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22)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讲述查办原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富勒浑之事。他说，前几日召见移任工部尚书的原两广总督舒常，“询以富勒浑操守如何”，舒常奏称，“不敢具保”。昨粤海关监督穆腾额至行在陛见，又详细询问富勒浑“居官办事如何”，穆腾额答，“未敢深信”。复令军机大臣询其有无实据。穆腾额说：“看其衙门热闹，信用家人，并有家人李姓在衙门外边居住，不免招摇，有骇观听。至其操守，虽无实据，亦不敢下保。”富勒浑历任督抚多年，“于地方事务，可称老练”，故调其移任两广，对其操守之好坏，从未听闻。“今据舒常、穆腾额皆称不敢具保，是其平素必有？簋不饬之事”。现在正查浙省亏空一案，富勒浑与浙江巡抚福嵩甚为不睦，为何回护，不据实参奏，“是其在闽浙总督任内，亦恐有不能自信之处，虑及巡抚攻讦其短，是以隐忍不言”。著传谕广东巡抚孙士毅，命其“将富勒浑如何操守难信，及家人如何滋事，并此外有无别项需索情弊，据实密陈，毋稍徇隐”。将此由五百里传谕孙士毅，著其迅速复奏。《清高宗实录》卷1251，页4、5、6.
谕中所指富勒浑，系大学士阿桂之族孙，早年中举人，做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寻擢湖广总督，嗣后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总督之中，“资格较深，历练亦久，在近来总督中上之列”，故将其由闽浙调用两广，“委以海疆繁剧重任，方资倚毗”。《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尽管富勒浑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擢其久镇闽、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现又调镇两广，“方资倚毗”，但一旦对其操守有所怀疑时，他立即着手访察，谕令孙士毅据实陈奏，并派舒常至粤，会同查办，又令查抄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财产。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富勒浑前年来京经过嘉兴、严州、衢州一带时，“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谕命阿桂查办说：富勒浑之家人在广东，“有招摇婪贿之事。朕意富勒浑到粤，不过数月，何以家人赀产，即有数万两之多，必系其在闽浙任内，任听家人婪索所积”。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至稍存回护之见。著阿桂查照窦光鼐原奏，逐款严讯，据实复奏。《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过了几天，江苏织造四德及长龄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于其家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并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览折后既惊讶又愤怒，于五月十四日下谕说：
“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赀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赀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若果无知情故纵，止于如部中书办，诈骗招摇，地方官吏见其久而不灵，断不肯多给银钱，岂能积赀累万？盖各部书役遇有案件，往往设计撞骗，然所得者无多，亦断不能颠倒是非，作奸枉法，计其家私积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断无积累巨万之事。且朕日理万机，常在朕前使令之总管太监、奏事太监辈，如伊等欲婪索银钱，必须积压外省文报奏折，或于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赀。今之总管、奏事太监等，不过藉每月钱粮养家糊口，其家赀之至多者，或不过千金，从无与中外官吏结交招摇之事。朕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拥厚赀，乃殷士俊不过跟随总督之长随，积赀竟如许之多，必系属员中有托其营求升调，富勒浑曲意听从，或勒索不遂，富勒浑即不假辞色，该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属员中因其夤缘有效，触忤蒙愆，相率送给银钱，是以数年以来，乃至拥赀累万，父子俱捐纳顶戴官职。……若谓富勒浑于该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闻知，夫谁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鉴乎！即此一节，富勒浑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浑著革职。”②《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21.
此谕有些欠妥之处，即乾隆帝断言各部书役之财绝无上万两之多，总管太监、奏事太监亦仅藉钱粮养家糊口，家赀最多者亦不过千金。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权有势的太监，诈骗招摇，纳贿索银，作威作福，聚敛了大量赃银，十倍、数十倍、成百倍地超过了千金之数。但是，总的看来，此谕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敛银巨万，是由于其家主富勒浑“知情故纵”，甚至可能别有情弊，故命阿桂、孙士毅“秉公质讯审办”，不久，他又谕令孙士毅补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②。
又过了几天，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折到京。孙士毅奏：审讯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又点派口岸，令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以上各款，“俱经殷士俊、李世荣供认不讳”。②《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14、15.
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恣肆自由，全无忌惮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银两，富勒浑先以帮贴公费为词，收受入署，迨发觉之后，将前项银两，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系事已败露，自知不可掩饰，为此先侵后吐之计”。著阿桂逐款详悉质讯，务期水落石出，并命户部尚书曹文埴、浙江巡抚伊龄阿(时二人正奉旨查审浙省仓库亏空案)，会同阿桂办理此案。②
乾隆帝曾于春间密谕闽浙总督雅德查访富勒浑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仅没有调查和据实上奏，反而对富勒浑“力为保奏”，并动用司库养廉银一万两，代富勒浑归还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愤怒，连下两道谕旨，对雅德严厉斥责，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将其革职审问。他说：富勒浑历任封疆，“方资倚毗”，不料其纵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将关口勒派银两先侵后吐，实属昧良负恩。雅德“以密谕传询之事，竟敢昧良徇隐，公然饰词保奏，且为富勒浑代还借项，是止知下睦而不顾大义，其情节较富勒浑尤为可恶”。著将雅德革去闽浙总督之职，解送浙省，交阿桂归案审办。《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尽管乾隆帝亲自主持查审富勒浑贪婪案件，多次下谕指授方略，督促钦差大臣彻底清查，惩办庇护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工部尚书舒常和浙江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就是没有将富勒浑定上贪污帑银纳受贿金之罪，只说其是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是富勒浑果真没有侵吞帑银收受贿赂吗？不是。仅在这次审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来可以据以作出其系贪污纳贿结论的。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郑一桂曾供称：与殷士俊原系亲戚，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殷士俊随主赴任，路过泉州，郑将金叶五十两托殷转送与富勒浑。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谕说：“今此项金叶，既系富勒浑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饶恕殷士俊。如此贪黩败检”，焉能说其听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严切审讯，“谅富勒浑亦无从狡赖”。《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5、6.其后，他又几次谕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浑却坚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系郑一桂送予自己之物，郑一桂又翻供说并未托殷送予其主，而系给予殷士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富勒浑想赖掉勒派各口岸银之事，没有成功。乾隆帝曾几次下旨，论证阐述，断定富勒浑勒派各口岸缴银一万九千余两是“先侵后吐”，本想吞没入己，但因听说将遭帝审问，而退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富勒浑辩解说：于兼署粤海关监督时，各口岸未经解到之银太多，恐赔项无著，是以豫筹垫解，及穆腾额回任交收，适殷士俊等事发，“是以具奏归公”。乾隆帝就此驳斥说：关税系监督专管，总督不过兼辖，即使税课缺额，自有该监督回任料理，富勒浑何必行此一举？“其为侵吞入己，实属显然。及殷士俊等款迹败露，始行具奏报解充公，此等伎俩，岂能掩人耳目！”《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尽管皇上将这一条定死了，可是，富勒浑总算是在查办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来，与完全中饱私囊总有区别。
查来查去，查了几个月，最后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直接纳贿吞帑之罪，没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诈索赃银后交予主子若干主奴分肥之罪。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家奴护主，为主认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随富勒浑后，几年之间，就暴发横财，一跃而为田产房屋兼有赀财数万的财主和威势逼人的豪门，府州县官员都得求他疏通关节，署泉州知府郑一桂还与他认亲叙戚。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浑有意或无意给予他的，他怎能不紧紧抱住这个靠山，拼死开脱主子之罪。何况自己家财被抄，赃证确凿，无路可逃，即使牵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无过，这样，富勒浑因无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惩，那时主子也许会记住奴才护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过，而没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仅没有将自己科索银财纳受贿银与富勒浑连在一起，硬说其无知情分肥之过，而且连郑一桂供称馈送富勒浑的金叶五十两，他也包了下来，力言主子不知，再通过秘密联系，郑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就这样被轻易翻掉。另一因素是办案大臣软弱无能。照说，这次办案的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权够大了，地位够高了，能力也算是够强的了，还有尚书舒常、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这个办案官的班子相当强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贪婪之罪，连其勒派各口岸银一万九千余两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这是“先侵后吐”的性质以后，他们才跟着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浑，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从其他人员追查出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可是，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是其真系清廉毫无劣迹？不是。九年以后乾隆帝查审闽浙总督伍拉纳贪婪之事时，盐商供认，当富勒浑任闽浙总督时，“曾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除了盐商，还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业的商人，广东还有“洋商”，两广闽浙一百多个府州县，若干道，这些官员和商人难道就不会被富勒浑索取钱财？可见，富勒浑并非不贪污，只是钦差大臣阿桂等未能执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愿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预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不久，富勒浑被释，出刑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谕中所指富勒浑，系大学士阿桂之族孙，早年中举人，做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三十五年已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寻擢湖广总督，嗣后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五十年七月，皇上因其在总督之中，“资格较深，历练亦久，在近来总督中上之列”，故将其由闽浙调用两广，“委以海疆繁剧重任，方资倚毗”。《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8；《清史稿》卷332，《富勒浑传》。
尽管富勒浑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擢其久镇闽、浙、湘、楚、川等重要省份，现又调镇两广，“方资倚毗”，但一旦对其操守有所怀疑时，他立即着手访察，谕令孙士毅据实陈奏，并派舒常至粤，会同查办，又令查抄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原籍财产。五月初四日，因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富勒浑前年来京经过嘉兴、严州、衢州一带时，“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他又下谕命阿桂查办说：富勒浑之家人在广东，“有招摇婪贿之事。朕意富勒浑到粤，不过数月，何以家人赀产，即有数万两之多，必系其在闽浙任内，任听家人婪索所积”。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至稍存回护之见。著阿桂查照窦光鼐原奏，逐款严讯，据实复奏。《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5、6.
过了几天，江苏织造四德及长龄的奏折送到北京。四德奏：遵旨前往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住居的常熟，于其家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并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览折后既惊讶又愤怒，于五月十四日下谕说：
“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赀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赀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若果无知情故纵，止于如部中书办，诈骗招摇，地方官吏见其久而不灵，断不肯多给银钱，岂能积赀累万？盖各部书役遇有案件，往往设计撞骗，然所得者无多，亦断不能颠倒是非，作奸枉法，计其家私积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断无积累巨万之事。且朕日理万机，常在朕前使令之总管太监、奏事太监辈，如伊等欲婪索银钱，必须积压外省文报奏折，或于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赀。今之总管、奏事太监等，不过藉每月钱粮养家糊口，其家赀之至多者，或不过千金，从无与中外官吏结交招摇之事。朕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拥厚赀，乃殷士俊不过跟随总督之长随，积赀竟如许之多，必系属员中有托其营求升调，富勒浑曲意听从，或勒索不遂，富勒浑即不假辞色，该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属员中因其夤缘有效，触忤蒙愆，相率送给银钱，是以数年以来，乃至拥赀累万，父子俱捐纳顶戴官职。……若谓富勒浑于该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闻知，夫谁信之？此即童稚尚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鉴乎！即此一节，富勒浑之罪已不可逭，富勒浑著革职。”②《清高宗实录》卷1254，页15、16、17，21.
此谕有些欠妥之处，即乾隆帝断言各部书役之财绝无上万两之多，总管太监、奏事太监亦仅藉钱粮养家糊口，家赀最多者亦不过千金。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不少狡猾胥吏及有权有势的太监，诈骗招摇，纳贿索银，作威作福，聚敛了大量赃银，十倍、数十倍、成百倍地超过了千金之数。但是，总的看来，此谕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即殷士俊之所以能敛银巨万，是由于其家主富勒浑“知情故纵”，甚至可能别有情弊，故命阿桂、孙士毅“秉公质讯审办”，不久，他又谕令孙士毅补授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②。
又过了几天，广东巡抚孙士毅的奏折到京。孙士毅奏：审讯富勒浑之家人殷士俊等人婪索一案，巡捕任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又点派口岸，令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以上各款，“俱经殷士俊、李世荣供认不讳”。②《清高宗实录》卷1255，页12、13，14、15.
乾隆帝于五月二十七日就此下谕说：殷士俊等系富勒浑家人，乃勒派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若非倚仗主势，何至恣肆自由，全无忌惮若此？至勒派各口岸银两，富勒浑先以帮贴公费为词，收受入署，迨发觉之后，将前项银两，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系事已败露，自知不可掩饰，为此先侵后吐之计”。著阿桂逐款详悉质讯，务期水落石出，并命户部尚书曹文埴、浙江巡抚伊龄阿(时二人正奉旨查审浙省仓库亏空案)，会同阿桂办理此案。②
乾隆帝曾于春间密谕闽浙总督雅德查访富勒浑之操守及其家人滋事情弊，雅德不仅没有调查和据实上奏，反而对富勒浑“力为保奏”，并动用司库养廉银一万两，代富勒浑归还欠帑。乾隆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愤怒，连下两道谕旨，对雅德严厉斥责，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将其革职审问。他说：富勒浑历任封疆，“方资倚毗”，不料其纵容家人恣意勒索，又将关口勒派银两先侵后吐，实属昧良负恩。雅德“以密谕传询之事，竟敢昧良徇隐，公然饰词保奏，且为富勒浑代还借项，是止知下睦而不顾大义，其情节较富勒浑尤为可恶”。著将雅德革去闽浙总督之职，解送浙省，交阿桂归案审办。《清高宗实录》卷1257，页26、27.
尽管乾隆帝亲自主持查审富勒浑贪婪案件，多次下谕指授方略，督促钦差大臣彻底清查，惩办庇护案犯之大臣，但奇怪的是，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工部尚书舒常和浙江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就是没有将富勒浑定上贪污帑银纳受贿金之罪，只说其是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是富勒浑果真没有侵吞帑银收受贿赂吗？不是。仅在这次审理中，至少有一件事本来可以据以作出其系贪污纳贿结论的。这件事是，署泉州府知府郑一桂曾供称：与殷士俊原系亲戚，五十年富勒浑由闽浙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时，殷士俊随主赴任，路过泉州，郑将金叶五十两托殷转送与富勒浑。乾隆帝得知此情，立即下谕说：“今此项金叶，既系富勒浑自行婪得，又何怪其饶恕殷士俊。如此贪黩败检”，焉能说其听任家人婪索而不知情？著阿桂严切审讯，“谅富勒浑亦无从狡赖”。《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5、6.其后，他又几次谕令阿桂根究此事，可是，富勒浑却坚供不知此事，殷士俊言此系郑一桂送予自己之物，郑一桂又翻供说并未托殷送予其主，而系给予殷士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富勒浑想赖掉勒派各口岸银之事，没有成功。乾隆帝曾几次下旨，论证阐述，断定富勒浑勒派各口岸缴银一万九千余两是“先侵后吐”，本想吞没入己，但因听说将遭帝审问，而退交监督衙门，解京充公。富勒浑辩解说：于兼署粤海关监督时，各口岸未经解到之银太多，恐赔项无著，是以豫筹垫解，及穆腾额回任交收，适殷士俊等事发，“是以具奏归公”。乾隆帝就此驳斥说：关税系监督专管，总督不过兼辖，即使税课缺额，自有该监督回任料理，富勒浑何必行此一举？“其为侵吞入己，实属显然。及殷士俊等款迹败露，始行具奏报解充公，此等伎俩，岂能掩人耳目！”《清高宗实录》卷1258，页36、37.尽管皇上将这一条定死了，可是，富勒浑总算是在查办他之前就先行交了出来，与完全中饱私囊总有区别。
查来查去，查了几个月，最后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直接纳贿吞帑之罪，没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诈索赃银后交予主子若干主奴分肥之罪。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家奴护主，为主认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随富勒浑后，几年之间，就暴发横财，一跃而为田产房屋兼有赀财数万的财主和威势逼人的豪门，府州县官员都得求他疏通关节，署泉州知府郑一桂还与他认亲叙戚。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浑有意或无意给予他的，他怎能不紧紧抱住这个靠山，拼死开脱主子之罪。何况自己家财被抄，赃证确凿，无路可逃，即使牵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无过，这样，富勒浑因无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惩，那时主子也许会记住奴才护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过，而没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仅没有将自己科索银财纳受贿银与富勒浑连在一起，硬说其无知情分肥之过，而且连郑一桂供称馈送富勒浑的金叶五十两，他也包了下来，力言主子不知，再通过秘密联系，郑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就这样被轻易翻掉。另一因素是办案大臣软弱无能。照说，这次办案的钦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权够大了，地位够高了，能力也算是够强的了，还有尚书舒常、巡抚伊龄阿，以及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这个办案官的班子相当强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查出富勒浑贪婪之罪，连其勒派各口岸银一万九千余两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这是“先侵后吐”的性质以后，他们才跟着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浑，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从其他人员追查出富勒浑收纳贿银之事。可是，查了几个月，没有“查出”。是其真系清廉毫无劣迹？不是。九年以后乾隆帝查审闽浙总督伍拉纳贪婪之事时，盐商供认，当富勒浑任闽浙总督时，“曾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32.除了盐商，还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业的商人，广东还有“洋商”，两广闽浙一百多个府州县，若干道，这些官员和商人难道就不会被富勒浑索取钱财？可见，富勒浑并非不贪污，只是钦差大臣阿桂等未能执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愿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九日，根据阿桂等钦差大臣的奏折和军机大臣、三法司的复议，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富勒浑一案的处理。他说：“富勒浑受朕深恩”，简任封疆，擢用总督，历练亦久，资格较深，故由闽浙调用两广，委其以海疆繁剧之任。“乃伊竟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形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又于兼署粤海关印务时，听从家人长随等怂恿，勒令书吏预缴银一万九千余两，存贮私宅，“希图侵蚀，及见家人赃私败露，始奏请归公，勒结存案，为掩饰推诿之计，其先侵后吐，罪无可宽。著依拟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闽浙总督雅德于富勒浑的家人招摇婪索枉法营私情弊，毫无见闻，“经朕降旨密访，并不据实直陈，且反饰词保奏，其昧良徇隐，甘心面欺，情节甚为可恶”，著将浙省亏空案内富嵩、富勒浑、雅德三人名下应该分赔的十三万九千余两内富勒浑应赔之银，令雅德代赔，因富勒浑之家产已经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后，再将其派差赎罪。阿桂等将殷士俊、李世荣拟以绞候，“实属宽纵”，将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龄阿俱交部察议，殷士俊、李士荣著即处绞。《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1、12、13.不久，富勒浑被释，出刑部狱，闲居，雅德往新疆任职。
乾隆帝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审断贪案，重惩纳贿敛银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员，包括自己的内侄和亲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隐官官相护的恶习，对整顿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其创造“盛世”和延续“盛世”，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及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贪污，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尤其是和专权期间，贪风更为盛行，诛不胜诛，罚不胜罚，他又逐渐滋长自满情绪，对惩贪之事有所松懈，终于出现“政以贿成”的局面，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