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军民上演一幕幕“风卷红旗过大关”的精彩活剧，却受到排挤，被迫养病东华山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他是一个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土生土长的领袖。正如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所评价的：“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毛泽东深谙人民力量处于劣势情形下求生存之道。1927年春夏之交，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把屠刀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脖子上的生死存亡关头，这个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只在湖南新军中呆过半年的毛泽东，承接湖湘文化中的求是精神，一语惊天下，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要求大家“上山下湖”造成军事势力基础的思想，自己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拒绝“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愚蠢，反对弱小的革命势力在大城市与强大的敌人硬拼，引领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并坚信这块革命的小石头终将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当红色“山大王”打游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

　　毛泽东摒弃了俄国式“城市中心论”后，与之相统一，他首先把一支穿军装的农民队伍通过确立党对军队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军事上、战略战术上，他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学习和改造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与敌盘旋打圈子办法，确立了在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推进政策”；“强敌跟追，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这成为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法宝。游击战术初试锋芒，即有“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的战果：1928年6月，三千朱毛红军应对湘赣两省十几个团的敌军联合“会剿”。面对优势兵力，毛泽东先是避敌锋芒，“敌进我退”，把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对兵力强、善打仗的湘军取守势，对弱势的赣军取攻势，诱敌深入，然后在险要的龙源口、七溪岭设伏，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枝，弹药不计其数，粉碎了敌人的“会剿”。于是乎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句。

　　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唤起工农千百万”，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基础。

　　随着根据地的人、兵、枪越来越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很快意识到毛泽东与根据地的崛起将成为他主宰中国的大患，于是从1930年底开始连续发动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毛泽东率领从游击队发展而来、手持长矛梭镖和步枪的红军与蒋介石的拥有飞机大炮舰艇与“世界现代国家军队”相差无几的正规军队对垒，毫不畏惧。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前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即领着大家高呼“打倒蒋介石！”在“打倒蒋介石”的第一仗，蒋介石派以张辉赞为前敌总指挥的10 万大军，由北向南，并进长追。初入军旅没几年的毛泽东，指挥3 万游击健儿以一当十，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游击战里操胜算，五天之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在龙冈“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在东韶又吃掉谭道源两个团，共歼敌1.3万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敌人“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毛泽东神机妙算，设伏奇袭，“飞将军自重宵入”，从5 月15 日至30 日，15 天内，红军五战五捷，横扫七百里，一脚踏平敌人数百里坚固工事，歼敌3 万，缴枪2 万，真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第三次蒋介石亲率30 万大军上阵，毛泽东仍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老办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牵着敌人的鼻子让之日夜辗转在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红军却在一周内痛快淋漓地痛歼敌人，三战三捷，缴枪逾万。毛泽东曾以辛辣的笔触记载道：“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这自然指的是蒋介石。的确，辉煌的游击战让蒋介石苦不堪言。

　　实践出真知。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形成了。

　　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红军必须实行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对强敌的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上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平分兵力，全线抵御，主张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大巩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达到全盛时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红军也由刚到井冈山时的不足1000人壮大到3万多人。正当毛泽东领导根据地军民干得有声有色，上演着一幕幕“漫天飞雪，风卷红旗过大关”的精彩剧目，中央苏区处在“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大好局势时，毛泽东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931 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派来了“钦差大臣”，也称“三人团”。“三人团”按照指令，主持赣南会议，毛泽东首当其冲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会议从各个方面“清算”了毛泽东的“错误”。

　　政治上，“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根据地问题上，“没有将中央苏区与赣西、湘东南打成一片”，“没有将阶级斗争发展到最高程度”；

　　土地分配方面，对地主、富农一律分田，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错误”；

　　在红军作战的问题上，“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

　　在党组织方面，“党内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存在着“狭隘的经验论”……

　　一顶顶大得吓人的帽子，压在毛泽东的头上，仿佛中央苏区的创立不是毛泽东的功劳，相反他在中央苏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难逃重责！

　　基于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会议决定：停止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仍由项英代理书记。

　　不仅如此，“三人团”根据临时中央指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随后，又撤销路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代之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随之撤销。

　　结果是，虽然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因此载入了中华文明史的史册，但在党内和军事上发言权有限，在中央苏区已不能按自己意志来驾驭全局，他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被斥之为“游击主义”，政府的日常工作又由副主席项英管，心力交瘁的毛泽东所要做的只是养病了。

　　1932年1月，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到离叶坪不远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这一切缘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向全党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