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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原来那位山西抚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坊外放,你想谁人不奉承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还敢批评他!那天凭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话,他便引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既是无隙可乘,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宜,难资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察看"。谁知这王伯述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事,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附片上陈明。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

  当下彼此谈起,知是亲戚,自是欢喜。伯述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板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利呢。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伯述道:"他么,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实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我道:"他欠了姻伯书价么?"伯述道:"可不是么!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他狂的抚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么抚台也怕他呢?"伯述道:"说来话长。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象样。'他听了这话,立刻站了起来,一直跑到花厅上去。此时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他也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甚么东西,不准我吃烟!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这不是反了么!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对准藩台,照脸摔了过去。嘴里说道:'你是个甚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犹如疯狗一般,在那里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也不等后任来交代,收拾了行李,即刻就动身走了。藩台当日即去见了抚台,商量要动详文参他。那抚台倒说:'算了罢!这种狂士,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便委个人去接他的任罢。'藩台见抚台如此,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得他是甚么姜白石、李青莲,所以他越发狂了。我道:"想来诗总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咏自来水》的一联是'灌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谜儿么?这个叫做姜白石、李青莲,只怕姜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我道:"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伯述道:"这种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就同那下婢贱妾,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痴的。起初的时候,因他撒娇痴,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就把他惯的无法无天的了。这一班狂奴,正是一类,偶然作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抚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的了不得,从此就故作偃蹇之态去骄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抚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同他认起真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把他绑了,赏他一千八百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那李玉轩,他骂了藩台两句甚么东西,那藩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都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价,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攒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么?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小人正是指这班无耻狂徒呢。还有一班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什么'贫贱骄人'。你想,贫贱有什么高贵,却可以拿来骄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他竟是想钱想疯了的呢!"说罢,呵呵大笑。

  又叹一口气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哪!这两天你看报来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异形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我道:"何至于这么利害呢?"伯述方要答话,只见春兰丫头过来,叫我吃饭。伯述便道:"你请罢,我们饭后再谈。"

  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伯述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伯述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那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

  忽然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问道:"你昨日写继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我道:"没有写。"母亲道:"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我道:"孩儿写去给继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他回信到了,我们再定。"母亲道:"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我道:"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甚么道理?"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

  "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谗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贾一样,只有甚么《多宝塔》、《珍珠船》、《大题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销场最利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伯述道:"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势位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销病假,也要等坐补原缺;再混几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述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

  过得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栈。刚进栈门,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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