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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4)

  顺治帝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变,根本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是“民穷则盗”,“兵饥则叛”,兼之征剿时又滥杀乱掠,则“盗”更兴,长期恶性循环,何年才能彻底止“盗”!二是国库如洗,军费巨大,赋税积欠,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将士缺饷缺粮,官吏欠债欠米。顺治九年八月给事中刘余漠奏称:“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湖南、四川和两广“荒土极多”。同年十月,大学士范文程还特上专疏,极言“各直省钱粮,每年缺额至四百余万,赋亏饷诎,急宜筹划”。为缓困窘,于同年十二月,“以粤东渐定,钱粮不敷,撤靖南将军固山额真卓罗等官兵回京”。《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6页,第69卷第19页,第70卷第16页。剿抚兼施,偏重于抚,可以缓和一下矛盾,减少军费支出,略为缓解一点财政特别困窘之情。另外,顺治帝本人在亲政后勤读经书史籍,屡和儒臣议政,深受儒家学说熏陶,欲效法前代明君仁政,以“爱民”为本,本固邦宁,故愿改变几年来专重于剿的方针。

  其二,满汉两用,倚重于汉。此时福建虽有郑成功反清,四川有故明旧将及部分大西军,江西亦常有厮杀,但威胁清廷统治、阻碍其统一全国的基本政治、军事力量,仍然是以大西军为支柱的南明永历帝权利,主要战场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这次两道敕谕,授洪承畴为湖广五省经略,即征剿招抚这五省敌军的统帅。洪承畴虽已编隶八旗,但属于汉军旗,且他原来还不是一般汉人,而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本人是明朝进士出身,任至总督,统兵十余万。以这样的降清汉臣为主要战场之大军统帅,且其士卒亦以绿旗兵(即汉兵)为主,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

  回顾以往十年战史,顺治元年四月大战山海关,系摄政王亲统八旗军冲锋陷阵。随后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谦郡王瓦克达、贝勒勒克德浑等宗室王贝勒,皆先后任大将军,统领八旗劲旅,辅以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及续顺公之汉兵,以及各省绿营兵,征战南北,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没有任用过原系汉人之明朝降臣来任大军主帅。如果再加上此时四川陕西主要靠平西王之兵,由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领之汉军八旗、绿营为辅佐,广东主要由平南、靖南二王之兵对敌征战,则可显而易见,这种布局,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

  顺治帝毅然作出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有其客观的原因,那就是八旗军威已不如前了。一系满兵人数太少。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当有三万二千丁。到了顺治五年,若按年增率百分之三四算,应有七万丁左右,可是此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五六年,如按正常人丁增长率,也应增加一万丁左右,但是顺治十一年八旗男丁编审册却载称,满洲八旗只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丁,不仅未增加,反而减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减少了百分之十还多。又过了三年,顺治十四年丁册载,满洲八旗共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仅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十五丁。蒙古八旗丁数亦与此类似,顺治五年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顺治十一年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减少了百分之十。《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译:《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满洲、蒙古八旗人丁之减少,显然是由于长期征战,伤亡困苦,这是使朝廷感到极为不安的大事,照此下去,“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之基本国策怎能实行,大清王朝的统治怎能稳固?若再将这少得可怜的五万名左右的满洲男丁分送全国一千七百余厅府州县驻戍,平均一县只有三十丁,又怎能绥靖地方!如将其大部分派往湖广五省主战场,人数伤亡必然可观,满丁岂不又将减少!这是清廷必须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的一大难题。二是满洲将帅后继乏人。现在的宗室王公中,再也找不出像昔日智勇双全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勇猛善战的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那样的大帅了,连郑亲王济尔哈朗、谦郡王瓦克达、端重亲王博洛、勒克德浑贝勒这样的大将军,此时亦寻觅不出。好不容易挑选了一个勇猛尚可的敬谨亲王尼堪当定远大将军,却又因寡谋轻敌而败死于衡州。满洲八旗士卒,也因长年厮杀和旗地荒芜家境困难而疲惫不堪,勇锐之气大不如前。这也是清廷在用兵之时必须重视的一个难题。

  另一方面,在金国――大清国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入主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姜、金声桓、李成栋等降后复叛的汉将,但大多数前明降臣,尤其是入关以前即已归顺的降臣,还是忠于朝廷,尽心竭力,转战厮杀,立下了许多功劳,是清廷可以信赖和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洪承畴、尚可喜、孔有德、耿继茂、吴三桂等人,即系明例。因此,顺治帝在任帅上才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委授洪承畴以平定湖广五省之重任。

  其三,经略权大,前所未有。两道敕谕,授予了经略极大的权力。经略有用兵之权,他“总督军务”,“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即征战抚绥,全由经略决定,朝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后报闻即行,且是“报闻”,而不是“请旨”。就连满兵留撤,即定远大将军屯齐所统之满洲大军是留是撤这样十分重大的问题,亦由经略酌定具奏。“兵马粮饷”,亦全听经略调发。经略有用人之权,不管是现任京官还是地方官员,不论文武,只要经略认为需要,或用于军前,或用于辖地,皆可“随时择取任用”,这就可以称为“洪选”了,比后来平西王吴三桂之“西选”,还更起作用。且敕书还规定,“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悉从所奏”,连被称为封疆大吏的巡抚,以及总兵、道员、知府等官的去留,也由经略决定,用,则留,不用,则另调他人补任,将原任之巡抚等官另行推用。敕书还明确规定“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归顺官员,由经略酌量题录。经略有司法之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如有违命者,经略可以“军法从事”,即可杖责直至斩首。经略拥有财权,他“兼理粮饷”,可以根据需要调发粮饷,“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如系紧急军需,即在附近藩司、榷关行文取用。经略有辖理地方之权,位尊,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其节制,总督有事应关会者,必咨经略而行,经略无封爵,若按常例以其大学士身份,低于藩王,现却与平南王、靖南王及续顺公,“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各处土司,由经略决定招抚绥辑,投降兵民,听经略随宜安插。就是非经略所辖的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因其邻近湖广,故“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掎角策应”。简而言之,经略是辖治五省的最高长官,是指挥五省征抚的最高统帅。这样大的权力,汉官(包括汉军旗人)之中,无人拥有,就连贵为王爷的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虽也有此类似大权,但地区有限,分别限于四川,或广西,或广东,只有一省,而洪承畴却拥有节制五省之大权,几乎与顺治元年二年的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之权势相等,远远超过顺治二年摄政王敕谕洪承畴招抚江南之权,当时洪之官衔仅是“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即重在招抚,用兵之事,又必须与统率八旗大军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

  其四,遍观廷臣,舍洪莫谁。经略拥有这样大的军政大权,当派何人充任?这是一个关系到征抚成败和清廷统治的特大问题。顺治帝在谕授洪承畴为经略的敕书中,讲了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能实现他之“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的方针者,“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这里面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夙望重臣,二是畅晓民情,三是练达治理,四是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帝以此四条来“遍察廷臣”,舍洪之外,没有任何他人具备这四个条件。以“夙望重臣”而言,这一条很重要,官卑职微,资浅望轻,难以服众。顺治十年五月、六月、闰六月期间,任大学士的共有十位,其名位顺序是: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冯铨、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十位大学士中,冯铨刚于三月起用复原官,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分别于四月、闰六月升任此职。陈名夏初仅系兵户二科都给事中,顺治五年升至吏部尚书,八年七月刚入内院,当上内弘文院大学士。额色黑系满洲镶白旗人,顺治五年才升任至刑部启心郎,八年十月始任内翰林院大学士。他们名次都排在洪承畴之后。范文程、宁完我名列洪承畴之前,又早于洪当大学士,范还深蒙太宗信赖,为入主中原献计献策,功勋甚大,史称其“定大计,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但他从政二十余年,历经宦海风波,一度“夺官论赎”,年老衰病,一年以后,顺治十一年九月便因病致仕。宁完我虽“久预机务,遇事敢言”,但曾因好赌而革职为奴,罪废长达九年之久。而洪承畴从顺治元年起,即任大学士,时间比宁完我还长,故论“夙望重臣”而言,舍洪莫谁。当然,之所以能成为“夙望重臣”,则必然是忠于朝廷之人。第二条“畅晓民情”与第三条“练达治理”,实为一条,即指人之才干而言,或略多二字,即文韬武略,这在当时任何大臣中,都没有人能与洪相提并论。这里讲的“民情”,主要指汉民之情,因全国之中,汉民人数最多,反清者也绝大多数是汉人,当然它也包含苗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员,但始终是以汉民为主。能否“畅晓民情”,与人之经历密切相关,不经厮杀,只会纸上谈兵之人,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好统帅。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满洲、明朝――南明和大顺大西农民军三股强大力量争雄称霸拼死厮杀之时,和三方面都打过交道之人,自然就能多了解一点民情,其文韬武略也能更好发挥。被皇上看中的洪经略,在这个问题上,远逾满洲王公大臣和其他汉官。洪系明朝进士出身,历任提学道、布政使参议、督粮道、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以征剿农民军有功而任至大帅,又和清兵苦战半年,兵败被俘降清。入关前夕他奏陈进兵方策,为入主中原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战术参考,随即被推任大学士,顺治二年担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抚剿兼施,对平定江南、浙江、江西起了很大作用,顺治五年返京,仍回内院任职。这样一位颇有将才相才历任文武要职的大臣,这样一位早年降清随龙入关建有功勋忠于朝廷的“辽左旧人”,这样一位曾和大顺大西农民军多年交战且屡败敌军的“剿盗”大帅,当然最适合于总督五省军务的经略大学士要任,所以皇上“遍察廷臣”之后,委付洪承畴以此重任。

  洪承畴读到皇上谕告内院要委其担任经略之后,既感激涕零,又有些不安,于顺治十年六月初二上奏说:“臣年逾六十,理宜退休,乃蒙皇上特异经略之任,伏读圣谕,信臣任臣,恳至周详,臣当尽心竭力,以期剿抚中机,无负皇上承天爱民本念。伏愿皇上勿忘今日信任初心,时谕吏户兵三部仰承天语,遵依条款,毫无改易,俾臣得以竭蹶展布,庶可仰报隆恩于万一也。”《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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