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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靖康耻,犹未雪——宋与金(19)

  但汤思退却不肯罢休,阴谋陷害抗战派首领张浚,趁张浚出朝视察前线军队之机,指使党羽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抗拒朝廷命令,主和派又嚣张起来。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改授闲差。张浚途径余干,得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

  张浚一死,宋孝宗最终决定议和,派魏杞出使金国。兵部侍郎胡铨、太学正王质等上书反对。汤思退知道宋孝宗内心深处还是想抗金,担心抗战派继续上书反对,宋孝宗又会跟上次一样,再次动摇,便先下手为强,将反对撤兵割地的二十多名抗战派大臣逮捕入狱。尤其可耻的是,汤思退还派人去金国通消息,要金人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金人得到情报,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进攻楚州。知楚州魏胜奋勇抗敌,战死。都统制刘宝弃城逃跑。金军又攻占濠州、滁州、商州。

  汤思退的阴谋后来败露,南宋朝野群情激愤,纷纷弹劾汤思退。宋孝宗不得不罢免汤思退出朝。但汤思退勾结敌人、奸邪误国,民愤实在太大,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请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以此来谢天下。汤思退当时正在贬黜的途中,听到消息后,竟然忧惧而死。而王之望、尹穑二人只被罢官了事。

  此时,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不得不屈辱求和。除割让海、泗、唐、邓四州,又割去商、秦(今甘肃天水)两州;交换的条件只是双方世为叔侄之国,宋帝正皇帝之称,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这便是耻辱的“隆兴和议”,也称为“乾道之盟”,“隆兴”、“乾道”均为宋孝宗年号。和议成立后,宋金双方保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宋孝宗虽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又不甘于就此妥协,他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为此,亲力亲为的宋孝宗忙得不可开交,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件)。”他积极选贤任能,准备任用一批和自己同样有志恢复的大臣,被一度闲置的老将虞允文便被重新起用,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

  本来宋孝宗还准备让虞允文任宰相,但主政的参知政事钱端礼一心想当上宰相,多方阻挠虞允文。不久,钱端礼因接受玉带被吏部侍郎章服弹劾,并说玉带是经虞允文转送,后来虽然查明纯属诬告,但虞允文还是被迫去职。不过,宋孝宗念念不忘隆兴和议之耻,而虞允文是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后来还是被任命为宰相。

  虞允文执政后,在各地修筑城防,积极准备北伐。宋孝宗对他极为信任,曾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年)之耻,当与丞相(指虞允文)共雪之。”就在此期间,御史萧之敏弹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宋朝的台谏制度相当厉害,虞允文不得不自请罢政待罪。在关键时刻,太上皇宋高宗竟然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虞允文说话,而且话说得相当掷地有声:“采石之战时,他萧之敏在那里呢?”意思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时,他萧之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虞允文因此被复职,而萧之敏也被贬官。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宋孝宗对虞允文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到正殿为虞允文饯行,并特许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这是非常特殊的礼遇。虞允文离开京师前,宋孝宗郑重其事地与虞允文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预定由虞允文从四川、山西出兵,宋孝宗派朝廷主力进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由此可以看出,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有限,否则也不会一再强调“你负我”还是“我负你”的话了。这不仅是宋孝宗一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宋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信任都相当有限,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最直接的后果。

  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增加将士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高士气;养马户可以免除赋役,由此鼓励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虞允文积极备战,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出兵的计划。等了一年多,宋孝宗实在沉不住气了,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尽快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不愿仓促出兵。宋孝宗为此相当不满。虞允文深知宋孝宗的心意,为了不负厚望,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终于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辞世,时年六十四岁。

  虞允文死后,宋孝宗怒其迟迟不出兵,不肯给他谥号。当他后来看到虞允文留下的军队全部是精壮之兵时,这才恍然大悟,动情不已,赠虞允文太傅,赐谥忠肃。

  虞允文为人慷慨磊落,胸怀大志,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出将入相几二十年,孜孜于国事,一直是朝中最坚决的抗战派。最难得的是,他一直留心搜罗人才,所提拔举荐的洪适、汪应辰、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虞允文之死对宋孝宗打击相当大,不光使出兵四川的计划落空,也使宋孝宗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当时在南宋的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已经安于偏安一隅的现状。虞允文死后,宋孝宗任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然而,抗战决非仅仅是皇帝和宰相的事,朝中的大臣如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均反战主和。这让宋孝宗的决心受到极大挫折,加上辅弼无人,心力交瘁的他也开始迟疑动摇了。从此以后,他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心,再也不提北伐一事,当年隆兴北伐前的激昂和热情,已经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再也不复重来。想来他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哀和落寞的情怀吧。

  7.辛弃疾的英雄泪

  金人入占中原后,对中原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疯狂掠夺土地,称做“括田”、“刷田”,赋役也十分沉重。最初,金人还实行“以人口折还债负”的政策,即把负债者变为奴隶,并捕捉壮丁到西夏和蒙古地区换战马,这些做法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人民抗金斗争,人数一度达到几百万之多。只是,这些自发的抗金斗争虽然牵制了金人南侵,却遭到了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的打击,义军被称为“盗贼”,行动也受到南宋朝廷的多方阻拦,最终导致这些孤军奋战的义军在金人的围剿下先后归于失败。

  不仅如此,金人还强迫沦陷地区的汉人接受女真习俗、剃发易服。还在完颜宗泽守汴京时,金人便强令河东河西汉人“髡头辫发”。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元帅府又下令禁民汉服,髡发不如式者处死,即所谓的“髡发令”。代州(今河北代县)一军人被查验出顶发稍长,大小不合样式,即被当场处斩。保义郎李舟被强行髡发,竟然愤懑一夜而死。无辜受害者不可胜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沦陷之地的汉人自然更加思念宋朝。

  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国归还已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而金国内部却因此发生了分裂,河北金人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南归。金元帅府不得不下令沿河置寨,防止汉民渡河南归,并下令凡是南归及渡人的船夫都要处死。但还是有不少汉人冒险南归。这其中,有个叫李世辅的人值得一提。李世辅,绥德(今陕西绥德)清涧人,父李永奇。金人占领延安后,为了笼络当地汉人,授予李永奇父子官职。但李氏心向宋朝,图谋归宋,不料事泄,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脱后,向西投靠了西夏,被西夏主李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李世辅借得西夏兵后,回师攻破延安,挖出了杀父仇人的心脏,报了杀父之仇。其后,他放弃已经到手的西夏高官厚禄,主动南下归宋,跟随他南归的多达二千人。

  自北宋灭亡始,中原沦陷区的抗金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海陵王完颜亮亲自率大军南下侵略的这一年,二十一岁的山东青年辛弃疾不堪忍受金人的剥削和压榨,毅然聚众两千,举起了抗金的大旗。这位后来以词著名的豪放派诗人,实际上一开始是以起义军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氏一族为山东望族,北宋灭亡时,山东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本来要渡河前去投奔南宋朝廷,但因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被迫出仕金国,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占领长达十二年。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常常带着幼小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在祖父谆谆教导下长大的辛弃疾,一直心念故国,有“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之志。辛赞也对辛弃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曾经两次派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名为赶考,其实是派孙子借机打探观察金国形势,为将来恢复故地做打算。不过很可惜的是,辛赞没有能等到看到南宋恢复中原的希望就病故了,辛弃疾悲痛之余,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一带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辛弃疾感觉时机来临,也揭竿而起。当时山东一带民变蜂起,除了辛弃疾一军外,还有贾瑞一军。刚好此时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人不堪忍受金国繁重的赋税,率领当地农民奋然起义,攻占莱芜、泰安军,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一时间声势浩大,于是山东各地小股义军如贾瑞、辛弃疾等均率众往附耿京,甚至大名府一带的王九义军也表示愿受耿京节制。

  辛弃疾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因为文才出众,任掌书记一职,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辛弃疾还说服了济南府另一支首领为义端和尚的义军归附了耿京,义端和尚懂得兵法,与辛弃疾又是老相识,因此很受重用。不料义端和尚别有用心,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义军大印,投奔金军。耿京为此大为恼火,打算将辛弃疾处死。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是我引荐的,他盗印逃走,我理应负责。请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把义端抓回来。如果过了限期,我还不能取回大印,愿意接受重刑。”耿京同意了。于是辛弃疾单枪匹马往金营的方向奔去,果然在半路追上了义端和尚。辛弃疾杀死了义端,取回了大印,由此也重新赢得了耿京的信任。

  而金主完颜亮的南侵并不顺利,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辛弃疾深谋远虑,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共图收复大业。耿京于是派诸军提领贾瑞南下,负责与南宋朝廷联络。贾瑞是个粗人,不识字不懂礼仪,主动要求辛弃疾同行。

  此时正值宋金交战,金军正要进攻两淮,局势难料,宋高宗一改之前视义军为“盗贼”的态度,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辛弃疾为天平军掌书记、补右承务郎,贾瑞补敦武郎、閤门祗侯,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

  就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耿京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义军投降了金人,其他义军群龙无首,因此溃散。辛弃疾到达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一带时,听到了耿京被杀的消息。血气方刚的辛弃疾在惊愤之余,立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当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饮酒庆贺,辛弃疾等人骤然而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安国擒获,然后在五万金兵大营中从容离去,并鼓动万余名士兵反正,长驱渡淮,顺利将张安国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意气风发、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宋人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文敏公集·卷六·稼轩记》)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汉人一直存着很深的戒心。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朝散郎宋昭就曾经上书宋徽宗说:“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谈论的虽然是燕云地区的汉人,但实际上代表了宋朝对待北方汉人的普遍态度。北宋抗金名将李纲也曾抱怨燕云汉人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金人灭掉北宋其实是“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而到了南宋,对北方汉人的歧视和戒备比北宋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辛弃疾声名显赫一时,但其命运可想而知。他渡淮南归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南宋朝廷的信任,被立即剥夺了义军兵权后,派到地方任小官,担任江阴军签判一职,从此沦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大臣张浚,进行了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但却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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