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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1)
第一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明末“三大案”以及党争。
党争，是明王朝留给多尔衮的一项遗产。
明朝万历后期，就是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的那个时节，在明朝宫廷里出了“三大案”，这三案又都是围绕着立储发生的。本来这些都是朱家的私事，与旁人无干的，但却偏偏引起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无休止的纷争。
第一个案子叫做“梃击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挥舞着一根枣木棍，直奔东宫太子所居的慈庆宫而来，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是不是一直对太子常洛怀恨在心、希望己子常洵继承皇位的郑贵妃主使的呢？以王之为首的一派与以刘廷元为首的一派争执不休，最后只好马虎了事。第二个案子叫做“红丸案”，是因为朱常洛一直沉湎于酒色，淘虚了身子，继位不久便卧床不起，内医下了泻药，又一天三四十次地泻肚。这时大学士方从哲推荐李可灼献上红丸，不想光宗服后却一命呜呼，东林党人孙慎行以及杨涟、左光斗等纷纷指责方从哲等，又引起一场争斗。第三个案子叫做“移宫案”，是说光宗的选侍李氏企图在光宗死后掌握大权，因此拒不搬出乾清宫，杨涟、左光斗以乾清宫为皇后所居，李氏居住不合仪制，疏请移宫，而对立的官员以光宗尸骨未寒就逼迫遗孀，未免过分。最后还是新皇帝朱由校出面支持前者，迫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才算了事。
其实，双方为这些事大动肝火，实在是为着自己一派的利益、地位，并非真正为了国家。但以在“争国本”中被黜的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许多官绅――却相对清正一些，个人品行节操也要好一些，而浙、齐、楚、昆、宣诸党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要低得多，后来的阉党则更是人民的对立面了。
熹宗登位后，东林党一时得势，但却遭到以司礼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嫉恨。这股恶势力的危害遍及全国，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东林党人也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恼羞成怒，令手下人首先逮捕东林党魁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在狱中折磨至死。后又捕杀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把一切反对阉党的人都扣上东林党的帽子，轻则流放，重则砍头。以前的“三大案”又全部翻了过来，还编了《三朝要典》，昭示东林的“罪恶”。这部书有三位阉党总裁，其中之一便是后来在清初颇得重用的涿州人冯铨。
朱由检上台之后，颇想有所作为。于是他顺应大家的意思，惩办了阉党，为东林恢复了名誉。但是，党争却在崇祯朝依然如故。在入阁人选的问题上，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合谋，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东林领袖之一钱谦益踩了下去，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后来又搞了袁崇焕、钱龙锡的冤狱，起用被黜的阉党，打击东林的姚希孟、文震孟，双方仇斗，不减天启间。后来温体仁下台，周延儒复相，把阉党有牵连的马士英放了凤阳督师，为后来迎福王、翻逆案埋下了引线。
到清兵占据了华北，南明弘光权利虽然僻居一隅，党争却仍然不断。在立福王还是立潞王的问题上，东林党及其东林后人的复社支持史可法立潞王，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支持马士英立福王，结果是后者得胜。在民族危难之际，马阮之流翻逆案，立顺案(专门处罚投降过李自成大顺权利的东林、复社中人)，把黄道周、陈子龙等排挤出朝，又围绕僧大悲之狱、伪太子，伪皇妃这“南渡三大案”，双方争斗激烈，使弘光朝的政治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如此权利，怎能不迅速败亡？至于南明的其他几个权利，特别是永历小朝廷，也是党争不断，在大敌当前，自己的生存都很成问题的情况下，居然还有精力互相倾轧，而不能求同存异。了解了这些，对南明权利接二连三地出现，又接二连三地覆亡，没有一个能支撑残局，完成反清复明大业的原因，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二、“南北党争”
(一)重用旧人：党争原因之一。
我们如此追述故明的党争历史，不仅是想说明多尔衮入关乃至统一中国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利用了汉人官绅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且是使人们了解清初党争的历史渊源，因为清初汉官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明末党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对故明官员广为招徕，多以原官重用，这些降清官员中既有阉党余孽，又有清流后人。如阉党“名人”之一冯铨，在接到多尔衮招他的书信后，立刻动身前来朝见，多尔衮赐他衣帽、鞍马、银币等，以示信任，《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辛丑。使其成为清初党争中的主要角色。其他如抢先发变衣冠的孙之獬、李若琳，都同属阉党。南京被清军攻克之后，冯铨荐举阮大铖、蔡奕琛、张捷、杨维垣、邹之麟，“皆东林异己也”，在阮大铖名下，还特别注上“江南第一才子”六个字。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中华书局，1982年，第24页。另外他还沿袭明末以地分党的传统，大力举荐山东、北直、山西、河南等省的旧官，基本上都为多尔衮量才录用。后来与冯铨联手打击南方官员的刘正宗，山东安丘人，也是南京失守后降清，任以原官的。
原属东林党的官员在社会上名望较大，自然属于多尔衮重点征求的对象，这部分人原籍多在江南，因此江南落入清军之手后，他们当中降清的也不在少数。如陈名夏为马、阮立顺案所逼，徘徊于浙、闽，豫、皖之后，于顺治二年为王文奎举荐入朝，颇得多尔衮赏识，到顺治五年担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汉人尚书，成为南方官员的领袖。龚鼎孳是江南名士，他投降过李自成，又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第一批降清的官员之一，用他的话来说，“尔时草昧初辟，六垣皆虚无人……臣早暮拮据，罔辞瘁”，龚鼎孽《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归养疏”。为多尔衮稳定国内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屡为南方人说话，与冯铨等争斗。被清内院诸臣称为“江南人望”的钱谦益曾叹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说的就是他努力为傅山、陶汝鼐、阎尔梅开脱的事。吴伟业也说他“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5，“龚鼎孳”，第553页。实际上他这个人朝秦暮楚，品行实在不敢恭维。钱谦益、吴伟业，李雯等江南名士、东林或复社的党魁也都纷纷降清，实际上就把明末的结党营私问题带到清初来。后来重开了科考，大批江南士子涌入政府，如顺治四年会试，中试者三百人，江南士子将近一半，鼎甲皆江南人。这本是明朝就有的趋势，但却成为党争中南方官员的雄厚后备力量。这样，明朝遗留下来的阉党与东林之间党争的余波，表面上却表现为南北两地官员的派系之争。
多尔衮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顺治元年六月，他就发布令旨，说明朝之所以灭亡，都是由于内外官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不贤者多夤缘幸进”。《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子。七月十四日，他在批复向玉轩的上疏时曾说，“至于前朝弊习，每以门户为职掌，以恩仇为功罪”。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吏科给事中向玉轩等启为官职既行裁省。才品愈宜精核，谨陈甄别之法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月，他又谕官民人等说：“荐举者公道，则所荐必贤，社稷苍生，并受其福；举者不公，则结连党羽，引进亲朋，或受嘱托，混淆名实，标榜虚名，误国妨贤，以此为最”，因此下令严格荐举。《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寅。顺治二年闰六月，多尔衮曾问几位大学士：
“明朝都说分党，要是同心为朝廷，这等的党也是好的。”
大学士李建泰连忙发表自己的见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国家百姓起见，这是和，从身家私欲起见，这是同。和与同原有分别。”
冯铨绝不会忘记奉迎拍马：“诸臣所言所为，俱难逃王上洞察。”
多尔衮一高兴，就说自己有知人的聪明。《多尔衮摄政日记》
多尔衮虽然知道明末党争的危害，但除了一再申饬之外，又没有什么更多的好方法，因为清初缺官甚多，不依赖明朝旧官就办不成事。因此不管前朝有劣绩的废绅还是有声望的官员，不管是“逆案”中人，还是“顺案”之人，一律既往不咎，原官任用，颇有让他们重新做人之意。
(二)弹劾冯铨案：党争的中心。
但是，这种陋习之根深蒂固，绝非二三道行政命令所能除掉的，况且党争不像贪官污吏可以用法律解决，它说有就有，说无即无，潜移默化，却盘根错节。因此多尔衮虽然三令五申，可还是免不了一场争执。顺治二年六月，礼部左侍郎孙之獬见原来社局中人仍旧往来密切，便上疏请求禁止私交，表面上是为避免结党，实际上是对党社残余势力的继续打击。疏上之后，当即得到多尔衮的批复：“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其同官往来及亲戚礼节宴会不在禁例。”《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己亥。
孙之獬何许人也？明崇祯初年打击阉党，毁《三朝要典》，他却跑到朝廷上“痛哭力争”，很不得人心。后来多尔衮进了北京之后，头发、服制等暂遵明朝之旧。传说孙之獬却领头发换装，讨好满洲贵族。入朝时他想加入满臣行列，但满臣以其为汉人而不受，他再回到汉班，汉人以其满洲装饰也不容他，孙之獬十分气恼，便上疏请下令。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东南士庶，无不椎心饮泣”。《清朝野史大观》卷3，“孙之獬请改满装”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第7页。此时此刻，他又拉大旗作虎皮，借多尔衮的威势禁止官员私交，其意不言自明。对于那些南方官员、东林后人来说，更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骨鲠在喉，必欲一吐为快。
这些人清楚得很，孙之獬不过只是个党羽，真正的敌人是大学士冯铨。于是，一年来双方的明争暗斗，终于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疏劾冯铨为标志，摊在了桌面上。前朝党争、清初的南北互斗都由此而始。
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说，如今所用官员，都取自明末，有明末黜革的人，还被录用，如逆党权翼、贪墨败类等都有，不可不黜。他还举出阮大铖、袁弘勋、徐复阳等人，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直指阉党余孽。他又提出“江南底定，人才毕集”，言外之意是希望多尔衮重视南方人才的选用。这样，就开始了对孙之獬――冯铨的回击。多尔衮的批复是模棱两可的，他一方面说“用贤诚系国家要务”，必须重视；一方面又说“若先既录用，后无罪而黜”，会引起人家疑心；最后告诫说，弹劾人必须“求其实据”，不得“揣摩影响之言以失真”，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言官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戊寅。也许多尔衮已经闻出了双方奏疏中的火药味，为了避免争斗影响清初政局的稳定，他力图避免这场争斗的白热化。
但是，吴达却没有理会多尔衮的暗示。他见多尔衮说他没有真凭实据，便赶作了一篇题为“特参奸贪大臣以肃本政”的奏疏，上呈多尔衮，大书冯铨罪状，使斗争更为激烈。他在奏疏中说，“从来没有见过对其恩隆特简、犹然狐媚成奸，豺狼成性、祸国殃民有像如今冯铨这样的”。他指出冯铨的五大罪状：一是他“揽权自负，票拟在手，使人畏惧逢迎”；二是姜降清时，他曾向姜索要贿银三万两，“许其封拜”；三是他包庇坏官；四是引荐阮大铖，“屡嘱南行者，令其早入长安”；五是他让他儿子冯源淮擅入内院，大张宴席，与学士、讲读、史馆及中书等官“交欢竟日”，企图结党营私。最后吴达还说，这些都是我所熟知的，外面传冯铨“贪婪万状”，我还不敢随便说。因此请求对他严加处置。《皇清奏议》卷2.
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罗国士、邓孕槐等，纷纷上疏弹劾冯铨，并说礼部左侍郎孙之獬受了冯源淮的贿赂，因此收他作为标下中军，而礼部侍郎李若琳也是冯铨党羽，其人“庸懦无行”，都应该罢黜究治，请求将冯铨父子斩首。《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李森先，他说各臣揭发冯铨父子纳贿等几事与其罪恶相比，差之甚远。冯铨凭借大学士的“震国之权”和“通神之财”，勾结刑部各官，使人们对冯的揭发弹劾往往无效。因此他请求多尔衮亲自出面审讯此事，如有不实之处，可治他欺罔之罪；如果举劾不错，就应立斩冯铨父子于市，以服天下。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李森先”第133页。
这时，多尔衮处在两面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冯铨等人的罪行看来不假，不处不足以服人心，而且朝中汉官反对冯铨的占大多数，高层官员中洪承畴、金之俊等本身就是南方人，虽然不公开表态，也不会支持冯铨，甚至关外老臣范文程都暗中同情反冯的科道官员。如果保冯，便有可能失去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冯铨等人是死心塌地为满洲贵族效劳的，孙之獬在众人未发之前即行剃头，全家男女老少都着满装。李若琳也是先发者之一，这些人“忠心耿耿”，处之便大大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往更深一步想，如果处理了冯铨，南方人就会得势，朝局就会为他们左右，就不会有与其抗衡的力量。在此江南半壁尚烽火连天之际，如果南党得势，将会对形势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会不会出现里应外合、危及清廷生存的局面？……多尔衮前思后想，真有些不寒而栗。
这样，十天过去了，多尔衮还没有表态。户科给事中杜立德憋不住了，于八月十一日上疏，认为此事很久“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以后有天下大事，谁敢再出一言？因此希望满汉大臣朝堂共议，请多尔衮裁定奸邪。《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庚寅。
这时候，多尔衮已经决定明确态度支持冯铨了。他想，去掉科道等官，不过是除掉几个人罢了，何况并不一定非要革他们的职不可；但去掉冯铨，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有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这样，在窥得多尔衮意图的基础上，刑部“以鞫问无实，拟科道各官俱反坐”，报告多尔衮。多尔衮则把内院大学士、刑部、科道等官都召集到重华殿面审，认为科道官是“结党同谋陷害”，认为明末正是诸臣结党，陷害忠良，以致明亡，如今科道官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龚鼎孳听了，心里颇不服气，向上顶撞道。
“冯铨依附魏忠贤，是个作恶之人。”
冯铨仗着多尔衮支持，便强辨说：“忠贤作恶，所以正法，我以前也曾上疏请退。如我果系魏党，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没治罪？”
接着反咬龚鼎孳一口：“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龚鼎孳为什么反倒投降了陷害君父的李贼，竟为他作北城御史？”
多尔衮明知故问：“这是真的么？”
龚鼎孳被冯铨咬住了短处，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回答：“是真的。但又岂止我一人如此！魏徵也曾归顺唐太宗呢。”
多尔衮听了，反倒笑了。“如果能自立忠贞，才可要求别人，己身不正，何以贵人？”接着脸色一变：“龚鼎孳自比魏徵，把李贼比作唐太宗，真是可耻！这种人还多嘴说别人，最好闭上嘴一边儿呆着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众官说：“这次从宽，免了你们的罪，以后再不改悔，一定严惩不贷。”
几天后，以李森先奏疏言词过激，其中说把冯铨父子斩首的话太过分，下令将他革职。而赐冯铨一品顶帽、带各一，貂皮朝衣一件，蓝蟒朝衣一件，貂褂一件，以示慰问。《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丁未。
两派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以多尔衮支持北方的朝中重臣而告结束。但是，这并不说明多尔衮是个任用奸邪的糊涂人。他知道，这些言官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权衡利弊，又不能不对他们进行压抑，所以最后的处罚并不很重。龚鼎孳虽然当众挨了一顿臭骂，但不久后却被“升”为太常寺少卿。《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庚午。而冯铨死党孙之獬却因为招抚无功，擅加总兵职衔，任意市恩等故，被多尔衮革职，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壬辰。冯铨虽然仍在台上，但经过这一次教训，便不敢再像明朝时那样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实际上，在他十几年的任职期间，除了大力打击南党之外，并没有什么危害社会之举。所以，多尔衮就利用他行政经验丰富的一面，一直把他置于羽翼之下保护起来。
(三)谁是南北党争的受益者。
终顺治一朝的南北党争，此时你占上风，彼时我居上游，或者一损俱损，两败俱伤，在摄政时期真正尝到甜头的是多尔衮自己。他通过两派的斗争对他们都更为了解，把他们都更牢固地控制在手中，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在他掌握权利的日子里，冯铨一直很得宠信，但陈名夏也颇得重用，顺治五年作了首任吏部尚书，后来还当了大学士。与他同时任尚书的还有江苏人金之俊，但还有对头李若琳，以及北方籍的谢启光、刘余、党崇雅。由此可以看出，多尔衮总是在一定的权力机构中安排适当的力量对比，使双方相互制约，并不让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另外内院重臣洪承畴也与陈名夏关系密切，“洪、陈有密议，必出禁省，决于他所”。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张？”，第362页。可见多尔衮并没有因为顺治二年为冯铨撑了腰，就贬斥南人，而仍然是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虽然党争存在，但并没有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也没有出现过明朝万历以后那种某一党大起，某一派大落，使政局反复无常的动荡局面。
多尔衮虽然年轻，却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不仅在朝廷内部安排好满汉实力对比的格局，使矛盾缓和，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制约，而且在汉族高级官员中安排好了不同派系对比的格局。通过一派的揭发，发现另一派的罪行，再通过另一派的反击，发现这一派的劣迹，时而教训这些人，时而斥责那些人，最终使不同党派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顺治二年弹劾冯铨案及其余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从此一直到福临亲政，双方虽有小打小闹，但始终没有再次酿成大的冲突。这一点，他是比侄儿福临要高明得多的。后者在亲政之后，忽而把冯铨、李若琳等贬斥出朝，忽而又绞杀陈名夏、戍死陈之遴，又屡兴大案，打击南人，使朝野怨声载道。相形之下，多尔衮的手段不温不火，的确老练。
当然，这并不是说多尔衮对此一点儿倾向也没有。尽管冯铨等人在前朝的名声不甚好，但他们可信任的程度却比南人高得多。因为反清最激烈的都是些南方人，北方官绅要顺从得多，像后来冯铨说的：“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这类意思，《清世祖实录》卷54.多尔衮实际上是同意的。
(四)满洲贵族的介入。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各派汉人官绅便纷纷寻求满洲靠山。传说，陈名夏一向与正黄旗索尼相好，他后来被处死的时候，正好索尼不在。也有人说，正是乘索尼外出之机将其绞杀的。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第390―391页。此说不一定确实，但陈名夏与满洲黄旗势力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顺治九年他投旗即投入了正黄旗。另外陈名夏与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的关系也不错，虽说谭泰投靠了多尔衮，但却正可以帮助陈名夏说话。后来陈名夏被御史张煊弹劾，谭泰就跳出来为陈辩护，甚至“于廷议时咆哮起争”。《清史列传》卷4，“谭泰”，第221页。镶黄旗汉军的范文程深得清统治者信任，地位几同满臣。由于他一进北京就下令护送故明大学士倪元璐的灵柩和家属归南，从而深得南方地主阶级的赞赏。顺治二年科道官们弹劾冯铨之时，他暗中同情，后来又亲自提议，把被黜的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等一一起复。范文程的女婿卢震亦为北方汉军旗人，但却自称竟陵(湖北天门)人，到江南去时，常与一批文人逸士往来。此外范文程的亲戚中还有江南名门海宁陈家的人，参见邓之城《清诗纪事初编》，卷6，“卢震”，第642页；卷7，“陈奕禧”，第782页。当然会有倾向性。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汉官中的南北党争由于满洲贵族的介入而变得复杂化了；反过来说，原有的满洲贵族的权力之争，也由于汉官斗争的渗入而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就多尔衮来说，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冲突要更值得重视些。因为汉官们的狗咬狗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满洲贵族的反抗，就可能使他从摄政王的宝座上滚下来，而满洲贵族这一统治核心如不团结一致，整个新建的统治就可能毁于一旦。
的确，围绕着崇德八年皇位继承问题而爆发的八旗贵族间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多尔衮拥立福临形成的妥协而彻底结束。在多尔衮摄政短短的七年里，尽管戎马倥偬，政务繁重，还是频起风波，数兴大狱。
第二节建立在铁与血之上的独裁。
一、剪除政敌。
（一）皇位之争的后遗症。
盛京皇宫之外，两黄旗护军箭搭弓弯；崇政殿内，两黄旗大臣刀剑出鞘。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仿佛仍在多尔衮眼前晃动。
虽说多尔衮当时提出的折中办法――拥立福临登基，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使矛盾暂时缓和，但并不是说人人对这个结局都满意。就说多尔衮自己吧，自幼就勤学苦练，八岁时便能骑射，到皇太极掌权时期，在追击蒙古林丹汗，征服朝鲜，进攻明朝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偏偏在当时的兄弟子侄中，唯他最有政治头脑，“于诸昆季中最称勤学”古稀老人：《多尔衮轶事》。此书非为信史，所引只能作为佐证。，使他的威望和地位远远超过他人，就是皇太极也曾对他说，“朕爱尔过于诸子弟《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传”第25页。。凭这样的资历，为何不能继承皇位？再说，八哥皇太极，原来只是和三个兄长平起平坐，共治国政的，后来还不是耍手段把几个人踩下去，这才独揽了大权，南面称孤的！这样说来，八哥的皇位和抢夺来的又有什么两样？蒋良骐：《东华录》卷4.何况还有多铎和阿济格率领两白旗将士在后面撑腰，自己的对头两黄旗中还有都统拜尹图、与阿山、阿布泰有关系的谭泰等人支持！尽管多尔衮没有能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代天摄政，已经算是取得了些优势，更何况他若是不做如此妥协，攻明大业必将毁于内部争斗之中。说是如此说，没有做上皇帝，毕竟要抱憾终身。因此，如果有人不安于自己的统治，妨碍他向真正的皇帝过渡，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使用铁腕。
另一个满肚子牢骚的人，自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他在双方妥协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个争夺皇位的主角怎能不愤懑不平呢？早年他随太祖征蒙古各部有功，被封为贝勒，后来在攻明战争中又屡建功勋，劳绩绝不在几位叔父之下。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皇太极的长子，这也是继承皇位的一个颇为有利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在诸皇子中挑选一个人继位的话，此位便非豪格莫属。
一、明末“三大案”以及党争。
党争，是明王朝留给多尔衮的一项遗产。
明朝万历后期，就是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的那个时节，在明朝宫廷里出了“三大案”，这三案又都是围绕着立储发生的。本来这些都是朱家的私事，与旁人无干的，但却偏偏引起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无休止的纷争。
第一个案子叫做“梃击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挥舞着一根枣木棍，直奔东宫太子所居的慈庆宫而来，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是不是一直对太子常洛怀恨在心、希望己子常洵继承皇位的郑贵妃主使的呢？以王之为首的一派与以刘廷元为首的一派争执不休，最后只好马虎了事。第二个案子叫做“红丸案”，是因为朱常洛一直沉湎于酒色，淘虚了身子，继位不久便卧床不起，内医下了泻药，又一天三四十次地泻肚。这时大学士方从哲推荐李可灼献上红丸，不想光宗服后却一命呜呼，东林党人孙慎行以及杨涟、左光斗等纷纷指责方从哲等，又引起一场争斗。第三个案子叫做“移宫案”，是说光宗的选侍李氏企图在光宗死后掌握大权，因此拒不搬出乾清宫，杨涟、左光斗以乾清宫为皇后所居，李氏居住不合仪制，疏请移宫，而对立的官员以光宗尸骨未寒就逼迫遗孀，未免过分。最后还是新皇帝朱由校出面支持前者，迫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才算了事。
其实，双方为这些事大动肝火，实在是为着自己一派的利益、地位，并非真正为了国家。但以在“争国本”中被黜的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朝和在野的许多官绅――却相对清正一些，个人品行节操也要好一些，而浙、齐、楚、昆、宣诸党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要低得多，后来的阉党则更是人民的对立面了。
熹宗登位后，东林党一时得势，但却遭到以司礼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嫉恨。这股恶势力的危害遍及全国，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东林党人也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恼羞成怒，令手下人首先逮捕东林党魁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在狱中折磨至死。后又捕杀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把一切反对阉党的人都扣上东林党的帽子，轻则流放，重则砍头。以前的“三大案”又全部翻了过来，还编了《三朝要典》，昭示东林的“罪恶”。这部书有三位阉党总裁，其中之一便是后来在清初颇得重用的涿州人冯铨。
朱由检上台之后，颇想有所作为。于是他顺应大家的意思，惩办了阉党，为东林恢复了名誉。但是，党争却在崇祯朝依然如故。在入阁人选的问题上，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合谋，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东林领袖之一钱谦益踩了下去，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后来又搞了袁崇焕、钱龙锡的冤狱，起用被黜的阉党，打击东林的姚希孟、文震孟，双方仇斗，不减天启间。后来温体仁下台，周延儒复相，把阉党有牵连的马士英放了凤阳督师，为后来迎福王、翻逆案埋下了引线。
到清兵占据了华北，南明弘光权利虽然僻居一隅，党争却仍然不断。在立福王还是立潞王的问题上，东林党及其东林后人的复社支持史可法立潞王，阮大铖等逆案中人支持马士英立福王，结果是后者得胜。在民族危难之际，马阮之流翻逆案，立顺案(专门处罚投降过李自成大顺权利的东林、复社中人)，把黄道周、陈子龙等排挤出朝，又围绕僧大悲之狱、伪太子，伪皇妃这“南渡三大案”，双方争斗激烈，使弘光朝的政治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如此权利，怎能不迅速败亡？至于南明的其他几个权利，特别是永历小朝廷，也是党争不断，在大敌当前，自己的生存都很成问题的情况下，居然还有精力互相倾轧，而不能求同存异。了解了这些，对南明权利接二连三地出现，又接二连三地覆亡，没有一个能支撑残局，完成反清复明大业的原因，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二、“南北党争”
(一)重用旧人：党争原因之一。
我们如此追述故明的党争历史，不仅是想说明多尔衮入关乃至统一中国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利用了汉人官绅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且是使人们了解清初党争的历史渊源，因为清初汉官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明末党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对故明官员广为招徕，多以原官重用，这些降清官员中既有阉党余孽，又有清流后人。如阉党“名人”之一冯铨，在接到多尔衮招他的书信后，立刻动身前来朝见，多尔衮赐他衣帽、鞍马、银币等，以示信任，《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辛丑。使其成为清初党争中的主要角色。其他如抢先发变衣冠的孙之獬、李若琳，都同属阉党。南京被清军攻克之后，冯铨荐举阮大铖、蔡奕琛、张捷、杨维垣、邹之麟，“皆东林异己也”，在阮大铖名下，还特别注上“江南第一才子”六个字。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中华书局，1982年，第24页。另外他还沿袭明末以地分党的传统，大力举荐山东、北直、山西、河南等省的旧官，基本上都为多尔衮量才录用。后来与冯铨联手打击南方官员的刘正宗，山东安丘人，也是南京失守后降清，任以原官的。
原属东林党的官员在社会上名望较大，自然属于多尔衮重点征求的对象，这部分人原籍多在江南，因此江南落入清军之手后，他们当中降清的也不在少数。如陈名夏为马、阮立顺案所逼，徘徊于浙、闽，豫、皖之后，于顺治二年为王文奎举荐入朝，颇得多尔衮赏识，到顺治五年担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汉人尚书，成为南方官员的领袖。龚鼎孳是江南名士，他投降过李自成，又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第一批降清的官员之一，用他的话来说，“尔时草昧初辟，六垣皆虚无人……臣早暮拮据，罔辞瘁”，龚鼎孽《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归养疏”。为多尔衮稳定国内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屡为南方人说话，与冯铨等争斗。被清内院诸臣称为“江南人望”的钱谦益曾叹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说的就是他努力为傅山、陶汝鼐、阎尔梅开脱的事。吴伟业也说他“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5，“龚鼎孳”，第553页。实际上他这个人朝秦暮楚，品行实在不敢恭维。钱谦益、吴伟业，李雯等江南名士、东林或复社的党魁也都纷纷降清，实际上就把明末的结党营私问题带到清初来。后来重开了科考，大批江南士子涌入政府，如顺治四年会试，中试者三百人，江南士子将近一半，鼎甲皆江南人。这本是明朝就有的趋势，但却成为党争中南方官员的雄厚后备力量。这样，明朝遗留下来的阉党与东林之间党争的余波，表面上却表现为南北两地官员的派系之争。
多尔衮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顺治元年六月，他就发布令旨，说明朝之所以灭亡，都是由于内外官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不贤者多夤缘幸进”。《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丙子。七月十四日，他在批复向玉轩的上疏时曾说，“至于前朝弊习，每以门户为职掌，以恩仇为功罪”。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吏科给事中向玉轩等启为官职既行裁省。才品愈宜精核，谨陈甄别之法以清吏治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月，他又谕官民人等说：“荐举者公道，则所荐必贤，社稷苍生，并受其福；举者不公，则结连党羽，引进亲朋，或受嘱托，混淆名实，标榜虚名，误国妨贤，以此为最”，因此下令严格荐举。《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寅。顺治二年闰六月，多尔衮曾问几位大学士：
“明朝都说分党，要是同心为朝廷，这等的党也是好的。”
大学士李建泰连忙发表自己的见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国家百姓起见，这是和，从身家私欲起见，这是同。和与同原有分别。”
冯铨绝不会忘记奉迎拍马：“诸臣所言所为，俱难逃王上洞察。”
多尔衮一高兴，就说自己有知人的聪明。《多尔衮摄政日记》
多尔衮虽然知道明末党争的危害，但除了一再申饬之外，又没有什么更多的好方法，因为清初缺官甚多，不依赖明朝旧官就办不成事。因此不管前朝有劣绩的废绅还是有声望的官员，不管是“逆案”中人，还是“顺案”之人，一律既往不咎，原官任用，颇有让他们重新做人之意。
(二)弹劾冯铨案：党争的中心。
但是，这种陋习之根深蒂固，绝非二三道行政命令所能除掉的，况且党争不像贪官污吏可以用法律解决，它说有就有，说无即无，潜移默化，却盘根错节。因此多尔衮虽然三令五申，可还是免不了一场争执。顺治二年六月，礼部左侍郎孙之獬见原来社局中人仍旧往来密切，便上疏请求禁止私交，表面上是为避免结党，实际上是对党社残余势力的继续打击。疏上之后，当即得到多尔衮的批复：“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其同官往来及亲戚礼节宴会不在禁例。”《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己亥。
孙之獬何许人也？明崇祯初年打击阉党，毁《三朝要典》，他却跑到朝廷上“痛哭力争”，很不得人心。后来多尔衮进了北京之后，头发、服制等暂遵明朝之旧。传说孙之獬却领头发换装，讨好满洲贵族。入朝时他想加入满臣行列，但满臣以其为汉人而不受，他再回到汉班，汉人以其满洲装饰也不容他，孙之獬十分气恼，便上疏请下令。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东南士庶，无不椎心饮泣”。《清朝野史大观》卷3，“孙之獬请改满装”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第7页。此时此刻，他又拉大旗作虎皮，借多尔衮的威势禁止官员私交，其意不言自明。对于那些南方官员、东林后人来说，更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骨鲠在喉，必欲一吐为快。
这些人清楚得很，孙之獬不过只是个党羽，真正的敌人是大学士冯铨。于是，一年来双方的明争暗斗，终于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疏劾冯铨为标志，摊在了桌面上。前朝党争、清初的南北互斗都由此而始。
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说，如今所用官员，都取自明末，有明末黜革的人，还被录用，如逆党权翼、贪墨败类等都有，不可不黜。他还举出阮大铖、袁弘勋、徐复阳等人，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直指阉党余孽。他又提出“江南底定，人才毕集”，言外之意是希望多尔衮重视南方人才的选用。这样，就开始了对孙之獬――冯铨的回击。多尔衮的批复是模棱两可的，他一方面说“用贤诚系国家要务”，必须重视；一方面又说“若先既录用，后无罪而黜”，会引起人家疑心；最后告诫说，弹劾人必须“求其实据”，不得“揣摩影响之言以失真”，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言官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戊寅。也许多尔衮已经闻出了双方奏疏中的火药味，为了避免争斗影响清初政局的稳定，他力图避免这场争斗的白热化。
但是，吴达却没有理会多尔衮的暗示。他见多尔衮说他没有真凭实据，便赶作了一篇题为“特参奸贪大臣以肃本政”的奏疏，上呈多尔衮，大书冯铨罪状，使斗争更为激烈。他在奏疏中说，“从来没有见过对其恩隆特简、犹然狐媚成奸，豺狼成性、祸国殃民有像如今冯铨这样的”。他指出冯铨的五大罪状：一是他“揽权自负，票拟在手，使人畏惧逢迎”；二是姜降清时，他曾向姜索要贿银三万两，“许其封拜”；三是他包庇坏官；四是引荐阮大铖，“屡嘱南行者，令其早入长安”；五是他让他儿子冯源淮擅入内院，大张宴席，与学士、讲读、史馆及中书等官“交欢竟日”，企图结党营私。最后吴达还说，这些都是我所熟知的，外面传冯铨“贪婪万状”，我还不敢随便说。因此请求对他严加处置。《皇清奏议》卷2.
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罗国士、邓孕槐等，纷纷上疏弹劾冯铨，并说礼部左侍郎孙之獬受了冯源淮的贿赂，因此收他作为标下中军，而礼部侍郎李若琳也是冯铨党羽，其人“庸懦无行”，都应该罢黜究治，请求将冯铨父子斩首。《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李森先，他说各臣揭发冯铨父子纳贿等几事与其罪恶相比，差之甚远。冯铨凭借大学士的“震国之权”和“通神之财”，勾结刑部各官，使人们对冯的揭发弹劾往往无效。因此他请求多尔衮亲自出面审讯此事，如有不实之处，可治他欺罔之罪；如果举劾不错，就应立斩冯铨父子于市，以服天下。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李森先”第133页。
这时，多尔衮处在两面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冯铨等人的罪行看来不假，不处不足以服人心，而且朝中汉官反对冯铨的占大多数，高层官员中洪承畴、金之俊等本身就是南方人，虽然不公开表态，也不会支持冯铨，甚至关外老臣范文程都暗中同情反冯的科道官员。如果保冯，便有可能失去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冯铨等人是死心塌地为满洲贵族效劳的，孙之獬在众人未发之前即行剃头，全家男女老少都着满装。李若琳也是先发者之一，这些人“忠心耿耿”，处之便大大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往更深一步想，如果处理了冯铨，南方人就会得势，朝局就会为他们左右，就不会有与其抗衡的力量。在此江南半壁尚烽火连天之际，如果南党得势，将会对形势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会不会出现里应外合、危及清廷生存的局面？……多尔衮前思后想，真有些不寒而栗。
这样，十天过去了，多尔衮还没有表态。户科给事中杜立德憋不住了，于八月十一日上疏，认为此事很久“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以后有天下大事，谁敢再出一言？因此希望满汉大臣朝堂共议，请多尔衮裁定奸邪。《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庚寅。
这时候，多尔衮已经决定明确态度支持冯铨了。他想，去掉科道等官，不过是除掉几个人罢了，何况并不一定非要革他们的职不可；但去掉冯铨，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有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这样，在窥得多尔衮意图的基础上，刑部“以鞫问无实，拟科道各官俱反坐”，报告多尔衮。多尔衮则把内院大学士、刑部、科道等官都召集到重华殿面审，认为科道官是“结党同谋陷害”，认为明末正是诸臣结党，陷害忠良，以致明亡，如今科道官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龚鼎孳听了，心里颇不服气，向上顶撞道。
“冯铨依附魏忠贤，是个作恶之人。”
冯铨仗着多尔衮支持，便强辨说：“忠贤作恶，所以正法，我以前也曾上疏请退。如我果系魏党，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没治罪？”
接着反咬龚鼎孳一口：“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龚鼎孳为什么反倒投降了陷害君父的李贼，竟为他作北城御史？”
多尔衮明知故问：“这是真的么？”
龚鼎孳被冯铨咬住了短处，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回答：“是真的。但又岂止我一人如此！魏徵也曾归顺唐太宗呢。”
多尔衮听了，反倒笑了。“如果能自立忠贞，才可要求别人，己身不正，何以贵人？”接着脸色一变：“龚鼎孳自比魏徵，把李贼比作唐太宗，真是可耻！这种人还多嘴说别人，最好闭上嘴一边儿呆着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众官说：“这次从宽，免了你们的罪，以后再不改悔，一定严惩不贷。”
几天后，以李森先奏疏言词过激，其中说把冯铨父子斩首的话太过分，下令将他革职。而赐冯铨一品顶帽、带各一，貂皮朝衣一件，蓝蟒朝衣一件，貂褂一件，以示慰问。《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丁未。
两派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以多尔衮支持北方的朝中重臣而告结束。但是，这并不说明多尔衮是个任用奸邪的糊涂人。他知道，这些言官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权衡利弊，又不能不对他们进行压抑，所以最后的处罚并不很重。龚鼎孳虽然当众挨了一顿臭骂，但不久后却被“升”为太常寺少卿。《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庚午。而冯铨死党孙之獬却因为招抚无功，擅加总兵职衔，任意市恩等故，被多尔衮革职，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壬辰。冯铨虽然仍在台上，但经过这一次教训，便不敢再像明朝时那样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实际上，在他十几年的任职期间，除了大力打击南党之外，并没有什么危害社会之举。所以，多尔衮就利用他行政经验丰富的一面，一直把他置于羽翼之下保护起来。
(三)谁是南北党争的受益者。
终顺治一朝的南北党争，此时你占上风，彼时我居上游，或者一损俱损，两败俱伤，在摄政时期真正尝到甜头的是多尔衮自己。他通过两派的斗争对他们都更为了解，把他们都更牢固地控制在手中，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在他掌握权利的日子里，冯铨一直很得宠信，但陈名夏也颇得重用，顺治五年作了首任吏部尚书，后来还当了大学士。与他同时任尚书的还有江苏人金之俊，但还有对头李若琳，以及北方籍的谢启光、刘余、党崇雅。由此可以看出，多尔衮总是在一定的权力机构中安排适当的力量对比，使双方相互制约，并不让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另外内院重臣洪承畴也与陈名夏关系密切，“洪、陈有密议，必出禁省，决于他所”。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张？”，第362页。可见多尔衮并没有因为顺治二年为冯铨撑了腰，就贬斥南人，而仍然是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在多尔衮摄政时期，虽然党争存在，但并没有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也没有出现过明朝万历以后那种某一党大起，某一派大落，使政局反复无常的动荡局面。
多尔衮虽然年轻，却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不仅在朝廷内部安排好满汉实力对比的格局，使矛盾缓和，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制约，而且在汉族高级官员中安排好了不同派系对比的格局。通过一派的揭发，发现另一派的罪行，再通过另一派的反击，发现这一派的劣迹，时而教训这些人，时而斥责那些人，最终使不同党派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顺治二年弹劾冯铨案及其余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从此一直到福临亲政，双方虽有小打小闹，但始终没有再次酿成大的冲突。这一点，他是比侄儿福临要高明得多的。后者在亲政之后，忽而把冯铨、李若琳等贬斥出朝，忽而又绞杀陈名夏、戍死陈之遴，又屡兴大案，打击南人，使朝野怨声载道。相形之下，多尔衮的手段不温不火，的确老练。
当然，这并不是说多尔衮对此一点儿倾向也没有。尽管冯铨等人在前朝的名声不甚好，但他们可信任的程度却比南人高得多。因为反清最激烈的都是些南方人，北方官绅要顺从得多，像后来冯铨说的：“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这类意思，《清世祖实录》卷54.多尔衮实际上是同意的。
(四)满洲贵族的介入。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各派汉人官绅便纷纷寻求满洲靠山。传说，陈名夏一向与正黄旗索尼相好，他后来被处死的时候，正好索尼不在。也有人说，正是乘索尼外出之机将其绞杀的。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第390―391页。此说不一定确实，但陈名夏与满洲黄旗势力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顺治九年他投旗即投入了正黄旗。另外陈名夏与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的关系也不错，虽说谭泰投靠了多尔衮，但却正可以帮助陈名夏说话。后来陈名夏被御史张煊弹劾，谭泰就跳出来为陈辩护，甚至“于廷议时咆哮起争”。《清史列传》卷4，“谭泰”，第221页。镶黄旗汉军的范文程深得清统治者信任，地位几同满臣。由于他一进北京就下令护送故明大学士倪元璐的灵柩和家属归南，从而深得南方地主阶级的赞赏。顺治二年科道官们弹劾冯铨之时，他暗中同情，后来又亲自提议，把被黜的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等一一起复。范文程的女婿卢震亦为北方汉军旗人，但却自称竟陵(湖北天门)人，到江南去时，常与一批文人逸士往来。此外范文程的亲戚中还有江南名门海宁陈家的人，参见邓之城《清诗纪事初编》，卷6，“卢震”，第642页；卷7，“陈奕禧”，第782页。当然会有倾向性。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汉官中的南北党争由于满洲贵族的介入而变得复杂化了；反过来说，原有的满洲贵族的权力之争，也由于汉官斗争的渗入而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就多尔衮来说，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冲突要更值得重视些。因为汉官们的狗咬狗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而满洲贵族的反抗，就可能使他从摄政王的宝座上滚下来，而满洲贵族这一统治核心如不团结一致，整个新建的统治就可能毁于一旦。
的确，围绕着崇德八年皇位继承问题而爆发的八旗贵族间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多尔衮拥立福临形成的妥协而彻底结束。在多尔衮摄政短短的七年里，尽管戎马倥偬，政务繁重，还是频起风波，数兴大狱。
第二节建立在铁与血之上的独裁。
一、剪除政敌。
（一）皇位之争的后遗症。
盛京皇宫之外，两黄旗护军箭搭弓弯；崇政殿内，两黄旗大臣刀剑出鞘。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仿佛仍在多尔衮眼前晃动。
虽说多尔衮当时提出的折中办法――拥立福临登基，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使矛盾暂时缓和，但并不是说人人对这个结局都满意。就说多尔衮自己吧，自幼就勤学苦练，八岁时便能骑射，到皇太极掌权时期，在追击蒙古林丹汗，征服朝鲜，进攻明朝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偏偏在当时的兄弟子侄中，唯他最有政治头脑，“于诸昆季中最称勤学”古稀老人：《多尔衮轶事》。此书非为信史，所引只能作为佐证。，使他的威望和地位远远超过他人，就是皇太极也曾对他说，“朕爱尔过于诸子弟《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传”第25页。。凭这样的资历，为何不能继承皇位？再说，八哥皇太极，原来只是和三个兄长平起平坐，共治国政的，后来还不是耍手段把几个人踩下去，这才独揽了大权，南面称孤的！这样说来，八哥的皇位和抢夺来的又有什么两样？蒋良骐：《东华录》卷4.何况还有多铎和阿济格率领两白旗将士在后面撑腰，自己的对头两黄旗中还有都统拜尹图、与阿山、阿布泰有关系的谭泰等人支持！尽管多尔衮没有能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代天摄政，已经算是取得了些优势，更何况他若是不做如此妥协，攻明大业必将毁于内部争斗之中。说是如此说，没有做上皇帝，毕竟要抱憾终身。因此，如果有人不安于自己的统治，妨碍他向真正的皇帝过渡，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使用铁腕。
另一个满肚子牢骚的人，自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他在双方妥协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个争夺皇位的主角怎能不愤懑不平呢？早年他随太祖征蒙古各部有功，被封为贝勒，后来在攻明战争中又屡建功勋，劳绩绝不在几位叔父之下。更重要的一点，他是皇太极的长子，这也是继承皇位的一个颇为有利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在诸皇子中挑选一个人继位的话，此位便非豪格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