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国宝大观

第二节 “文帝行玺”金印

　　汉倭奴王金印在日本的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的发现，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至今传为佳话。1983年9月22日，考古学家发现的南越王金印，揭示了两千一百年前一个南方古国的历史奥秘，也成为中国考古的特大新闻。

　　金印出自广州象山岗上的西汉南越王墓，如今那里已建成一座南越王墓博物馆。

　　发掘之时，金印初出，只显露出那蟠龙印纽，而当取出，看到那“文帝行玺”的印文，在场的人几乎惊呆了。原来，这是南越国的第二个国王赵昧（史称“赵胡”。同出印原称“赵”）的玺印。他在古代汉越关系史上是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金印呈方形，边长3.1厘米，通常1.8厘米，重148.5克，印面阴刻“田”字格，篆书“文帝行玺”四字各占一格。书体方正，刀法刚劲，布局谨严。纽上蟠龙，势若翻腾，霍霍有生气。玺体硕大，给人们庄严典重，雄浑伟丽之感。

　　南越王金印，倭奴国王金印与滇王金印都是考古发现的汉代稀世珍宝，它们都蕴含有各自的历史奥秘。

　　汉印纽形很多，或兔、或蛇、或虎、或龙，纽形不同，显示着印的主人的封建等级不同。比如，西汉的“车大侯之印”，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汉墓中发现的，墓主为侯爵，印纽作兔形。“滇王之印”是1956年在云南晋宁发现的，墓主为一国藩王，印纽作蛇形。“倭奴国王”印，是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的，印主为一邦之王，印纽也是蛇形。1968年陕西咸阳汉高祖长陵附近发现一枚玉制的“皇后之玺”，纽作螭虎形。螭是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螭虎即螭头虎身的怪兽形象。这枚南越王金印，纽作蟠龙形，在已发现的大量汉代玺印中从未曾见。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尊贵了。虽然在五代和明清的帝玺中印纽也有龙形的，但均较晚近，龙形亦各殊，古意不多了。南越王玺上的蟠龙纽，迄今为止，是今世得见的最古老的龙形纽了。

　　先秦玺印原为凭信之物，后世方演变为权力的象征。秦汉古印都是随身携带的，装入革囊，佩于腰间，南越王金印即是在印主遗骸的腰部发现的。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汉代帝后的玺印边长为2.8厘米，诸侯王与外藩首领的玺印还要小些，边长2.2～2.4厘米。而南越王金印边长达3.1厘米，比帝后者还大，这是因为此金印本非汉家天子颁赐，而为僭越自制所致。

　　玺印中自称“文帝”，这是南越国王颇具特色的称谓。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武帝”等称号并非其在位时的“尊号”，而是在其死后，对其一生所作评价的“谥号”。南越国的礼制殊异，这称谓成了生前的“尊号”，赵昧自称“文帝”，以夸其长于文治。南越的这种特殊典制，在中国极其丰富的典章中，是极为罕见的。

　　先秦之时，凡印章均可称“玺”，始皇称帝，“玺”成为皇帝御用印信的专用词。但到了汉代，玺印的规定又稍有宽缓，皇后、诸王印信也称玺。皇帝行玺，是发布诏令，册封诸侯王用的，南越王墓中共清理出土二十枚印章，唯有这枚金印称“帝”、称“玺”。迄今为止，它是已见唯一的汉代“帝玺”，弥足珍贵。

　　“帝”、“玺”两字特别引人注意还有另一缘故，因为其间隐蕴着一部古代的汉越关系史。

　　南越开国君主赵佗（公元前203—公元前137年）原为秦吏。秦亡，佗于番禺（今广州）据地称王。他本是中原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故虽自立，仍心向中原，汉统一天下，他也被承认为南越王。吕后当政时，汉越关系恶化，佗乃自尊号南越武帝，与之分庭抗乱。汉文帝当政，执行民族亲善政策，于是，佗自去武帝号，臣服于朝廷。佗死后，其孙赵昧继立，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一方面表示臣服汉廷，可在其领地却僭越称“文帝”。赵死后，其子婴齐继立为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为掩其父祖的僭越行为，以示忠于长安，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一藏玺之谜，终于被考古学家们揭露。

　　南越王称“帝”制“玺”足见其倾慕中原文明。可同时也表明，南越自立国之始就潜在着民族分裂的势力。婴齐尽管将帝玺深藏于陵山之下，南越民族分裂势力却未因之而结束。故而在婴齐死后不久，南越终于暴发了叛乱。汉朝出兵平息了叛乱，南越也亡国了。这大概可以说是南越王金印隐蕴着的因其铸制而肇端的一段历史奥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