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2)
三月中，和、喀宁阿等奏折到京。和等奏称，李侍尧供：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十八日连下五道上谕。第一道旨是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喀宁阿前往查办。今据和等查奏……“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予和，严审定拟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6、7.
第二道谕，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巧为诿卸。“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饬官方”。巡抚为封疆大吏，近在同城，而不据实劾参，“又安用此巡抚为乎？”孙士毅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期隐不职者戒”！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8，9，9、10.
第三道谕，是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命其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②。
第四道谕是办案。和奏称，李侍尧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起出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李于奏折内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乾隆帝说，此“显系有心吞隐”，因其隐匿之金五百四十两，价值远远超过所增之银六千五百两，明系“巧为侵蚀”，命和严询李侍尧，此金、银均著入官。③。
第五道谕是因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所供之房产、土地数和财产，与京中所查之数不符，命待张提押至京后，交英廉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等定拟将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他说：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予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声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俱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照例原拟之斩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12、13.
乾隆帝以李侍尧之例，说明督抚不应贪婪违法，辜负圣恩，以免重蹈李之陷入法网覆辙，欲图整饬一下吏治，用心不为不善，但时至此日，贪风盛行，这道谕旨很难生效。至于对李侍尧之处理，此谕已经表明了倾向性，既言李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云和“照例”拟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复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此谕却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有玷官箴”，革其职。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按溺职例革其职。将已故巡抚裴忠锡、革职巡抚孙士毅原籍家产查封存记，俟云南查出亏空银数需其赔补时，将其家产扣抵，如有余剩，仍予给还。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和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仰承意旨，争馈多金，若非侵渔属员，安所取资；则各府州县中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以清帑项而整官亏”，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各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11，卷1106，页19.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乾隆帝命将李侍尧名下置买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之伯爵，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28，卷1110，页19，卷1121，页2.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之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为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和大学士所议。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太赞成，另一位总督原主宽减，后改请立决。闽浙总督陈辉祖对将李侍尧之拟斩决，颇有异议，但陈辉祖不敢直言，仅奏请将李之罪再交尚书和与大学士、九卿复议，意在“主监候”，但并不“据见直陈，作游移两可之词”。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饬，但尚可弃瑕录用，不料当帝命督抚各抒己见时，富勒浑又按大学士之议，请将李正法。乾隆帝斥责富勒浑“自异其说”、陈辉祖“游移两可”，令将二人交部察议。《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5、6.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帝欲宽免的意旨，冒险奏请按和之拟结案，斩监候，而不是大学士、九卿所拟斩立决。他奏称：李侍尧以大学士办总督事，贪黩营私，罪无可逭。“惟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清史稿》卷323，《李侍尧传》，卷338，《闵鄂元传》。闵鄂元这番话，讲得颇为巧妙，既言李贪污不法罪不容赦，又云其才干超群，众望所归，最后又搬出“八议”，求帝施恩，说得头头是道，各方面均予照顾，正中帝欲免李之死的下怀，为其赦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正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之谕。他说：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非仅如彰宝之因病纵性致家人勒索供应者可比，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等甫任督抚，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照例定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5.
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李侍尧被帝施予特恩，免于立斩，所谓斩监候秋后处决，实际上是监而不斩，并且，不久他又被皇上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乾隆帝因李侍尧纳受属员银两及令属员买珠，赃银数万两，而将其革职削爵抄家籍没，且处以“斩监候”的处分，不能说是错误的。能将李侍尧这样官居正一品大学士兼从一品总督且袭伯爵之军国重臣和八旗贵族，给以革职削爵籍没斩监候的处分，也算是按律惩贪了，对遏制贪风、整饬吏治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久他又将其再擢总督，并且最后还以李在打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而使其图形于紫光阁，则显系谬误。这也充分表明，乾隆帝虽然确在努力惩治贪官污吏，但也很不彻底。
第三节乾隆后期六大案。
一、甘肃“捐监冒赈”百余官员不死即戍。
(一)误用贪臣主持“捐监”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下了一道后来使他十分后悔的谕旨。这道上谕是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甘肃捐监的请求。乾隆帝在这道谕中说：
“勒尔谨奏报肃州、安西两州收捐监粮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甘省捐监一事，上年止准令肃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据该督以甘省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奏请仍照旧例，口内各属，一体收捐，业经部议，准令本色报捐，仍饬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业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须能事之藩司，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是以改擢京职，特调王？望前往甘省。王？望自必来京陛见，俟其到时，朕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但董饬稽查，乃总督专责，著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管理户部的大学士于敏中赞同勒尔谨之奏，“即行议准”，帝听从其言。如果单就上述谕旨而言，本来不会有什么错误。甘肃“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时有灾荒，若能通过捐监，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捐为监生，筹集几百万石粮食，也可在歉收岁月对灾民加以赈济，于国于民，俱为有利。过去甘肃也曾有过这样的“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清史稿》卷339，《王？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乾隆三十一年舒赫德奏请革此“旧例”，帝从其请。现在恢复此例，未尝不可。而且，奏请者陕甘总督勒尔谨，此时确未存非分之想，并不企图通过捐监来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就此而论，乾隆帝之批准勒尔谨的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大为谬误，关键在于乾隆帝不该用王？望来主持此事，这一失误，铸成了大错。
王？望何许人也？为何被帝当做“能事之藩司”？原来，此人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巡抚之公子。其父王师，进士出身，由知县历任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到江苏巡抚。王师勤政爱民，平冤狱，导民垦荒，从大学士高斌规划直隶水利，多所建树。王？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诸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乾隆帝认为王？望有才干，特将其由人称美缺、要职的浙江布政使，调任地处边僻的甘肃布政使，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任王？望主持开捐，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勒尔谨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之为国为民着想的收粮备赈的捐监一事，竟会因帝委派“能臣”王？望来经理，而使自己成了刀下之鬼？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十八日连下五道上谕。第一道旨是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喀宁阿前往查办。今据和等查奏……“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予和，严审定拟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6、7.
第二道谕，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巧为诿卸。“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饬官方”。巡抚为封疆大吏，近在同城，而不据实劾参，“又安用此巡抚为乎？”孙士毅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期隐不职者戒”！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8，9，9、10.
第三道谕，是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命其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②。
第四道谕是办案。和奏称，李侍尧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起出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李于奏折内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乾隆帝说，此“显系有心吞隐”，因其隐匿之金五百四十两，价值远远超过所增之银六千五百两，明系“巧为侵蚀”，命和严询李侍尧，此金、银均著入官。③。
第五道谕是因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所供之房产、土地数和财产，与京中所查之数不符，命待张提押至京后，交英廉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等定拟将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他说：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予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声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俱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照例原拟之斩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12、13.
乾隆帝以李侍尧之例，说明督抚不应贪婪违法，辜负圣恩，以免重蹈李之陷入法网覆辙，欲图整饬一下吏治，用心不为不善，但时至此日，贪风盛行，这道谕旨很难生效。至于对李侍尧之处理，此谕已经表明了倾向性，既言李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云和“照例”拟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复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此谕却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有玷官箴”，革其职。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按溺职例革其职。将已故巡抚裴忠锡、革职巡抚孙士毅原籍家产查封存记，俟云南查出亏空银数需其赔补时，将其家产扣抵，如有余剩，仍予给还。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和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仰承意旨，争馈多金，若非侵渔属员，安所取资；则各府州县中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以清帑项而整官亏”，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各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清高宗实录》卷1103，页11，卷1106，页19.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乾隆帝命将李侍尧名下置买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之伯爵，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28，卷1110，页19，卷1121，页2.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之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为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和大学士所议。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太赞成，另一位总督原主宽减，后改请立决。闽浙总督陈辉祖对将李侍尧之拟斩决，颇有异议，但陈辉祖不敢直言，仅奏请将李之罪再交尚书和与大学士、九卿复议，意在“主监候”，但并不“据见直陈，作游移两可之词”。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饬，但尚可弃瑕录用，不料当帝命督抚各抒己见时，富勒浑又按大学士之议，请将李正法。乾隆帝斥责富勒浑“自异其说”、陈辉祖“游移两可”，令将二人交部察议。《清高宗实录》卷1106，页5、6.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帝欲宽免的意旨，冒险奏请按和之拟结案，斩监候，而不是大学士、九卿所拟斩立决。他奏称：李侍尧以大学士办总督事，贪黩营私，罪无可逭。“惟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清史稿》卷323，《李侍尧传》，卷338，《闵鄂元传》。闵鄂元这番话，讲得颇为巧妙，既言李贪污不法罪不容赦，又云其才干超群，众望所归，最后又搬出“八议”，求帝施恩，说得头头是道，各方面均予照顾，正中帝欲免李之死的下怀，为其赦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正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之谕。他说：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非仅如彰宝之因病纵性致家人勒索供应者可比，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等甫任督抚，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照例定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4、5.
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李侍尧被帝施予特恩，免于立斩，所谓斩监候秋后处决，实际上是监而不斩，并且，不久他又被皇上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乾隆帝因李侍尧纳受属员银两及令属员买珠，赃银数万两，而将其革职削爵抄家籍没，且处以“斩监候”的处分，不能说是错误的。能将李侍尧这样官居正一品大学士兼从一品总督且袭伯爵之军国重臣和八旗贵族，给以革职削爵籍没斩监候的处分，也算是按律惩贪了，对遏制贪风、整饬吏治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久他又将其再擢总督，并且最后还以李在打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而使其图形于紫光阁，则显系谬误。这也充分表明，乾隆帝虽然确在努力惩治贪官污吏，但也很不彻底。
第三节乾隆后期六大案。
一、甘肃“捐监冒赈”百余官员不死即戍。
(一)误用贪臣主持“捐监”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下了一道后来使他十分后悔的谕旨。这道上谕是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甘肃捐监的请求。乾隆帝在这道谕中说：
“勒尔谨奏报肃州、安西两州收捐监粮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甘省捐监一事，上年止准令肃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据该督以甘省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奏请仍照旧例，口内各属，一体收捐，业经部议，准令本色报捐，仍饬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业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须能事之藩司，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是以改擢京职，特调王？望前往甘省。王？望自必来京陛见，俟其到时，朕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但董饬稽查，乃总督专责，著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清高宗实录》卷957，页9、10.
管理户部的大学士于敏中赞同勒尔谨之奏，“即行议准”，帝听从其言。如果单就上述谕旨而言，本来不会有什么错误。甘肃“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时有灾荒，若能通过捐监，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捐为监生，筹集几百万石粮食，也可在歉收岁月对灾民加以赈济，于国于民，俱为有利。过去甘肃也曾有过这样的“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清史稿》卷339，《王？望传》；《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乾隆三十一年舒赫德奏请革此“旧例”，帝从其请。现在恢复此例，未尝不可。而且，奏请者陕甘总督勒尔谨，此时确未存非分之想，并不企图通过捐监来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就此而论，乾隆帝之批准勒尔谨的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大为谬误，关键在于乾隆帝不该用王？望来主持此事，这一失误，铸成了大错。
王？望何许人也？为何被帝当做“能事之藩司”？原来，此人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巡抚之公子。其父王师，进士出身，由知县历任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到江苏巡抚。王师勤政爱民，平冤狱，导民垦荒，从大学士高斌规划直隶水利，多所建树。王？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诸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乾隆帝认为王？望有才干，特将其由人称美缺、要职的浙江布政使，调任地处边僻的甘肃布政使，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任王？望主持开捐，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勒尔谨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之为国为民着想的收粮备赈的捐监一事，竟会因帝委派“能臣”王？望来经理，而使自己成了刀下之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