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19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3)

　　李定国一路，势如破竹，四月下沅州、遂卫、蓝田，五月下武冈，克宝庆，六月夺取全州，“尽歼李养性之众，只蹄片甲不返”，又于严关鏖战，“清兵大败，横尸被野”，七月初四下桂林，逼孔有德自杀，随分兵取柳州等地，尽据广西。八月李定国又北攻湖南，取金州、永州，九月克衡州、常德、岳州，并东进江西，连下永新等地。“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李定国智勇双全，“兵律极严”，围攻桂林时，“军营城下，寂然无声，师尽撤矣，城中尚不知”，故能歼尼堪、灭有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对于这样的劲敌，清廷却只当做是“余孽”、残寇，轻举妄动，冒进涉险，兼程轻骑奔袭，怎能不败。

　　顺治帝获悉敬谨亲王尼堪败死噩讯后，万分震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于顺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谕授随征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统领征剿湖南大军，并特赐敕谕告屯齐以下及夸兰大以上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说：“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应分遣众兵者，则于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二人内，遣一人，另一人毋使离尔贝勒屯齐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则于蒙古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夸兰大内择可为帅者遣之。其一贝勒(巴思汉)、两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勿遣离尔所。尔贝勒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贝勒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伊尔德，当各领护卫及亲军，同贝勒屯齐军于一处。其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进、土雷等，宜加详鞫，有坠马被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果情无可原弃主奔溃者，即就彼处正法。②《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13页；第13、14页。同日又敕谕往征广东未定州县的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等将说：尔等率师，可往会湖南大军，既会以后，尔阿尔津当同韩岱、伊尔德与贝勒(屯齐)同营，凡事共相商酌而行。他又敕谕屯齐、韩岱、伊尔德等将说：兹遣阿尔津等统兵往会尔军，俟其到日，其所给阿尔津敕印(定南将军敕印)，尔贝勒(屯齐)收贮，可令阿尔津驻尔营内，诸事与韩岱、伊尔德、阿尔津等会议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须留一人，毋离尔所。②。

　　福临的这三道敕谕，抓住了要害，对症下药，布置妥帖，十分重要，讲得很好，奠定了稍后一段时间内清军胜利的基础。它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数十年来八旗军之所以能够屡败敌军，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是全力，不是部分之力，更不是孤军远驰，脱离大军，此次尼堪之死，就违反了这个规律，轻敌冒进，昼夜疾趋，士马疲劳，致遭惨败。其二，尼堪之死，还与其独断专行、只身远奔密切相关。半年前尼堪统军出征时，帝赐王之敕书首先着重指出：“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而尼堪却忘了帝敕，自以为是大军统帅，爵位最高，身经百战，军功累累，骄傲自大，凡事一人独断，观其战死之时，偕彼同征统兵之两位贝勒、两位贝子、两位满洲固山额真，皆不在场，随他同死者，亦未见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高级将领，可见其仅率少数侍卫将士便狂奔疾驰，穷追敌军，致被诱入重围，寡不敌众，被砍丧命。其三，此次特别强调保证主帅安全。大军主帅战死，这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来头一次，这是震骇全军、震惊朝野的特大噩讯，是大损朝廷颜面、玷污八旗劲旅的极大丑事，也是鼓舞反清武装斗志的极佳喜讯，严重不利于清军的征剿，故三道敕书特别强调保证主帅的绝对安全，明确规定，主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两位贝勒、两位贝子、三位满洲固山额真护军统领与主帅同驻一处，如需分兵征战，在三位满洲固山额真护军统领遣出一位或二位，必须有一位留在主帅身边，主帅不能单独统领部分军队出征，这就可确保主帅安全，不致再蹈尼堪只身远征而死之覆辙。其四，强调集体领导，诸事必须集议而行。这种集议有两种方式两个范围。一是主帅与同征贝勒、贝子、固山额真以下及夸兰大以上八旗将领，“共相商酌，敬慎而行”，一是主帅屯齐与满洲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满洲护军统领(原定南将军)阿尔津四人会议，议定诸事，敕谕虽未明说，但显然含有不许主帅一人独断专行之意。其五，严明军纪，随同尼堪轻骑远征的侍卫、章京、士卒，如有“弃主奔溃者”，立即就地正法。这五个问题集中突出地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即顺治帝福临和议处用兵方略的议政王大臣们，清楚地看到了大西军的强大威力，决心正视现实，纠正谬误，遇败不惊，再接再厉，一定要把这支强大的敌军打垮，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

　　这一及时的正确用兵方略，保证了清军转败为胜，顺治十年六月十九日，定远大将军屯齐贝勒等将报捷之疏送到皇上面前。屯齐等奏报：敌安西王李定国、国公马进忠率马步兵四万余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八旗军和湖广提督柯永盛之绿营兵驻守衡州，而大军则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前进，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国已遁，渡龙虎关而去。又闻敌秦王孙可望亲率兵来靖州，将军冯双礼率兵二万余来武冈州，大军于三月初六自永州向宝庆进发，十五日擒人问信，答称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率兵四万余人屯营于岔路口三十里外之周家坡，孙可望在宝庆，我军遂住宿于岔路口。次日前进，见敌营于山顶，据地颇险，日暮天雨，不便进攻，列阵相抵。至夜，孙可望率全军自宝庆来，与冯双礼军会合。十七日，“贼众十万下山环阵，进薄我军，我军分兵奋击，斩杀甚众，获马匹七百余、象一只，军器无算”。帝甚喜，降旨批示：“贝勒等破贼立功，深可嘉尚，有功人员著察明议叙。”《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7页。阿尔津亦领兵败白文选于辰州。广西定南王部下将领线国安、马雄等得到平南王尚可喜之水师支援，攻下浔州、梧州，又乘李定国与湖南贝勒屯齐大军相持，尽复平乐、桂林等府州县，“广西略定”。李定国仅据有湖南之沅州、靖州和武冈州，余地皆为清军夺据，李定国只好撤出湖南，退守广西南宁一带。清军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败局，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在这样形势下，顺治帝又在用兵方略上作了重大改变，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委派洪承畴经略五省军务。

　　三、抚剿兼施洪承畴经略五省。

　　定远大将军屯齐虽曾击败孙可望、李定国，但大西军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仍有军士数十万，据云贵，扰两广，威胁湖南，四川亦干戈不息，郑成功军队日益强大，而清军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败殁，浙闽总督陈锦往攻郑成功时被刺死，备受皇上赞扬厚加赏赐封授男爵的勇将左都督辰常总兵徐勇，被白文选围困于辰州，城陷被杀。看到这些情形，顺治帝反复思考，觉得应该改变几年来只征不抚，或偏重于攻、轻视于抚的方针，决定改为以战为后盾，以抚为主，抚剿兼施，在以王贝勒、固山额真为统帅的八旗军支持的前提下，重用故明降臣，充分发挥汉兵的作用。因此，在顺治十年五月，他作出了出乎人们意料又使人们大为震惊的重大决定，下诏委授洪承畴为五省经略。

　　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帝对内三院下了一道长谕，讲述改变用兵方略授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五省军务之事，全文如下：

　　“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而远人未喻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爱民本念，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著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调补，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稍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应给敕谕印信，作速撰铸给予，即传谕该部遵行。”《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2、23、24页。

　　不久，世祖又于闰六月初五正式赐经略洪承畴敕书，在前谕之基础上作了一些重要的具体补充。全敕如下：

　　“兹以湖南西广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险，声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时复煽惑蠢动，渐及湖南，以致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朕承天爱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兹特命卿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尔所欲行，若系紧急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兵马粮饷，听尔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满兵留撤，俟到日酌妥即行具奏。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于军前及地方需要者，随时择取任用，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悉从所奏。抚、镇、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品不称，应另行推用者，一面调补，一面奏闻，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如紧急军需，拨解未到，即与就近藩司、榷关行文取用，具疏奏闻。其归顺官员，内外酌量题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宜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邻近湖广，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掎角策应。卿受兹委任，务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收拾智勇，毋为逆党所诱，绥辑穷黎，毋为贪官所苦。进战，则得地以守，固守，则出奇以战，练士卒在平时，选贤良置要地，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地方既定，详善后，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尔其钦哉！”《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8、19、20页。

　　这两道敕谕十分重要，是几年以来清廷用兵方略的一大变化，是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也是朝廷在任帅人选上的一种新的选择。综观这两道敕谕，结合有关文献，可以看出四个问题。其一，剿抚兼施，偏重于抚。谕、敕皆一开始即强调要“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将此列为经略的首要目标和方略。这和在谕告内三院之前几天的一道谕旨，有着密切关系。顺治十年五月十四日，世祖给兵部下了一道多年未见的罕有谕旨，宣布要大力推行招抚谕降。谕旨说：“天下初定，疮痍未起，加之此年水旱，民不聊生，饥寒切身，迫为盗贼，及至官兵捕剿，玉石难分，魁恶虽多，剪除株蔓，岂无冤滥。况当年沉陷，情事不同，或见迫于贪污，或迫胁于渠寇，既为贼党，自拔无门”。今特降殊恩，曲加赦宥，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尽赦前罪，仍著有司安插，“兵仍补武，民即归农”。著兵部即速行文各地方督抚，转行所属，分贴告示晓谕，仍将抚过人数安插事实不时奏闻。《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16、17页。也就在这前后几天，招抚郑成功之事正在大力进行，特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其叔郑鸿逵为奉化伯，并遣使敕谕成功及早归顺。《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9、10页，第79卷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