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6章 从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看《唐鉴》与《通鉴》的异同

　　范祖禹，北宋成都华阳（四川华阳）人，生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卒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享年57岁。他对唐史很有研究，司马光撰《通鉴》，唐代部分由他助修。他与司马光合作得很好，所以，《通鉴》成为史学名著包含着他的辛勤劳动。他在助修《通鉴》之余，又编撰了《唐鉴》。

　　《唐鉴》不像《通鉴》那样，详细记载历史事实。该书所记历史事实非常简单，而且与《通鉴》基本一致。该书的突出特点，是对唐代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评论。从其评论中看出，范祖禹与司马光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就明显地体现着他与司马光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为范祖禹尖锐地批评唐太宗，司马光则为唐太宗辩护。

　　范祖禹和其他许多封建史学家一样，对唐太宗也曾有过多方面的赞扬。他称赞唐太宗“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优于汉高”，并且还说：“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视唐太宗为罕见的“贤君”，当然是很高的评价。不过，范祖禹又和许多封建史家不同，他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是在赞颂的同时，也有尖锐的批评。他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就是他批评唐太宗的重要内容。

　　对唐太宗的尖锐批评

　　《唐鉴》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单，连计时的年、月在内，也不过48个字。其内容是“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诏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这种记载本身，就是对唐太宗杀兄夺取太子地位的无情揭露，因为“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杀太子，当然就是犯上。范祖禹正是按照这种道理，极力反对为唐太宗辩护，直截了当地对唐太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范祖禹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这段话的要点有二：其一，是唐太宗不该杀兄夺取太子地位；其二，不应该因为唐太宗有功而为其辩护。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道。这种封建秩序的核心，是维护君的地位。因为“君之于臣，犹父子也”，尊卑、长幼是君臣、父子关系的延续，既然君臣与父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太子又是“君之贰”，无疑唐太宗杀兄夺取太子地位是“无君父也”。也可以说，忠和孝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其次，按照儒家思想，孝和悌也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孔子的学生有若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当然可以说提倡孝悌就是维护封建秩序。为了指出唐太宗杀兄犯上的错误，范祖禹说：“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显而易见，在范祖禹看来，李世民杀李建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范祖禹反对为唐太宗辩护，也是有其针对性的。《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新唐书》的记载与此大体类同。范祖禹认为“立子以长不以功”，正是对唐高祖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批评，也是对《旧唐书》的批评。

　　范祖禹对把唐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做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也进行了批评。他说：“论者或以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臣窃以为不然。……管、蔡启商以叛周，周公为相也，则诛之。……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若夫建成、元吉岂得罪于天下者乎！苟非得罪于天下，则杀之者，己之私也，岂周公之心乎！”

　　把唐太宗比做周公，把建成、元吉比做管、蔡，是唐太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是违背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道的。当时，慑于唐太宗的权威，参与者严为其保密，不敢有任何点滴泄漏，但史官怎样记载此事，却关系到后人如何认识此事的问题。因此，唐太宗非常关心《国史》、《实录》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贞观九年（635）五月李渊死，十月，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了解《起居注》中有关自己的内容。以后，又多次提出要看《国史》、《实录》，屡被劝阻。贞观十四年（640），又向房玄龄提出这个要求，并于最后命令“撰录进来”，于是，他终于亲自看到了史官们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唐太宗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于是他告诉房玄龄：“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受其重用的房玄龄当然照办。这样一来，范祖禹批评的锋芒所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范祖禹认为，唐太宗自比周公，视建成、元吉为管、蔡，这是掩饰自己的罪过。因为，“管、蔡启商以叛周”，离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所以，“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建成、元吉“非得罪于天下，则杀之者，己之私也”。这就是说，周公诛管叔、放蔡叔是为天下，唐太宗杀建成、元吉是为自己，唐太宗是不能和周公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范祖禹对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持否定态度的。

　　对另一种为唐太宗辩护的意见，范祖禹也极不赞成。他说：“或者又以为使建成为天子，又辅之以元吉，则唐必亡。臣曰：古之贤人，守死而不为不义者，义重于死故也；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悌），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著矣。”

　　有人认为：“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篡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如果李建成做皇帝还不如秦二世、隋炀帝，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唐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才使唐朝存在了300年之久。范祖禹的批评，正是针对这种观点的。他认为“为子不孝，为弟不悌”，就是“悖天理，灭人伦”，也就是“不义”，不义之人“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既然如此，《唐鉴》所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就是有意使“太宗之罪著矣”。总而言之，范祖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为唐太宗辩护。

　　范祖禹不仅对玄武门之变本身持否定态度，而且对与此有关的人和事，也有明确的评述，在评述中也严厉地批评了唐太宗。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魏徵曾劝建成早除秦王，以免后患；建成被杀以后，魏徵又被唐太宗重用。对此，范祖禹尖锐地批评了魏徵。他说：“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王、魏（徵）受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其君也，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F，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在范祖禹看来，王、魏不应该先事建成，后事太宗，应该与建成共生死，同患难。虽然这是指责王、魏，但也是批评唐太宗，因为唐太宗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王、魏事太宗就是以仇人为君。显然其中有为建成鸣不平而指责太宗之意。

　　当唐太宗急于想了解《起居注》、《国史》、《实录》等史书怎样记载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他先后向褚遂良、房玄龄提出要亲自审阅有关史书的要求。对此，范祖禹也给予批评。他说：“人君善行被于天下，炳若日月，众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传于后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记而必自观之邪！”既然“善行”靠“自修”，不必“畏乎史官之记”，唐太宗要看《国史》、《实录》当然无理。他还进一步指出，唐太宗要看《国史》、《实录》必然引起严重后果。因为“古者官守其职，史书善恶，君相不与焉。故齐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贼子所以惧也。后世人君得以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人君任臣以职，而宰相不与史事，则善恶庶乎其信也！”人君观史可以引起修史者难以“直笔”，以致史书的内容失真，不能使其起到“奸臣贼子惧”的作用。这样一来，唐太宗不仅是文过饰非者，而且也是历史的罪人。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纳元吉妃杨氏为妃，长孙皇后死，唐太宗又欲立杨氏为后，因魏徵劝阻未成。对此，范祖禹深恶痛绝，他痛斥“太宗手杀兄弟，曾不愧耻，而复纳元吉之妃，恶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过而遂之，立以为后，何以视（见）天下之人乎”！实际上这就是说，唐太宗罪上加罪，不能容忍。

　　不难看出，范祖禹对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批评，是毫不留情，也是不放松任何机会的。

　　《通鉴》与《唐鉴》的不同

　　范祖禹是参加编撰《通鉴》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唐纪》部分。应该说，司马光定稿后的《通鉴》，包括了范祖禹所撰《唐纪》的内容。那么，范祖禹为什么又在《通鉴》之外另撰《唐鉴》呢？这需要根据两书的内容进行分析。

　　清人王鸣盛说：“司马光修《通鉴》……唐属范祖禹……而祖禹别自作《唐鉴》，采唐事可为法戒者作论，凡三百六篇……此书纯是议论，于考证无益，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唐鉴》不像《通鉴》那样，主要是详细的记载历史事实，而主要是发议论。既然“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无疑也可以说，未被采入《通鉴》者就是司马光所谓的不佳者，或者是他不同意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阅读《通鉴》和《唐鉴》，就很自然地要注意司马光与范祖禹的不同观点了。笔者就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的。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评论，司马光与范祖禹有哪些不同观点呢？最基本的不同之点，就是范祖禹一针见血地指出玄武门之变是唐太宗的罪过，而司马光则是千方百计地为唐太宗辩护，而且还对其同情、惋惜。

　　司马光虽然承认“立嫡以长，礼之正也”。但他又认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如果说太宗有功，就可以和建成争夺太子地位，那么，和范祖禹坚持的“立子以长不以功”就水火不容了。显然，司马光有意为唐太宗辩护。

　　事实证明，司马光也确实是为唐太宗辩护的。他在谈到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时说：“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己，犹为愈也。”在司马光看来，玄武门之变的悲剧，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人人有责。范祖禹则截然不同，他直截了当地指责李世民杀其兄“是无君父”，反之，对李渊、李建成没有任何批评。如果说范祖禹也曾有过“高祖不明”的说法，也不能和司马光同日而语。

　　武德七年（624），庆州都督杨文干举兵造反。杨文干造反的原因，是李建成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和杨文干暗中有所勾结，后因被人揭发，李渊怒斥建成，杨文干惧罪而举兵造反。对于这一事件，范祖禹曾批评过李渊、李建成。他说：“建成为太子，而擅募兵甲于东宫，又使杨文干反于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恶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义废之……此高祖不明之过也。”在这个问题上，范祖禹虽然批评了李渊、李建成，但他和司马光的批评有截然不同的内容。他批评李建成勾结杨文干是“危君父，此天下之大恶”，批评李渊是不因李建成“危君父”而“以公义废之”。这与司马光说的李渊没有“文王之明”（像周文王那样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李建成缺乏“泰伯之贤”（像古公G父长子太伯那样知父欲立少子季历而奔吴），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危君父”，是以下犯上，违背君臣、父子之道。“文王之明”，“泰伯之贤”，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例，这是选能让贤，属于道德范畴。犯上作乱和缺乏高尚的道德，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前者是违背封建制度，后者是没有模范地为人。由此可见，在司马光看来，玄武门之变是由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都没有模范地为人所致，而范祖禹则认为是唐太宗一人的罪过。不言而喻，司马光即使批评唐太宗没有“子臧之节”，也不过是和建成没有让贤一样，是个道德问题。把犯上作乱的罪过解释为道德不够高尚，显然是为唐太宗辩护。

　　司马光的辩护，是逐步深入的。他认为，唐太宗如果不先下手，俟李建成“先发，然后应之”，自己就无责任，“犹为愈也”。封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既然“太子君之贰”，即使李建成“先发”，李世民“然后应之”，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因此，范祖禹根本不谈这些问题，而是明确指出，藩王杀太子是“无君父”，“为弟不悌”是“悖天理，灭人伦”。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是不会把范祖禹的观点纳入《通鉴》的。

　　关于王、魏徵在李建成被杀以后又事太宗的问题，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国史》、《实录》的问题，以及玄武门之变以后太宗纳元吉妃杨氏的问题等，范祖禹虽然都有尖锐的批评，但司马光却均未“采入《通鉴》”，可见，范祖禹对唐太宗的批评，司马光并不认为是“佳者”。关于这三件事的叙述，其中两件，《通鉴》与《唐鉴》都完全相同，可见司马光是照录了范祖禹的初稿。另一件，也就是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国史》、《实录》的问题，司马光虽然基本上照录了范祖禹的初稿，但在要害的地方，却有字句的修改。例如，关于唐太宗看高祖与他本人的《实录》事，范祖禹的记载是“帝见书杀建成、元吉事，多微隐”，而司马光则改为：“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数字之差，可以看出二人的观点颇有分歧。范祖禹是一针见血地写出“杀建成、元吉等”，而司马光则用“六月四日事”掩盖了杀建成、元吉这一具体内容。显然这是“为尊者讳”。这种“讳”，是司马光为唐太宗辩护的另一手法。

　　根据以上内容，司马光和范祖禹在对唐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是有很大分歧的。研究这些分歧，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唐史的有关内容，甚至从中受到启发，更加深入地考虑有关问题。从史学史的角度说，具体地理解史学家的历史观，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殊途同归

　　范祖禹与司马光在编撰《通鉴》过程中，合作得很好，《通鉴》被称为史学名著，与他们能够很好地合作密切相关。但他们为什么又在唐史的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玄武门之变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呢？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明确，司马光主编《通鉴》和范祖禹撰《唐鉴》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为了使宋朝皇帝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周览史书，总结历史经验，取得借鉴，所以，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供皇帝阅读。范祖禹认为：“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验今，以前示后。”所谓“以古验今，以前示后”，也就是“观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来”。既然如此，从唐史中为宋朝统治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非常必要。因为，唐对宋来说，“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也，厥监不远，著而易见。”正是这种原因，他“于职事之余，讨论唐史，摭其行事，缉成一书”，成为《唐鉴》。不难看出，二人编撰史书的目的，都是为宋朝皇帝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寻找借鉴。如果加以区别，则司马光是根据通史实现其愿望，而范祖禹是根据唐史实现其愿望。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其次，他们的政治思想也是一致的，共同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恢复旧政。司马光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因他临死时还未彻底废除新法，所以他说：“吾死不瞑目矣。”范祖禹说：“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子孙更变祖宗之旧也。”“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他要求宋哲宗“痛心疾首，以为刻骨之戒。”这都充分说明，他们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们修史都是为了巩固当代皇帝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既然政治思想一致，修史的目的相同，就决定他们的历史观点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分歧。

　　司马光为唐太宗辩护，是从道德的角度要求统治集团不要互相残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太宗和唐太宗一样，都是从兄长手中夺取的帝位。同时，真宗以下的皇帝又都是宋太宗的后代，如果面对宋太宗的后代痛斥李建成杀兄之罪，当然会刺痛宋英宗、宋神宗的。反之，把唐太宗犯上作乱之罪解释为道德问题，当然也是为宋太宗辩护。他对唐太宗的同情、婉惜，说明他希望宋朝不要再有宫廷政变的发生。他认为：唐太宗杀建成、元吉，虽是为“群下所迫”，但却“贻讥千古”，令人婉惜，因为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不难理解，这是要宋朝统治集团不要再干“贻讥千古”的勾当，以利于巩固其已有的地位。

　　范祖禹对唐太宗进行尖锐批评，决不是他不知道唐太宗和宋太宗有类同之处。问题在于，他在批评唐太宗的同时，却又赞扬了宋太宗。这样，就把二者区别了开来。他说：“贞观之治，几于三代，然一传而有武氏之篡，国命中绝，二十余年；中、睿享国日浅，朝迁浊乱，明皇以兵取而后得之；开元之治，几于贞观，而终之以天宝大乱，唐宝遂微；肃宗以后，无足称者，惟宪宗元和之政，号为中兴。”由于这些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接二连三，所以，他认为：“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也。”唐朝为什么治日少而乱日多呢？范祖禹认为，主要是唐统治者“不修身齐家”的结果。他说：“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唐朝皇帝不能修身齐家，所以，“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也。”反之，对于宋朝的皇帝，他却竭力称赞。他说：宋太祖“顺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继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余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虽无以远过于前代；其守之也，则不愧于三王。内则家道正，而人伦明……外则县之政听于令，郡之政听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藩镇无擅兵之势，郡县无专杀之威……较之唐世，我朝为优……夫惟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则齐世保民之道也”。

　　在范祖禹看来，宋优于唐，就是宋朝皇室内部以及整个统治阶级，都没有发生危及皇帝地位的事变，其原因是“内则家道正，人伦明”，所以未曾发生宫廷政变；外则中央能控制地方，未曾发生以下犯上的叛乱。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就掩盖了宋太宗夺取帝位的不悌行为。他这样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要求宋哲宗“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继承“永世保民之道”，当然也是为了巩固宋朝皇帝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范祖禹批评唐太宗，是为了要宋朝皇帝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非常明显，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范祖禹是殊途同归的。司马光从道德的角度希望统治集团不要互相倾轧，范祖禹根据封建制度要求统治阶级不要以下犯上，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宋朝政权。方法不同，目的一致，这就决定他们在历史观上的分歧，只是他们在巩固宋朝政权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编撰《通鉴》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合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又正因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范祖禹又别撰《唐鉴》，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研究唐史，把《通鉴》和《唐鉴》对照起来阅读，可以促使我们发现问题，进一步思考问题，对深入研究唐史颇为有益。同时，也可为史学史的研究增加新的内容。

　　《唐鉴》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