋的危机。
就以“恩荫”来说，宋朝的“荫子”制就是高级官员的子弟不必经过考试和考核就能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府中尚在襁褓中的男婴，往往就有了县令头衔，领取七品官俸禄；有些官员尚未娶妻，但未来的儿子就已被委任官职。“新政”并没有取消这种荒唐的流弊，只是“限制恩荫”，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即使这些妥协性的细微变革，也使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群起发动猛烈的攻击。被派到各地考察官员的转运按察使纷纷遭到弹劾，他们诽谤范、富等人“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原宰相夏竦等居然模仿富弼笔迹，伪造废除皇帝的诏书，欲置范仲淹等人于死地，堂堂宰辅，竟然用卑鄙龌龊的手段，干起下三滥勾当，行为之下流令人咋舌。由此可见“新政”涉及“权”和“利”的争斗异常激烈；“积重难返”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道出当时北宋的实际情况。
“庆历新政”寸步难行，周边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皇帝态度暧昧，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处于进退维谷的范仲淹以宣抚陕西、河东为名，离开朝廷是非之地。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罢去他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务，放任邠州知州；富弼、韩琦也从枢密副使高位上被赶下来，出任地方官。一批志在改革的主将黯然而退，“新政”只能偃旗息鼓，无疾而终。
“庆历新政”本来是由皇帝发动、大臣策划、众多“智囊”起草方案的改革，最后仍由皇帝“拍板”，诏令天下，付诸实施。谁知出台以后，第一个回合就宣告破产，如昙花一现，仿佛是开了一次玩笑，进行了一场“政治游戏”。它警示后人：在封建专制的“家天下”从事改革，策划一个方案并不难，但实施过程却步步荆棘，倘若改革力度较大，其难度更犹如上青天。
然而，“庆历新政”却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改革的希望，激励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二十六年以后，比范仲淹年轻的王安石又开展了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变法，和“庆历新政”相比，这是一次斗争更尖锐的变革。尽管其结果比前一次变革败得更惨，但变法失败，实际上也敲响了北宋王朝崩溃的丧钟，从反面证实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改革受挫后，范仲淹的仕途更加坎坷。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被贬流任邓州知州(今河南邓县)。这年六月，他的好友、谪守巴陵（今湖南岳阳）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函请林晟甫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写一篇文章用来记述这件事。于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在这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
在这篇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中，他描龙绣凤般地描绘洞庭景色，阐述登楼者览物之情，深情地抒发其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襟怀。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书写人生志向，表明政治抱负，直抒作者胸臆，砥砺友人同道，成为被后人世代咏传的名句。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私塾读书时诵读《岳阳楼记》；后来我做教师时，又给学生们讲解《岳阳楼记》。当我于本世纪初来到岳阳楼时，这里是修葺一新、颇具规模的名胜园林，岳阳楼每一层的中堂，都布置着历代名家书写的《岳阳楼记》。当我登楼远眺“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的八百里洞庭，我领略到“衔远山、吞长江”的雄伟气魄，文章中千古流传、精辟入微的警句，顿时涌上心头，脱口而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我蓦然觉得，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感情的首位，不以一己的荣辱得失为转移，这种宽广的胸怀，比眼前“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湖还要宽广千倍万倍，更为辽阔壮丽！由“进亦忧，退亦忧”自然凝聚而成的结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字字雷霆万钧，滋养着一代代人的心田。这是他推行“庆历新政”的最好注脚，抵上雄文百卷；也是他一生屡遭贬谪、依然矢志不渝爱国爱民的真实写照，胜过千本万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
范仲淹将古代贤士一贯所崇尚的“风节”身体力行地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精神文明遗产，在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后人以此为荣。
今日岳阳楼公园早已今非昔比，高阁临渚，俯视洞庭，楼台亭阁，星罗棋布，湖中风帆，堤边垂柳，乃中原三大名楼之一（其他两处是武汉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园内有小乔墓、纯阳亭，纵然小乔风流多姿，吕纯阳仙踪神奇，但在这里，游人们总是沉浸于范公《岳阳楼记》所表达的高洁情怀之中，“人气”胜过“仙气”。
范仲淹后来又调任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他从青州调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徐州，年64岁。他曾任多处地方官，辞世消息传出后，各地民众悲痛不已，很多地方建立范公祠。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文正”，并亲书墓碑“褒贤之碑”。北宋名臣、文学家欧阳修撰写的“范文正公神道碑”竖立于墓侧，“神道碑”记述了范仲淹一生的重要事迹。
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迅速拿出变革方案，这年九月，范仲淹上呈《十事疏》，就十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十条中有四条关系到整顿吏治。仁宗“照单全收”，全部赞同，绝大多数以诏令形式颁布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很有些创新的内容。如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改革科举考试，教育内容除经义外，还应增加算术、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京城招募五万民兵，且耕且战，以节省养兵费用，从士兵中选拔人才。朝廷雷厉风行，于同年十月派出各路转运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官吏，推行“新政”。
范仲淹及其同僚充满锐气，开始实施“新政”，其重点是整顿吏治，根据考察结果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据说，范仲淹审核上报材料时，对“不才监司”一笔勾去，枢密副使富弼对他说：“您大笔一勾，就会引起一家哭。”范仲淹答道：“勾去只是一家哭，不勾却会一路哭！”因为他明白，如果再不整顿吏治，就无法挽救北宋的危机。
就以“恩荫”来说，宋朝的“荫子”制就是高级官员的子弟不必经过考试和考核就能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府中尚在襁褓中的男婴，往往就有了县令头衔，领取七品官俸禄；有些官员尚未娶妻，但未来的儿子就已被委任官职。“新政”并没有取消这种荒唐的流弊，只是“限制恩荫”，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即使这些妥协性的细微变革，也使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群起发动猛烈的攻击。被派到各地考察官员的转运按察使纷纷遭到弹劾，他们诽谤范、富等人“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原宰相夏竦等居然模仿富弼笔迹，伪造废除皇帝的诏书，欲置范仲淹等人于死地，堂堂宰辅，竟然用卑鄙龌龊的手段，干起下三滥勾当，行为之下流令人咋舌。由此可见“新政”涉及“权”和“利”的争斗异常激烈；“积重难返”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道出当时北宋的实际情况。
“庆历新政”寸步难行，周边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皇帝态度暧昧，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处于进退维谷的范仲淹以宣抚陕西、河东为名，离开朝廷是非之地。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罢去他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务，放任邠州知州；富弼、韩琦也从枢密副使高位上被赶下来，出任地方官。一批志在改革的主将黯然而退，“新政”只能偃旗息鼓，无疾而终。
“庆历新政”本来是由皇帝发动、大臣策划、众多“智囊”起草方案的改革，最后仍由皇帝“拍板”，诏令天下，付诸实施。谁知出台以后，第一个回合就宣告破产，如昙花一现，仿佛是开了一次玩笑，进行了一场“政治游戏”。它警示后人：在封建专制的“家天下”从事改革，策划一个方案并不难，但实施过程却步步荆棘，倘若改革力度较大，其难度更犹如上青天。
然而，“庆历新政”却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改革的希望，激励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二十六年以后，比范仲淹年轻的王安石又开展了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变法，和“庆历新政”相比，这是一次斗争更尖锐的变革。尽管其结果比前一次变革败得更惨，但变法失败，实际上也敲响了北宋王朝崩溃的丧钟，从反面证实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改革受挫后，范仲淹的仕途更加坎坷。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被贬流任邓州知州(今河南邓县)。这年六月，他的好友、谪守巴陵（今湖南岳阳）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函请林晟甫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写一篇文章用来记述这件事。于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在这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
在这篇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中，他描龙绣凤般地描绘洞庭景色，阐述登楼者览物之情，深情地抒发其先忧后乐、忧国忧民的襟怀。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书写人生志向，表明政治抱负，直抒作者胸臆，砥砺友人同道，成为被后人世代咏传的名句。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私塾读书时诵读《岳阳楼记》；后来我做教师时，又给学生们讲解《岳阳楼记》。当我于本世纪初来到岳阳楼时，这里是修葺一新、颇具规模的名胜园林，岳阳楼每一层的中堂，都布置着历代名家书写的《岳阳楼记》。当我登楼远眺“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的八百里洞庭，我领略到“衔远山、吞长江”的雄伟气魄，文章中千古流传、精辟入微的警句，顿时涌上心头，脱口而出：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我蓦然觉得，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感情的首位，不以一己的荣辱得失为转移，这种宽广的胸怀，比眼前“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湖还要宽广千倍万倍，更为辽阔壮丽！由“进亦忧，退亦忧”自然凝聚而成的结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字字雷霆万钧，滋养着一代代人的心田。这是他推行“庆历新政”的最好注脚，抵上雄文百卷；也是他一生屡遭贬谪、依然矢志不渝爱国爱民的真实写照，胜过千本万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
范仲淹将古代贤士一贯所崇尚的“风节”身体力行地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精神文明遗产，在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后人以此为荣。
今日岳阳楼公园早已今非昔比，高阁临渚，俯视洞庭，楼台亭阁，星罗棋布，湖中风帆，堤边垂柳，乃中原三大名楼之一（其他两处是武汉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园内有小乔墓、纯阳亭，纵然小乔风流多姿，吕纯阳仙踪神奇，但在这里，游人们总是沉浸于范公《岳阳楼记》所表达的高洁情怀之中，“人气”胜过“仙气”。
范仲淹后来又调任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他从青州调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徐州，年64岁。他曾任多处地方官，辞世消息传出后，各地民众悲痛不已，很多地方建立范公祠。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文正”，并亲书墓碑“褒贤之碑”。北宋名臣、文学家欧阳修撰写的“范文正公神道碑”竖立于墓侧，“神道碑”记述了范仲淹一生的重要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