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31章 《河洛春秋》20华诞有感

　　我是河南偃师人，因为父母去世很早，上学受到很大影响，一直到1951年我23岁时才于洛阳读完高中。当年，抗美援朝正在紧张地进行，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来到西安。第二年，国家准备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才，我又奉命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我就成了史学战线上的一个成员。

　　我是个性格内向、不擅长社交的人，所以，我参军后家乡很多人不知我在何处。大概是1990年，偃师政协的刘志清同志，看到我的《武则天与洛阳》一文，才发现我和他是同乡，都是偃师人。从此，我又恢复了和家乡的联系，想起了邙山洛水，勾起了我思念故乡之情。今年又看到两期《河洛春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最近，《河洛春秋》编辑部又打来电话，这种乡音豫调，使人更感亲切。这些方面，都促使我回忆往事，怀念离别了50多年的乡亲和山山水水。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回忆过去是为迎接更好的未来。随着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史学研究也必须不断有新的进展。史学的发展，一方面从理论上不断创新和深化；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发现新史料，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建国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难以数计的墓志陆续出土。这些墓志，是珍贵的历史研究资料，必须重视。洛阳出现墓志之多，更引人注意，史学工作者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各种有关刊物包括《河洛春秋》，发表过不少研究墓志的文章，应当受到称赞。但这些文章多限于墓志的介绍、考释等方面，利用墓志证史补遗、发展史学的文章，还不多见。因此，如果《河洛春秋》能在这方面鼓励、引导学者有所贡献，是非常有益的。

　　最近看到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唐折冲府汇考》。这是一本利用墓志补充发展前人史学著作的重要专著。本来，对唐折冲府的研究早有专著，清人劳经原的《唐折冲府考》、罗振玉的《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近人谷霁光的《唐折冲府考校补》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他们不可能看到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墓志时，历史不能不对后人提出要求，让后辈学者来补充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成就。

　　张沛同志顺应了时代前进的趋势，利用工作的方便，在接触过的许多唐代墓志中，抄录了大量的有关折冲府的资料，共计近1000张卡片。这就是他编著《唐折冲府汇考》的主要资料。运用这些资料补充前人专著的不足，正是对史学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唐代墓志的有关内容，要补充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无从谈起的。

　　另如，隋末于河南卢氏一带起义的张士贵，后来颇受唐太宗的赏识，死后陪葬昭陵。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两《唐书》的《张土贵传》只有“显庆初卒”的记载。《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有关部分也照搬“显庆初卒”以示读者。这主要是只看文献忽视墓志的结果，《张士贵墓志铭》载：显庆二年（657），“六月二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张士贵生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显庆的年号用了5年，“显庆初”和显庆二年的含义接近。由此可见，文献记载不够准确，从而无法知其生年。从墓志可以确切地得知，张士贵的生卒年代是开皇六年（586）至显庆二年（657）。

　　高丽降唐的将军泉男生，《旧唐书·高丽传》认为他“以仪凤初卒于长安”。这种记载肯定错误。《泉男生墓志铭》载：泉男生于仪凤二年（677）“奉敕存抚辽东……以仪凤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四十有六”。又载：“以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廿六日壬申窆于洛阳邙山之原。”既然泉男生于仪凤二年去辽东，到此后未再他去，仪凤四年死于安东府合情合理，可见他于仪凤初死于长安的记载与事实不符。况且，其《墓志铭》出土于洛阳，更说明他死于辽东，葬于洛阳邙山之原不可惑疑。

　　以上举例，说明墓志确能对文献资料发挥补缺证疑的作用，加强墓志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河洛春秋》20华诞之际，对编辑部的同行们说这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知是否妥当。

　　（原载《河洛春秋》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