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9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8)

　　刘邦的性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史记·高祖本纪》有数语专论他的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的豁达大度，不乏事例为证。在审时度势和争取部下拥戴方面，刘邦确有独到之处。刘邦的“小气”和“猜忌”，也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早年间，刘邦服役远行，好友或同僚出钱送行，萧何比别人所出稍多一些，刘邦开国之后，遍赏群臣，而对萧何封赏最厚，他还特意向人表明，此为回报当年萧何多赠钱资之情。不忘小恩与不忘小怨，均是小气而不是大度。至于刘邦的猜忌之心，在他对萧何、韩信、张良、陈平、樊哙等文武功臣的防范和算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必多言了。

　　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多年以来，文人雅士大多同情项羽、歌颂项羽，而对刘邦往往持鄙夷之论。“胜者王侯败者贼”，本是历史常规，但楚亡汉兴的结果，并未造成贬抑项羽、盛颂刘邦的格局；相反，千古而下，评论得失的史家，品藻意境的骚客，却往往对项羽寄托同情，而对刘邦则多持讥贬。究其“反常”的成因，大概首推《史记》所载项刘二人性格、行事的不同，而在后人心中产生了诸多共鸣。项羽虽有残暴、犹豫不定、不善于任人等性格弱点(这也正是项羽丧失人心以致败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坦诚、直率，在历代争天下者中，实属罕见；刘邦虽有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之长，但他喜弄权术、机诈多变的性格，总难免受人指责，或至少是不便于公开表示赞扬。所以，形诸文字，褒项可示以同情心，贬刘则可高标正义感，刘邦也就成为讥责的对象。

　　实际上历代搞权术的政治家、政客们，总是或明或暗地以刘邦为师的。

　　忘我于史册，神交于古人，楚汉之争可以给人的启示，实在太多了。综观刘项的乾坤豪赌，项羽虽不乏勇气，却总有些滞碍拘谨之态，而刘邦则信步而行，挥洒自如。何以会有这种不同？那就是项羽承荷着过多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这是他作为贵族后裔，不可或缺的；而刘邦则不同，他出身小农家庭，风云际会而成为一时之雄，他本来也未曾拥有多少身资，自然不怕在赌局中过多地失去什么，他没有旧日格局等他来恢复，也没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需要他遵守。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力量，只需随心所欲地去做，就是发凡起例，自我作古。所以，刘邦的大度和项羽的拘谨，与他们各自的阅历和身世背景相关。在政治赌局中，有时，一无所有或许正是一种优势所在。穷则思变，变则通，正是这个道理。

　　在楚汉之争中，谁能尽可能地拉拢盟友，孤立对方，就有可能终操胜券。而其中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就是以分封为诱饵，来换取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对此，项羽与刘邦同样清楚，但在推行分封制度、以扩大自身阵营方面，项羽和刘邦相比，实在是笨拙得多。项羽尽管曾有分封十八诸侯的惊人之举，却无法保证所封诸侯对他忠诚不贰，为了维持由他首创的分封格局，以及他高于诸侯之上的霸主地位，他不得不四处征伐，因此，他不敢再以分封为手段，酬谢和笼络部下将领，所以韩信说，项羽虽有“妇人之仁”，对部下极尽关怀，但是，部属立下功劳，应该封给爵位官职时，项羽却变得很吝啬，往往是拿着已经刻好的官印，在手中反复把玩，终究不舍得分授给人，这就难以换来军事将领的真心拥戴。另外，王陵也把刘邦勇于划地封王、项羽却不愿封王以奖功勋，作为汉兴楚亡的主要原因。确实是看破了此中奥秘。

　　而刘邦则不同，在封立他人为王时，他没有任何顾忌，一切都以打败项羽为最终目的。天下本非自己所有，即便是用半壁江山封王立国，他刘邦还可以落下半个天下，何乐而不为？

　　楚汉之争，千古流传，不仅由于这段历史波澜壮阔，也由于刘、项二人性格鲜明，虽胜负殊途却同样充满了传奇和悲烈色彩，因此而引人入胜。

　　七、“皇帝之贵”

　　持续了四年的楚汉之争，以项羽的战败与慷慨赴死而告结束。刘邦在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成为战胜者。在垓下之战获胜之后，刘邦未曾有片刻的懈怠，而是以罕见的政治远略，抓紧各项善后工作。他要把自己苦战的未定政权，建立在稳定牢固的根基之上。他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大军回师至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齐王韩信的大营之内，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剥夺了韩信的大将兵权，将全军的指挥权收归自己掌握；并且在一个月之后，下令将韩信由原来褒封的齐王改封为楚王。这当然是削弱韩信力量的一个有效措施，只是韩信还沉醉在君臣共庆的胜利气氛之中而未及多想。这是刘邦的“安内”之举。

　　第二，以不同的方式，对项羽的残余势力和盟友实施镇压或安抚。项羽当年分封的诸侯，在世者纷纷投奔了刘邦，唯有临江国的军民还在坚持与汉为敌。临江国的始封之君是曾经担任怀王柱国的共敖，在项羽封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之后，他对项羽心存感激。在他死后，其子共尉为临江王，继承其父之志，所以，临江虽然国小力弱，却成为拥楚抗汉的一面旗帜。于是，刘邦毫不容情地加以镇压。他派出了收服楚地立功最大的刘贾（后来晋封荆王）率领九江国的精兵出征，还派出了最得刘邦信任的太尉卢绾，统兵前往夹击作战。还有其他名将参战，如，刘邦的亲信将领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史记·靳歙传》）。临江王共尉是被靳歙俘虏押解到临时都城洛阳之后被处死的。由此可见，刘邦是以绝对优势兵力，一定要把临江国迅速攻破。稍后改临江国为南郡。更令刘邦诧异的是，在项羽的封国被平定之后，在北方的鲁地（今山东曲阜）却出现了“为楚坚守不下”的局面。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将鲁地层层包围。发现被重兵包围的弹丸之地，竟然充满了祥和之气，“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刘邦立即被一片乱世之中的好学风俗感动了，他意识到，鲁地人并非刻意与汉军为敌，只是因为鲁人重礼义，而项羽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人因此而对项羽有“故主”之情。于是，刘邦派人手持项羽的首级，绕城巡视，告知项羽确实已经死亡，鲁人这才投顺。刘邦有感于鲁人对项羽的情分，遂以“鲁公”的旧时名号将项羽安葬于谷城。刘邦还在项羽墓前有哭祭之举。对于已经死去的对手表示敬意，对刘邦的形象塑造只有好处，刘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刘、项二人确实有过为了反秦而协同作战的经历，当着胜败已分、生死殊路之际，刘邦对项羽有追思之情，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人不一定非从“作秀”的角度来推测刘邦的心态。

　　在“安内”、“抚外”的两项工作落实之后，该是刘邦安享胜利成果的时候了。于是，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位诸侯王，联名上书，拥戴刘邦登基称帝。这封应时而至的“上尊号”奏疏，是出自刘邦的授意，还是群臣心领神会，或许同时带有共同的潜在利益诉求？后人不必深求。见于《汉书·高帝纪》的这篇历史文献，确实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汉并天下”瓦当

　　这篇文献有四点应该注意之处：第一，上疏者是时已称王的诸侯，严格意义上的汉王部属未曾联署，这不仅仅因为有等级高低的界限，更反映出刘邦以平民出身依靠暴力手段而夺得天下，得位的神圣性不足以服人，故必须由天下最具势力的人物共同推戴。这一点使得刘邦在以后处理与这些诸侯王的君臣关系时，难免心中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其中有人的地位与刘邦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第二，强调刘邦“先得秦王，定关中”之功，不仅仅在突出刘邦灭秦之战的功劳，还暗寓批判项羽“背约”之罪。第三，强调刘邦“以安万民”、“又加惠于诸侯王”，得出“功盛德厚”的结论。第四，强调刘邦如果只用汉王旧号而不称帝，就会造成与其他诸侯王名号相同、不符合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因此，奏上尊号，是天下大事。

　　刘邦当然知道，自己做天下之主，已是水到渠成，但还要故作谦逊地“辞让”一二：“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这种政治把戏，大家心知肚明，还要把“劝进”的理由，讲得更为动人才好。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说得何等的光明正大？再不俯允登基称帝的奏请，好像实在对不住天下各界吏民了！于是，刘邦也就“顺其自然”了。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刘邦的登基大典在〖〗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举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卢）绾等三百人”，史书还记载了一位参与登基大典的特殊人物——博士稷嗣君叔孙通，他的作用除了“谨择良日”之外，可能还有设计登基大典的仪式。他的封号“稷嗣君”，可能带有特别的含义，“稷嗣”，固然是邑名，但是，可以解读出“稷下学宫继承者”的嘉义。因为叔孙通是齐地人，又以富于学问而著称。叔孙通在登基仪式上有其特殊的作用，标志着懂得仪式、学问的人在转入政权建设时期，会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活动空间。当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这场“上尊号、即帝位”的仪式，不可能与升平之世的皇帝登基大典在排场上争胜媲美，但是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自秦末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由此诞生。刘邦本人也从秦末的一个小小亭长，从连年战尘中冲杀而出，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不愧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登基之初发布的诏书、实施的政令，使得天下人领略了他的明君风范。

　　第一，登基称帝的当天，刘邦以天子之尊下达的第一个褒封策书，册封为王的不是跟随自己转战的功臣部将，而是两位参与反秦之战却被项羽忽略了的“蛮夷”之地的君长——吴芮与亡诸（“亡诸”又作“无诸”）。这里显示的是主宰天下者的“公正”，与当年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的“不公”形成了对比，当然刘邦也没有忘记恰如其分地谴责一下项羽，提醒天下人在对比中确认新君的功德。让我们阅读《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褒封文书：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刘邦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亡诸为闽越王的高明之处，除了显示他的“公正”之外，还在力量不足以镇抚边远之地的时候，以封王的形式，表达了朝廷对远人的恩德，笼络远方“蛮夷”的战略意图已经形成。

　　第二，刘邦迅速地为自己的政权选定了首都。由于称帝带有仓促行事的色彩，尽快选定都城已经是迫在眉睫，刘邦只能就近选择洛阳为都城。以洛阳为都城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汉初开国的过程之中、在经营东方为主的特定时刻，自然有其意义。

　　第三，刘邦颁布了“兵皆罢归家”的诏书。其中对不同身份的人都给予了优惠照顾或安抚。这是结束战时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标志性文件。

　　第三，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在与众臣从容“论功”的气氛之中，回顾开国征战的历史，在褒奖“三杰”的同时，也安慰了其他的大小功臣。正式的论功行赏虽然未及进行，但是，群臣明白了天子的意思——没有忘记跟随打天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