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国两制谱新曲！澳门回归倒计时(1)
第一节 中葡会谈加紧磋商澳人治澳又树典范
“中葡之间没有吵架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堵死了一切企图延期交还澳门时间的借口。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实事求是、完全行得通的。
香港为澳门问题树立了典范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从公元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借口水渍贡物，需上岸晾晒而居住以来，占领澳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00多年里，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人事纷纭，历经沧桑。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澳门的回归而斗争，而葡萄牙人在这400多年的历史中，也为了得到澳门的控制权而费尽了心机。
时光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为中国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重大的科学决策。随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进行，中葡的接触也逐渐频繁，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不断交往，使国内外人士都隐约地感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的日子已经不远。
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进行友好访问，和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和总理平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对澳门的前途问题，谈了各自的观点。
1984年8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并于9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在策略上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就是将这种策略付诸实施，即中国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设立特别行政区域，使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在50年之内不变。于是舆论界一下子将焦点集中在澳门，猜测纷纭。其实，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澳门问题如何解决树立了典范，也推动了解决澳门问题的进程。
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方针与香港一样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国庆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澳门国庆观礼团成员时首次公开一个秘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会与香港问题一样，以同一方针解决。消息传出，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但这个回答因为尚不明确，所以有些报纸对这句话的内容表示疑问。实际上，这已经够明确的了。
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应邀访问葡萄牙，就澳门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葡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1985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访问澳门，面对众人所关心的问题，明确指出：澳门将来的政策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人们悬着的心才似乎有些踏实。澳门人民普遍相信，澳门问题的解决将采用香港问题解决的模式。
1985年5月，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邀请，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内亚斯到中国访问，双方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友好的磋商，都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初步确定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开始正式外交谈判。
5月23日，外交部发表新闻公告，其中说：中葡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满意地回顾了1979年2月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达成的谅解，和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在处理澳门事务中的良好合作。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两国建交时已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葡萄牙总统也表示，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多次的切磋与探讨，为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铺平了道路。
1986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前往里斯本参加葡萄牙新任总统马里奥？苏亚雷的就职仪式，并拜见了葡外长雷斯？德米兰达，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以及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
1986年5月20日，中葡分别在里斯本时间上午9时和北京时间下午5时，同时公布将在6月最后一周，举行有关澳门问题的两国政府会谈。
准备工作，就这样一步步就绪了。双方对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观点取得了一致的立场，为正式的会谈和会谈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葡澳门问题会谈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一轮会谈，于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举行。在谈判之前，中葡双方公布了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名单，双方摆出的阵容如下：
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
团长：周南（外交部副部长）
团员：柯正平（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
邵元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柯在铄（外交部港澳办公室主任）
诸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司长）
赵稷华（外交部港澳办副主任）
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名单：
团长：梅迪纳（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
团员：罗连纳（葡萄牙驻香港领事）
贾斯柏尔（葡萄牙总统政治顾问）
阿胜生（葡萄牙前驻联合国代表）
谢兆时（前澳门经济协调政务司长）
杜慕士（前葡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在中国代表中，有3人是参加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人士，他们是：周南、邵元任和柯在铄。他们同时也是香港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他们对澳门问题十分熟悉，在和香港的谈判中已积累了经验。柯正平长期在澳门工作，和诸华、赵稷华同是港澳问题的专家。而葡方代表，也是对澳门问题有充分认识的专门人才。
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持3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会谈开始，中方代表团团长引用孟浩然的“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两句诗，比喻会谈将在风平浪静中进行。
7月1日上午11时45分，首轮会谈结束。代表团成员走出大厅时，记者们纷纷停止了议论，一齐盯着中葡双方代表的脸色。葡方团长梅迪纳笑容满面，向记者们频频招手，使他们马上预测到这次会谈已达到了预期效果。
接着，双方发表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按双方商定时间，于1986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由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在第一轮会谈中引用了唐人绝句，当时许多外国记者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这次采访的记者，都带着《唐诗三百首》在身上，紧张地准备随时查阅，以便弄清周南说话的真正用意。但周南这次却不用唐诗，而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吃甘蔗的典故，暗示着谈判将步步进入最佳境地。
会议一开始，中方立足在对澳门问题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和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经验上，首先向葡方提出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对主要的地方做了必要的阐释，双方就此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中方提出的各项基本政策既坚持原则，又合情合理，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照顾到了澳门的特殊情况和各方面的实际利益；而葡方由于了解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提出更多的异议。第二轮谈判结束之后的新闻公报中有这样的句子：“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好的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面发展。
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这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一轮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在会议开始之前，以“晴空一鹤白云上”的诗句，来暗示这次会谈将有可能取得重要的、突破性的进展，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将经过讨论而解决。
首先，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地区，它迟早总是要交还于中国，这是葡萄牙从上到下，从官方到群众所普遍承认的。而且归还澳门的时机已到，无需再拖延。早在两年之前，当时的澳门总督高斯达就认为：“澳门是如此纤小。中国与我们的对话将比香港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榜样性的。是葡萄牙在1976年主动声明，澳门不是葡萄牙领土，她是属于中国的。我们只能在中国愿意时在这里管治；一旦中国人说要管治澳门，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澳门是中国领土，我们从来没有对此表示异议。”高斯达与大多数葡萄牙人一样，是明智而又正确的。但话说回来，毕竟葡萄牙人在澳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苦心经营，经历了风风雨雨，所以有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和殖民传统的影响，有一些“依恋不舍”之情是难免的。所以，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有些人跳出来大唱反调，并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也掀起了小小的波澜。如葡萄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巴里度，单方面宣布移交澳门治权的日期应为2017年，似乎这样一来，葡萄牙才呆得“过瘾和体面”。接着，里斯本出版的一些刊物亦陆续宣称推迟交权的年代。澳门的一些葡文报刊，也发表要在2003或2007年交还澳门管理权的文章。这些言论无疑是不符合正确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的，也不符合葡萄牙政府早已表示过的态度。于是，中方从两国友好交往的前提出发，进行了长期耐心的说服工作。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及总理会晤，这是两国在出现不协调音符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磋商。周南离开葡萄牙前，有几场答中外记者的谈话。他强调了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归属祖国的大业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明确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中国人民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回澳门的主张均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中国政府堵死了一切企图延期交还澳门时间的借口。
但是，又有一些人变换新的花样，在另外的问题上提出不同的意见。继交还澳门的日期问题之后，在讨论澳门交还中国问题的葡萄牙国务会议召开之前，里斯本传出了1979年中葡建交时的条约突然不见了。葡萄牙总理表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份文件存在。总统府说，从未有过什么条约和协议，只有一份协调书和议定书附在1979年的联合公报上。而葡萄牙国务会议要讨论澳门问题，社会民主党要求公开当年涉及澳门问题的这份文件，现在文件“失踪”了，该如何是好呢？
但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前总统埃亚内斯，也就是当时的国务委员之一表示，这份文件应当在总理办公室的档案处或外交部。前任外交部长也表示，文件应该放在外交部的保险柜中……后来，这份文件总算“找到”了。
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总理在该国国务会议上公开文件内容。其中有关于澳门是中国领土，将交还给中国，交还的日期和方式，将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内容。
于是参加会议的国务委员们，都认为应该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与合作，维护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也同时维护葡萄牙的利益。
会后，消息灵通人士得到消息，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还给中国。
1月20日，外交国务秘书何泽维马？苏亚雷斯到北京访问，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正式转述了葡国国务会议的讨论结果。从此，澳门和里斯本的反调之声越来越微弱。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北京。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举行，这是中葡会谈以来时间最长的一轮会谈，先后进行了六次会议和五次私下磋商。关于这次讨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国籍问题；其二是“保留葡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就其一而言，中国历来不承认有双重国籍，所以都同意用“各说各的”方法来解决土生葡人的国籍问题。就其二而言，葡方希望澳门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使今后澳门的葡萄牙的文物得到国际的保护，并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文物、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强烈的愿望。中方在尊重既成历史的前提之下，在这一点上做了合理的让步。
“中葡之间没有吵架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堵死了一切企图延期交还澳门时间的借口。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实事求是、完全行得通的。
香港为澳门问题树立了典范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从公元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借口水渍贡物，需上岸晾晒而居住以来，占领澳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00多年里，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人事纷纭，历经沧桑。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澳门的回归而斗争，而葡萄牙人在这400多年的历史中，也为了得到澳门的控制权而费尽了心机。
时光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为中国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重大的科学决策。随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进行，中葡的接触也逐渐频繁，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不断交往，使国内外人士都隐约地感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的日子已经不远。
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进行友好访问，和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和总理平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对澳门的前途问题，谈了各自的观点。
1984年8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并于9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在策略上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就是将这种策略付诸实施，即中国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设立特别行政区域，使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在50年之内不变。于是舆论界一下子将焦点集中在澳门，猜测纷纭。其实，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澳门问题如何解决树立了典范，也推动了解决澳门问题的进程。
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方针与香港一样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国庆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澳门国庆观礼团成员时首次公开一个秘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会与香港问题一样，以同一方针解决。消息传出，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但这个回答因为尚不明确，所以有些报纸对这句话的内容表示疑问。实际上，这已经够明确的了。
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应邀访问葡萄牙，就澳门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葡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1985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访问澳门，面对众人所关心的问题，明确指出：澳门将来的政策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人们悬着的心才似乎有些踏实。澳门人民普遍相信，澳门问题的解决将采用香港问题解决的模式。
1985年5月，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邀请，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内亚斯到中国访问，双方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友好的磋商，都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初步确定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开始正式外交谈判。
5月23日，外交部发表新闻公告，其中说：中葡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满意地回顾了1979年2月中国与葡萄牙建交时达成的谅解，和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在处理澳门事务中的良好合作。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两国建交时已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葡萄牙总统也表示，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多次的切磋与探讨，为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铺平了道路。
1986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前往里斯本参加葡萄牙新任总统马里奥？苏亚雷的就职仪式，并拜见了葡外长雷斯？德米兰达，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以及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
1986年5月20日，中葡分别在里斯本时间上午9时和北京时间下午5时，同时公布将在6月最后一周，举行有关澳门问题的两国政府会谈。
准备工作，就这样一步步就绪了。双方对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观点取得了一致的立场，为正式的会谈和会谈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葡澳门问题会谈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一轮会谈，于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举行。在谈判之前，中葡双方公布了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名单，双方摆出的阵容如下：
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
团长：周南（外交部副部长）
团员：柯正平（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
邵元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柯在铄（外交部港澳办公室主任）
诸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司长）
赵稷华（外交部港澳办副主任）
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名单：
团长：梅迪纳（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
团员：罗连纳（葡萄牙驻香港领事）
贾斯柏尔（葡萄牙总统政治顾问）
阿胜生（葡萄牙前驻联合国代表）
谢兆时（前澳门经济协调政务司长）
杜慕士（前葡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在中国代表中，有3人是参加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人士，他们是：周南、邵元任和柯在铄。他们同时也是香港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他们对澳门问题十分熟悉，在和香港的谈判中已积累了经验。柯正平长期在澳门工作，和诸华、赵稷华同是港澳问题的专家。而葡方代表，也是对澳门问题有充分认识的专门人才。
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持3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会谈开始，中方代表团团长引用孟浩然的“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两句诗，比喻会谈将在风平浪静中进行。
7月1日上午11时45分，首轮会谈结束。代表团成员走出大厅时，记者们纷纷停止了议论，一齐盯着中葡双方代表的脸色。葡方团长梅迪纳笑容满面，向记者们频频招手，使他们马上预测到这次会谈已达到了预期效果。
接着，双方发表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按双方商定时间，于1986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由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在第一轮会谈中引用了唐人绝句，当时许多外国记者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这次采访的记者，都带着《唐诗三百首》在身上，紧张地准备随时查阅，以便弄清周南说话的真正用意。但周南这次却不用唐诗，而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吃甘蔗的典故，暗示着谈判将步步进入最佳境地。
会议一开始，中方立足在对澳门问题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和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经验上，首先向葡方提出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对主要的地方做了必要的阐释，双方就此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中方提出的各项基本政策既坚持原则，又合情合理，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照顾到了澳门的特殊情况和各方面的实际利益；而葡方由于了解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提出更多的异议。第二轮谈判结束之后的新闻公报中有这样的句子：“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好的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面发展。
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这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一轮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在会议开始之前，以“晴空一鹤白云上”的诗句，来暗示这次会谈将有可能取得重要的、突破性的进展，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将经过讨论而解决。
首先，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地区，它迟早总是要交还于中国，这是葡萄牙从上到下，从官方到群众所普遍承认的。而且归还澳门的时机已到，无需再拖延。早在两年之前，当时的澳门总督高斯达就认为：“澳门是如此纤小。中国与我们的对话将比香港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榜样性的。是葡萄牙在1976年主动声明，澳门不是葡萄牙领土，她是属于中国的。我们只能在中国愿意时在这里管治；一旦中国人说要管治澳门，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澳门是中国领土，我们从来没有对此表示异议。”高斯达与大多数葡萄牙人一样，是明智而又正确的。但话说回来，毕竟葡萄牙人在澳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苦心经营，经历了风风雨雨，所以有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和殖民传统的影响，有一些“依恋不舍”之情是难免的。所以，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有些人跳出来大唱反调，并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也掀起了小小的波澜。如葡萄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巴里度，单方面宣布移交澳门治权的日期应为2017年，似乎这样一来，葡萄牙才呆得“过瘾和体面”。接着，里斯本出版的一些刊物亦陆续宣称推迟交权的年代。澳门的一些葡文报刊，也发表要在2003或2007年交还澳门管理权的文章。这些言论无疑是不符合正确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的，也不符合葡萄牙政府早已表示过的态度。于是，中方从两国友好交往的前提出发，进行了长期耐心的说服工作。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及总理会晤，这是两国在出现不协调音符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磋商。周南离开葡萄牙前，有几场答中外记者的谈话。他强调了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归属祖国的大业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明确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中国人民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回澳门的主张均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中国政府堵死了一切企图延期交还澳门时间的借口。
但是，又有一些人变换新的花样，在另外的问题上提出不同的意见。继交还澳门的日期问题之后，在讨论澳门交还中国问题的葡萄牙国务会议召开之前，里斯本传出了1979年中葡建交时的条约突然不见了。葡萄牙总理表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份文件存在。总统府说，从未有过什么条约和协议，只有一份协调书和议定书附在1979年的联合公报上。而葡萄牙国务会议要讨论澳门问题，社会民主党要求公开当年涉及澳门问题的这份文件，现在文件“失踪”了，该如何是好呢？
但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前总统埃亚内斯，也就是当时的国务委员之一表示，这份文件应当在总理办公室的档案处或外交部。前任外交部长也表示，文件应该放在外交部的保险柜中……后来，这份文件总算“找到”了。
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总理在该国国务会议上公开文件内容。其中有关于澳门是中国领土，将交还给中国，交还的日期和方式，将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内容。
于是参加会议的国务委员们，都认为应该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与合作，维护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也同时维护葡萄牙的利益。
会后，消息灵通人士得到消息，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还给中国。
1月20日，外交国务秘书何泽维马？苏亚雷斯到北京访问，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正式转述了葡国国务会议的讨论结果。从此，澳门和里斯本的反调之声越来越微弱。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北京。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举行，这是中葡会谈以来时间最长的一轮会谈，先后进行了六次会议和五次私下磋商。关于这次讨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国籍问题；其二是“保留葡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就其一而言，中国历来不承认有双重国籍，所以都同意用“各说各的”方法来解决土生葡人的国籍问题。就其二而言，葡方希望澳门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使今后澳门的葡萄牙的文物得到国际的保护，并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文物、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强烈的愿望。中方在尊重既成历史的前提之下，在这一点上做了合理的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