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

第五节 为生活拼命写作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立即从幸福的云端栽到债务缠身的俗世的烦恼之中。他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预期得还要坏，欠他钱的人，保证要付给他钱的人，都没有履行诺言。只有他母亲始终如一地帮助他，可是他知道她自己并不宽裕。

　　1832年2月28日，正当巴尔扎克和他的朋友马尔冈一家人住在沙妻的时候，家人给他转来了一封引起他的特殊兴趣的信。

　　这是一封来自遥远乌克兰的署名为“陌生女子”的来信。信上印有“天神莫测”的字样。作为一位声誉日隆的作家，收到异性崇拜者的来信，在巴尔扎克早已是司空见惯。

　　不过，这封信却使他兴奋异常、受宠若惊。因为这封不速之信雄辩地表明，他的大名已传到数千英里之外的沙皇俄国。

　　更重要的是，写信人法文如此地道，不但能在遥远的乌克兰读到他的小说，还愿意支付30000左右法郎买下他总标题为《风俗研究》的一套选集的版权。这套选集共计12册，其中包括重印的《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

　　直觉告诉他，兴许这位陌生女性就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理想佳人。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天赐良机。

　　由于她没有写明地址，巴尔扎克在4月4日，在《法兰西新闻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巴尔扎克先生收到了2月28日的来信，他对无法回信感到遗憾。”

　　几个月过去了，外国女人也没再有什么表示，可能是她没有看到启事。突然，在1832年11月7日，她来了一封很令人激动的信：

　　先生，您是一个老派人物，您的哲学思想属于长期从事律师事务所熏陶出来的，也是老古董。然而，听说您很年轻，很想结识您，但又想并不需要。

　　我读了您的作品，心情十分激动，您使女人具有她应具有的尊严，爱情是女人的天赐美德，是天性的流露。您有这种令人羡慕的敏感，真令人钦佩。您应该分享到天使的姻缘，您的心应该有从未享受过的幸福。

　　外国女人会爱您和您的作品，愿意和您交朋友，她也知道爱，就是这么回事。啊！您明白我的话？对您来说，我是外国女人，这将是我的全部生活，您将永远不认识我。

　　我尊敬您的才能，向您的心灵致敬，我愿意当您的姐妹，和您在一起，就会了解正义、道德和良心。

　　经过几个反复，巴尔扎克终于探明这“陌生女人”果然是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女人，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佳人。她就是韩斯卡夫人，巴尔扎克未来的妻子。于是乎，一场长达18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恋爱开始了。

　　这位“陌生的外国人”出身于俄罗斯波兰裔贵族、伯爵之家，名字叫艾芙娜琳·韩斯卡。1819年，她嫁给比她年长22岁的伏尔伊尼贵族万斯拉·韩斯基将军。这位将军在乌克兰有文珠尼亚庄园，田产21000公顷，农奴3000多名，财产估计有数百万卢布。

　　巴尔扎克在写信给这个景仰他的外国女人同时，对那个拒绝他的法国女人实行报复。在他看来，韩斯卡夫人具有所有的优点。

　　韩斯卡夫人买下了巴尔扎克总标题为《风俗研究》的一套12册的选集版权。合同签订以后，巴尔扎克高兴得快要跳了起来：“这笔款子足以叫所有那些游手好闲的懒鬼、只知骂人不会干事的无能之辈和一帮文人通通气红了眼！”

　　虽说他还无法还掉借他母亲和柏尔尼夫人的钱，但是现在至少能够偿还那些催索得最急的债权人的债务了。尽管两个星期以后他还掉一笔5000法郎的欠款后，又变得“实实在在一文不名了”，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发愁。

　　正如他所说的，他对“此等小小的战斗”已经习以为常，他明白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就能够赚得更多的钱。

　　因此，对他而言，当前的问题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作、日日夜夜地写作。

　　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趁热打铁。他无意让爱情冷却下来，所以每个星期都要给他的韩斯卡夫人寄去至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既表示问候，又倾诉衷肠。

　　韩斯卡夫人在给她兄弟亨利·热武斯基伯爵的一封信中也写道：

　　在瑞士，我们结识了一位令人着迷的朋友，他就是巴尔扎克先生，《驴皮记》和其他许多优秀作品的作者。他成了我们真正的亲密朋友，我希望这友谊将维持终生。

　　巴尔扎克很像你，我亲爱的亨利，他像你一样快乐、爱笑、和蔼可亲，连他的外表都有点像你，你们俩都有点拿破仑的气质。

　　巴尔扎克真像个孩子，如果他爱你，他就像孩子一样天真直率地说出来。总之，你看看他这个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位如此博学而且有很高造诣的人，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如此纯真、可爱，充满稚气。

　　她还动情地写道：“有生以来，我还没有像在纳沙泰尔的七八月那样幸福宁静过。”

　　那里的山水草木，那里的居民，都引起她无限的爱恋。显然，她和巴尔扎克一样，不由自主地坠入了爱河之中。

　　1833年3月1日，巴尔扎克向她宣布又继续写《路易·朗贝尔》，“这是流行作品中最叫人伤心的一个”。反之，《乡村医生》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诗歌形式化的耶稣基督的模仿作品”，至于《战役》，这可能是一本雄浑有力的会引起轰动的作品。他对韩斯卡夫人说，最使他恼火的是，在读以前写的作品的版本时，发现文笔笨拙的“驴皮记》再版了，我又发现某些错误，这是诗人的忧伤”。

　　有人在新闻报刊上批评他文体松散。他对她畅所欲言，非常愉快，以至于难以停止讲知心话，他告诉韩斯卡夫人：“那些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叫唤，说我不会写作，我早就说过，这样说话太叫人伤心，因为白天我写新作，晚上修改旧作。”

　　信来信往，他们之间的激情不断增长。韩斯卡夫人想知道她心上人的一切。她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些在巴黎碰到过巴尔扎克或听到过谈论他的波兰人。有些消息使她吃惊也使她不安。她将情况告诉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进行了辩护。

　　巴尔扎克专心致志地与韩斯卡夫人通信，在1833年初，花费时间很多，堆了不少订单。《路易·朗贝尔》一书出版后未获成功，读者不买账，批评家抨击，巴尔扎克觉得写这种难懂的神秘的作品不成功，不能再写。

　　他只好重新脚踏实地写现实的作品。由于《巴黎杂志》与他订约，他匆忙地编写《法拉居斯，行会师傅的领班》，这是《十三太保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他想，此书故事情节不可能为爱好神秘故事和阴谋故事的读者所欢迎。

　　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是在充满怨恨的心情下写的，他既揭露了某些女人的媚态，又描写了贵族阶层的利己主义，十分触目惊心。他靠高浓度的咖啡提精神，通宵不眠。他轻率地与一家出版社签约，这使他精力耗尽。他主要的慰藉是友谊。

　　但是，奇怪的是他拥有的都是女性的友谊，而且或多或少地带有爱情色彩。他的周围朋友中没有男性，也没有友好的伙伴和可以依靠的知心人。《十三太保的故事》的作者已完全没有男性的共谋者，他只能在女性朋友那里找到爱和忠诚。

　　由于纳卡尔医生坚持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他也就答应聚尔玛·卡罗的要求在4月和5月到吊古莱姆火药厂待3个星期。

　　等巴尔扎克回巴黎后，出版商怒气冲冲指责他违约，他把一篇题为《交涉的理论》的文章给了新办的《文学欧洲》杂志，这是一篇谈医学和哲学的文章，并且准备将新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也给这家杂志。

　　出版商认为这是近乎欺诈的不守约行为，将巴尔扎克告到商业法庭。巴尔扎克对这种做法甚为愤怒，到出版商处大吵大闹，抢回《乡村医生》一书的排版稿。

　　这个欠考虑的行为首先会把他告到法官那里。这事差点酿成大祸，巴尔扎克被弄得晕头转向，他只好求助达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出来干预以调解此事，因为她的《回忆录》也是由这个出版商出版的。

　　最后这些判官们判决，说巴尔扎克存心不良，花了8个月时间去写《乡村医生》，得让他用4个月时间交给原告一本新的小说《三位红衣主教》。由于这个过错，他应付出版商3800法郎赔偿金。付了这笔款项后，巴尔扎克可以自由安排他的版权。

　　在这个不公正的判决后，巴尔扎克只有寄希望于《乡村医生》获得巨大成功。

　　1833年9月3日，小说送到书店销售。尽管这本书东拼西凑，质量还是不错的，但读者持保留态度，专栏批评家言辞尖刻。批评家们几乎一致指责作者并没有给读者奉献真正的小说，而是一本包含政治、农村经济、市镇管理、实用医疗、宗教思想等编织起来的乌托邦大杂烩。

　　然而，他还是将此书递交法兰西学院以评得蒙蒂翁奖，这个奖是用来奖励有益于风化的书，此奖的金额为8000法郎。在这种缺钱时刻，这笔款子对巴尔扎克十分有用。可惜的是评奖先生们看不上《乡村医生》一书。

　　这让巴尔扎克感到特别失望，因此他只好选择暂时离开巴黎。

　　9月22日，星期天，巴尔扎克于18时坐邮车从巴黎动身，经40小时旅程，于24日到贝桑松，并受到友人夏尔·德·贝尔纳的接待。

　　他为业务访问了几位朋友，没什么结果，当晚换了另一辆车奔诺沙泰尔。9月25日，他下榻福孔旅社。他不久就到克雷山上市镇街找到安德里埃宅第。在那里巴尔扎克终于见到了韩斯卡夫人。

　　韩斯卡夫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龇着牙、眼睛发红、长头发、胖乎乎的矮个子。但是，这种令人不悦的尊容只不过是一刹那的事。

　　当他跟她说话时，她认出了这个热情奔放的文人，并再次地征服了她。这个精神焕发的女人，使他敬爱备至，这张性感的嘴似乎天生造就的，她法文讲得很漂亮，她的乡音使人想起了乌克兰的草原。

　　不久，巴尔扎克就又返回到了巴黎。他刚从疲惫中休息过来，他就得对付留在首都的那些烦琐复杂的事务，他曾经写道：

　　这里的事出乎我意料，很不妙。那些欠我钱的并答应还钱的人不履行诺言，我母亲是忠心耿耿，但我知道她很为难。因为我的花销很大，我得弥补因出游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我得日夜苦干。

　　他的勤奋工作，很快得到回报。有一个出版商终于愿意成批购买12本《风俗研究》，包括再版的《私人生活场景》，再加上《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总数巨大，共27000法郎。并且，合同很快签订。

　　巴尔扎克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里面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他明白，其宏伟的结构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是其含义是次要的。

　　如果从其整体结构来看，虽互相独立，但各自有新的透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同等的价值。这样一来，他觉得有必要准确地描绘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所，那些城市、街区以及他们居住的房屋、从事的职业，这样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人们的生活条件的方方面面。

　　随着他思考的深入，画面衔接起来了，相互补充，组成一幅广阔的图景。他想，对自己以及对他的作品，均已发挥得差不多了，他不知更进一步该如何表达。

　　大多数批评家瞧不上巴尔扎克，认为他写得太多，写得太快。他们不喜欢洪水激流而喜欢小溪流水。他们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讨大众喜欢的多题材作家，但肯定不是大作家。

　　他们指责巴尔扎克文字臃肿，与情节不相称。他们说巴尔扎克的文学跟他本人一样，既胖又俗，缺少分寸，倒胃口。巴尔扎克听了以后觉得难受，但他还照写不误。他就像人不能换皮一样，文风也无法改变。

　　有时，他就像写《路易·朗贝尔》那样，展现一个寻找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别人埋怨他沉浸在极度抽象之中。有时，他就像写《欧也妮·葛朗台》那样，他描绘的是现实生活，这时，别人又埋怨他太现实了。

　　对巴尔扎克来说，工作、金钱、爱情这三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爱情。他羡慕那些豪绅随意旅行，不计较开支多少。

　　然而他为了和他的“天使”在日内瓦相聚，得在巴黎将工作安排妥帖，节衣缩食以支付驿车、旅馆和其他日常开支。

　　只要这个女人不是贪财的，对追求她的男人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从孩提时起，我从未拥有一文我自己的财产，到现在我算是辉煌了。然而，我还得为找款子而到有钱的人那里奔走。我游来逛去，浪费时间。

　　韩斯卡夫人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帮助。但是，她提供的款项为数极微。她自己没有个人财产，财产都是她丈夫的。巴尔扎克很感谢，感谢她的施舍，但绝不能接受。

　　然而，韩斯卡夫人在可怜巴尔扎克奋笔疾书当苦力文字匠的同时，也怀疑他在巴黎被别的女人缠住，她们奉承他。

　　1833年11月17日，巴尔扎克到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的表兄，雕塑家泰奥菲勒·布拉家，在《怪母和孩子》的塑像前驻足凝视。

　　正好在塑像旁，有一对祈祷的天使的塑像。这两件作品是偶然凑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却是一组有象征性的群体，他站在画室中间，顿时有所启迪，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看见现存的最美的杰作……这就是《受两个天使——崇敬的圣母玛丽亚和孩提时的耶稣》。我从这里构思了最美的一本书，这本书，《路易·朗贝尔》是它的序幕，书名为《塞拉菲塔》，此书与《弗拉戈莱塔》一书一样，集两种特性于一身。

　　但是，我猜想，它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女人是天使，在最后转化时刻来到世上，并脱去躯壳升天。他被一个男子和女子所爱，他对他们说，在升到天国后，他们就会相爱，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天使。她向他们显露了激情，给了他们爱，让他们逃脱人间的苦难。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日内瓦，在你身边写这本可爱的书，但是这位声音洪亮的塞拉菲塔叫我心烦，她已鞭策我两天了。昨天，我的椅子，我熬夜的伙伴坏了，自从我从事这类战斗以来，这是我用坏的第二把椅子。

　　巴尔扎克回到家里后，觉得自己的观点与布拉的玄奥观点很接近，他从石膏塑像群体得到启发，想写一本小说。

　　他创造了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威尔弗里德，就是作者的化身；另一个是安娜，那就是艾芙琳娜·韩斯卡。他们俩都受到两性人塞拉菲图斯·塞拉菲塔的控制，这个两性人既有男人的特点，又有女人的特点，这就保证他比常人有优越性。

　　这个两性人由于激起了男人和女人相互竞争的爱情，其智力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由于处于真人和神的状况，他要解决所有矛盾，他预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问题。

　　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他要解决他身上肉体联系的两性特点问题。最后，他升入天国，这证明了人类状况是可以改变的。由于这个光辉的范例，威尔弗里德和安娜这两位主人公也变成了天使。

　　巴尔扎克在处理这种玄奥的主题时，想以此来解释世界上的问题。但是，拿这作为小说题材，思想上的框架如何处理？这里应是绚丽多彩、纯真和冷静的，应该有宽广的空间。

　　于是，巴尔扎克想到了挪威，但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然而，他可以到书本里找到资料。

　　韩斯卡夫人不会使他改变写神秘小说的计划。她本人也有家族传统，有预感、有幻觉和各种各样的昏厥。他的很多读者也是要求作品跨越现实。

　　巴尔扎克一想到前途，就越想把《塞拉菲塔》书稿带到日内瓦。他沉醉于真正的灵感中。由于想写这本小说，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本启蒙性作品献给韩斯卡夫人并与她相聚。

　　因此，巴尔扎克在巴黎使出浑身解数，玩命地写作，迫不及待地与书商打交道，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旅行的经费。

　　到了12月，一切准备就绪，巴尔扎克一直寄予厚望的《欧也妮·葛朗台》得以顺利出版，并大获成功，连最敌视他的几位文学评论家也不得不惊叹这部小说高超的艺术成就。

　　他由此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旅行费用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1833年圣诞节那天，巴尔扎克抵达日内瓦，住进了艾芙琳娜·韩斯卡为他在“弓箭”旅馆订的一个房间。

　　这对情侣还组织了文学性的参观，到过科佩、费尔奈、迪奥达蒂别墅或科洛尼山坡等。

　　巴尔扎克对爱情想入非非，同时玩命写作，在编写《塞拉菲塔》时，他向日内瓦博物学家比拉姆·德·康道尔咨询斯堪的纳维亚的植物志，还修改《滑稽故事集》，不时地想象他的艾芙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属于他。

　　1834年1月18日，在征服韩斯卡夫人方面似乎获得重大进展。可能并没有完全占有，但最后的防御显然已被一一攻破。有些举止已明确地预示未来的结果，巴尔扎克在日内瓦的逗留持续了40多天。1834年2月初，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仍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他对在日内瓦与心上人的狂欢之夜历历在目。

　　到达巴黎后，巴尔扎克总结在日内瓦的收获。他修改了《朗热公爵夫人》，《塞拉菲塔》已动手写了一大段，《古玩陈列室》进展顺利，《滑稽故事集》轻快地草草拟就。由于比拉姆·德·康道尔的帮助，收集了有关挪威的资料，除此以外，还有他爱慕的情人的回忆录。

　　在巴尔扎克的周围的人也都陷入到忧愁和困境当中。

　　德·柏尔尼夫人得了心脏病，一个月内老了20岁。聚尔玛·卡罗因弗拉佩斯勒产业问题十分操心。在巴尔扎克家里，这一次为种种债务搞得焦头烂额。他母亲因冒险性的投机破了产。

　　妹妹斯洛尔和丈夫因无聊的琐事经常吵架。她丈夫承包了多种重要工程，闹得头昏脑涨，如果他无法从财政困境中摆脱出来，巴尔扎克就得帮他一把。可是巴尔扎克手头拮据，无法提供帮助，也没有手稿可卖钱，情况颇为棘手。

　　尽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经济上又拮据，但是在社交场合还得装门面。好友推荐他去找找奥地利大使夫人阿波尼伯爵夫人的门路。如果巴尔扎克到维也纳找韩斯基一家，这是很有用的关系，阿波尼与巴黎各界都有来往，与欧洲各王族有紧密联系。

　　2月18日，巴尔扎克到大使馆，但并没有被接见，然后，约定了23日会面，他满怀激情前去赴约，很快成为大使夫妇的常客。

　　在此期间，巴尔扎克在歌剧院每周订3个晚上的票。音乐可以镇定神经。他为了出席使馆招待会和歌剧院晚会，在裁缝比松处精心制作了一件金纽扣的蓝礼服，黑呢子裤子，黑缎子背心。

　　尽管他已身无分文，但还准备了一根绿松石圆头的手杖。并且将他的文章很招摇地刻在手杖上。这根华丽的高级手杖引起了新闻记者们的挖苦和讽刺。巴尔扎克很难受，也很恼火。

　　4月初，巴尔扎克感到十分疲劳，医生甚至怀疑他患有脑炎，嘱咐他好好休息。他对自己的健康十分担忧，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作品，因此到弗拉佩斯勒，打算在卡罗身边休息几天。

　　但是，他不是搁笔休养，而是致力写作《恺撒·比罗多》、《婚约》和《塞拉菲塔》。

　　每天他只睡5个小时，然后就像“赌徒上赌场”一样地连续工作15～18个小时，“只有亡命徒才有这股狂热”。

　　不久前他的头发还乌黑油亮，现在却一天天地变白，一缕一缕地脱落。好心的纳卡尔医生一再警告他，不要十分拼命，应注意劳逸结合，否则他就会垮下来。

　　有时候他自己也担心：“我开始发抖了。恐怕在我所忙着营造的建筑物竣工之前，我自己就会被过度的劳累和困乏所压垮。”

　　他的肝部开始隐隐作痛，可是他又不能中断他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他写道：

　　站住，死神！你要是非来不可，就来给我加重负载吧！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呢！

　　他不顾一切地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他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在这么多的领域里活跃过。完成了《朗热公爵夫人》后，他在1834年6月到9月的100多个夜里，又写出了《绝对之探求》，10月开始写《塞拉菲塔》，11月动手写《高老头》，而且在40天内就完成了它的初稿。

　　在12月和其后的几个月里，他接连写出了《海滨惨剧》、《豌豆花》、《改邪归正的梅莫特》、《金眼女人》以及《三十岁的女人》的另外一些章节，他还草拟出《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幽谷百合》的提纲。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他在10多个月的时间里所写的全部作品！与此同时，他还改写了《最后的朱安党》等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拟好了《都兰趣话》第三辑的10个题目，和儒勒·桑多合写了一部叫《领班小姐》的剧本，编选《19世纪法国作家通信集》，与出版商们在几番艰难的讨价还价后签订合同。

　　此外，他还始终不渝地向他的夏娃投寄出总共多达500余页的书信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