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18章　第一良相——萧何(2)

　　萧何还接受刘邦的委托，主持编订了汉律。汉律是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之上，有所损益而成。据史书记载：刘邦从初入关中开始，就在批判秦朝法律之酷苛，还留下了“除秦苛法、约法三章”的一段美谈（实际上是争取民心的“宣传战”）。到萧何编订汉律之时，也应该删除秦律中部分过于酷苛的立法条文。遗憾的是，经过两千年的岁月冲刷，萧何主持编订的汉律，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幸运的是，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就有《二年律令》、《奏谳书》等珍贵的汉初法制史料。生活在今天的学者，可以借此接触汉初立法的一部分。经过学者的研读，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立法方面，说“汉承秦制”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阅读传世史书的片断记载，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秦朝的立法（包括酷苛部分在内）基本上被汉初立法所继承。汉初君臣对秦朝酷法的批判，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从惠帝到文景之治时，屡见废除苛法的记载，也有在执法时做变通处理的案例，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初“缓刑”、“宽刑”是渐进的过程。

　　三、谨慎避罪，如履薄冰

　　刘邦为了显示他与功臣共享天下的诚意，曾经郑重其事地搞了一个封爵之誓：“使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大意是：即便黄河变得如同衣带一般狭小，即便泰山变得如同磨刀石一般低矮，国家也可以永保安宁，延续到你们的子孙。这种指天画地的誓约，把与功臣长期共享政权利益的意思，以极端的方式表白出来，生怕人们有任何怀疑。至于刘邦对功臣的真实态度如何、功臣的实际境遇怎样？不必看刘邦的自我表白，只要看一下韩信等人的受诛以及萧何的受制，就可以得其真相梗概。

　　萧何作为汉朝的首任丞相，似乎受到了特殊的恩宠。但是，刘邦对他的防范和猜忌始终未曾衰止，而萧何为了应对君主的压力，为了缩小刘邦的猜忌，不得不多方小心，不得不如履薄冰。以至于令人感觉他的一生过于谨小慎微。

　　刘邦与项羽相持不下之时，萧何坐镇关中，受命全权处理一应急务。刘邦多次派使者回关中慰劳萧何。有人看破此中奥妙，劝告萧何：“汉王风餐露宿，苦斗于沙场，却多次派人来慰劳您，是对您怀有疑忌之心。为您筹划自保之计，最好是把您的子孙、兄弟凡是扛得动兵器的，都送到汉王军营中，汉王就会信任您了。”萧何立即照办。汉王果然高兴起来。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陈〖〗举兵叛乱，刘邦亲自率兵平叛，远离都城长安。恰好发生了有人密告淮阴侯韩信“谋反”的大案，案情的扑朔迷离姑且不论，萧何作为韩信的知己，诱骗韩信入宫，使得吕后轻而易举地诛杀了韩信。后人于是有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叹。不论韩信“谋反”是否属实，萧何确实为刘邦去掉了一块心病。刘邦在用兵途中听说韩信已被诛杀，就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增封食邑五千户，并命令都尉一人率领五百武士充任萧相国的护卫。对此种殊荣，百官都来向萧何贺喜，唯独深通君臣之道的名士召平前来吊慰。召平对萧何提出警告说：“您的灾祸自此开始了。皇帝征伐于外，而您留守于京师，不曾亲蒙矢石的艰险危难，皇上反而增封您的食邑，为您设置护卫，这是因为淮阴侯韩信新近谋反于京城，皇帝因此也对您有疑心。设置护卫保护您，并非是优宠之意。建议您辞让封赏，并将家中的私财全部用来佐助军需。”萧何听从他的计策，刘邦才为之欢喜。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功臣英布举兵叛乱，刘邦再次领兵亲征。其间，刘邦多次派使臣询问萧相国动静。萧何自然理解皇帝的疑忌之心，就按照上一年平定陈〖〗时的做法，勤于政务，安抚百姓，并以全部家财供作军用。萧何自认为这是表示忠贞的好办法，但皇帝的疑忌之心反而更重了。于是，有人提醒萧何：“您离灭族之祸不远了。您官居相国，论功列第一，还有什么恩赏能超过您已经享有的尊荣？但是，从您初入关中开始，就得到百姓拥戴，至今已十多年了，您的勤政、安民，都使得关中百姓更加倾心于您。皇上之所以屡次派人问候您，是怕您在关中有异常举动。现在，您要想避祸，只有以低价买田地，自污名誉，百姓越骂您，皇上越心安。”于是，萧何立即照办。刘邦大为宽慰。等到刘邦平定叛乱，返回长安时，许多百姓拦路上书，状告相国萧何滥用权力，以贱价强买百姓田地宅园无数。在萧何前来谒见时，刘邦从容笑谈：“身为相国，却贪占百姓田宅！”随即把百姓的告状文书全部交给萧何，说：“你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未加丝毫贬责。

　　身为国家重臣，强买百姓田宅，本是犯罪行为，但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之下，却成了大臣在雄猜之主面前自保的有效手段。贪占田宅，说明此人没有政治野心；恃权横行，引起百姓众怨，说明此人丧失了利用民心夺天下的条件。所以，对于皇帝而言，大臣贪得无厌、压榨百姓，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消磨其政治野心，毁坏其民间清誉，就不再构成对皇权的挑战。专制制度下的皇帝，不仅不能容忍臣下在权力、能力方面接近于皇帝，而且也不能容忍大臣享有名誉，特别是不许大臣得民心、受拥戴。这是专制君主的政治原则。

　　一旦背离了这一原则，即便大臣确实是出于治国安民的善良愿望，也会受到君主毫不含糊的制裁。萧何虽然一生谨慎，也有一时疏忽，于是，也就难逃牢狱之灾了。当时，都城长安的人口增殖较快，田地已无法满足民间的实际需要，成为一个潜在问题。而皇室所控制的上林苑，占地范围很大，其中有大量荒田，弃之不用。萧何向刘邦建议：向民间开放禁苑，容许百姓入内耕作。这本来是萧何职责内该做的事情，高祖刘邦却勃然大怒：“相国接受了商人贿赂，竟然替他们请求开放禁苑！”当即下令将萧何逮捕下狱，刑具加身。一等功臣、显赫无比的相国，只因一语不合圣意，就遭厄运，群臣疑惧，不知原因何在。过了数日，王卫尉侍立，借机询问：“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突然将他监禁？”刘邦说道：“我听说，李斯给秦始皇做丞相时，国事有善，都归于君主圣明，朝政有缺，就由李斯承担责任。现在萧何为相，接受商人金钱而替百姓请求开放禁苑，用来收买民心，所以，我将他逮捕治罪。”王卫尉直言劝谏：“某事如能造福百姓即奏请皇上施行，这正是宰相的职责所在。陛下为何竟怀疑萧相国接收商人贿赂呢！况且，陛下与项羽对峙数年，后又有陈〖〗、英布之叛，陛下亲自领兵出征，在当时，相国镇守关中，他稍有异动，函谷关以西就不属陛下所有了。相国不趁当时之机谋求个人利益，现在竟会贪求商人的金钱贿赂吗？再者，秦朝因为不自知其过失而亡国，李斯有过归己的做法，又怎值得效法呢？陛下对萧相国的怀疑，实在是没有根据的吧？”刘邦无言以对。刘邦既知无法服众，即派使者持节前往，赦免相国。当时的萧何，已是老态龙钟，平常在皇帝面前即恭敬谨慎，此番牢狱之灾，又领略了天威难测，更是心有余悸，出狱后立即入宫，赤脚急行，跪谢不杀之恩。此时，萧何狼狈万分，全无功臣之首、百官之长的威仪了。高祖刘邦说道：“相国为民请命，我不批准，由此看来，我不过是夏桀商纣一般的暴君，而相国是贤相。我故意将相国监禁，只是为了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萧何除了叩首谢恩之外，自然无话可说。

　　刘邦本人的上述解释，是他在复见萧何时的自嘲之语，如果有谁天真地认为，刘邦确有自责悔改之意，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对于萧相国的囚捕与宽赦，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一语之下，刘邦的得意心态，是毫不掩饰的：你尽可被誉为贤相，我不妨坦承为暴君，但你的生死荣辱，却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君主绝对权力的体现。

　　萧何的一生，竭其智力以辅佐高祖开国治国，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谋求自保。在君主的威严之下，他的恭谨，几乎已成为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后半生，实际都是在演戏：对上求得信任和宽容，对下尽其可能安邦治国，在皇帝容忍的范围内，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可以说用心良苦了。

　　萧何治家，也反映出谦恭自守的一贯风格、低调务实的处世风范。“（萧）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汉书·萧何传》）

　　四、“萧规曹随”

　　汉代名相，首推萧何。他的继任者曹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曹参能够顺利继任，是与萧何的推荐密不可分的。两人前后相继，保证了汉初政策的一致性、政局的稳定性。“萧规曹随”的历史佳话，得以流传于世。

　　刘邦死后，仁柔的惠帝即位。身为元勋宿老的萧何，仍然在自得其乐地扮演“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角色。萧何病重垂危，惠帝亲临相府探视：“您百年之后，谁可代您为相？”萧何心中早有定见，却谨慎对答：“了解臣子莫过于君主。”惠帝再问：“曹参如何？”萧何立即顿首拜贺：“皇上择贤得人！臣死而无憾了！”

　　因为萧、曹二人早年间虽为同乡、同僚、好友，但后来却存在着朝臣尽知的隔阂。故历代论史者，都把萧何的临危推荐曹参，推许为“举贤不避仇”的忠公体国之举。我所注意的，则在于萧何的谨慎姿态。面对惠帝的诚意征询，萧何却不敢直言心曲，必待皇帝提出人选之后，才极力促成，这种谨慎，一直陪随萧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倘若惠帝提出其他人选而不言曹参，不知萧何又当如何表态？

　　周旋于专制君主的猜忌之下，萧何以其宠辱不惊的定性，运用忍辱含垢的各种自保之术，终于保住了一生荣华，成就了辅主开国的一代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