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初征金川败师殒将(1)
第一节草率用兵瞻对获效甚微。
一、轻信督抚之言匆促发兵。
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连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此，在正式叙述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说明瞻对之事。
瞻对，有上瞻对、中瞻对、下瞻对之分，亦名三瞻，位于雅砻江上游，纵横数百里，距打箭炉(今康定县)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里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与德格土司接壤，居民为藏族。民国时瞻对为西康省瞻化县，今系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瞻对紧接里塘，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对土司虽然均于雍正时“归附授职”，授长官司，但二瞻对土司及其属下人员，仍然经常在大道上抢劫来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银物。雍正八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因瞻对等处藏民“纠党抢掠”，调遣汉土官兵，征抚兼施，“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擒获首犯。《清世宗实录》卷108，页7.局势暂时安定了一下，来往交通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八九年间，劫掠之风重新盛行，瞻对土司率领属人肆行抢夺，严重扰乱了地方，影响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三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蛮苗，屡经抢掠不法”，应该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呈报：瞻对在打箭炉口外，上瞻对离炉十四站，下瞻对离炉十八站，四面环山，地方险阻，雍正六年“曾经啸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讨，“虽暂慑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复萌，肆无忌惮”，“实有非用兵不可者”。四月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然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清高宗实录》卷237，页16，卷239，页3、4、23、26、32、33.帝命议政王大臣议奏。议政王大臣随即奏称：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倚恃地势险阻，“屡为夹坝(即抢夺为盗)，扰害地方”，并抢掠驻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银两。官府遣人前往，责令土司献交盗犯和赃物，该土司“抗不擒献，顽梗已极”，应派兵征剿。依照庆复等督抚之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往征，并拨附近瞻对的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与德尔格士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决定用兵瞻对。
五月初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第一次正式讲了处理瞻对之事的意见。他首先说明用兵的原因是，由于“瞻对吐蕃，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之征，办理不妥，“草率完结”，致其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所以允准督抚之请，发兵征剿，此乃不得已之举，打仗并非美事，所费钱粮亦多。紧接着，他明确提出了用兵的目的和要求。他命军机大臣传谕总督、巡抚和提督，责令他们“务期殚心筹划，调度得宜”，达到“以靖边境”的目的。如果料理不善，有损军威，或如雍正八年草率完结，留下后患，则当以庆复三人是问。《清高宗实录》卷240，页5.
五月初八日，大学士复议四川巡抚纪山所奏出征士兵恩赏之事时，奏请按雍正八年之例，对各士兵于常例赏银三两外再加二两，川省和西宁的士兵，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粮之例，每名一月给银九钱、米三斗，藏王所属江卡及德尔格士兵二千名，系就近效力，不给安家银米。雍正八年曾赐士兵每百名牛一头，每二十名给羊一只，现毋庸议给。乾隆帝谕令从厚赏赐，江卡、德尔格士兵亦照川省、西宁士兵之例，给予安家银米，各士兵亦照例赏给牛羊，使其均实惠，以示“鼓励戎行之意”。《清高宗实录》卷240，页8、9.
乾隆帝要求各将要迅速征战，多次强调“兵贵神速”之法。六月初八日，因川抚纪山奏下瞻对土司班滚发兵阻挡官府派往晓谕的千总，他下谕指责说：兵贵神速，今尔等尚无进师之期，而土司已有兵阻挡，“善用兵者如是乎”！并令其传谕提督李质粹知道此谕。过了七天，六月十五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瞻对“吐蕃不法”，扰害地方，不得已允准督抚发兵征剿之请，目前已发银五十万两，“用兵贵于神速”，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我兵遣发太迟，瞻对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现在督抚等人办理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即秘密寄信，传谕该总督、巡抚、提督等臣，“务须尽心筹划，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如果仍像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结，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③《清高宗实录》卷242，页27，9、10.
乾隆帝强调兵贵神速，既是本于兵法，神速易于奏效，乘敌不备，己军突袭，犹如从天而降，便可打败对方，稳操胜算，而且也是为了节省军费。他从即位以来，“孜孜于保治之谟，不敢稍有暇逸”，“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多方筹划，细心核算和积攒，“又无兵役之耗”，故生产逐渐发展，社会日趋繁荣，国库存银增多。就在责令川抚要“兵贵神速”的前两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谕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③如果征剿旷日持久，像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样平均每年支出军费八百万两，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将遭到严重危害。而办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来一次征剿，人员伤亡，财力耗费，地方骚动，也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乾隆帝非常强调用兵神速，彻底解决问题。但他从川抚所报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抚迟钝不合机宜的情形，已经对这次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有所担心。果然，形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征战很不顺利，结局并不理想，而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当紧密相连。庸帅劣将严重地贻误了军机，造成了重大的后患。
二、班滚潜匿怒杀大学士庆复。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士兵一万五千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的士卒。清军装备更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位，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长官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清高宗实录》卷247，页19，卷249，页28.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士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之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已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帅将庸劣，并未出现这样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东俄洛调度策应。
官兵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处，破五十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但由于道路险阻，竹林茂密，俘获瞻对人员甚少，提督李质粹和担任总统要职的中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便畏难不前，“始而玩忽，继而捏报”，今天奏报破碉若干，过几天又称克寨数十，“歼贼无算”，捷报频传，可是始终未能抵达下瞻对土司班滚住的碉卡，更谈不上擒获首犯送京献俘了。开始，乾隆帝还信以为真，夸奖袁士弼、马良柱能督率兵丁将弁“奋勇出力”，批示说“览奏欣慰”，谕其不要“恃胜轻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兵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4，卷260，页17.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三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帝可不像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
“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清高宗实录》卷255，页35.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庆复的奏折上批道：“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清高宗实录》卷259，页39、40.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而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附和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清高宗实录》卷260，页17.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辄。要讲取胜需要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二万四千名汉土兵卒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后，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为孝懿仁皇后，另一是惠皇贵妃。其父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因系孝懿仁皇后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为家有二皇后一贵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袭一等公后，就青云直上，八年之内，历任副都统、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军。乾隆二年以后，九年之内，庆复历任署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两江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川陕总督，可以说是基本上任遍京内外军政要职，成为乾隆皇帝依赖、重用的一位宠臣。就是在战争进行了几月进展缓慢的时候，乾隆帝还将庆复升为大学士，兼川陕总督，一再下谕夸奖其办事与己“不约而同，嘉是之外，无可批谕”。《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6，卷255，页34.这样的信赖和亲密，是在此前后统军出征的将军、大臣如岳钟琪、傅尔丹、张广泗、策楞、班第等人无法得到的。有了这样罕有的优越条件，对挥军征剿，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庆复辜负了皇上的厚望，浪费了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谕，催问捷期，斥责迟延，一再愤怒指出“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清高宗实录》卷261，页8，卷263，页23.庆复贪功畏罪，走上了李质粹、袁士弼的老路，虚报军情，捏奏战功，保证“五六月间，务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压境的条件，大力招抚，诱其降顺，冒称扑毁险要碉楼数百座，其实并未进行过大的战斗。当钦差大臣班第快要来到军营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备汪结，骗诱班滚之异母弟俄木丁等人归顺，并于十一年五月奏报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对土司班滚的如朗寨，又于二十三日追至丫鲁寨，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男妇老幼及班滚俱被火烧死，“将贼首等全行扑灭”。《清高宗实录》卷268，页2―7.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将庆复、纪山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总兵等官将兵丁“亦行议叙”。庆复又于六月奏上处理瞻对善后事宜，包括将班滚之地分割，赐予效力的土司，以及设官、纳贡、禁建战碉等，皆蒙朝廷允准。《清高宗实录》卷269，页17―20.
庆复因“功”被加太子太保，于十二年八月离军营回京，入内阁办事，兼管兵部。一场延续十个月，用兵二万四千名，耗银百余万两的瞻对之役，就这样以大学士、川陕总督、一等公庆复的升官而结束了。
尽管庆复舞文弄墨，欺骗了皇上，但历史真相是难以长期掩盖和歪曲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作伪之人将原形毕露，遭受应有的惩罚。就在庆复返京前后，乾隆帝已经开始知道班滚未死的消息。原来，当十一年五月庆复奏报烧死班滚时，乾隆帝即因其奏述前后不一而有所怀疑，谕令庆复仔细查核，不得放走班滚。后来虽然他相信了庆复续奏的解释，当做班滚已死而下谕收兵，但心中疑团并未全解，故于十二年三月准备进攻金川时，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调查班滚的下落。九月十四日，他因张广泗奏称班滚未死，谕命严防其潜入金川，迅速查明其藏身之地，予以擒捕，并随即连下数谕，追问此事。张广泗奉谕再三查询，陆续上报，事情真相逐步明朗。原来所谓如朗大捷，纯属骗局，清兵只烧掉空碉二座及泥日一寨，“余皆完好如旧”。班滚之大碉，仍安然无恙，并未烧毁，庆复将其碉冒称经堂，叫班滚之子沙加七立改名德昌喇嘛，令其居住。班滚并未烧死，而是潜行逃匿于空七寨一个山洞里，待清军撤走即还居如朗，“日与附近土司如叠尔格、霍尔甘孜、孔撤、麻书、朱窝等，往来赠遗不绝”，“并不畏人知觉”，而且伙同四朗举兵攻打效忠清帝的上瞻对土司肯朱，夺据其地，肯朱被迫向清朝文武衙门控告，请求救援。庆复将过去“大为夹坝”(即大事抢掠)的土目四朗、俄木丁、革松结等，“皆赦罪授为土官”，授俄木丁为长官司职衔，授四朗、革松结等土千户职衔，授明正司土守备汪结为正土司，将原正土司安木降为副土司。所谓班滚被烧死，最初系提督李质粹捏报，庆复赞同上奏。总兵宋宗璋很快就从汪结处得知班滚未死的真情，但因庆复等人已经上报，不敢声张，又恐将来败露受到牵连，“甚是愁怕”。庆复虽然在“善后事宜”里奏准将班滚之辖地分予各效力土官，“但各土司因班滚现在，无人敢领，悉仍为班滚所据”。《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8、19，卷298，页20，卷300，页4，卷302，页11―13，卷303，页18、19，卷305，页6―16，卷309，页51，卷322，页30.
乾隆帝大怒，重惩有关人员，将庆复革职削爵，以贻误军机律论斩。因其系勋戚世旧和皇考世宗任用的大臣，勒令自尽。以李质粹系提督大员，“领兵专阃，纵失渠魁”，不能弋获，且明知班滚未死，一经庆复严驳，“遂附和改详，朋谋罔上”，将其处斩。因宋宗璋身任总兵，不将实情上告，及汪结禀报班滚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贼番远遁”，亦予正法。《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6、23，卷349，页7，卷357，页18.
第二节错攻金川任帅不当两次受挫。
一、欲图“永靖边陲”用兵川西。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影响巨大并使他不久便深为后悔的谕旨：
“大学士庆复在外多年，纶扉重地，应召取回京，办理阁务。昨岁四川瞻对之役，甫经告竣，今又有大金川番蛮肆横不法，已命庆复相机征剿。今思彼地番众恃强生事，屡屡不能安辑，必须经理得宜，始可永远宁帖。贵州总督张广泗，于此等苗蛮情形，素所熟悉。……川陕总督员缺，著张广泗补授，不必来京，即由贵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学士庆复，俟伊到川之后，将彼地事机情形，详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应留川，一同办理，自行酌定。”《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6.
这一上谕，正式决定和宣布清军要进攻金川，著名的所谓“十全武功”之第一“武功”――首征金川，就这样快要开始了。
金川，地处小金沙江的上游，一促侵水出松潘外西藏地方，经党坝，流入金川境，水深河阔，为大金川，另一纳水，源流较近，为小金川，皆以临河之山有金矿而得名。大金川、小金川均自东北向西南流，至明正土司地合流为若水，再往前至会理州为金沙江，亦名泸水。二河沿岸地区分别名为大金川、小金川。居民是藏族，明朝时隶杂谷安抚司。此处万山丛矗，中绕汹溪，来往交通使用皮船和索桥，天气寒冷，多雨雪，惟产青稞、荞麦，产量不高。大、小金川土司皆系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顺治七年小金川土司卜儿吉细归附，授原职。康熙五年大金川土司嘉勒巴归附于清，清政府授以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后来清军征服大、小金川，初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不久改为懋功厅，置同知，成为四川省十四厅之一，民国年间改为懋功县。大金川今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在成都西北四百余里。小金川系此州的小金县，在成都西边偏北三百余里。
乾隆帝在谕中讲到征讨金川的原因是“番蛮肆横不法”，“恃强生事”，究竟此事真情如何？原来，大、小金川土司也像附近杂谷、绰斯甲、革布什咱、明正、瓦寺、沃日、党坝等土司一样，是清政府的属部。各土司的首领，受清政府封授宣抚使、安抚使、宣慰使、长官司、土守备、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听从调遣，带领部下人员从征应役，不得劫掠为盗，不得侵占其他土司地土，土司之间发生争执，须听清政府裁处，不许互相攻杀，违则要受官府惩治，革职问罪，兴兵征剿。尽管清政府对各土司加以约束，不许他们惹是生非扰乱地方，但一些人多势大、兵精将悍的土司，经常袭掠邻近土司，侵占其地，纠纷时起。大、小金川土司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大金川早先并未被清朝正式封为土司，其首领均附于小金川，成为小金川土司的土舍。康熙六十一年，嘉勒巴之庶孙色勒奔以金川土舍身份，带领部下随四川提督岳钟琪征讨西藏“羊峒番”，立下战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因小金川强横，上奏说：四川土司多，“人广地众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今小金川“实为强横”，而金川土舍色勒奔“曾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雍正帝同意此议，授色勒奔为安抚司，从此大小金川才正式成为平行对等的两个土司，均受清政府辖束。雍正初，杂谷、大金川、沃日诸土司发生地界争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一等公年羹尧令大金川割美同等寨给予沃日，色勒奔弟兄不服，与沃日等土司仇杀不已，后年羹尧罢官，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将美同等寨归还大金川。宫中档：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卷296，《岳钟琪传》。
各土司仍然互相厮杀。乾隆四年七月，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上疏密奏：因“金川从来不受约束”，杂谷土司苍旺、梭磨土司勒儿恪等，“意欲纠众”攻击大、小金川二土司。护理木坪土司王氏禀称，“各土司愿自备士兵糇粮，征服报效”。现已飞饬各官，前往化诲解散。《清高宗实录》卷97，页27.但未能收效，七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于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三次发兵，与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格斗。川陕总督鄂弥达一面上疏奏请委总兵一员，带汉兵二千名，征士兵二千名，“前往勒兵化诲”，一面飞饬道员王奕鸿、副将马化正前往解散。各土司遵官府化诲，于八月下旬撤兵回到自己的碉寨，“各安住牧”，听候裁处。《清高宗实录》卷101，页25，卷103，页28.九月二十四日，瓦寺土司容忠，因恼怒三齐寨头人汪太，擅发士兵一千三百余名，欲渡河攻击该寨，署抚立派文武官员前往制止。土司之间的争斗愈益激烈。
对于四川这些土司，乾隆帝最初还是实行传统的管辖方式，没有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四川巡抚方显奏：杂谷、梭磨等土司，因与小金川互相争夺必色满地方而成仇恨，约集沃日等土司，联合发兵攻打小金川，本应“参处示警”，有的官员建议“乘机将金川参革，改土归流”。此议不当。因为，杂谷、梭磨有户口十余万，金川紧接杂谷，“户口不过数万”，长期以来，“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必强其和协也”。况且，沿边多“生番”，留下这些土司，“可资捍卫”，防御“生番”的袭掠，遇有战事，调取土兵，他们“莫不如数遣发，著有微劳”，彼此争斗，并“未敢干扰内地”，官府遣人调停裁处，他们恭敬遵命，故对杂谷等土司，不予参究。对金川土司，亦不参革和改土归流，因为，实行改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管生番”，容易滋生事端，违背约束，那时又要颇费周折了。乾隆皇帝十分赞同方显的意见，批示说：“此见甚是”。《清高宗实录》卷105，页19―21.这一政策持续到乾隆十一年，因大金川土司作乱，才有所改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已故大金川安抚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细袭其兄之职。
这位色勒奔细，就是后来多次见诸于《清高宗实录》、震惊朝廷的著名的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过去，《圣武记》、《清史稿》以及近人论著，皆把色勒奔细与其兄长色勒奔混为一谈，当做是一个人，因而把色勒奔之从征立功授职等事，加在色勒奔细(即莎罗奔)身上，这是十分错误的。莎罗奔骁勇多智，与兄长积极训练士卒，扩展辖地。早在乾隆二年，色勒奔就夺占了西边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分土地，革布什咱土司上告，官府断令大金川退还，色勒奔一直未交。乾隆九年，莎罗奔的女婿巴底安抚司纳旺所辖地区多灾疫，莎罗奔遣发人夫，运送物品，将为纳旺“赏赉百姓”，纳旺之叔巴底土舍汪扎担心大金川“乘机占夺”，遂调兵堵截防御，并向舅舅革布什咱土司求救，革布什咱土司带兵来援汪扎，与大金川之人“互相争杀”。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郑文焕相继遣官前往查询争执原因，令其各归本地，并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诸臣“妥协为之，不可存省事之心”，一定要“妥协办理，据实奏闻”。《清高宗实录》卷219，页20、21，卷223，页31.
莎罗奔又想控制小金川，以女阿扣嫁予其土司泽旺，泽旺为人懦弱，“为妻所制”，乾隆十年莎罗奔派人将泽旺劫归，夺其印，经总督庆复檄令退回，始送泽旺返小金川。
对于莎罗奔的扩展辖地兴兵厮杀，川陕总督庆复于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其过，并提出对付之策。庆复说，莎罗奔“性更凶悍”、“实为强横”，但其处“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自在土司之内相争，未干犯内地，因此，让地方文武官员设法“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若莎罗奔不听官府裁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用众力以收功”。乾隆帝主张慎重，不赞成用兵，批示说，“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清高宗实录》卷279，页20、21.
过了三个月，乾隆帝仍然不愿大动干戈，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川抚)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互相仇杀，又诱夺其侄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扬言欲攻革布什咱。“苗蛮易动难驯”，如果只是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兴师问罪。“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仅在内部相斗，“竟可置之不问”。设若仇杀日深，事态扩大，亦当以宣谕训诲令其息恨宁人为主，不宜轻举妄动，“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清高宗实录》卷284，页19、20.
但是，不到一个月，乾隆帝就改变了态度，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谕，宣布用兵金川说：“(四川各土司)恃强凌弱，攘夺仇杀，叛服不常”，“历年常生事端”，“数年以来，屡多不靖”，郭罗克、瞻对、曲曲乌等处多次生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钤制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莎罗奔又攻围霍尔章谷，击杀千总向朝选，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毛牛逼近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县)，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扰我汛地”，“侵蚀诸番，张大其势”，“猖獗已甚”。这都是因为瞻对之事办理不妥，“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必须派军，“迅速剿灭”大金川，筹划“永远宁谧之图”。《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9，卷287，页4、5、24.
一、轻信督抚之言匆促发兵。
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连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此，在正式叙述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武功”――首征金川之前，有必要说明瞻对之事。
瞻对，有上瞻对、中瞻对、下瞻对之分，亦名三瞻，位于雅砻江上游，纵横数百里，距打箭炉(今康定县)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里塘、毛丫、崇禧等土司，西北与德格土司接壤，居民为藏族。民国时瞻对为西康省瞻化县，今系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
瞻对紧接里塘，为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下瞻对土司虽然均于雍正时“归附授职”，授长官司，但二瞻对土司及其属下人员，仍然经常在大道上抢劫来往商旅行人，甚至掠取官兵银物。雍正八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因瞻对等处藏民“纠党抢掠”，调遣汉土官兵，征抚兼施，“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擒获首犯。《清世宗实录》卷108，页7.局势暂时安定了一下，来往交通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八九年间，劫掠之风重新盛行，瞻对土司率领属人肆行抢夺，严重扰乱了地方，影响了川藏交通。
乾隆十年三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瞻对蛮苗，屡经抢掠不法”，应该派兵征剿。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呈报：瞻对在打箭炉口外，上瞻对离炉十四站，下瞻对离炉十八站，四面环山，地方险阻，雍正六年“曾经啸聚抗官”，雍正八年用兵征讨，“虽暂慑服，而野性未除，今又故智复萌，肆无忌惮”，“实有非用兵不可者”。四月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然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清高宗实录》卷237，页16，卷239，页3、4、23、26、32、33.帝命议政王大臣议奏。议政王大臣随即奏称：瞻对为通行西藏大道，该土司倚恃地势险阻，“屡为夹坝(即抢夺为盗)，扰害地方”，并抢掠驻防台站撤回兵丁的行李银两。官府遣人前往，责令土司献交盗犯和赃物，该土司“抗不擒献，顽梗已极”，应派兵征剿。依照庆复等督抚之请，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往征，并拨附近瞻对的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与德尔格士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四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决定用兵瞻对。
五月初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第一次正式讲了处理瞻对之事的意见。他首先说明用兵的原因是，由于“瞻对吐蕃，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之征，办理不妥，“草率完结”，致其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所以允准督抚之请，发兵征剿，此乃不得已之举，打仗并非美事，所费钱粮亦多。紧接着，他明确提出了用兵的目的和要求。他命军机大臣传谕总督、巡抚和提督，责令他们“务期殚心筹划，调度得宜”，达到“以靖边境”的目的。如果料理不善，有损军威，或如雍正八年草率完结，留下后患，则当以庆复三人是问。《清高宗实录》卷240，页5.
五月初八日，大学士复议四川巡抚纪山所奏出征士兵恩赏之事时，奏请按雍正八年之例，对各士兵于常例赏银三两外再加二两，川省和西宁的士兵，其父母妻子，照守兵坐粮之例，每名一月给银九钱、米三斗，藏王所属江卡及德尔格士兵二千名，系就近效力，不给安家银米。雍正八年曾赐士兵每百名牛一头，每二十名给羊一只，现毋庸议给。乾隆帝谕令从厚赏赐，江卡、德尔格士兵亦照川省、西宁士兵之例，给予安家银米，各士兵亦照例赏给牛羊，使其均实惠，以示“鼓励戎行之意”。《清高宗实录》卷240，页8、9.
乾隆帝要求各将要迅速征战，多次强调“兵贵神速”之法。六月初八日，因川抚纪山奏下瞻对土司班滚发兵阻挡官府派往晓谕的千总，他下谕指责说：兵贵神速，今尔等尚无进师之期，而土司已有兵阻挡，“善用兵者如是乎”！并令其传谕提督李质粹知道此谕。过了七天，六月十五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瞻对“吐蕃不法”，扰害地方，不得已允准督抚发兵征剿之请，目前已发银五十万两，“用兵贵于神速”，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我兵遣发太迟，瞻对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现在督抚等人办理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即秘密寄信，传谕该总督、巡抚、提督等臣，“务须尽心筹划，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孽，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如果仍像雍正八年的草率完结，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③《清高宗实录》卷242，页27，9、10.
乾隆帝强调兵贵神速，既是本于兵法，神速易于奏效，乘敌不备，己军突袭，犹如从天而降，便可打败对方，稳操胜算，而且也是为了节省军费。他从即位以来，“孜孜于保治之谟，不敢稍有暇逸”，“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多方筹划，细心核算和积攒，“又无兵役之耗”，故生产逐渐发展，社会日趋繁荣，国库存银增多。就在责令川抚要“兵贵神速”的前两天，六月初六日，他下谕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③如果征剿旷日持久，像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那样平均每年支出军费八百万两，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将遭到严重危害。而办理不妥，草率收兵，每隔一二十年又来一次征剿，人员伤亡，财力耗费，地方骚动，也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乾隆帝非常强调用兵神速，彻底解决问题。但他从川抚所报的消息，又看到了督抚迟钝不合机宜的情形，已经对这次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有所担心。果然，形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征战很不顺利，结局并不理想，而这一切，又和他用人不当紧密相连。庸帅劣将严重地贻误了军机，造成了重大的后患。
二、班滚潜匿怒杀大学士庆复。
清军进攻上、下瞻对初期，形势很好。清军有汉士兵一万五千名，远远超过了瞻对土司能够率领对抗的士卒。清军装备更比瞻对优越，除枪炮远逾对方外，总督庆复还因瞻对碉楼坚固，特从云南、贵州借领靖逆炮八位，照式制造。重兵压境，使瞻对不少土目、土舍前来军营投降。上瞻对已故长官司之子肯朱(又写为康朱)听说大军来征，亲赴建昌镇总兵袁士弼营“缴印投诚”，并哭诉叔父四朗谋夺其应袭之职，“愿为官兵引路进攻”。《清高宗实录》卷247，页19，卷249，页28.头目骚达邦等情愿献出三寨，各带士兵，“效力引路”，助攻下瞻对。四朗之母、兄至松潘镇总兵宋宗璋营投降，宋即抚赏，并将四朗招抚入营归顺。上瞻对在清军未正式进攻前已基本上听抚降顺。这表明，瞻对已经动荡不稳，即将全面土崩瓦解，如果清军将帅指挥得当，督兵猛攻，定能很快打下下瞻对，擒获其首领班滚，做好善后工作，安定地方，交通畅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帅将庸劣，并未出现这样理想的结局，战事延续较长。
负责统辖三军进攻的署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从成都出发，二十六日抵东俄洛，会集总统、建昌镇总兵袁士弼，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议定兵分三路：南路马良柱领兵自里塘前往边多，北路宋宗璋从甘孜抵阿斯，中路袁士弼出沙普隆前往日里，李质粹驻扎东俄洛调度策应。
官兵出征后，初期进展还算顺利，数日内，中路、南路攻下要卡六处，破五十余寨，北路亦打下一些碉楼。但由于道路险阻，竹林茂密，俘获瞻对人员甚少，提督李质粹和担任总统要职的中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便畏难不前，“始而玩忽，继而捏报”，今天奏报破碉若干，过几天又称克寨数十，“歼贼无算”，捷报频传，可是始终未能抵达下瞻对土司班滚住的碉卡，更谈不上擒获首犯送京献俘了。开始，乾隆帝还信以为真，夸奖袁士弼、马良柱能督率兵丁将弁“奋勇出力”，批示说“览奏欣慰”，谕其不要“恃胜轻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迟收不到全胜佳音，便逐渐产生了怀疑，连续下谕督促。十二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到总督庆复奏折后，至今未见呈报，且其奏中声称隔江险阻，须加兵夹攻，即所谓克捷，亦只系焚碉数座，杀伤“番兵”数人，“其余大率逃入箐中”，“未见有覆巢压卵之势”，看来“似难克期剿灭”。著即传谕庆复，令李质粹领兵前进，若需添兵，即派满兵数百名前去，“总以万全妥速克奏肤功为要”。《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4，卷260，页17.十二月三十日一连收到总督庆复三份呈报捷音的奏折，声称至十二月初一日，已攻克阿斯、羊雀、底朱、腊盖下寨、下密卡伦等处，“剿杀贼番，大获全胜”。这次乾隆帝可不像当初那样“览奏欣慰”予以夸奖了，他批示说：
“所奏亦不过小小抢获耳，贼未大破，安得谓之武功耶！其督令将士奋勇前进，务擒班滚，明正典刑，以靖地方。”《清高宗实录》卷255，页35.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他更在庆复的奏折上批道：“李质粹等全无调遣奋勇之志，甚辜朕恩”，“出师已逾七月，而军饷用至百万，不知李质粹等所为何事耶，宜传旨申饬之。”《清高宗实录》卷259，页39、40.
尽管乾隆帝形式上是在申斥李质粹等将，但很显然，他对未能及早取胜而十分恼怒，已经暗示出对总管征剿的总督庆复有不满之意。这样一来，庆复再也不能安坐省城了，急忙赶到打箭炉，并奏报总兵袁士弼“以招降为事”，虽屡报攻克多寨，而“俱不著实”，提督李质粹附和捏报，奏请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庆复又于二月上奏总论军营之弊说：“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朽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或言待其枪药既尽，自必困穷，或言阻其春耕，自必缺乏。……要皆揣度之词，岂可执为困贼之计。……(奏请添兵加饷)。”乾隆帝同意其议，令即调拨兵丁酌办粮饷。《清高宗实录》卷260，页17.
庆复虽然指责李质粹等无能失职，捏报军功，但他也并不高明，仍然蹈其覆辄。要讲取胜需要的客观条件，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论军队，经过几次增派，他拥有多达二万四千名汉土兵卒的一支大军，远远超过下瞻对土司班滚的部下，枪炮弓矢之多，更不用说。特别难得的是，他是受到皇上宠信的皇亲国戚和军国重臣。庆复之家是清朝的名门贵族，其姑是孝康章皇后，乃康熙帝之母，其二姐皆是康熙帝之妻，一为孝懿仁皇后，另一是惠皇贵妃。其父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因系孝懿仁皇后之父，推恩封一等公。正因为家有二皇后一贵妃，因此，雍正五年他袭一等公后，就青云直上，八年之内，历任副都统、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十三年高宗即位，又授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替平郡王福彭，掌管北路大军。乾隆二年以后，九年之内，庆复历任署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两江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川陕总督，可以说是基本上任遍京内外军政要职，成为乾隆皇帝依赖、重用的一位宠臣。就是在战争进行了几月进展缓慢的时候，乾隆帝还将庆复升为大学士，兼川陕总督，一再下谕夸奖其办事与己“不约而同，嘉是之外，无可批谕”。《清高宗实录》卷254，页26，卷255，页34.这样的信赖和亲密，是在此前后统军出征的将军、大臣如岳钟琪、傅尔丹、张广泗、策楞、班第等人无法得到的。有了这样罕有的优越条件，对挥军征剿，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可是，庆复辜负了皇上的厚望，浪费了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乾隆帝多次下谕，催问捷期，斥责迟延，一再愤怒指出“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清高宗实录》卷261，页8，卷263，页23.庆复贪功畏罪，走上了李质粹、袁士弼的老路，虚报军情，捏奏战功，保证“五六月间，务期必克”。他依仗重兵压境的条件，大力招抚，诱其降顺，冒称扑毁险要碉楼数百座，其实并未进行过大的战斗。当钦差大臣班第快要来到军营之前，他叫明正土司的土守备汪结，骗诱班滚之异母弟俄木丁等人归顺，并于十一年五月奏报捷音：四月中攻克下瞻对土司班滚的如朗寨，又于二十三日追至丫鲁寨，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男妇老幼及班滚俱被火烧死，“将贼首等全行扑灭”。《清高宗实录》卷268，页2―7.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将庆复、纪山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总兵等官将兵丁“亦行议叙”。庆复又于六月奏上处理瞻对善后事宜，包括将班滚之地分割，赐予效力的土司，以及设官、纳贡、禁建战碉等，皆蒙朝廷允准。《清高宗实录》卷269，页17―20.
庆复因“功”被加太子太保，于十二年八月离军营回京，入内阁办事，兼管兵部。一场延续十个月，用兵二万四千名，耗银百余万两的瞻对之役，就这样以大学士、川陕总督、一等公庆复的升官而结束了。
尽管庆复舞文弄墨，欺骗了皇上，但历史真相是难以长期掩盖和歪曲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作伪之人将原形毕露，遭受应有的惩罚。就在庆复返京前后，乾隆帝已经开始知道班滚未死的消息。原来，当十一年五月庆复奏报烧死班滚时，乾隆帝即因其奏述前后不一而有所怀疑，谕令庆复仔细查核，不得放走班滚。后来虽然他相信了庆复续奏的解释，当做班滚已死而下谕收兵，但心中疑团并未全解，故于十二年三月准备进攻金川时，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调查班滚的下落。九月十四日，他因张广泗奏称班滚未死，谕命严防其潜入金川，迅速查明其藏身之地，予以擒捕，并随即连下数谕，追问此事。张广泗奉谕再三查询，陆续上报，事情真相逐步明朗。原来所谓如朗大捷，纯属骗局，清兵只烧掉空碉二座及泥日一寨，“余皆完好如旧”。班滚之大碉，仍安然无恙，并未烧毁，庆复将其碉冒称经堂，叫班滚之子沙加七立改名德昌喇嘛，令其居住。班滚并未烧死，而是潜行逃匿于空七寨一个山洞里，待清军撤走即还居如朗，“日与附近土司如叠尔格、霍尔甘孜、孔撤、麻书、朱窝等，往来赠遗不绝”，“并不畏人知觉”，而且伙同四朗举兵攻打效忠清帝的上瞻对土司肯朱，夺据其地，肯朱被迫向清朝文武衙门控告，请求救援。庆复将过去“大为夹坝”(即大事抢掠)的土目四朗、俄木丁、革松结等，“皆赦罪授为土官”，授俄木丁为长官司职衔，授四朗、革松结等土千户职衔，授明正司土守备汪结为正土司，将原正土司安木降为副土司。所谓班滚被烧死，最初系提督李质粹捏报，庆复赞同上奏。总兵宋宗璋很快就从汪结处得知班滚未死的真情，但因庆复等人已经上报，不敢声张，又恐将来败露受到牵连，“甚是愁怕”。庆复虽然在“善后事宜”里奏准将班滚之辖地分予各效力土官，“但各土司因班滚现在，无人敢领，悉仍为班滚所据”。《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8、19，卷298，页20，卷300，页4，卷302，页11―13，卷303，页18、19，卷305，页6―16，卷309，页51，卷322，页30.
乾隆帝大怒，重惩有关人员，将庆复革职削爵，以贻误军机律论斩。因其系勋戚世旧和皇考世宗任用的大臣，勒令自尽。以李质粹系提督大员，“领兵专阃，纵失渠魁”，不能弋获，且明知班滚未死，一经庆复严驳，“遂附和改详，朋谋罔上”，将其处斩。因宋宗璋身任总兵，不将实情上告，及汪结禀报班滚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贼番远遁”，亦予正法。《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6、23，卷349，页7，卷357，页18.
第二节错攻金川任帅不当两次受挫。
一、欲图“永靖边陲”用兵川西。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影响巨大并使他不久便深为后悔的谕旨：
“大学士庆复在外多年，纶扉重地，应召取回京，办理阁务。昨岁四川瞻对之役，甫经告竣，今又有大金川番蛮肆横不法，已命庆复相机征剿。今思彼地番众恃强生事，屡屡不能安辑，必须经理得宜，始可永远宁帖。贵州总督张广泗，于此等苗蛮情形，素所熟悉。……川陕总督员缺，著张广泗补授，不必来京，即由贵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学士庆复，俟伊到川之后，将彼地事机情形，详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应留川，一同办理，自行酌定。”《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6.
这一上谕，正式决定和宣布清军要进攻金川，著名的所谓“十全武功”之第一“武功”――首征金川，就这样快要开始了。
金川，地处小金沙江的上游，一促侵水出松潘外西藏地方，经党坝，流入金川境，水深河阔，为大金川，另一纳水，源流较近，为小金川，皆以临河之山有金矿而得名。大金川、小金川均自东北向西南流，至明正土司地合流为若水，再往前至会理州为金沙江，亦名泸水。二河沿岸地区分别名为大金川、小金川。居民是藏族，明朝时隶杂谷安抚司。此处万山丛矗，中绕汹溪，来往交通使用皮船和索桥，天气寒冷，多雨雪，惟产青稞、荞麦，产量不高。大、小金川土司皆系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顺治七年小金川土司卜儿吉细归附，授原职。康熙五年大金川土司嘉勒巴归附于清，清政府授以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后来清军征服大、小金川，初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不久改为懋功厅，置同知，成为四川省十四厅之一，民国年间改为懋功县。大金川今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在成都西北四百余里。小金川系此州的小金县，在成都西边偏北三百余里。
乾隆帝在谕中讲到征讨金川的原因是“番蛮肆横不法”，“恃强生事”，究竟此事真情如何？原来，大、小金川土司也像附近杂谷、绰斯甲、革布什咱、明正、瓦寺、沃日、党坝等土司一样，是清政府的属部。各土司的首领，受清政府封授宣抚使、安抚使、宣慰使、长官司、土守备、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定期向朝廷缴纳贡赋，听从调遣，带领部下人员从征应役，不得劫掠为盗，不得侵占其他土司地土，土司之间发生争执，须听清政府裁处，不许互相攻杀，违则要受官府惩治，革职问罪，兴兵征剿。尽管清政府对各土司加以约束，不许他们惹是生非扰乱地方，但一些人多势大、兵精将悍的土司，经常袭掠邻近土司，侵占其地，纠纷时起。大、小金川土司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大金川早先并未被清朝正式封为土司，其首领均附于小金川，成为小金川土司的土舍。康熙六十一年，嘉勒巴之庶孙色勒奔以金川土舍身份，带领部下随四川提督岳钟琪征讨西藏“羊峒番”，立下战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因小金川强横，上奏说：四川土司多，“人广地众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今小金川“实为强横”，而金川土舍色勒奔“曾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雍正帝同意此议，授色勒奔为安抚司，从此大小金川才正式成为平行对等的两个土司，均受清政府辖束。雍正初，杂谷、大金川、沃日诸土司发生地界争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一等公年羹尧令大金川割美同等寨给予沃日，色勒奔弟兄不服，与沃日等土司仇杀不已，后年羹尧罢官，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将美同等寨归还大金川。宫中档：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卷296，《岳钟琪传》。
各土司仍然互相厮杀。乾隆四年七月，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上疏密奏：因“金川从来不受约束”，杂谷土司苍旺、梭磨土司勒儿恪等，“意欲纠众”攻击大、小金川二土司。护理木坪土司王氏禀称，“各土司愿自备士兵糇粮，征服报效”。现已飞饬各官，前往化诲解散。《清高宗实录》卷97，页27.但未能收效，七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于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三次发兵，与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格斗。川陕总督鄂弥达一面上疏奏请委总兵一员，带汉兵二千名，征士兵二千名，“前往勒兵化诲”，一面飞饬道员王奕鸿、副将马化正前往解散。各土司遵官府化诲，于八月下旬撤兵回到自己的碉寨，“各安住牧”，听候裁处。《清高宗实录》卷101，页25，卷103，页28.九月二十四日，瓦寺土司容忠，因恼怒三齐寨头人汪太，擅发士兵一千三百余名，欲渡河攻击该寨，署抚立派文武官员前往制止。土司之间的争斗愈益激烈。
对于四川这些土司，乾隆帝最初还是实行传统的管辖方式，没有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四川巡抚方显奏：杂谷、梭磨等土司，因与小金川互相争夺必色满地方而成仇恨，约集沃日等土司，联合发兵攻打小金川，本应“参处示警”，有的官员建议“乘机将金川参革，改土归流”。此议不当。因为，杂谷、梭磨有户口十余万，金川紧接杂谷，“户口不过数万”，长期以来，“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必强其和协也”。况且，沿边多“生番”，留下这些土司，“可资捍卫”，防御“生番”的袭掠，遇有战事，调取土兵，他们“莫不如数遣发，著有微劳”，彼此争斗，并“未敢干扰内地”，官府遣人调停裁处，他们恭敬遵命，故对杂谷等土司，不予参究。对金川土司，亦不参革和改土归流，因为，实行改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管生番”，容易滋生事端，违背约束，那时又要颇费周折了。乾隆皇帝十分赞同方显的意见，批示说：“此见甚是”。《清高宗实录》卷105，页19―21.这一政策持续到乾隆十一年，因大金川土司作乱，才有所改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已故大金川安抚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细袭其兄之职。
这位色勒奔细，就是后来多次见诸于《清高宗实录》、震惊朝廷的著名的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过去，《圣武记》、《清史稿》以及近人论著，皆把色勒奔细与其兄长色勒奔混为一谈，当做是一个人，因而把色勒奔之从征立功授职等事，加在色勒奔细(即莎罗奔)身上，这是十分错误的。莎罗奔骁勇多智，与兄长积极训练士卒，扩展辖地。早在乾隆二年，色勒奔就夺占了西边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分土地，革布什咱土司上告，官府断令大金川退还，色勒奔一直未交。乾隆九年，莎罗奔的女婿巴底安抚司纳旺所辖地区多灾疫，莎罗奔遣发人夫，运送物品，将为纳旺“赏赉百姓”，纳旺之叔巴底土舍汪扎担心大金川“乘机占夺”，遂调兵堵截防御，并向舅舅革布什咱土司求救，革布什咱土司带兵来援汪扎，与大金川之人“互相争杀”。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郑文焕相继遣官前往查询争执原因，令其各归本地，并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诸臣“妥协为之，不可存省事之心”，一定要“妥协办理，据实奏闻”。《清高宗实录》卷219，页20、21，卷223，页31.
莎罗奔又想控制小金川，以女阿扣嫁予其土司泽旺，泽旺为人懦弱，“为妻所制”，乾隆十年莎罗奔派人将泽旺劫归，夺其印，经总督庆复檄令退回，始送泽旺返小金川。
对于莎罗奔的扩展辖地兴兵厮杀，川陕总督庆复于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其过，并提出对付之策。庆复说，莎罗奔“性更凶悍”、“实为强横”，但其处“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自在土司之内相争，未干犯内地，因此，让地方文武官员设法“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若莎罗奔不听官府裁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用众力以收功”。乾隆帝主张慎重，不赞成用兵，批示说，“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清高宗实录》卷279，页20、21.
过了三个月，乾隆帝仍然不愿大动干戈，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川抚)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互相仇杀，又诱夺其侄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扬言欲攻革布什咱。“苗蛮易动难驯”，如果只是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兴师问罪。“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仅在内部相斗，“竟可置之不问”。设若仇杀日深，事态扩大，亦当以宣谕训诲令其息恨宁人为主，不宜轻举妄动，“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清高宗实录》卷284，页19、20.
但是，不到一个月，乾隆帝就改变了态度，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谕，宣布用兵金川说：“(四川各土司)恃强凌弱，攘夺仇杀，叛服不常”，“历年常生事端”，“数年以来，屡多不靖”，郭罗克、瞻对、曲曲乌等处多次生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钤制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莎罗奔又攻围霍尔章谷，击杀千总向朝选，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毛牛逼近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县)，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扰我汛地”，“侵蚀诸番，张大其势”，“猖獗已甚”。这都是因为瞻对之事办理不妥，“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必须派军，“迅速剿灭”大金川，筹划“永远宁谧之图”。《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9，卷287，页4、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