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六节 丝路重镇，促进士人文化孕育

　　兰州自古就是西北边陲，既是连接内地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枢纽要道，又是与欧州、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关隘性城市，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其自身既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又是丝绸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点和集散地，因而通过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兰州自身的历史文化，孕育和培养了兰州的士人文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形成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就像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不断交流，从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延绵数千里的丝绸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神秘的楼兰古国，有古金城的炳灵寺石窟、号称天下第一桥的古金城黄河上的乞伏氏飞桥、传说建于唐代的有“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代表”之称的兰州握桥，也有玄奘西行取经时在兰州金城关下西渡黄河的白马浪等。在古丝绸之路沿线，至今留存着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结晶，有令后世惊叹的东西方艺术珍宝，有凝集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发明创造，也有异彩纷呈、扑朔迷离的古文字，这一切，都向人们传达着古代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打击匈奴，打开西域通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便作出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共同打击匈奴的计划，首先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为乌孙和大月氏原来是在包括兰州部分地区的甘肃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驱逐出去后，迁至中亚地区，汉武帝要联合乌孙、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两面夹击战略，为了这一政治目的，派张骞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途中被匈奴俘虏，遭软禁长达十余年。逃脱后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张骞这次西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是当时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领了妫水以北地区，一方面是那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另一方面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已由游牧过渡为农牧结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无仇胡之心而不愿回归。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实地物产等等。这个报告对汉武帝及汉政府了解西汉以西的情况非常重要，对汉武帝下决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西域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以汉武帝后来就决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后统一了西域。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险，因而誉为“凿空”，所谓“凿空”，即探险的意思。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后，汉王朝对控制西域的战略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当初单纯为了制御匈奴，变成既要制御匈奴，又要“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出使西域，为斥逐匈奴作准备。张骞用四年时间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据有关史料记载，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但是在这一时期，匈奴虽被斥逐，但并未消灭，仍不断骚扰。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西域，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就其主要线路来说，有北、中、南三条道路，经过兰州的是丝绸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汉时属陇右道中的关陇道，这段道路是联接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关陇道自西汉京都长安（东汉时为京都洛阳）起，至甘肃中部地区的黄河岸边诸地，分为萧关道和关陇道。关陇道东起县，接回中道，西经陇关，越陇山西南行，经清水、上邽、冀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由狄道北行，至金城过黄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过黄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临羌，至河西走廊。

　　东汉时，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道路有关陇道与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道两条，略阳道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来歙征讨隗嚣在陇山中开出的一条从陇关直通略阳的通道。由略阳道到金城县，需要渡过黄河，渡河地点在现在的西固地区，具体大约有三处，一是位于今西固区西沙黄河大桥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于今西固区河口一带的新城津，三是位于今西固区八盘峡一带的八盘渡。

　　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内乱状态。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牧马，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游牧民族政权，导致了丝绸之路三绝三通的出现。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进入比较箫条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路段基本走向为出洛阳或者长安，经雍州、秦州、陇西等地进入兰州，然后在兰州渡过黄河西去。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王朝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了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是中国境内连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之一。在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制西域各国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后，不仅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且在中亚地区直到波斯的东境，也设立了16个都督府，进行名义上控制。当时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线路，交通组织，又都是最完备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因而使丝绸之路更为畅通。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从而使丝绸之路在唐代再度进入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交流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仅有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也兴盛起来，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不仅有商人和士兵，也有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于是，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传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中国，极大地满足了唐朝人在文化方面的需要。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左右退出了新疆，丝绸之路开始慢慢衰落。至唐末五代时，海上丝绸之路出现，陆路上的丝绸之路逐渐被取代。

　　唐代，兰州已由秦汉时期的边塞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交替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变为国家的腹地城市，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一是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这条道路从长安或洛阳起，越陇山至临州治所狄道，出狄道西北行，越沃干岭，沿阿干河谷至兰州治所金城（今兰州市城关区），从金城关一带渡过黄河，西北行至逆水（今庄浪河），沿逆水河谷去河西走廊。二是丝路东段关陇中道，这条路自长安或洛阳西行，越六盘山至会州治所会宁，自会州西行至兰州，经兰州西去。三是唐蕃古道，也称吐蕃道。唐蕃古道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的吐蕃道，其部分路段同丝绸之路河西道基本平行。这条道路是唐贞观八年（634年）开通的，自关陇南道经河州，至鄯州治所湟水县（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或由关陇中道经兰州至鄯州，再西南至吐蕃、尼波罗（今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全线分为东段河湟道，中段吐蕃道和西段尼波罗道。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都经过兰州，在兰州交汇，从而使兰州地区成为东西交通枢纽和重镇，其战略地位与民族特色更为突出。

　　宋代的兰州地区先后被金、西夏部分或全部控制，成为几个政权对峙、争夺的地区。由于当时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全线在辽、金、西夏的控制之下，宋王朝所需的军用战马全靠吐蕃地区供给，于是出现了茶马互市形式的丝绸之路贸易。宋代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路段，由于控制这一地区的政权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大体是由东京开封经西京洛阳至长安，沿传统道路经西安至会州，至兰州，经兰州至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转东北至西凉府西去。

　　蒙元时期，陆路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且比较发达，不过这种发达只是落日余辉罢了，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也就失去了作用。元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延至大都（今北京），线路也有所变化。经过兰州的道路为丝绸之路南道。由大都至奉元（今西安），至凤翔，西北行，过陇关，越六盘山，经定西至金城（今兰州市榆中），再经定远镇至兰泉驿（今兰州市武都路与永昌路交叉处的原永昌路百货大楼一带），然后渡黄河，经庄浪（今永登）西行。

　　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确立

　　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为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守力度，分段从令居（今兰州市永登县南）筑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并在长城内修筑有道路。修筑的长城是防御羌胡的军事屏障。而沿长城修筑的道路，因长城带上驻有重兵，这些士兵除守卫边防外，还有保卫长城带上道路畅通的责任，因而这条道路行走起来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既是一条重要的军事交通线路，又是一条较为安全的商贸、文化交流的线路。此时的丝绸之路虽已粗具雏形，但全线并未开通，故兰州仍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还没有成为丝绸之路重镇。

　　在汉“断匈奴右臂”后，丝绸之路虽已初步打通，但西汉赴西域各国的使者，西域各国赴西汉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乌孙、匈奴的刁难，直至杀害。其中，大宛劫杀汉使，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李广利降服大宛后，中亚、西亚的交通孔道全线开通。此时，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有所加强。

　　东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时通时断，艰难发展。此时，在西北地区河西一带由于五凉等政权的相继经营，相对比较安定。兰州地区经过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后秦、西秦等几代的开拓和经营，丝绸之路东段河南道相对比较畅通，金城正是处于河南道中，而且是一座比较关键的城市，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尽管如此，此时的兰州仍然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军事战略价值要大大高于交通价值。

　　兰州真正形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是在唐朝。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同时，唐代大一统疆域的西扩，使兰州成为唐帝国的腹心城市，军事重镇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交通枢纽的地位则相对上升。这一时期，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去西域，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中三条支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地区，地位空前提高，这一时期的兰州虽不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但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到兰州附近后，不论从哪一条支路西去，都必须渡过黄河才能进入河西走廊，而黄河兰州段上的几个渡口，都是当时重要的渡口，所以，不论从兰州附近的哪一条支路上西来，都要经兰州渡过黄河西去，就这样，兰州的丝绸之路重镇地位正式形成并被确定下来。此后的宋元时期，除宋、金、西夏对峙的一段时间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兰州一直是西北地区联系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

　　丝绸之路对兰州地区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

　　兰州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集散地之一，对丝绸之路的各种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集散交流的过程中，必然对兰州原有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路、一条交通线，也是一条纽带、一个大舞台，是沿线各国、各个民族进行各种交流的一个载体，其内涵非常丰富。丝绸之路把古代主要大国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个纽带，给沿线诸国和各地各族提供了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交流文化艺术和科技、不断增进了解和建立友谊的条件和展示各国和各地各族风采的舞台。同时，这条路也是各国进行政治交流的使节之路，各国使节大多是经过这条路进行交流的。另外，这条路也是一条神灵之路，一条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如佛教及基督教的分支教派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对兰州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西方宗教文化的东来，从而创造了兰州地区灿烂的宗教文化。

　　东汉以后，南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突厥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至包括兰州在内的今甘肃、宁夏等地，并逐步汉化，致使汉族传统文化地域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缓慢地东进，在敦煌、兰州等地与汉文化交汇后，传入整个西北地区，继而至于全国各地。佛教文化在兰州地区与汉文化以及原有的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对兰州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士人文化的孕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包括兰州在内的西北地区，为很多人所信仰，使西北地区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而本土文化为了应付这种冲击和挑战，也开始用本土文化来改造外来的佛教文化，从而使西方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最终使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同时也给孕育中的兰州士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佛教文化逐渐渗透于兰州原有的文化之中，因而使兰州文化逐渐形成为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

　　受西方佛教东传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已有相当规模的佛寺，而高僧法显也是经兰州过黄河西行求法。法显等到兰州时，正值四月，按佛家传统惯例，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在西秦国都苑川城（今榆中县苑川河流域）佛寺中夏坐。所谓夏坐，即在雨季坐禅修行。西秦则在其国都苑川大兴佛教，并供养与法显同来的玄高、昙弘、玄绍等为国师，同时供养的佛教弟子三百多人。后来高僧智猛等15名僧人，再次沿法显所走路线去天竺求学，20年后东归，往返都经过兰州。

　　在佛教影响逐步扩大的同时，兰州地区也出现了佛寺和本土僧人，其中释宝志是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兰州本土僧人。据有关记载，释宝志是宋齐梁间金城人，佛教高僧。先在红泥沟修行，后至江东道林寺，齐武帝迎入华林园。好为谶记，人称“志公符”。著有《文字训释》三十卷。

　　关于释宝志在红泥沟修行的事，至今在兰州还流传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志公当年修道时，每天晚上蛙声阵阵，打扰得他很难静下心来修行，于是他念动咒语，把青蛙全都驱赶到沟外，从此，红泥沟里再也没有了青蛙，至今也听不到青蛙的叫声。还有一个传说是说他修行的时候，口里老是含着一个珠子，每到晚上修行时，他就把珠子从窗口抛到红泥沟的石堆里，然后再出洞去摸黑把珠子找回来。找回后再把珠子从窗口抛到红泥沟的石堆里，然后再找回来，就这样抛了找，找了再抛，夜夜如此，风雨无阻。过了几年后，有天夜里他抛出的珠子竟然发起了光来，他知道修炼即将成功，非常高兴。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出外去化缘，有一个老太婆赠给了他两个油饼，他把油饼放在袖子里拿了回来。醒来一摸袖口，果然有两个油饼，从那以后他就飞升到天上去了。

　　清代邓隆所撰的红泥岩门联提到释宝志在红泥岩修行的事，门联写道：

　　真灵虽还虚，偶过此蛙谷鹰巢，当忆朱家旧事；

　　三教原一贯，何妨邀儒流道侣，来与弥勒同龛。

　　联语中的“朱家”就是指主祀宝志和尚的红泥岩志公洞，“旧事”是指宝志和尚曾在红泥岩修行的事。民国时期的慕寿祺也为红泥岩志公洞提过一副对联，联中提到志公修行时念咒禁止蛙鸣的事。对联写道：

　　岗占独龙，遗像我曾敬仰；

　　神能伏虎，咒蛙人又奚疑？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周边地区的古金城郡范围内，也已出现了大量佛教建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今兰州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受佛教影响之大。曾建都于今兰州市榆中县的西秦乞伏氏十分崇信佛教，当时的僧人如玄绍、玄高、昙弘等都相继来到西秦境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今兰州市南部接壤、古代属金城郡范围的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即开凿于西秦时期。为西秦乞伏炽盘于建弘前后所开凿。最有代表性的第169窟就是乞伏炽盘所开，并在佛像上方有“建弘元年（420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题记。据郭方忠、张克复、吕靖华主编的《甘肃大辞典》介绍，该石窟位于县城西南35公里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中。小积石山相传为大禹治水时积石之处，千峰壁立，如万笏朝天，黄河飞流，似巨龙奔海。“炳灵”是藏语十万佛音译的简称，原称唐述窟，唐代改称灵岩寺，宋代始称炳灵。现存窟龛200余个，造像有佛、菩萨、弟子、天王等，高者达28米，小者仅25厘米。壁画有说法图、千佛、观音、供养人等。造像因时代不同而不同，西秦时期造像高鼻大眼，颇具西域民族特征；唐代的则丰满健美，精湛逼真，特别是菩萨像，薄裙飘带，满身缨络，腰身曲斜，娥眉凤眼，口唇微启，面含羞涩，是典型的少女形象。壁画构图古朴，线条流畅，着色艳丽。元明时代以密宗为内容的壁画，线条严谨圆润，色彩浓重热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窟中还保存有许多当时的游人题记，其中崔琳题记，记述开元中唐蕃议和，崔琳受命西使途经灵岩寺一事，尾署正、副使以下官员姓名72人，可见使团规模之大。炳灵寺石窟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唐时期，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更趋频繁，加之西方各国使节往来不断在兰州停留，对兰州地区佛教和佛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佛教影响进一步扩大和加深。

　　唐初玄奘西行取经，往返都经过兰州。玄奘（600—664年），今河南偃师县人，俗姓陈，名袆，法号玄奘，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被称为唐僧。

　　玄奘西行过陇山后，沿渭河西行，经渭源，过狄道，越沃干岭，沿阿干河谷到达兰州。由兰州城北金城关对面的白马浪一带渡过黄河，向西沿庄浪河谷西去。至今兰州还留有白马浪的传说，兰州市根据这一传说，在白马浪黄河南岸塑了唐僧西天取经的雕塑。

　　这一时期，兰州城区出现了大量佛寺，最著名的有三大寺院，即庄严寺、嘉福寺（亦名木塔寺）、普照寺（又名大佛寺）。从现有史料看，这些寺院建筑都是僧人与士人、宗教文化与士人文化结合的产物。

　　庄严寺原址位于兰州市张掖路北侧今“兰州晚报社”院内，是旧金城名刹之一，也为兰州市现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古建筑。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庄严寺相传为薛举故宅，在城中鼓楼西，唐初建，元至元年间重修，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兰州都指挥刘瑛再修。”现存大殿三座，1963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庄严寺原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有山门、朝房、过殿、大殿、后殿，并建有东、西陪殿、厢房、钟鼓楼及跨院，构成完整的三进院落及官园等四组建筑，为兰州珍贵的文化遗产。庄严寺以“塑绝”、“写绝”、“画绝”三绝名动金城。

　　塑绝指寺内佛教造像。庄严寺造像有过殿内的韦陀及布袋和尚，殿两侧天王四大金刚；大雄殿（正殿）内塑的三佛二弟子四菩萨；后殿所塑五佛。据《兰州市志·文物志》记载，大雄殿内的三佛从其手印和持物上看，应为法、报、应三身佛，三佛均前额宽广，两颊丰满，颜面方圆，双目微闭，作沉思状，神态庄严。头盘螺髻，肩宽背挺，结跏跌坐于仰覆莲束腰佛座上，神采异常。此三佛塑坐于大殿内明、次间金槽内。明间中佛前左、右两侧侍立迦叶、阿难二弟子，其中迦叶身驱前倾，静中欲动，表情深沉，脉络曲张，刻划了迦叶为一苦行僧的表像；阿难则双手合什，面容清秀，刻划了一个少年僧人的典型形象。三佛两侧分立四菩萨，均戴花冠、着披带、秀发垂肩、胸腹袒露、缨络缠身、飘带飞舞、裙折衣绉，形象完美。佛像身后均浮雕背光，纹饰为火焰纹、瑞草纹、几何纹，每幅背光顶部都塑一金翅鸟，两侧蹲有瑞兽，体现了藏传密宗的成分。后殿内的五佛，雕塑也非常精美，据清道光三年（1823年）《补修五佛殿记》碑载：“夫后殿塑像，神妙倾覆六州真无匹，莲衣细叠直超九府少有双。”关于佛妆，据《补修五佛殿记》碑载，清嘉庆间曾“金妆正殿法身”，这是重修庄严寺时对佛像妆金，后代均保持下来。其他各尊造像均绘彩，菩萨肢体涂白色，衣裙则为红、褐、青、绿等色。众像高2米至2.5米不等。“塑绝”是庄严寺的骄傲。

　　写绝，也谓“书绝”。是指悬挂于大雄殿明间檐下“大雄殿”横匾之后的庄严寺额“敕大庄严禅院”六个大字。为元代至元年间重修时所书。竖额高约1.5米，宽约1米，四周镶木雕纹饰额边，额心镂刻“敕大庄严禅院”六字，竖排两行，每行三字。竖额字体工整，笔划厚重，饱满有力，醒目庄重。额旁有兰州金翼乾书写之考证木牌一块，上书：“考此敕大庄严禅院六字为元代李浦光所书，字体遒劲，直逼鲁公，邑乘称其写绝，汹非虚也。特悬之以供艺术家欣赏云。”画绝，是指大雄殿内明间佛像后壁整壁所画之观音像。像高约2米，据介绍观音画像的一横幅纸条云：“观音形体高妙，有吴道子画风。”又据《甘肃新通志稿·金石志·壁画》载：“庄严寺壁观音像，在兰州城内，即俗所称三绝者也。盖寺中榜书仿颜鲁公笔意者为书绝。佛像庄严端好为塑绝。观音为画绝，云壁高丈余，像作安禅状，首覆纱壳，如迎风欲举，洵宋元高手所作。”画像身材比例适度，体态端庄大方，丰颊宽额，造型特点与殿内塑像一致。头饰繁华，头巾下花朵簪钗密而不乱，既着意局部妆饰，也经意整体效果。所绘衣饰用色淡雅，并以工整的线条刻画衣带飘逸，静中有动。绝无多余之线条，极具工笔之风，故被世人称为画绝。

　　普照寺又名大佛寺，故址在今兰园（少年宫），据史书记载，为唐初敕建，历经宋、元、明、清数代重修、扩建，其规模已是兰州佛寺之首。又据《兰州市志·文物志》记载，普照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大雄殿、法轮殿、藏经楼、观音堂、灶君殿、钟鼓楼等。各殿均有塑像，其中大雄殿三尊佛像，塑工极佳。明间后壁所绘大悲观音佛像，计有十一个头，四十二只手臂，每只手各持法器一件，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大雄殿后为法轮殿，是一座具喇嘛教特征的佛殿。该殿建于元代。“喇嘛”为藏语语音，译意为“上师”。普照寺法轮殿内有一嘛呢法轮，木制，高约10米，八面六层，每面每层各塑佛像一尊，计四十八尊法像，巨大法轮固定于大梁与地面间，即推即转，轮上写“法轮恒转”、“雨花金界”八字轮额。轮旁有柱，柱上攀龙四条。法轮殿后为七楹藏经阁，阁内正中供奉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塑像，两侧分立药师、释迦、弥陀、韦驮等木雕佛像及铜接引佛，后壁绘千佛。阁内东、西壁各镶木橱四个，橱内存放明万历太后所赐《大藏经》640部，计6346卷。木橱外绘菩萨立像八尊，高约丈余。藏经阁内塑、雕、绘均极工致，深为瞻仰者赞赏。普照寺钟楼内悬铁钟一座，钟高3米，口径2米，重达万斤，为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侍鉴郭镐监造。铁钟铸造精良，声音宏远，并铸铭：“仙闻生喜，鬼闻停凶，击破地狱，救苦无穷”十六字，昔日“金城八景”之一“古刹晨钟”即指普照寺内悠远的钟声。

　　民国十七年（1928年）普照寺内部分殿堂被国民军辟为“中山市场”。1939年2月23日，日本飞机空袭兰州，普照寺被夷为平地，只有“泰和铁钟”幸存于残垣瓦砾之中。

　　嘉福寺旧名宝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内西北隅，即今“木塔巷”北端。为唐贞观四年（630年）冬，高昌国王麴文泰长安朝拜太宗李世民，在返回途中路过金城时捐资修建。嘉福寺木塔是兰州建造最早、最有名望的佛塔。据《重修皋兰县志》载：“嘉福寺，旧名宝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内西北隅，唐贞观九年（635年）高昌王建，元至元年间重修，赐名嘉福，明永乐中重建，宣德六年，成化三年，嘉靖三十五年肃藩屡修”。“国朝（清）康熙二十五年巡抚叶穆济、道光十三年总督杨遇春再修”。“寺有木塔，十三层，高入云霄，康熙初毁于火，重建之后较旧制卑小矣，同治十三年复毁于火”。

　　麴文泰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唐贞观年间，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高昌国，麴文泰将玄奘奉为上宾，拜为国师，结为兄弟，并经常带着嫔妃、大臣一起听玄奘讲经说法，麴文泰欲留玄奘辅佐国事，但玄奘坚辞西行，并以绝食明志，无奈，麴文泰敬赠玄奘大笔盘缠，送行百里，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侧）挥泪相别。唐贞观四年（630年），麴文泰到唐都长安晋见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认麴文泰之妻为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回国途中，麴文泰慷慨解囊，在故乡金城造佛塔一座，此塔即为嘉福寺木塔。木塔建筑制式为十三层楼阁式，高50余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该塔每层每面均雕佛像及以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图画，塔刹为宝珠形，生铁铸成，直径约1.7米，上铸“宝塔建于唐贞观九年（635年）”9个字。塔内各层均设楼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顶层塔室，塔室直径约3米，周围设平座栏杆，登临者可凭栏远眺。木塔规模可与我国现存最高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媲美。清康熙年间，嘉福寺木塔毁于火灾，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原址上重新建了一座木塔，但规模较小，这座木塔又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焚为灰烬，木塔自此名存实亡，塔下九楹殿宇也易为民居。但《兰州市志·文物志》载：“据学者王素考证：嘉福寺木塔是贞观八年（634年）高昌国所遣使者，于贞观九年（635年）返国时，以麴文泰名义建造的。木塔为十三层楼阁式，高50余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小，每层每面均雕佛像，塔刹为宝珠形，生铁铸成，直径约1.7米，上铸‘宝塔建于唐贞观九年’9个字。塔内各层均设楼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顶层塔室，塔室直径约3米，周围设平座栏杆，登临者可凭栏远眺。”

　　除西方佛教沿丝绸之路经兰州东传和中国僧人经兰州西去求经，有效地推进了兰州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外，唐蕃联姻也是促进兰州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

　　兰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和亲与民族间通婚的影响，宗教文化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隋唐时期，以和亲形式带动起来的宗教交流，在繁荣了兰州地区丝绸之路运输的同时，也繁荣了佛教文化。

　　隋末唐初，吐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将文成公主嫁给远在青藏高原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亲70年后，在吐蕃的一再请婚下，唐中宗于景云元年（710年），又将金城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五世孙赞普赤德祖赞。在两位公主出嫁时，唐王朝不仅赔嫁了许多珍宝器物、锦绮服饰、饮食器皿、佛像佛经等，还带去了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以及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

　　当时的兰州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前往青藏高原的首选之路。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从长安出发，经秦州、河州、鄯州入藩，但据《甘肃公路交通史》等史书记载，文成公主从长安城出发后，沿丝绸之路中线西行，经陇山、成纪、天水、口（今定西）、榆中到兰州，再从兰州河口一带过黄河到青海。金城公主联姻吐蕃也是走的这条路。吐蕃为了迎接大唐公主，在其境内沿线建造了很多寺庙、驿馆，而唐朝为了给前来迎接大唐公主的吐蕃使者提供方便，也在唐境内沿线建造了很多寺庙，以供使者居住和公主休息。据说榆中来紫堡、金崖一带古寺庙如黄家庄的弥勒院、寺背后的妙乐院，李家庄的长寿寺等，都是为文成公主嫁往西藏临时修建的禅院，供公主路过和吐蕃迎亲者住宿。当时在榆中修建寺庙的本意虽不是为了宏扬佛教，但它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兰州和吐蕃的佛学交流，推动了兰州佛教的发展。榆中县清水驿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宿过一夜。由于远离亲人，公主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侍女端来饭菜和水后，公主只将水留下。公主看到水后，觉得这水非常清澈，于是端起来喝了一口，觉得这水甜美异常，便将一碗水全部喝了，不由说道：“只有此地清水甜美”，从此以后，这里就被人们称之为清水驿。

　　公元9世纪初吐蕃王朝瓦解后，佛教再次弘传于青藏高原，形成带有藏族色彩的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还尊藏族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统天下释教。而迁入兰州地区的蒙古部落也逐渐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在兰州地区，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中国国教道教相互碰撞、融合、改造后形成的具有汉文化色彩的佛教，与藏族、蒙古族等原有的文化再次融合后，逐渐形成为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多元化佛教文化。如现在的永登鲁土司衙门的土司家祠妙因寺、兰州五泉山的嘛呢寺、白塔山的白塔、白衣寺的白衣寺塔等，或是纯粹的藏传佛教建筑，或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的佛教建筑。

　　除佛教外，祆教、伊斯兰教等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兰州地区的。

　　祆教，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1世纪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入西域。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南北朝时受到中国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建有许多祆教祠宇以备“胡商祈福”，地方政权为控制其发展，曾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于宋代以后就基本在中原地区消失了。

　　回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是元代传入兰州地区的。随着回族人口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也逐步扩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民族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