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初征金川败师殒将(2)
这些上谕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惩治大金川，来“震慑诸蛮”，彻底控制住四川各土司，“永靖边陲”。过了两个月，他的这一意图更为明确了。五月十六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无常，是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如果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将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适的。“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芰芟荡涤之为愈也”。前人如马援、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劳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具有明效。川省诸番亦当加意经画”。可传谕庆复、张广泗熟筹长策，“令蛮众弭耳帖服，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使丛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清高宗实录》卷291，页2、3.
谕中所谓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系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设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隶朝廷统辖。可见，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只是为了制止其袭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劳永逸，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听命于中央，直隶清帝。
二、失误军机总督张广泗损兵折将。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数民族人员皆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处及其邻近的汉民地区永远安靖，彻底结束各土司互相厮杀劫掠盛行的混乱局面，这一想法是不错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增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对促进各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会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这一雄心壮志，无可非议，应予肯定。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需有主观的努力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才能将希望变成为现实，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会惹出大祸，局面无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此时，他正在励精图治，政局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还下达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上谕。他本来想乘胜前进，为解决康熙以来川省多乱的难题作出一番贡献，建树丰功伟绩，不料，由于在采取的方式、选择的时间、进攻的对象和任用将帅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事与愿违，劳民伤财，败师殒将。
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则归流后不少满汉官员会乘机鱼肉少数民族人员，再则，由于长期的传统影响，很多少数民族人员尤其是土司对此会有所怀疑，犹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认识此举的必要性、进步性之前，即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就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军事打压，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将愈益激化，好事变成坏事。在用兵的对象上，乾隆帝犯了极大的错误，不该征讨金川。四川西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能吃苦耐劳勇于劫杀，登高山如履平地，洒热血面不改色，枪林弹雨之中来往奔驰，特别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异常。稍晚一些时间，一位知府叙述其亲眼看见金川士兵的勇敢情形时讲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粮，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能命中致远。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每日安营完毕，即演习火枪，角胜负，昼以小石为的，夜则燃香为的。闻有敌兵，则“奋臂前驱，十数人辄辟易千人”。善于夜摸敌巢，“最善仰攻，专于有石处取路”，每队三人，若十数队(即数十人)登山，后以大队人马疾登，“贼众无不望风而靡”。《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乾隆帝要以疲弱川军攻击这个勇悍善战的土司，确实是选错了对象。兼之，任用将帅，又不得人，更加贻误了军机。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学士、前川陕总督庆复仍在四川，与张共商军务。四月初五日，军机大臣议准，兵分川西、川南两路，派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分率两路官兵进剿。
莎罗奔进攻沃日土司属下各寨，沃日土司向官府求救，庆复调松茂协副将马良柱领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热笼寨之围，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驻沃日防护土司之都司马光祖带属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泽旺向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到达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云的。雍正四年，张还是偏僻山区的黎平知府，因被云贵总督鄂尔泰看中，以其佐讨“乱苗”，于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并因平苗乱有功于六年超授巡抚，十年任副将军，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十三年还授湖广总督，打压了贵州古州苗变，任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帝对张十分赞赏，誉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讨金川之重任。
张广泗受命后，也想大显身手，再建奇勋，晋爵升职。他于五月初会同庆复上奏，请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议准，原有汉土官兵一万九千名，续派陕西绿旗兵三千，现又增调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张广泗的奏折，张奏称：到川以后，“备知大金川贼酋莎罗奔凶横不法，官兵屡次失利”。现调汉土官兵虽有两万余名，“但士兵各怀二心”，非徘徊观望，即逃匿潜藏，不足为恃，请调黔兵二千。帝从其议，并批示说：“甚通之论，足见干济，今照汝等所请。但既已添兵，应克奏朕功，仍当以班滚为戒。”《清高宗实录》卷291，页30.
乾隆帝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谕决定用兵金川之后，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庆复、张广泗、纪山，责令他们“兵贵神速”，迅速剿灭大金川，擒获莎罗奔，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谕示军机大臣：
“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衡，未有不以师老重费为戒者。大金川之事，调兵逾半载。拨饷过百万矣。前据庆复、张广泗奏报，迄今已几两月，所调陕兵何时到齐，庆复、张广泗于何时前进，……何时可捣贼巢，俱宜不时奏报，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鉴瞻对前车，迅奏朕功，所有近日军情，作速详悉奏闻。”《清高宗实录》卷292，页24、25.
过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庆复、张广泗呈述兵情的奏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投诚，并退还抢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绝”，官兵即将分路进攻，便具体提出对金川的处理意见。他谕告军机大臣：金川虽不能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亦应分置卫弁，统辖汛兵，或分派大员弹压，经理田赋狱讼，“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其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清高宗实录》卷293，页2、3、4.
这两次上谕及前述同意张广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对敌情缺乏正确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对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数，尤其是莎罗奔之才干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错误地认为调集汉士兵二万余名、拨饷百万两，就可取胜，不但能夷平金川，还可擒获首领。这一脱离实际的幻想，自然会很快破灭。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复、张广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称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写做噶尔崖、刮耳月、噶拉依)，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则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张广泗驻小金川之美诺寨，庆复拟驻旧保。张广泗、庆复又与四川巡抚纪山合奏善后事宜，认为“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寨，若驻月防守，运饷艰难，建议于平定之后，择恭顺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使其力弱不能为乱。乾隆帝看后，不甚满意，谕示军机大臣，批评庆复、张广泗等人“未能领略从前谕旨，为出奇制胜之策”，其“以蛮治蛮”之善后方法，亦不妥当。军机大臣等奏称，平定之后，或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令该督将“长靖番蛮至计”上奏。《清高宗实录》卷295，页17―20.
八月二十三日庆复、张广泗的奏折到京，言称西路威茂协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乾隆帝对这一所谓捷音，很为不满，批示说：“朕日夜望捷音之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须善为筹划，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0.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获胜，张广泗也想早日克敌建树功勋，一再向皇上保证务必在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他俩还因误认为即将取胜，而忙于筹划金川善后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势险峻之后，改变了原先设立流官驻兵弹压的想法，于九月三十日谕示军机大臣，欲将金川归入西藏，令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近管束”，“受达赖喇嘛化导”，其平时一应钤辖稽查，命王子派头目前往经理，以专责成，其上有驻藏大臣“总辖董率，足资弹压”。《清高宗实录》卷299，页22―24.这一想法颇为谬误。不仅因为金川远离西藏数千里，即使西藏王子和达赖喇嘛忠于清帝，愿意效劳，认真管辖金川，也鞭长莫及，而且更危险的是，西藏政教首领是否会长期臣属于清帝？如果他们要和中央政府闹独立，闹对抗，那么，他们可以将金川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块跳板，由此进攻几百里外的成都，进而侵占整个四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和无根据的瞎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有说服力的。三年以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为靠的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在西藏发动叛乱，杀害了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将金川委任这位王子管辖，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张广泗则持另一意见，欲按照贵州苗疆之制办理，奏请于金川地区设兵弹压，安设重镇，分布营汛，“以控制蛮方”，拟增兵七千余人。军机大臣等认为，此议不妥，增兵多，转运粮饷器械困难，奏请遵照帝旨，将金川归入西藏管辖，“以番治番”。帝从其议。《清高宗实录》卷300，页7、8.
正当乾隆帝盼望速胜筹划善后事宜之时，前线送来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来，张广泗遣派诸将于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时出击，开始还比较顺利，七月末，西、南两路军队皆已抵达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与勒乌围不远。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贼守弥固”，故虽占领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区，仍不能直抵勒乌围。《清高宗实录》卷298，页19，卷300，页8.莎罗奔与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张广泗谕告来使之人：“莎罗奔罪无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面缚而来，另候酌夺。”莎罗奔又邀请随同清军征战的里塘土司汪结至勒乌围，“恳请招安”，并派人同汪结到小金川张广泗军营。张又对来人说：“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卷305，页10.
清军将帅的骄横，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极大的愤怒，拼死反抗，不仅使川陕总督张广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证落了空，而且还在其再次向帝保证于明春“灭蛮”之时，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大败官兵。清军将近三万，而大金川的“精壮吐蕃”不过七八千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据张广泗估计，只剩下四千余名。尽管敌众己寡，但莎罗奔及属下人员毫不畏惧，于十二年十二月发起反击，向驻守马邦山梁的清署泰宁协副将张兴进攻，施发石炮，“以机发石伤人”，清兵抵挡不住，从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于山梁河口筑砌石卡，截断了清军粮运水道。张广泗派署参将王世泰前往救援，张兴、陈礼关闭营门，不与王世泰联系，反与金川头人讲和，“并出重资分散各番，许送官兵过河。”待张兴等出营后，金川人将其军引至右山梁沟底，全部杀死，并乘势攻打清军各处营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击败驻守曾达的参将郎建业等所领汉土官兵一千余名，斩杀督标游击孟臣，迫使郎建业等弃营后退，撤至丹噶。总兵马良柱因大雪多日粮尽援绝，害怕敌军围攻，率兵五千余人撤至纳贝山下。清军连连溃败，军装、枪炮多被金川藏民获得。大金川藏民“皆欢跃大言，谓官兵计日可退”。《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8、39，卷309，页47―50.
张广泗又怒又惧，急忙上疏，奏准调陕西固原提督标兵二千、西宁镇兵一千、河州镇兵一千、甘肃提督标兵五百、肃州镇兵五百名及州、延绥、宁夏镇兵二千名，以及云南兵二千、贵州兵一千，合共一万名兵士，于明春三月齐抵军营，准备大举进攻。又奏准从北京运九节炮十门，并仿铸十门，运送大批枪炮子弹，仅四川巡抚纪山在川省就铸造了大小炮子七万六千六百余颗。
张广泗想了许多办法来进攻金川的战碉，如穿凿墙孔以施放火球，堆积柴薪于碉之墙外围烧，皆因金川藏民防御严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败。他又采取地雷战术，选调各厂矿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药轰放地雷，以图炸塌碉墙。第一次在曾达试行，挖成后，于穴中听到碉内人声，以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响之后，才发现离碉还有二三丈远，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岗一大碉挖地道，引药爆炸后，只震掉耳碉碉顶，正中大碉虽然摇动，并未震塌。金川人员立即设防，各于碉外挖掘深堑，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张广泗无计可施，官兵士气异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战局不利，于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书班第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军营了解详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于皇上面前。密折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军情的叙述：“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吐蕃(即其他土司)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急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密折的另一内容是建议起用岳钟琪，因为“增兵不如选将”，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吐蕃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系其旧属，现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岁，“精力壮健，尚可效用”。《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45.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评述用兵以来的军情变化说：“去岁初进兵时，我师颇锐，连克碉寨，各番畏惧，降附甚多，日久渐懈，……防御更疏，致贼伺隙来攻，转多惶惧。及张兴事败，众兵愈馁，张广泗益加愤懑，将阖营将弁一概谩骂鄙薄，至不能堪。”《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9.
乾隆帝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在三、四两月在将帅任用上实行了重大的变动。尽管张广泗连续奏报军情及进攻之法，保证要于夏秋获胜完事，但乾隆帝已经对这位他曾誉之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无出其右之川陕总督，有些失望，不愿再让其总负此任了。他首先于三月谕令班第不必忙于办理粮饷，留在军营，“与张广泗协商一切军务，佐其不逮”。这里虽说是让班第与张“协商”，形式上仍系张为统帅，但班第身为兵部尚书，又系钦差大臣，这种“协商”便非仅仅参谋而已，而是实际上包含了监督、决策的性质了，并且，谕中还明确讲到，让班第对张广泗“夏秋告捷”的保证“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须预为筹划良策，更显示出班第在军事指挥上权限、影响之大，张广泗已经实际上不再是督军进征的惟一统帅了。《清高宗实录》卷310，页10.
接着，他谕令班第与张广泗商议，可否用岳钟琪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张与岳向有旧怨，雍正十一年，张以副将军身份上疏，痛诋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度失宜，贻误军机，使岳被罢官问罪。因此，张对用岳之议，甚为不满，奏称岳有“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谕，只好呈称愿遵旨将岳调赴军营，令其赴党坝任军营统领。乾隆帝不顾张之明从暗抗，特下谕旨，赐岳以提督职衔，令其奋勉图报，立功之时，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卷313，页13、14、48、49.
这两项措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班第连续上奏，使乾隆帝对前线军情有了更多的更为真实的了解，班第还对张广泗赏罚不公偏袒属员之过有所匡正。岳钟琪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军营后，对揭示张之弊病及关于用兵之法的建议颇为中肯，后来还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大的措施――用讷亲为经略，却铸成了大错，严重地危害了对金川的军事进攻。
三、用短弃长经略讷亲误国丧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讷亲为经略，现摘录如下：
“四川大金川军务，历时许久，尚未就绪。总督张广泗历练军情，尚书班第专办筹饷，现在竭力办理，各省官兵亦已调集。但此番狡寇，负固猖獗，非寻常小丑可比，应遣重臣前往，提挈纲领，相机商度，乘时策励，则军声振而士气一，及锋而用，可期迅奏朕功。大学士、公讷亲，……著速来京，给予经略大臣印信，驰驿前往，经略四川军务。”“……此番驻师日久，兵气不扬，将士懈怠，现在各省调拨官兵，云集川省，张广泗一人未能独任，且自张兴覆没之后，益加愤懑，其抚驭将士，亦未能恩威并著。……惟大学士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振刷归向，上下一心，从前疲玩之习，可以焕然改观，成克期进取之效，即后此之善后机宜，亦可一手办理，纾朕西顾之忧。”“……可传谕张广泗，诸凡同心协力，务期早得渠魁，速歼群丑，俾番蛮慑服，咸知向化，一劳永逸。”《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7―21.
这四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帝处理金川之役的三个问题。其一，狠下决心，誓平金川。这最明显地反映在讷亲的出任经略上。讷亲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员，而是乾隆帝之第一亲信宠臣，是体现帝旨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实际上的大宰相。讷亲，姓钮祜禄氏，是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是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孙子，其姑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五年，讷亲袭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军机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顾命，十月被高宗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晋一等公，从此以后，讷亲极受乾隆帝宠爱和栽培，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多次口衔帝命，巡视地方，审理要案，勘察河工，检阅营伍。讷亲从乾隆四年任协办大学士起，十年迁大学士，十一年、十二年两年任首席大学士。在军机处，讷亲任职更长，从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连任十六年军机大臣，而且从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皆为名列第一的领班军机大臣。换句话说，在乾隆十一年、十二年，讷亲既是首席大学士即人们尊称的首辅，又是领班军机大臣，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受帝之宠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讲到对讷亲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极其特殊的宠爱：论培养，“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讲恩遇，“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谈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无出于讷亲之右者”。《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1，卷328，页43，卷359，页53.至于清朝文献中群臣言及讷亲为帝“厚加倚任”，诸军机大臣中惟其一人单独入见面承帝旨，等等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大臣同进见》。乾隆帝能将这样一位须臾不可离的最为倚任的军国重臣和一等宠信之爱卿调任经略，远征金川，可见他的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誓灭“川蛮”了。
其二，形势需要，舍其(讷亲)莫属。乾隆帝让讷亲远征金川，是由于国家军政财经严重形势的迫切需要，使他认为只有走此一着，才能使全盘皆活。张广泗统率三万大军，进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长达两年，竟阻于险碉，寸步不前。三军“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奏凯之日，遥远无期。经济上，军需浩繁，费用无限，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万士卒和两万多役夫，日需米面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后，兵卒四万和各色人员，将近十万，食粮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计算，从四川运至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还不包括对民间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万四千两，一月为四十二万两，一年为五百零四万两，如果加上官兵军饷、枪炮弓箭弹药器械、战马饷料，等等用费，又将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后，这样巨量的用费，清政府是无力长期支付的。战事延长，旷日持久，调兵各省，沿途骚扰，西南地区不得安宁，朝廷忙于处理军务，贻误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处。乾隆帝为了挽转战局，急需派遣一位军国重臣前往主持军务，而尚书班第的“力量、识见、物望，均不能胜此重任，张广泗亦未必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讷亲派去，以便凭借其位极人臣势倾朝野的威望和才干，“慑服张广泗”，改变低下士气，统率全军奋勇冲杀，早日获胜。《清高宗实录》卷306，页16、17，卷307，页3、4，卷311，页38、39，卷312，页19，卷314，页37，卷329，页55.
其三，获胜有望，促其成功。此时乾隆帝还是认为，张广泗有军事才干，但川兵疲弱，张御下无方，“督责过严”，使将弁怀怨，因而不能克敌。现在增派陕甘锐卒万名，赶运大炮枪铳弹药，四万大军对付四千藏民，以众凌寡，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起用宿将勇将，曾以兵五千败敌十余万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任为四川提督，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被授为内大臣兼镶黄旗护军统领，曾单骑定乱兵的勇将任举从固原提标参将升为总兵，前赴金川军营。兵多将勇，炮厉粮足，重兵围攻，胜利是有希望的。讷亲之被任为经略，对全军官兵会有很大影响，“俾军令肃而士气奋”。这样，“娴于军旅”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得专意征剿”，当讷亲抵达军营时，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资其(讷亲)威略”，促进胜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计，讷亲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时，依总督张广泗奏报的计划(张早已多次保证获胜，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称，兵分十路，定于五月初八日开始进攻)，“计经略抵营之日，正当告捷之时”。《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9、21，卷315，页36，卷325，页22.清兵已经胜利，讷亲有经略之名，凭经略之衔可戴建树奇勋之桂冠，既无需亲临前线指挥，劳神费力，鞍马劳顿，又不冒战阵厮杀难免死伤或战败溃逃的危险，有乐无苦，坐享其福。这可是乾隆帝对其第一心爱宠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极大恩遇了。
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陕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清高宗实录》卷318，页23―27.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士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2，卷325，页38.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阵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3，卷325，页27.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②《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3.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②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振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士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谕中所谓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系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设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隶朝廷统辖。可见，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只是为了制止其袭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劳永逸，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听命于中央，直隶清帝。
二、失误军机总督张广泗损兵折将。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数民族人员皆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处及其邻近的汉民地区永远安靖，彻底结束各土司互相厮杀劫掠盛行的混乱局面，这一想法是不错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增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对促进各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会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这一雄心壮志，无可非议，应予肯定。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需有主观的努力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才能将希望变成为现实，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会惹出大祸，局面无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此时，他正在励精图治，政局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还下达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上谕。他本来想乘胜前进，为解决康熙以来川省多乱的难题作出一番贡献，建树丰功伟绩，不料，由于在采取的方式、选择的时间、进攻的对象和任用将帅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事与愿违，劳民伤财，败师殒将。
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则归流后不少满汉官员会乘机鱼肉少数民族人员，再则，由于长期的传统影响，很多少数民族人员尤其是土司对此会有所怀疑，犹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认识此举的必要性、进步性之前，即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就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军事打压，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将愈益激化，好事变成坏事。在用兵的对象上，乾隆帝犯了极大的错误，不该征讨金川。四川西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能吃苦耐劳勇于劫杀，登高山如履平地，洒热血面不改色，枪林弹雨之中来往奔驰，特别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异常。稍晚一些时间，一位知府叙述其亲眼看见金川士兵的勇敢情形时讲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粮，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能命中致远。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每日安营完毕，即演习火枪，角胜负，昼以小石为的，夜则燃香为的。闻有敌兵，则“奋臂前驱，十数人辄辟易千人”。善于夜摸敌巢，“最善仰攻，专于有石处取路”，每队三人，若十数队(即数十人)登山，后以大队人马疾登，“贼众无不望风而靡”。《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乾隆帝要以疲弱川军攻击这个勇悍善战的土司，确实是选错了对象。兼之，任用将帅，又不得人，更加贻误了军机。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学士、前川陕总督庆复仍在四川，与张共商军务。四月初五日，军机大臣议准，兵分川西、川南两路，派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分率两路官兵进剿。
莎罗奔进攻沃日土司属下各寨，沃日土司向官府求救，庆复调松茂协副将马良柱领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热笼寨之围，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驻沃日防护土司之都司马光祖带属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泽旺向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到达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云的。雍正四年，张还是偏僻山区的黎平知府，因被云贵总督鄂尔泰看中，以其佐讨“乱苗”，于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并因平苗乱有功于六年超授巡抚，十年任副将军，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十三年还授湖广总督，打压了贵州古州苗变，任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帝对张十分赞赏，誉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讨金川之重任。
张广泗受命后，也想大显身手，再建奇勋，晋爵升职。他于五月初会同庆复上奏，请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议准，原有汉土官兵一万九千名，续派陕西绿旗兵三千，现又增调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张广泗的奏折，张奏称：到川以后，“备知大金川贼酋莎罗奔凶横不法，官兵屡次失利”。现调汉土官兵虽有两万余名，“但士兵各怀二心”，非徘徊观望，即逃匿潜藏，不足为恃，请调黔兵二千。帝从其议，并批示说：“甚通之论，足见干济，今照汝等所请。但既已添兵，应克奏朕功，仍当以班滚为戒。”《清高宗实录》卷291，页30.
乾隆帝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谕决定用兵金川之后，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庆复、张广泗、纪山，责令他们“兵贵神速”，迅速剿灭大金川，擒获莎罗奔，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谕示军机大臣：
“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衡，未有不以师老重费为戒者。大金川之事，调兵逾半载。拨饷过百万矣。前据庆复、张广泗奏报，迄今已几两月，所调陕兵何时到齐，庆复、张广泗于何时前进，……何时可捣贼巢，俱宜不时奏报，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鉴瞻对前车，迅奏朕功，所有近日军情，作速详悉奏闻。”《清高宗实录》卷292，页24、25.
过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庆复、张广泗呈述兵情的奏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投诚，并退还抢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绝”，官兵即将分路进攻，便具体提出对金川的处理意见。他谕告军机大臣：金川虽不能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亦应分置卫弁，统辖汛兵，或分派大员弹压，经理田赋狱讼，“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其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清高宗实录》卷293，页2、3、4.
这两次上谕及前述同意张广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对敌情缺乏正确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对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数，尤其是莎罗奔之才干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错误地认为调集汉士兵二万余名、拨饷百万两，就可取胜，不但能夷平金川，还可擒获首领。这一脱离实际的幻想，自然会很快破灭。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复、张广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称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写做噶尔崖、刮耳月、噶拉依)，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则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张广泗驻小金川之美诺寨，庆复拟驻旧保。张广泗、庆复又与四川巡抚纪山合奏善后事宜，认为“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寨，若驻月防守，运饷艰难，建议于平定之后，择恭顺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使其力弱不能为乱。乾隆帝看后，不甚满意，谕示军机大臣，批评庆复、张广泗等人“未能领略从前谕旨，为出奇制胜之策”，其“以蛮治蛮”之善后方法，亦不妥当。军机大臣等奏称，平定之后，或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令该督将“长靖番蛮至计”上奏。《清高宗实录》卷295，页17―20.
八月二十三日庆复、张广泗的奏折到京，言称西路威茂协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乾隆帝对这一所谓捷音，很为不满，批示说：“朕日夜望捷音之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须善为筹划，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0.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获胜，张广泗也想早日克敌建树功勋，一再向皇上保证务必在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他俩还因误认为即将取胜，而忙于筹划金川善后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势险峻之后，改变了原先设立流官驻兵弹压的想法，于九月三十日谕示军机大臣，欲将金川归入西藏，令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近管束”，“受达赖喇嘛化导”，其平时一应钤辖稽查，命王子派头目前往经理，以专责成，其上有驻藏大臣“总辖董率，足资弹压”。《清高宗实录》卷299，页22―24.这一想法颇为谬误。不仅因为金川远离西藏数千里，即使西藏王子和达赖喇嘛忠于清帝，愿意效劳，认真管辖金川，也鞭长莫及，而且更危险的是，西藏政教首领是否会长期臣属于清帝？如果他们要和中央政府闹独立，闹对抗，那么，他们可以将金川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块跳板，由此进攻几百里外的成都，进而侵占整个四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和无根据的瞎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有说服力的。三年以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为靠的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在西藏发动叛乱，杀害了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将金川委任这位王子管辖，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张广泗则持另一意见，欲按照贵州苗疆之制办理，奏请于金川地区设兵弹压，安设重镇，分布营汛，“以控制蛮方”，拟增兵七千余人。军机大臣等认为，此议不妥，增兵多，转运粮饷器械困难，奏请遵照帝旨，将金川归入西藏管辖，“以番治番”。帝从其议。《清高宗实录》卷300，页7、8.
正当乾隆帝盼望速胜筹划善后事宜之时，前线送来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来，张广泗遣派诸将于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时出击，开始还比较顺利，七月末，西、南两路军队皆已抵达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与勒乌围不远。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贼守弥固”，故虽占领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区，仍不能直抵勒乌围。《清高宗实录》卷298，页19，卷300，页8.莎罗奔与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张广泗谕告来使之人：“莎罗奔罪无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面缚而来，另候酌夺。”莎罗奔又邀请随同清军征战的里塘土司汪结至勒乌围，“恳请招安”，并派人同汪结到小金川张广泗军营。张又对来人说：“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卷305，页10.
清军将帅的骄横，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极大的愤怒，拼死反抗，不仅使川陕总督张广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证落了空，而且还在其再次向帝保证于明春“灭蛮”之时，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大败官兵。清军将近三万，而大金川的“精壮吐蕃”不过七八千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据张广泗估计，只剩下四千余名。尽管敌众己寡，但莎罗奔及属下人员毫不畏惧，于十二年十二月发起反击，向驻守马邦山梁的清署泰宁协副将张兴进攻，施发石炮，“以机发石伤人”，清兵抵挡不住，从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于山梁河口筑砌石卡，截断了清军粮运水道。张广泗派署参将王世泰前往救援，张兴、陈礼关闭营门，不与王世泰联系，反与金川头人讲和，“并出重资分散各番，许送官兵过河。”待张兴等出营后，金川人将其军引至右山梁沟底，全部杀死，并乘势攻打清军各处营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击败驻守曾达的参将郎建业等所领汉土官兵一千余名，斩杀督标游击孟臣，迫使郎建业等弃营后退，撤至丹噶。总兵马良柱因大雪多日粮尽援绝，害怕敌军围攻，率兵五千余人撤至纳贝山下。清军连连溃败，军装、枪炮多被金川藏民获得。大金川藏民“皆欢跃大言，谓官兵计日可退”。《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8、39，卷309，页47―50.
张广泗又怒又惧，急忙上疏，奏准调陕西固原提督标兵二千、西宁镇兵一千、河州镇兵一千、甘肃提督标兵五百、肃州镇兵五百名及州、延绥、宁夏镇兵二千名，以及云南兵二千、贵州兵一千，合共一万名兵士，于明春三月齐抵军营，准备大举进攻。又奏准从北京运九节炮十门，并仿铸十门，运送大批枪炮子弹，仅四川巡抚纪山在川省就铸造了大小炮子七万六千六百余颗。
张广泗想了许多办法来进攻金川的战碉，如穿凿墙孔以施放火球，堆积柴薪于碉之墙外围烧，皆因金川藏民防御严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败。他又采取地雷战术，选调各厂矿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药轰放地雷，以图炸塌碉墙。第一次在曾达试行，挖成后，于穴中听到碉内人声，以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响之后，才发现离碉还有二三丈远，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岗一大碉挖地道，引药爆炸后，只震掉耳碉碉顶，正中大碉虽然摇动，并未震塌。金川人员立即设防，各于碉外挖掘深堑，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张广泗无计可施，官兵士气异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战局不利，于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书班第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军营了解详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于皇上面前。密折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军情的叙述：“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吐蕃(即其他土司)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急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密折的另一内容是建议起用岳钟琪，因为“增兵不如选将”，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吐蕃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系其旧属，现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岁，“精力壮健，尚可效用”。《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45.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评述用兵以来的军情变化说：“去岁初进兵时，我师颇锐，连克碉寨，各番畏惧，降附甚多，日久渐懈，……防御更疏，致贼伺隙来攻，转多惶惧。及张兴事败，众兵愈馁，张广泗益加愤懑，将阖营将弁一概谩骂鄙薄，至不能堪。”《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9.
乾隆帝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在三、四两月在将帅任用上实行了重大的变动。尽管张广泗连续奏报军情及进攻之法，保证要于夏秋获胜完事，但乾隆帝已经对这位他曾誉之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无出其右之川陕总督，有些失望，不愿再让其总负此任了。他首先于三月谕令班第不必忙于办理粮饷，留在军营，“与张广泗协商一切军务，佐其不逮”。这里虽说是让班第与张“协商”，形式上仍系张为统帅，但班第身为兵部尚书，又系钦差大臣，这种“协商”便非仅仅参谋而已，而是实际上包含了监督、决策的性质了，并且，谕中还明确讲到，让班第对张广泗“夏秋告捷”的保证“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须预为筹划良策，更显示出班第在军事指挥上权限、影响之大，张广泗已经实际上不再是督军进征的惟一统帅了。《清高宗实录》卷310，页10.
接着，他谕令班第与张广泗商议，可否用岳钟琪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张与岳向有旧怨，雍正十一年，张以副将军身份上疏，痛诋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度失宜，贻误军机，使岳被罢官问罪。因此，张对用岳之议，甚为不满，奏称岳有“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谕，只好呈称愿遵旨将岳调赴军营，令其赴党坝任军营统领。乾隆帝不顾张之明从暗抗，特下谕旨，赐岳以提督职衔，令其奋勉图报，立功之时，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卷313，页13、14、48、49.
这两项措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班第连续上奏，使乾隆帝对前线军情有了更多的更为真实的了解，班第还对张广泗赏罚不公偏袒属员之过有所匡正。岳钟琪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军营后，对揭示张之弊病及关于用兵之法的建议颇为中肯，后来还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大的措施――用讷亲为经略，却铸成了大错，严重地危害了对金川的军事进攻。
三、用短弃长经略讷亲误国丧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讷亲为经略，现摘录如下：
“四川大金川军务，历时许久，尚未就绪。总督张广泗历练军情，尚书班第专办筹饷，现在竭力办理，各省官兵亦已调集。但此番狡寇，负固猖獗，非寻常小丑可比，应遣重臣前往，提挈纲领，相机商度，乘时策励，则军声振而士气一，及锋而用，可期迅奏朕功。大学士、公讷亲，……著速来京，给予经略大臣印信，驰驿前往，经略四川军务。”“……此番驻师日久，兵气不扬，将士懈怠，现在各省调拨官兵，云集川省，张广泗一人未能独任，且自张兴覆没之后，益加愤懑，其抚驭将士，亦未能恩威并著。……惟大学士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振刷归向，上下一心，从前疲玩之习，可以焕然改观，成克期进取之效，即后此之善后机宜，亦可一手办理，纾朕西顾之忧。”“……可传谕张广泗，诸凡同心协力，务期早得渠魁，速歼群丑，俾番蛮慑服，咸知向化，一劳永逸。”《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7―21.
这四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帝处理金川之役的三个问题。其一，狠下决心，誓平金川。这最明显地反映在讷亲的出任经略上。讷亲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员，而是乾隆帝之第一亲信宠臣，是体现帝旨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实际上的大宰相。讷亲，姓钮祜禄氏，是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是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孙子，其姑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五年，讷亲袭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军机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顾命，十月被高宗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晋一等公，从此以后，讷亲极受乾隆帝宠爱和栽培，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多次口衔帝命，巡视地方，审理要案，勘察河工，检阅营伍。讷亲从乾隆四年任协办大学士起，十年迁大学士，十一年、十二年两年任首席大学士。在军机处，讷亲任职更长，从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连任十六年军机大臣，而且从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皆为名列第一的领班军机大臣。换句话说，在乾隆十一年、十二年，讷亲既是首席大学士即人们尊称的首辅，又是领班军机大臣，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受帝之宠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讲到对讷亲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极其特殊的宠爱：论培养，“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讲恩遇，“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谈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无出于讷亲之右者”。《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1，卷328，页43，卷359，页53.至于清朝文献中群臣言及讷亲为帝“厚加倚任”，诸军机大臣中惟其一人单独入见面承帝旨，等等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大臣同进见》。乾隆帝能将这样一位须臾不可离的最为倚任的军国重臣和一等宠信之爱卿调任经略，远征金川，可见他的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誓灭“川蛮”了。
其二，形势需要，舍其(讷亲)莫属。乾隆帝让讷亲远征金川，是由于国家军政财经严重形势的迫切需要，使他认为只有走此一着，才能使全盘皆活。张广泗统率三万大军，进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长达两年，竟阻于险碉，寸步不前。三军“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奏凯之日，遥远无期。经济上，军需浩繁，费用无限，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万士卒和两万多役夫，日需米面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后，兵卒四万和各色人员，将近十万，食粮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计算，从四川运至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还不包括对民间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万四千两，一月为四十二万两，一年为五百零四万两，如果加上官兵军饷、枪炮弓箭弹药器械、战马饷料，等等用费，又将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后，这样巨量的用费，清政府是无力长期支付的。战事延长，旷日持久，调兵各省，沿途骚扰，西南地区不得安宁，朝廷忙于处理军务，贻误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处。乾隆帝为了挽转战局，急需派遣一位军国重臣前往主持军务，而尚书班第的“力量、识见、物望，均不能胜此重任，张广泗亦未必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讷亲派去，以便凭借其位极人臣势倾朝野的威望和才干，“慑服张广泗”，改变低下士气，统率全军奋勇冲杀，早日获胜。《清高宗实录》卷306，页16、17，卷307，页3、4，卷311，页38、39，卷312，页19，卷314，页37，卷329，页55.
其三，获胜有望，促其成功。此时乾隆帝还是认为，张广泗有军事才干，但川兵疲弱，张御下无方，“督责过严”，使将弁怀怨，因而不能克敌。现在增派陕甘锐卒万名，赶运大炮枪铳弹药，四万大军对付四千藏民，以众凌寡，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起用宿将勇将，曾以兵五千败敌十余万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任为四川提督，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被授为内大臣兼镶黄旗护军统领，曾单骑定乱兵的勇将任举从固原提标参将升为总兵，前赴金川军营。兵多将勇，炮厉粮足，重兵围攻，胜利是有希望的。讷亲之被任为经略，对全军官兵会有很大影响，“俾军令肃而士气奋”。这样，“娴于军旅”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得专意征剿”，当讷亲抵达军营时，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资其(讷亲)威略”，促进胜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计，讷亲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时，依总督张广泗奏报的计划(张早已多次保证获胜，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称，兵分十路，定于五月初八日开始进攻)，“计经略抵营之日，正当告捷之时”。《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9、21，卷315，页36，卷325，页22.清兵已经胜利，讷亲有经略之名，凭经略之衔可戴建树奇勋之桂冠，既无需亲临前线指挥，劳神费力，鞍马劳顿，又不冒战阵厮杀难免死伤或战败溃逃的危险，有乐无苦，坐享其福。这可是乾隆帝对其第一心爱宠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极大恩遇了。
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陕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清高宗实录》卷318，页23―27.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士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2，卷325，页38.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阵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3，卷325，页27.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②《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3.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②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振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士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