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南巡秋谒祖陵(1)
第一节 岁岁秋。
一、秋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夏苗秋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巨。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醒，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词，但其含义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战屡胜，所向无敌，皆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想法的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借“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三胜噶尔丹，打败策妄阿拉布坦，进军西藏，臣服青海和硕特蒙古，大规模地对“西南夷”实行改土归流。如果军威不壮，宝刀不厉，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同准部噶尔丹策凌汗的议和，即为明显之例。胸怀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历，每日早晨必读列朝实录，对先祖创业之艰辛及其得国的主要秘诀，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牢保祖宗百战封疆万无一失，而且要乘胜前进，夺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创建更为富强的“盛世”。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备”，都缺不了军威，都需以猎讲武。因此，“以皇祖之心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历，一当初政有了头绪，就立即下谕秋，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围，至老不断。这样深刻的意图和宏伟的壮志，岂是懦弱成性、惟图苟安之御史丛洞所能理解和赞同的！
二、行围之制。
乾隆帝弘历批驳了御史丛洞的谏阻后，连续下谕，筹备行围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阐述行围之必要性后的第二天，他又下谕说：本年行围，蒙古王等既奏请情愿随围，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尔沁一百名，敖汉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随围人多，于行围颇有裨益。此后行围，大体上均按此例实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兰，所有随围之官员兵丁，应早定人数，以便办给驼马，请行文各处，令将应派人数，定议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围，若令各处决定人数，反转不能划一，令兵部会同领侍卫内大臣查照旧例定议具奏。兵部等随即上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扈从的侍卫、官员、拜唐阿、护军等约四千余名，或五千名，随行至热河，进哨时酌留十之一二，其余人员尽随进哨。其应骑马之人，自京各给马一匹，到博罗河屯时，照例全数发给。此次皇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若照前派人数，一切差务，必不敷用。请照皇上、皇太后谒陵之例，共派六千余名。至应骑马之人，初次出口，与从前练习不同，若仍旧只给马一匹，未免竭蹶，请对例应得马五六匹之人，给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给予两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给一匹，至博罗河屯时，再更换疲瘦之马，照数全给。除各部院衙门随往之章京、笔帖式等，例不给马外，此次统计需马一万余匹、驼七八百只，应照数预备。从前进哨时，特派汉军官兵每旗章京一员、骁骑校二员、马甲二十名，共汉军章京八员、骁骑校十六员、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随往，学习行走”，此等人员没有需用之处，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进哨行围，一切事情，应行文备办。乾隆帝降旨：“依议。国家武备，不可废弛。朕于本年秋月出口行围，原以训练兵丁，仿古狩之礼。昔我皇祖，每岁举行，所经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岁踵行，悉遵旧制，但恐历年已久，地方官员或借端派累，随从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强买物件不按时价者，著总督孙嘉淦不时查参，毋得容隐。”《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营事务的和亲王弘昼等奏：遵旨议奏今年巡幸木兰事宜，扈从的侍卫、章京等，应分别赏赐。乾清门侍卫、大内侍卫、拜唐阿、銮仪卫章京、奏事批本人员、营总、护军参领、包衣护军参领，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校、骁骑校、包衣参领、闲散章京、步军协尉、步军校、绿营守备、掌伞总管，以及粘竿处行走官员等，各赏银十五两。护军、领催、披甲人、匠役食饷人等，各赏三个月钱粮。共需赏银六万零四百余两。又请派员阅射步箭，侍卫、章京中五箭者赏银十两，中四箭者七两，中三箭者五两。护军校、护军中五箭者赏银九两，中四箭者六两，中三箭者三两。扈从文武官员的秋季俸银，兵丁的八月份钱粮，均于七月内支给。“奏入，报闻”。《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以上参加木兰秋的满洲八旗官员兵丁、漠南扎萨克蒙古随围者的人数和赏银等规定，是参照康熙时的旧例，略加修改而制定的，此后每年的秋，大体上皆照此办理。
围猎时的主要阵式及狩猎之法，乾隆朝大致是这样的。主要行围之地是木兰，沿途亦常围猎。木兰在直隶承德府北四百里，系原来辽代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明至清初为漠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将此地进献，以为狩猎场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此，是最好的讲武习猎地方，康熙帝常于此举行秋，乾隆时袭祖制，基本上年年行围。
行围时，蒙古喀喇沁等部岁出一千三百五十人为虞卒，名叫“围墙”，以供合围之役。围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明以便识别，两翼末，清语叫“乌图里”，各立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满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担任，副以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两乌图里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
行围之制有二：一为行围，一为合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叫行围。合围则人数众多。五更之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和满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围场山川大小远近，迂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便为合围。合围以后，从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乃蒙语“帽”之意，玛尔噶声依次传递至中军，连传三次。中军便知围已合成，遂拥纛徐徐行进，左右指挥，以待皇上入围，此时已是辰末巳初时刻。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至冈阜，离皇上驻跸之行营约二三里。这时，已于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围内之广场不过三里多，自围墙外至放围处，重设一层人员，乃虎枪营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们负责专射自围内逃出之兽，围内例不准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御营乘马，先至看城稍为休息，待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便从看城出来，由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自中道抵达中军，在中军前半里左右，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于是发敕指挥，并亲自射击。如遇围内有虎，则暂不射杀，待皇上看完勇士杀虎之后，再遵敕猎杀群兽。每当收场之后，行至看城，皇上即驻马观看诸王公及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果这日看城场内兽集太多，则奉旨特开一面，让其逃走，仍禁围外之人不准追杀。猎毕之后，皇上回到大营，名叫“散围”。各部落皆按队归营，此时刚刚申时(午后三至五点)，一日行围之事，遂告完毕。
如系捕鹿之日，其制与平常行围又略有不同。皇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侍卫及各类各差人员，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到圣旨后，第三队停下，又过四五里，第二队停下，再过二三里将至哨鹿处，第一队停下，此时侍从与扈卫之臣，仅十余骑。不久，便听到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呼应，突闻枪声一响，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随围人员皆听旨调遣，三队人马依次到达皇上面前。
三、秋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奉皇太后起銮，开始了第一次木兰秋之行。出发之前一个多月内，他连下数谕，具体安排秋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围，著履亲王允、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七月十八日，他谕告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其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部旗诸臣，理应更加勤勉，精勤奉职，倘或稍有懈怠，不但迟误公事，“且重负朕宵旰图治之本怀。可传谕文武诸臣共知之”。②《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21.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发后的第二天，他下达减所过州县额赋之谕说：“朕初次行围，所有经过州县，前经屡降谕旨，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朕心轸念，著将该地方本年应征额赋，酌量蠲免，统计十之分三，以昭朕体恤闾阎之至意。”②以后秋，大体上皆依此制。
乾隆帝于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离京，九月二十日返京，来去共五十五天。这次行围的日程和驻宿地点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历奉皇太后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出发，当日驻蔺沟，二十七日驻怀柔县，二十八日密云县，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后驻两间房，八月初一、初二两日行围，驻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驻小营，初七日驻波罗河屯，蒙古王公恭迎圣驾，初八张三营，初九日十八里台。初十、十一日、十二日三日行围，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连续行围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围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围三天。在这段期间，先后驻拜布哈昂阿、乌拉岱哈达前、准乌拉岱、都木达乌拉岱、布尔哈苏台、巴彦沟、鄂尔楚哈达、扎克月鄂佛罗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后共行围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后，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五十余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时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围，就是在他已过花甲之年的时候，他还要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猎捕兽禽。后来由于年过古稀，行围之举才日渐减少，改为主要驻于避暑山庄。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庆三年夏秋，虽已八十七岁，他仍然离开京师，去到山庄。
在这几十次木兰秋和住承德避暑山庄的时间里，乾隆帝的确是紧紧抓住以猎讲武和怀柔蒙古这两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仅指挥、鞭策满洲官兵奋勇驰逐，擒捕猛兽，而且亲自骑马奔驰，拉弓放箭。曾做过军机章京的大史家赵翼对乾隆帝之讲武十分称颂，赞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轭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乾隆帝不但经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别喜欢督众捉虎。史称其：“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围设宴演剧，款待蒙古各部王公。这时，乾隆帝忽然看见两个蒙古王爷正在耳语，问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称：“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乾隆帝立即谕令停乐，骑马出外，侍卫见状仓促跟随，虎枪人闻知，飞骑奔追，才得赶上，侦察得虎窝仅有两只小虎。帝命一侍卫往取，侍卫刚一举手，小虎发威，此侍卫稍稍退缩，乾隆帝马上下令，革其翎顶。这时，恰有一小蒙古突然冲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卫之翎顶赐予小蒙古。此时，小虎之父已远逃，惟有母虎因恋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逐，攀山越岭，腾跳绝涧，直到酉时，才将母虎打死抬回。此虎白头至尻，长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围，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枪人有三人被伤，一人受伤最重，帝赐以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另二人各赐银一百两。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还于乌什杭阿行围时，“亲射殪虎”。《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这年的巡幸行围中，共射死老虎十余头。
乾隆帝不仅以身作则，勉励、督促满洲官兵，而且还对诸皇子严加管教，训练他们讲武习劳，“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风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皇子、皇孙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邻近木兰的张三营行宫，他命随行的皇子皇孙射箭，观其优劣。“皇子、皇孙依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乾隆帝非常高兴，谕令再中一矢，就赏黄马褂。绵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赐衣。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除了行围捕兽以外，乾隆帝还经常举行较射、跳驼等活动，以演习武艺。离京以后，未到木兰以前，途中每到行宫，他“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乃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在历次木兰行围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满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艺和从猎的表现，予以训诫或嘉奖。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时，他下谕说：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的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皆因平素好贪安逸之所致，士气日见萎靡矣。我满洲兵丁，从来到处超群，同是丈夫，岂可行走落后。……夫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京城兵丁，亦教习步围，兵丁等既有官拴马匹，如果专心，各加勤习，何致不成？著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兵丁等亦应各加奋勉，留心习学马上技艺，耐受劳苦，及养马调降之调膘”。《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他曾于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称赞说：古北口为畿辅藩篱，提督所属弁兵，“素称劲旅”。“朕今因出口行围，亲临检阅，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洵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赏马二匹，著再加恩赏上用缎二匹。副将赏官用缎二匹，参将、游击以下守备以上，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总、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银牌一面，“以示鼓励”。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向来绿旗弁兵，“亦知留心队伍，而骑射未为长技”，“该提督当不时训练，并将朕旨传谕各弁兵等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他因初举秋竟有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颇为恼怒，于回京之后，下达专谕，“训饬随围托故之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极之旨，太宗曾严厉训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不愿出征行围，将使国势日衰。录完此谕后，他接着强调指出：“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谆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乾隆帝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对加强满洲官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克服八旗人员偷安积习，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一、秋之由。
乾隆皇帝弘历喜爱巡幸行围，在执政六十三年里，他东谒盛京祖陵，考古吉林，承德避暑，木兰秋，南下江浙，西幸五台，光临豫省，阅视天津，孔府朝圣，泰山登高，先后多达―百余次，时人及后世对此颇有非议，现对秋、谒陵、南巡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丛洞听说皇上要到热河木兰巡幸行围，上疏谏阻说：恐怕侍从人员以狩猎为乐，留京大臣怠惰，目前纪纲急需整顿，营务不能松弛，请帝“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弘历拒其所请，下达专谕，详述行围之必要性说：
“古者春夏苗秋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巨。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醒，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词，但其含义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战屡胜，所向无敌，皆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想法的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借“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三胜噶尔丹，打败策妄阿拉布坦，进军西藏，臣服青海和硕特蒙古，大规模地对“西南夷”实行改土归流。如果军威不壮，宝刀不厉，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同准部噶尔丹策凌汗的议和，即为明显之例。胸怀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历，每日早晨必读列朝实录，对先祖创业之艰辛及其得国的主要秘诀，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牢保祖宗百战封疆万无一失，而且要乘胜前进，夺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创建更为富强的“盛世”。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备”，都缺不了军威，都需以猎讲武。因此，“以皇祖之心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历，一当初政有了头绪，就立即下谕秋，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围，至老不断。这样深刻的意图和宏伟的壮志，岂是懦弱成性、惟图苟安之御史丛洞所能理解和赞同的！
二、行围之制。
乾隆帝弘历批驳了御史丛洞的谏阻后，连续下谕，筹备行围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阐述行围之必要性后的第二天，他又下谕说：本年行围，蒙古王等既奏请情愿随围，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尔沁一百名，敖汉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随围人多，于行围颇有裨益。此后行围，大体上均按此例实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兰，所有随围之官员兵丁，应早定人数，以便办给驼马，请行文各处，令将应派人数，定议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围，若令各处决定人数，反转不能划一，令兵部会同领侍卫内大臣查照旧例定议具奏。兵部等随即上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扈从的侍卫、官员、拜唐阿、护军等约四千余名，或五千名，随行至热河，进哨时酌留十之一二，其余人员尽随进哨。其应骑马之人，自京各给马一匹，到博罗河屯时，照例全数发给。此次皇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若照前派人数，一切差务，必不敷用。请照皇上、皇太后谒陵之例，共派六千余名。至应骑马之人，初次出口，与从前练习不同，若仍旧只给马一匹，未免竭蹶，请对例应得马五六匹之人，给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给予两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给一匹，至博罗河屯时，再更换疲瘦之马，照数全给。除各部院衙门随往之章京、笔帖式等，例不给马外，此次统计需马一万余匹、驼七八百只，应照数预备。从前进哨时，特派汉军官兵每旗章京一员、骁骑校二员、马甲二十名，共汉军章京八员、骁骑校十六员、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随往，学习行走”，此等人员没有需用之处，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进哨行围，一切事情，应行文备办。乾隆帝降旨：“依议。国家武备，不可废弛。朕于本年秋月出口行围，原以训练兵丁，仿古狩之礼。昔我皇祖，每岁举行，所经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岁踵行，悉遵旧制，但恐历年已久，地方官员或借端派累，随从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强买物件不按时价者，著总督孙嘉淦不时查参，毋得容隐。”《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营事务的和亲王弘昼等奏：遵旨议奏今年巡幸木兰事宜，扈从的侍卫、章京等，应分别赏赐。乾清门侍卫、大内侍卫、拜唐阿、銮仪卫章京、奏事批本人员、营总、护军参领、包衣护军参领，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校、骁骑校、包衣参领、闲散章京、步军协尉、步军校、绿营守备、掌伞总管，以及粘竿处行走官员等，各赏银十五两。护军、领催、披甲人、匠役食饷人等，各赏三个月钱粮。共需赏银六万零四百余两。又请派员阅射步箭，侍卫、章京中五箭者赏银十两，中四箭者七两，中三箭者五两。护军校、护军中五箭者赏银九两，中四箭者六两，中三箭者三两。扈从文武官员的秋季俸银，兵丁的八月份钱粮，均于七月内支给。“奏入，报闻”。《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以上参加木兰秋的满洲八旗官员兵丁、漠南扎萨克蒙古随围者的人数和赏银等规定，是参照康熙时的旧例，略加修改而制定的，此后每年的秋，大体上皆照此办理。
围猎时的主要阵式及狩猎之法，乾隆朝大致是这样的。主要行围之地是木兰，沿途亦常围猎。木兰在直隶承德府北四百里，系原来辽代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明至清初为漠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将此地进献，以为狩猎场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此，是最好的讲武习猎地方，康熙帝常于此举行秋，乾隆时袭祖制，基本上年年行围。
行围时，蒙古喀喇沁等部岁出一千三百五十人为虞卒，名叫“围墙”，以供合围之役。围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明以便识别，两翼末，清语叫“乌图里”，各立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满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担任，副以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两乌图里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
行围之制有二：一为行围，一为合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叫行围。合围则人数众多。五更之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和满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围场山川大小远近，迂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便为合围。合围以后，从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乃蒙语“帽”之意，玛尔噶声依次传递至中军，连传三次。中军便知围已合成，遂拥纛徐徐行进，左右指挥，以待皇上入围，此时已是辰末巳初时刻。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至冈阜，离皇上驻跸之行营约二三里。这时，已于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围内之广场不过三里多，自围墙外至放围处，重设一层人员，乃虎枪营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们负责专射自围内逃出之兽，围内例不准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御营乘马，先至看城稍为休息，待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便从看城出来，由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自中道抵达中军，在中军前半里左右，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于是发敕指挥，并亲自射击。如遇围内有虎，则暂不射杀，待皇上看完勇士杀虎之后，再遵敕猎杀群兽。每当收场之后，行至看城，皇上即驻马观看诸王公及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果这日看城场内兽集太多，则奉旨特开一面，让其逃走，仍禁围外之人不准追杀。猎毕之后，皇上回到大营，名叫“散围”。各部落皆按队归营，此时刚刚申时(午后三至五点)，一日行围之事，遂告完毕。
如系捕鹿之日，其制与平常行围又略有不同。皇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侍卫及各类各差人员，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到圣旨后，第三队停下，又过四五里，第二队停下，再过二三里将至哨鹿处，第一队停下，此时侍从与扈卫之臣，仅十余骑。不久，便听到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呼应，突闻枪声一响，便知皇上已射中一鹿了，随围人员皆听旨调遣，三队人马依次到达皇上面前。
三、秋之效。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奉皇太后起銮，开始了第一次木兰秋之行。出发之前一个多月内，他连下数谕，具体安排秋之事。六月初四降旨：此次行围，著履亲王允、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七月十八日，他谕告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其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部旗诸臣，理应更加勤勉，精勤奉职，倘或稍有懈怠，不但迟误公事，“且重负朕宵旰图治之本怀。可传谕文武诸臣共知之”。②《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21.
七月二十七日，即出发后的第二天，他下达减所过州县额赋之谕说：“朕初次行围，所有经过州县，前经屡降谕旨，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朕心轸念，著将该地方本年应征额赋，酌量蠲免，统计十之分三，以昭朕体恤闾阎之至意。”②以后秋，大体上皆依此制。
乾隆帝于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离京，九月二十日返京，来去共五十五天。这次行围的日程和驻宿地点如下：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弘历奉皇太后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出发，当日驻蔺沟，二十七日驻怀柔县，二十八日密云县，二十九日要亭，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后驻两间房，八月初一、初二两日行围，驻常山峪，初三至初五日在喀喇河屯，初六日驻小营，初七日驻波罗河屯，蒙古王公恭迎圣驾，初八张三营，初九日十八里台。初十、十一日、十二日三日行围，十四日至二十二日连续行围九天，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行围三天，二十八至三十日行围三天。在这段期间，先后驻拜布哈昂阿、乌拉岱哈达前、准乌拉岱、都木达乌拉岱、布尔哈苏台、巴彦沟、鄂尔楚哈达、扎克月鄂佛罗等地，九月初三日至初七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五天，初八日返回，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后共行围二十日。
乾隆六年以后，除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等一些年份以外，直到去世之日止，他一共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五十余次。一般是七月去九月回，也有一些时候是五月、六月或八月去。乾隆三十五年前，去必行围，就是在他已过花甲之年的时候，他还要率领满洲八旗官兵猎捕兽禽。后来由于年过古稀，行围之举才日渐减少，改为主要驻于避暑山庄。他去世的前半年，即嘉庆三年夏秋，虽已八十七岁，他仍然离开京师，去到山庄。
在这几十次木兰秋和住承德避暑山庄的时间里，乾隆帝的确是紧紧抓住以猎讲武和怀柔蒙古这两件大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不仅指挥、鞭策满洲官兵奋勇驰逐，擒捕猛兽，而且亲自骑马奔驰，拉弓放箭。曾做过军机章京的大史家赵翼对乾隆帝之讲武十分称颂，赞其“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轭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乾隆帝不但经常深入林中，射捕奔鹿，而且特别喜欢督众捉虎。史称其：“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乾隆二十二年秋，有一日，停围设宴演剧，款待蒙古各部王公。这时，乾隆帝忽然看见两个蒙古王爷正在耳语，问其何故？蒙古二王奏称：“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乾隆帝立即谕令停乐，骑马出外，侍卫见状仓促跟随，虎枪人闻知，飞骑奔追，才得赶上，侦察得虎窝仅有两只小虎。帝命一侍卫往取，侍卫刚一举手，小虎发威，此侍卫稍稍退缩，乾隆帝马上下令，革其翎顶。这时，恰有一小蒙古突然冲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乾隆帝大喜，即以所褫侍卫之翎顶赐予小蒙古。此时，小虎之父已远逃，惟有母虎因恋小虎，尚未奔逸，仍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逐，攀山越岭，腾跳绝涧，直到酉时，才将母虎打死抬回。此虎白头至尻，长八九尺，蹄粗至三四围，乃虎中之最大者。虎枪人有三人被伤，一人受伤最重，帝赐以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另二人各赐银一百两。乾隆八年九月初一日，他还于乌什杭阿行围时，“亲射殪虎”。《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这年的巡幸行围中，共射死老虎十余头。
乾隆帝不仅以身作则，勉励、督促满洲官兵，而且还对诸皇子严加管教，训练他们讲武习劳，“每岁木兰行围，多值严寒风雪，阿哥等俱随从行围。”《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皇子、皇孙中有不少善射之人。有一次，在邻近木兰的张三营行宫，他命随行的皇子皇孙射箭，观其优劣。“皇子、皇孙依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乾隆帝非常高兴，谕令再中一矢，就赏黄马褂。绵恩再射，又中一矢，遂得赐衣。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除了行围捕兽以外，乾隆帝还经常举行较射、跳驼等活动，以演习武艺。离京以后，未到木兰以前，途中每到行宫，他“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乃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在历次木兰行围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满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艺和从猎的表现，予以训诫或嘉奖。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时，他下谕说：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的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皆因平素好贪安逸之所致，士气日见萎靡矣。我满洲兵丁，从来到处超群，同是丈夫，岂可行走落后。……夫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京城兵丁，亦教习步围，兵丁等既有官拴马匹，如果专心，各加勤习，何致不成？著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兵丁等亦应各加奋勉，留心习学马上技艺，耐受劳苦，及养马调降之调膘”。《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他曾于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称赞说：古北口为畿辅藩篱，提督所属弁兵，“素称劲旅”。“朕今因出口行围，亲临检阅，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洵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赏马二匹，著再加恩赏上用缎二匹。副将赏官用缎二匹，参将、游击以下守备以上，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总、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银牌一面，“以示鼓励”。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向来绿旗弁兵，“亦知留心队伍，而骑射未为长技”，“该提督当不时训练，并将朕旨传谕各弁兵等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他因初举秋竟有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颇为恼怒，于回京之后，下达专谕，“训饬随围托故之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极之旨，太宗曾严厉训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不愿出征行围，将使国势日衰。录完此谕后，他接着强调指出：“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谆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乾隆帝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对加强满洲官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克服八旗人员偷安积习，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