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十八、唐长安、万年县乡村续考

　　尚民杰

　　唐长安、万年两县是京畿地区的两个重要县域，县治均设于长安城内，《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云：“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余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京兆尹总其事”。与城内的情况类似，城外西部大约西至沣水一带由长安县管辖；城外东部东至昭应县、蓝田县的西界由万年县管辖。城南地区南至终南山大约也是以都城为界，西部由长安县管辖，东部由万年县管辖。由文献记载可知，长安城内的居民区称为“里”或“坊”，城外则称乡，乡以下有里，更小单位为村。

　　关于唐长安、万年两县的乡里情况，武伯纶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作过考证，90年代编辑出版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中专门有一幅《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以下简称《武文》、《图集》），其中涉及长安县的乡约32个，万年县的乡约41个，但对村的情况涉及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墓志的资料再作以补充性的考察，以求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长安县的乡村

　　关于长安县的乡村，《武文》云有30乡，分别为：龙首乡，有兴台里、龙首里、未央里、龙安里（《图集》有石首村）；龙门乡，有怀道里；承平乡，有小刘村（《图集》有灵安里）；青槐乡；万春乡，有杜永村；居德乡（《图集》有崇征里）；义阳乡（《图集》有安化里）；永寿乡，有姜村；永平乡，有灵安里；丰乐乡；丰谷乡，有史村；丰邑乡（《图集》有龙台里）；孝悌乡，有程刘村；清官乡（《图集》有遵善里）；清化乡；高阳乡，有小梁村；灵台乡；龙泉乡（《图集》有金光里）；居安乡；礼成乡，有洽恩里；修仁乡；合郊乡，有修福里；渭阴乡；司农乡；大统乡，有居贤村；礼泉乡；华林乡；苑西乡；善政乡（《图集》有布政里）；同洛乡（《图集》有安宁里）。另据《图集》长安县有昆明乡；福阳乡，有阳原里。

　　除上面提到的乡村外，长安县的乡村还有：

　　1.长安县有安国乡

　　永徽时期（650～655）《安万通墓志》称其“葬于城西龙首原”，该墓志出土于今枣园村西。志文末尾有“永徽五年（654）十二月一日，长安县安国乡普宁坊”语，“普宁坊”乃长安城内坊名，为最西一列北起第二坊，与开远门紧邻，今枣园村即在开远门外，志文中将安国乡与普宁坊联称，或许安国乡指其葬地，而普宁坊指其宅第所在。虽然此问题仍可研究，但据此已知，长安县有安国乡。

　　2.长安县有布政乡

　　大中时期（847～859）《仇文义妻王氏墓志》称葬其于布政乡大郭里，都门之西五里而近；贞元时期（785～804）《何文哲墓志》称葬其于布政乡大郭村龙首原。何文哲墓志出土于今西安钢厂附近。据此可知，布政乡当在金光门外，布政乡有大郭村，距长安城约五里。《图集》于延平门外有布政里，但无布政乡名。据上述墓志资料可知，大郭村又称大郭里。

　　3.长安县有归化乡

　　《杜道愿墓志》中有：“雍州长安县归化乡故人杜道愿，柱（住）蒿口南头第四家，故立铭记。显庆五年（660）二月廿三日”。据此可知长安县有归化乡，“蒿口”亦当为一村或地名。

　　4.长安县有弘政乡

　　据神功二年（697）《大周雍州长安县弘政乡游击将军王伏生�（铭）》可知，长安县有弘政乡。

　　5.长安县有神泉乡

　　据《张通墓志铭》，张通以麟德二年（665）卒于私第，即以其年与妻王氏合窆于神泉乡马祖之原。按：长安城东有龙泉乡、马祖原。此神泉乡或为“龙泉乡”之误。《冯朝光墓志》称其葬地为“马祖原”，该墓志的出土地点在今西安南郊的山门口乡响堂村，为确认马祖原的大致位置提供了依据。

　　6.关于长安县龙首乡

　　长安县龙首乡有祁村。干符时期（874～879）《郭宣墓志》、咸通时期（860～873）《翟庆全墓志》等，都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首乡祁村。祁村属龙首乡未央里。大中时期（847～859）《刘继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城西龙首乡未央里祁村白帝坛西南隅三百步”，由此可知，白帝坛亦在祁村附近。《长安志》卷十一《长安县》条：“白帝坛亦在县西一十里开化门外”，“夕月坛在县西一十里开远门外”，“雨师坛在县西一十里金光门外”。文中的“开化门”当为“开远门”之误。据此可知，郭城西有白帝、夕月、雨师三坛，就其具体方位而言白帝在北，夕月居中，雨师在南。至德时期（756～757）《王�墓志》称葬其于“国城之西，中坛之南龙首原”，此中坛当指开远门西十里的“夕月坛”。翟庆全的墓志出土于今土门村南，另外，出土于今小土门村的《师弘礼墓志》亦称葬其于龙首原祁村。由此可知，祁村约在今大土门村与小土门村一带，即唐开远门之外，而夕月坛与白帝坛相距不远。祁村或许又称“岐村”。大历时期（766～779）《元环墓志》称葬其于“龙首乡岐村南”，该墓志出土于今环城西路南段，当与祁村相近。

　　另，祁村也有祁村里之称。元和时期（806～820）《李君妻王氏墓志》称葬其于龙首乡祁村里。

　　长安以龙首为名者较多，除村、乡名外，还有如龙首渠、龙首池、龙首殿、龙首山、龙首原等，均源于对自然地形的称谓。《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龙首山，在县北一十里，《三秦记》曰：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十丈，土赤不毛。秦时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括地志》曰：今案，山首在长安故城中，自汉筑长安城及营宫殿，咸已烟平，其余即今宫城之太仓以东是也”。关于唐时的长安城，《新唐书》卷三七《地理一》：“京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沣水，其长六千六百六十五步，广五千五百七十五步，周二万四千一百二十步，其崇丈有八尺”。仅以乡名而论，长安县、万年县均有龙首乡。

　　长安县龙首乡有田门村。咸通时期（860～873）《张叔遵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首乡田门村”。该墓志出土于今枣园村西，同时出土的还有《魏孝本墓志》等。另，《魏文绍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首乡田门村”，从志文内容可知，魏孝本和魏文绍当有亲缘关系，知此处当有魏氏祖茔。

　　长安县龙首乡有小严村。大中时期（847～859）《史堵颖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首乡小严里，志文中有：“小严村即开远门外临皋驿西南”。咸亨时期（670～673）《韩宝才墓志》称葬其于“京城西布政原小严村”。宝历时期（825～826）《杜日荣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首乡严祁村。据《长安志》载：“临皋驿在县西北一十里开远门外，今废”。从志文可知，小严村在临皋驿西南，与祁村当为相近之村。志文中的“严祁村”或许是两村的联称，指的大约是两村的中间地带，亦或许是两村之间的另一村名。

　　另据志文可知，小严村也称小严里，小严村所在地有布政原之称。唐时长安县有“布政乡”，此名称与布政原当有内在联系。乾封时期（666～667）《王定墓志》称葬其于小严村北原，该墓志出土于今枣园村东，可知小严村当在今枣园村南。

　　7.关于龙门乡

　　长安县龙门乡所在地也称龙门原。永贞时期（805）《米继芬墓志》称葬其于龙门乡龙门原，该墓志出土于今土门村西。天宝时期（742～755）《何德墓志》称葬其于“龙门原”，该墓志亦出土于今土门村附近，可知龙门乡与龙门原之名称有内在联系。依据唐墓志资料综合分析，唐龙门乡当在今土门村西边，与土门村尚有一段距离。

　　龙门乡有石井村。咸通时期（860～873）《杨玄略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门乡石井村，该墓志出土于今枣园村西北，可知龙门乡的范围已达此地。天宝时期《刘智墓志》称葬其于“国城西七里龙首原龙门乡怀道里”。龙门乡和龙首乡相邻，龙首乡之名源于龙首原，龙门乡之名或许与近郭城西门有关，但从有具体出土地点的墓志情况来看，龙门乡似较龙首乡靠西。石井村亦有“石井店”“石井墅”之称。《上党郡夫人樊氏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龙门乡石井村；会昌时期（841～846）《武自和墓志》称葬其于“京兆龙首原石井墅”。

　　龙门乡有栾村。会昌时期（841～846）《焦仙芝墓志》称葬其于“城西十里龙门乡栾村”，可知龙门乡有栾村。显庆时期（656～660）《段文政墓志》称葬其于“京兆栾里村之原”，此栾里村与栾村或为一村。

　　龙门乡有南漕村。据《丁承义墓志》可知，丁承义于大和八年（834）终于长安颁政里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以其年葬于京兆府长安县龙门乡南漕村。“南漕”当指漕渠而言。

　　与漕渠相关的地名还有“漕店”。《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异闻录》：“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

　　临皋驿在龙门乡。天宝时期（742～755）《王守节墓志》称葬其于“临皋驿之平原”；开元时期（713～741）《杜玄礼墓志》称葬其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皋驿前豫修砖塔所”，志文中尚有“龙门乡之□”语，由此可知，临皋驿当在龙门乡。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8.关于承平乡

　　承平乡有张杜村。会昌时期（841～846）《张士清墓志》称葬其于承平乡张杜村，该墓志出土于今西郊热电厂（简家村南）；开成时期（836～841）《贺从章墓志》称葬其于承平乡灵安里，先茔右张杜村，该墓志出土于今三桥镇贺家村；长庆时期（821～824）《李霸墓志》称葬其于龙首原承平乡张杜村，该墓志也出土于西郊热电厂，出土地点东距金光门约3公里。由此可知，今西安钢厂、简家村、贺家村一带正是唐张杜村的范围，而灵安里又在张杜村西。

　　承平乡有大严村。开成时期（836～840）《陈士楝墓志》、《戴氏墓志》都称葬其于承平乡大严村；大中时期（847～859）《王常散夫人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大严村龙首原。承平乡与龙首乡相邻，龙首乡在北，承平乡在南，龙首乡有小严村，与大严村或许相邻，成为两乡的界村，以大、小区别。

　　承平乡有小杨村。《师全介墓志》称其葬地承平乡小杨村；《李日荣墓志》也称其葬地为承平乡小杨村。

　　承平乡有史刘村。咸通时期（860～873）《李氏妻宇文氏墓志》称葬其于承平乡龙首原南刘村；元和时期（806～820）《邵才志墓志》称葬其于承平乡史刘村。史刘村或许是史村与刘村的合称。承平乡又有小刘村，咸通时期《荆从皋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承平乡小刘村。

　　长安城南有史村。《太平广记》卷一�九引《法苑珠林》：“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阿誓者，诵《法华经》，职充令史，往还步涉，未尝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

　　9.昆明乡有魏村

　　元和时期（806～820）《杨赵氏墓志》称葬其于昆明乡魏村。昆明乡显然因昆明池而得名，其地当在汉昆明池遗址一带。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下》贞元十三年（797）：“八月丁巳，诏京兆尹韩皋修昆明池石炭、贺兰两堰兼湖渠。”石炭、贺兰虽为堰名，但也很可能是当时的地名、村名。昆明池在唐时仍是重要的游览区，皇帝曾多次临幸，其地有朝廷官宦的别墅。《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靖弟客师，贞观中，官至右武卫将军，以战功累封丹阳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驰猎，四时从禽，无暂止息。有别业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际沣水，鸟兽皆识之，每出则鸟鹊随逐而噪，野人谓之‘鸟贼’”。《新唐书》卷八三《安乐公主传》：“主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致过之。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大唐新语》卷三：“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据此条记载可知，定坤池在昆明池左近。

　　10.龙门乡与昆明乡相邻

　　《刘皆墓志》称：“永徽五年（655）二月卅日，葬于长安县昆明、龙门二乡界内，阿城之东。”阿城当指阿房宫前殿遗址而言，此处大约是龙门、昆明二乡的分界，昆明乡当在龙门乡的南面或西南。

　　11.关于高阳原

　　高阳原有胡赵村。元和时期（806～820）《李潮墓志》称葬其于高阳原胡赵村。该墓志出土于今丈八沟地区，此地唐时大约属义阳乡范围。大中时期（847～859）《鲁谦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县胡赵村德义里先茔，可知胡赵村与德义里相近。

　　高阳原上有南姜村。《李贤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高阳原南姜村，该墓志为文物普查时在今南郊山门口乡翟家堡所得。《李协律妻吕氏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南姜村。

　　高阳原上有绩德里。《郭元诚墓志》称其葬地为高阳原绩德里，具体的出土地点为郭杜镇长里村。

　　三会寺在高阳原上。《宋运妻王氏墓志》称葬其于京城西南高阳原三会寺舍利塔南之所。

　　关于高阳原，《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云：“高阳原，在县西南二十里”。关于三会寺则云：“三会寺，在县西南二十里宫张村。唐景龙中，中宗幸寺，其地本仓颉造书堂，皇朝太平兴国三年（978）改”。

　　12.唐时已有“三桥”名

　　乾元时期（758～759）《裴利物墓志》称葬其于“三桥龙尾原”，该墓志出土于今三桥车辆厂，可知唐时不仅有三桥名，而且有龙尾原之名。“三桥”本因长安附近渭水上的三座桥得名，分别称之则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唐时三桥名虽仍是渭桥的统称但也具体指某一地名。《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兴元，浑�、韩游环、戴休颜以其兵扈从，晟与骆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时元从禁军及山南、陇州、凤翔之众，步骑凡十余万，旌旗连亘数十里，倾城士庶，夹道欢呼。晟以戎服谒见于三桥，上驻马劳之。”

　　13.福阳乡有福阳里、修福里

　　据《大周上柱国相王直司秦府君（婆爱）墓志》，秦婆爱卒于长安三年（703），以其年葬于长安高阳原福阳里。（按：长安有高阳乡，地处高阳原，疑福阳里为福阳乡之里名。）

　　另据《大唐故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交州刺使柱国遂安王（李安）墓志铭》可知，李安于贞观十六年（642）终于京师之第，享年六十有二。以其年葬于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高阳之原。（按：李安及妃陆小娘墓志均出土于今长安县祝村乡东祝村一带。）

　　14.居安乡有清明里

　　据《大唐（韦庸妻）王夫人（媛）墓志铭》，王媛于元和七年（812）终于安邑里，以其年四月窆于长安县居安乡清明里高阳原。

　　15.永寿乡有姜尹村、大韦村

　　《郑薄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永寿乡姜尹村神禾原；《田行源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永寿乡大韦村。

　　16.义阳乡有邓村、小郭村

　　《陈讽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义阳乡邓村；《宋伯康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义阳乡邓村高阳原，该墓志的出土地点在今郭杜镇街道。五代时期《任景述墓志》称其葬地为京兆府长安县义阳乡小郭村。

　　17.长安县有袁村

　　《隋书》卷二三《五行下》：“开皇十七年，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设佛会。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来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不复见。但有一陂，中有白鱼，长丈余，小鱼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剖其腹，得粳饭，始知此鱼向老翁也。后数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18.长安县有第五村

　　《刘从周之子墓志》称其葬地在长安县第五村亲伯杞王傅德章之茔；《刘德章女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第五村之先茔。据此可知，刘氏墓地在第五村。

　　19.长安县有府胄村

　　《张名据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县府胄村。

　　20.杜城

　　《玄都观主牛弘满墓志》称其葬地为长安杜城之原，墓志出土地点在今山门口乡曹家堡村；《张昕墓志》称其葬地为城南杜城东；《王静信墓志》称其葬地为杜城东郊；《柳公绰女墓志》称其葬地为杜城村。杜城在长安地区可具体指两个地点，一是下杜城，一是指杜陵县城。《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云：“下杜城，在县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春秋左氏传》，晋范宣子曰：昔，�之祖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注曰：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国。《记》曰：周宣王四十三年，杜伯入为王卿士，无罪而王杀之。《史记》曰：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即此地也。《括地志》曰：盖宣王杀杜伯以后，子孙微弱，附于秦，及春秋后，武公灭之为县。汉宣帝时，修杜之东原为陵，曰杜陵县，更名此为下杜城。《庙记》曰：下杜城，杜伯所筑。东有杜原，城在底下，故曰下杜”。关于杜陵县城，《长安志》卷十一《万年县》云：“杜陵故城，在县东南一十五里，汉宣帝以杜东原上为初陵，置县曰杜陵，而改杜县为下杜城，王莽改北杜陵曰饶安。后魏改杜陵杜县。后周建德二年省”。下杜城当在长安县境，杜陵县城则在万年县境。因此以杜城为名者两县均有之。

　　21.长安县细柳原

　　细柳原之名与西汉将军周亚夫屯兵的细柳营有关，至唐时，在长安周边以细柳原为名者至少有三处，一在咸阳，一在长安县，一在万年县。《魏伦墓志》称其葬地在长安西南细柳原；《纪国大长公主墓志》称其葬地为“京兆长县细柳原先常侍旧茔”；《李�墓志》云：“卜葬细柳原，东北望帝京二十有五里”。这几方墓志上所说的细柳原均指长安县的细柳原，今西安市长安区有细柳镇。《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则云：“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

　　二、关于万年县的乡村

　　关于万年县的乡里，《武文》云有40个乡，分别是：�川乡，该乡有崇义里、郑村、郑村里、观台里（管台里）、上傅村、务政里、长乐里；长乐乡，有南窑村、纯化里、长乐里、春明里（《图集》有南窑里、张寿村、徐村）；龙首乡，有神鹿里、成义里、青门里；崇道乡，有夏侯村、只道里、齐礼里、夏里、蛇村里；义丰乡；霸城乡，有招贤里、南窑村；渭阴乡，有洪陂里；龟川乡；铜人乡，有信义里、铜人里；庆义乡；宁安乡，有曲池里、三兆村、通安里、杜光里（《图集》有龙游里）；洪固乡，有韦曲、北韦村、延信里、司马村、胄贵里、永贵里；高平乡，有高望里、焦村；山北乡，有杜曲；大陵乡；洪原乡；义善乡，有大仵村；黄台乡；崇义乡，有南姚里、怀信里；灵泉乡；白鹿乡；永宁乡；云门乡；义川乡；加川乡；芙蓉乡，有龙游里；进贤乡；御宿乡；大明乡；安盛乡；神禾乡；乐游乡；安福乡；上好乡，有上好里；平原乡，有吉迁里；青盖乡，有交原里；少陵乡；薄陵乡；东陵乡；苑东乡。另据《图集》，万年县还有金龟乡，有卧龙里。

　　除以上所述外，万年县的乡村还有：

　　1.万年县有滋川乡

　　《荷恩寺大德敕谥号法律禅师》墓志称葬其于滋川乡横灞原，该墓志出土于今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北面，可知这一带唐时属滋川乡，并有横灞原之称。“滋川”即“滋水”，灞水之旧名，秦穆公时改。滋川与灞川意义相同，隋唐时期仍用滋川名。《长安志》云：“滋水驿在县东北三十里。《两京道里记》曰：隋开皇十六年置”。滋川与�川均是因水而名，与该地之自然形势正相符合。

　　据《大唐永王第二男（李伶）新妇河东郡夫人宇文氏墓志铭》，“以元年建卯月卅日夭于内宅，时春秋廿四矣。即以其年建巳月廿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滋水乡原。”《旧唐书》卷一百七云：“永王�，为玄宗第十六子，�有子伶，为国子祭酒”。滋水乡与滋川乡很可是同乡而异名。

　　2.万年县有鹑首乡

　　贞元时期（785～840）《士崇俊墓志》称其为万年县鹑首乡通化里之人。

　　3.万年县有长安乡

　　兴元时期（784）《李国珍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长安乡。

　　4.万年县有丰润乡

　　据《似先义逸墓志铭》，似先义逸，以大中四年（850）终于大宁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五。葬于京城之东万年县丰润乡之原。

　　5.关于�川乡

　　从目前已知唐墓志的出土情况可知，称葬于万年县�川乡的数量较多，而�川乡与长乐乡相邻，在城郭之东。

　　�川乡还有�川里。开元时期（713～741）《骞如�墓志》称其终于“�川里别业”。有关骞氏家族的墓葬，至今已见墓志的尚有：开元时期骞思泰（如�之父）、骞思玄，天宝时期（742～755）骞氏，长安时期骞思哲、骞绍业（思哲之子）等，这些墓志称其葬地为白鹿原，出土地点均在今东郊郭家滩一带，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白鹿原，当在郭家滩附近的原上。又知，白鹿乡与�川乡相邻。

　　郑村当在�河西岸。大中时期（847～859）《高从克墓志》称葬其于�川乡郑村，出土地点在今东郊高楼村。另有一些称葬于郑村的墓志，出土于今郭家滩，而今高楼村与郭家滩分别位于�河的东西两岸，郑村若要跨河必然一分为二，可能性不大，河东、河西只能从一，由已知言葬地为郑村的墓志情况而言，大多出于今韩森寨至高楼村一带，可知唐时郑村当在�河西岸。

　　崇义里也在�河西。大和时期（827～835）《张荣恩墓志》称其葬于“�川乡崇义里郑村北二里之地”，该墓志出土于今韩森寨地区，可知崇义里亦在�河之西、郑村之西北。

　　�川乡有春明里。总章时期（668～669）《刘琰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川乡春明里”。

　　�川乡有陈村。大中时期（847～859）《同国正墓志》称葬其于�川乡陈村之北，该墓志出土于韩森寨东南；大中时期《杨知退妻卢氏墓志》中称葬地为“万年县东城之陈村”。该村当在�河西。

　　�川乡有蛇村。大中时期《闾知诚墓志》称葬其于�川乡蛇村之原，该墓志出土于今郭家滩一带；贞观时期（627～649）《刘相墓志》称葬其于“京东之十三里蛇村之右”，可知蛇村距京师约十三里。

　　上傅村、观台里当在�河东。大中时期（847～859）《梁王氏墓志》称葬其于�川乡上傅村观台里，该墓志出土于东郊郭家滩；大和时期（827～835）《许遂忠墓志》称葬其于�川乡上傅村，墓志出土于西北第一印染厂家属院；会昌时期（841～846）《张渐墓志》称葬其于长安城东南十五里上傅原，该墓志出土于今郭家滩；大中时期《李敬实墓志》称葬其于�川乡上傅村西原，墓志出土于国棉四厂。由此可知，上傅村、观台里当在�河东今郭家滩至国棉四厂一带。

　　上傅村有时也作尚傅村。元和时期（806～820）《李素墓志》称葬其于�川乡尚傅村观台里。

　　�川乡有南姚村。《吴全缋墓志》称其葬地为�川乡南姚村；《吴承泌墓志》称其葬地为�川乡北姚村。

　　�川乡有韩傅村。咸通时期（860～873）《边诚妻杨氏墓志》称葬其于京兆府万年县�川乡韩傅村旧茔。唐墓志中言葬地为上傅村者较多，韩傅村似仅此一例，是笔误还是确有此村，存疑。

　　�川乡有安国寺。据大中五年（851）《敕内庄宅使牒》“万年县�川乡陈村安国寺金□□一所……”；另据《杨之退妻卢氏墓志》：“万年县东城之陈村”。可知�川乡有陈村，陈村附近有安国寺。（按：大中乃宣宗年号。另据《同景信建经幢记》：有“京兆府万年县陈村，大中七年二月八日”，此经幢似亦当立于安国寺。）

　　6.关于长乐乡

　　长乐乡有王柴村。元和时期（806～820）《张十八娘子墓志》称葬其于王柴村原，该墓志出土于今韩森寨一带；天授时期（690～691）《张堪妻田氏墓志》称葬其于城东龙首原王柴村南一里，并云：“向南与寿春坊路通也”；天宝时期（742～755）《尉迟阿道墓志》称葬其于王柴村北原。《胡芮妻刘氏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长乐乡王柴村南原。

　　王柴村又称王柴里。咸通时期（860～873）《尚弘简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王柴里。

　　王柴村似又称王寨村。咸通时期《李审规墓志》称其葬于万年县王寨村，墓志出土于今东郊十里铺南，与今王家坟地望相当。王寨村或即是王柴村，今王家坟地名或许与唐时王柴村、王寨村名有关。

　　王栅村或亦是王柴村别称。开成时期（836～840）《王文超墓志》称葬其于“凤城之东，�川之右，万年县长乐乡王栅村”。

　　长乐里与王柴村相近。贞观时期（627～649）《李绍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长乐里，墓志出土于今东郊十里铺西南，其大体方位当与王柴村相近。《长安志》卷十一《万年县》条云：“长乐驿在县东十五里长乐坡下”；《通化门》条云“门东七里长乐坡上有长乐驿，下临�水”。长乐乡、长乐里大约都因长乐坡而得名。在唐墓志中、有称其地为长乐坡的，也有称长乐原、龙首原、青龙原、白鹿原的。天宝时期（742～755）《苏思勖墓志》称葬其于长乐原，墓志出土于兴庆宫以东；景龙时期（707～709）《韦贾氏墓志》称葬其于长乐坡北原；贞元时期（785～804）《俱慈顺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龙首原，墓志出土于今韩森寨东南；大和时期（827～835）《贾温墓志》称葬其于龙首原，该墓志出土于韩森寨东南；元和时期（806～820）《张涣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青龙原；咸通时期（860～873）《狄玄�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故城村白鹿原。唐人心目中的龙首原范围很大，长安、万年两县分别都有龙首乡，一在东，一在西。青龙原，实际上也就是东龙首原的意思，取青龙为东方之神的寓意。

　　唐墓志也称长安城的东门为青门。大历时期（766～779）《孙刘氏墓志》称葬其于青门之东，�川之西长乐原，这里的青门当指“通化门”。

　　长乐乡有古城村。咸通时期（860～873）《狄玄�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故城村，其妻《骆氏墓志》称葬其于古城村白鹿原，墓志出土于今韩森寨一带，“故城村”当为“古城村”之讹。

　　古城村又称古城里。咸通时期《段庚墓志》即云葬其于万年县古城里先茔。

　　古城村、古城里之名可能与隋长乐宫有关。《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大兴。开皇三年置，后周旧郡置县曰万年，高祖龙潜，封号大兴，故至是改焉。有长乐宫。有后魏杜城县、西霸城县、西魏山北县，并后周废。”《隋书》卷二二《五行志》：“大业十一年，炀帝自京师如东都，至长乐宫，饮酒大醉，因赋五言诗。其卒章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嘘。帝因幸江都，复作五言诗曰：‘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应也。”《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命太宗自渭�屯兵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趣霸上。高祖率大军自下�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谕以匡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是日，帝还移营舍于长乐宫�川上”。据此知隋大兴县（唐万年）有长乐宫，在�川西，与汉长乐宫一在都城西北，一在城东，两者并不相混。隋长乐宫属离宫性质，大约在唐初已废，所以唐人才有“古城”之称。另外，关于长乐坡的地名，过去均以为是因汉长乐宫而来，其实汉长乐宫大约汉后已废，长乐坡的地名当始于隋，是因隋长乐宫而名。

　　长乐乡有寿春里。元和时期（806～820）《王俊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寿春里先茔。

　　长乐乡张寿里也称张寿村。大和时期（827～835）《骆明�墓志》称葬其于长乐乡张寿里；《杨�墓志》称“殡于长安城东，京兆府万年县长乐乡张寿村春明门外”；大中时期（847～859）《崔夫人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常乐乡张寿里，该墓志出土于今西安国药厂基建工地。据此可以知张寿村、张寿里的具体位置在唐春明门外，今西安国药厂一带。

　　长乐乡有王徐村，其地当在今韩森寨一带，此地出土的墓志有咸通时期（860～873）薛太仪、宫人僧伽、内人兰英等。

　　长乐乡有王途村。《道士王洞明墓记》：“万年□长乐乡王途村，亡道士王洞明，年五十八。咸通十一年（870）六月十日殡”。（按：长乐乡有“王柴”村，“王途”村仅此一例，疑是“王柴”之误。）

　　万年县有长乐乡、长乐里，长乐里或亦称长乐村。《太平广记》卷一��引《纪闻》“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

　　7.关于龙首乡

　　据《图集》所示，神鹿里的位置在今神鹿坊附近，�水以东。开成时期（836～840）《杨思勖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龙首乡神鹿里，该墓志出土于今等驾坡村北约800米的�河西岸，此地与今神鹿坊相距甚远。恐唐时神鹿里在�河西，不在�河东。

　　龙首乡有袁蔺村、净福里。开成时期（836～840）《何少直太夫人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龙首乡袁蔺村净福里。大中时期《何少直墓志》称葬其于龙首乡袁蔺屯，该墓志出土于今雁塔区马腾空村，可知此地为唐袁蔺村所在。

　　袁蔺村可能是两个相近村子的合称。元和时期（806～820）《王张氏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蔺村之原，蔺村或许是袁蔺村中的蔺村。

　　龙首乡有孟村。元和时期（806-820）《郑绍方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龙首乡之孟村；开成时期（836～840）《卢岑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孟村龙首之原�大茔，该墓志出土于今曲江乡岳家寨，此地当为唐孟村所在地。

　　8.关于崇道乡

　　崇道乡还有蛇村。开元时期（713～741）《严令元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崇道乡白鹿原蛇村，元和时期（806～820）《张良辅墓志》称葬其于崇道乡蛇村西北一里。这两方墓志都出土于今东郊郭家滩一带。

　　蛇村也称蛇村里、大蛇村。咸通时期（860～873）《郭克勤墓志》、《郭克全墓志》均称葬其于崇道乡蛇村里。《肖行群墓志》称葬其于崇道乡大蛇村徐、曹二夫人之茔，《肖弘愈墓志》称葬其于崇道乡大蛇村。

　　个别墓志中，�川乡亦有蛇村名。�川乡当与崇道乡相邻，崇道乡在东北，蛇村或许处于两乡交界地带。就墓志数量而言，蛇村属崇道乡者较多，因此，�川乡蛇村可能为崇道乡蛇村之误。

　　崇道乡有西赵村。乾符时期（874～879）《陈王李行莘墓志》、《凉王李�墓志》均称葬地为万年县崇道乡西赵村。白居易撰《会王李�墓志》称葬其于崇道乡西赵原。

　　崇道乡有洛女原。大和时期（827～835）《永安公主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崇道乡洛女原，该墓志出土于今灞桥区席王乡草滩村，由此可知洛女原当在草滩村一带，唐时属崇道乡范围。《长安志》卷十一载：“洛女陂在县东一十五里。《三辅旧事》曰：洛女冢南有洛陂，俗号洛女陂”。

　　崇道乡有安乐里。据《周孟瑶墓志铭》，周孟瑶于乾符四年（877）终于来庭里之私第，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崇道乡安乐里。

　　崇道乡有感德里。《赵行墓记》：“大唐雍州万年县崇道乡感德里，故云骑尉、前陈州太康县丞赵行”。

　　9.义丰乡有田治村

　　大和时期（827～835）《李稷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义丰乡田治村东北约二里铜人原；大中时期（847～859）《丘柳氏墓志》称葬其于义丰乡田治村。这两方墓志均出土于今洪庆村一带，可知，此处即唐田治村所在。

　　10.铜人乡有仇白村

　　《杨□墓志》称其葬地为铜人乡仇白村。铜人乡之名当由铜人原而来，铜人原之名则与一则历史故事有关。《晋书》卷二七：“魏明帝青龙中，盛修宫室，西取长安金狄，承露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泣，于是因留霸城。”关于迁金狄之事还见于《水经注》等文献记载，铜人原之名当始于魏晋之后。

　　今洪庆一带曾划归会昌县。天宝时期（742～755）《吴巽墓志》称葬其于京兆会昌县铜人原，该墓志出土于今洪庆镇路家湾村。据《长安志》卷十五记载“开元后，玄宗每载十月幸温汤，岁尽而归。以县去温汤稍远，天宝四载析新丰、万年二县于温泉旁置会昌县于今治，以山名名之，又升为赤县。七载省新丰，改会昌县，改山昭应。”今洪庆一带天宝前属万年县境，在玄宗于温泉旁设会昌县（今临潼）县时，这一带当划归会昌县。但其后不久，此地似又重归于万年县。兴元时期（784）《吕遥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铜人原，该墓志出土于今洪庆村，说明这时洪庆一带又重归于万年县管辖。

　　11.关于宁安乡

　　宁安乡还有三赵村。乾符时期（874～879）《钱乌娘墓志》称葬其于宁安乡三赵村；乾宁时期（894～897）《卢俊墓志》称葬其于芙蓉园南宁安乡三赵村，该墓志于今曲江乡三兆村出土。“三赵”当为今“三兆”村原名。《长安志图》卷中云：“杜陵在今奉元城东南二十五里三赵村”，可知元时此地仍称三赵村。

　　宁安乡有姜尹村。咸通时期（860～873）《贾洮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宁安乡姜尹村；《穆修已墓志》亦称其葬地为万年县姜尹村。

　　宁安乡度光村。据《薛弘实墓志铭》，薛弘实于大和六年（832）“奄捐馆于宣平里中”，以其年十二月“权厝于万年县宁安乡度光村”。按：宁安乡有“杜光里”，此“度光”疑为“杜光”之误。

　　宁安乡有义善寺。《郑氏嫡长墓志》称其葬于万年宁安乡义善寺西。宋人张礼在《游城南记》中提到义善寺，注云：“杜光村有义善寺，俗谓之杜光寺，贞观十九年建，盖杜顺禅师所生之地”。

　　12.关于洪固乡

　　洪固乡有李永村。大中时期（847～859）《裴时氏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李永村，该墓志出土于今三爻村旁的新安建材厂。乾符时期（874～879）《王幼虞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李永村先茔。

　　洪固乡有李尹村。咸通时期（860～873）《韦奥侧室李越客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李尹村南；《崔颜亡女墓志》亦称葬其于洪固乡李尹村。

　　李永村与李尹村似为同村而异名。

　　洪固乡有兴宁里。大中时期（847～859）《乐成氏墓志》称其卒于万年县洪固乡兴宁里之私第。

　　洪固乡有韦曲里。开元时期（713～741）《韦胡氏墓志》称其终于韦曲里之私第，葬于洪固乡毕原。

　　韦曲也有韦曲村之称。大中时期（847～859）《田章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东违曲村毕原上，这里的“违曲村”当为“韦曲村”之误。《新唐书》卷一六九《杜黄裳传》：“入为侍御史，为裴延龄所恶，十期不迁。贞元末，拜太子宾客，居韦曲。时中人欲请其地赐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乡里，不可易’。”

　　与韦曲相关的村名还有大韦村、大韦曲、北韦村等。咸通时期（860～873）《夏邓氏墓志》葬称其于万年县洪固乡大韦村；景龙时期（707～709）《韦夫人裴觉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御宿川大韦曲之旧茔。《韦聿妻郑氏墓志》称其葬地为万年洪固乡胄贵里北韦村毕原；《韦妻李贵墓志》称其葬地为洪固乡韦村之原。

　　洪固乡有顿丘里。龙朔时期（661～663）《杜博义墓志》称葬其于洪固乡顿丘里高毕之原。文中的高毕之原，当是长安城南高阳原与毕原的合称。

　　洪固乡有王岳村。据《大唐故公（嗣通）夫人（王氏）墓志铭》，王氏于宝历二年（826）终于京兆府万年县宣阳里之私第，以其年卜兆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古乡王岳村北一里之原。志文中的“洪古乡”当为“洪固乡”之别写。

　　13.高平乡有姜村

　　《何柽姬王桂华墓志》称其葬地为万年县高平乡姜村西百步之墟。

　　14.洪原乡有邑阳里

　　贞元时期（785～804）《元重华墓志》称葬其于洪原乡邑阳里少陵原。《元重华妻裴氏墓志》云其归葬于万年县洪原乡东曹赵村少陵原先太谷之茔“太谷之茔”指元重华之茔，因元重华曾为太谷县尉，故有此称。由两方墓志文可知，洪原乡有邑阳里，而邑阳里所在地又有曹赵村。

　　15.少陵原有黄渠里

　　《姚南仲墓志》称其葬于少陵原黄渠里。关于黄渠，《长安志》和《游城南记》中均有记述，今人也有考证，黄渠的一支流经少陵原注入曲江池，今西安南郊曲江池遗址南有一村名黄渠头。

　　16.万年县有杨村

　　《任佶墓志》称葬其于万年县杨村，从先人旧茔。

　　17.禁苑东有神�村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下》：“戊辰，列阵于光泰门外。遣骑将史万顷往神�村开苑墙二百余步，贼树栅当之。我军争栅，云合电击，与贼血战，贼党大败，追击至白华，朱�、姚令言率众万余遁去。晟收复京城。”《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乃使王�、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神�村。”李晟收复京城是由禁苑东墙入，可知神�村在万年县境。

　　18.禁苑东有米仓村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晟自乐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以薄京城。”

　　19.长安城东有侯宋村

　　《李道因墓志》称“自东郊侯宋村归于东洛”。

　　20.城南有地名马头空

　　《董夫人墓志》称其葬地为城南马头空；《兴圣尼法澄墓志》称其葬地为龙首山马头空塔所。今西安东郊�河西岸有村名马腾空。

　　21.万年县有强堡

　　《裴怀睿墓志》云：迁窆于万年县强堡。

　　22.万年县细柳原

　　据《大唐荣王故第八女墓志铭》所记：婺女者，今上幼孙，荣王之第八女。终于兴宁里之别馆，享年一十三岁。天宝九年（750）十月，“诏葬于京兆府咸宁□之细柳原”；据《新平郡王李俨墓志》所记，李俨乃李琮长子，永泰元年（765）卒于西京之内邸，“迁于万年县龟川乡细柳原”；《节愍太子妃杨氏墓志》：杨氏开元十七年（729）卒于京师太平里内寝，葬于新丰之细柳原；据《大唐庆国故细人孙氏墓志铭》：卒于天宝五年（746）闰十月廿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即以其载十一月十三日，安厝于会昌县界细柳之原。

　　天宝八年（749）的《常允逸神道碑》中有：“从先茔于京兆细柳原”语，此碑的出土地点在临潼区西泉乡椿树村，与李婺女墓相近。

　　《元和郡县志》卷一《万年》条：“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此，非也”。万年细柳原也因细柳营得名，但汉时的细柳营却不在此处。

　　23.万年县有李姚村

　　《梁守谦墓志》云其葬地为万年县李姚村白鹿原，据此知李姚村在白鹿原上。

　　24.樊川有杜曲、杜村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燕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樊川即御宿川，杜氏居此。杜牧《晚秋与沉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诗有：“杜村连�水，晚步见垂钩”，可知樊川有杜村。此地也称杜曲，《本事诗・高逸第三》：“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牛僧儒在樊川有别墅。《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儒传》：僧儒孙徽“诏以刑部尚书致仕，乃归樊川别墅。”

　　韦贯之在樊川有别业。《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其子韦澳“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辞疾，以松在秦川，求归樊川别业，许之。”

　　李忠臣在樊川有别业。《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败，忠臣走樊川别业，李晟下将士擒忠臣至，系之有司。”

　　《艺文类聚》卷第八十六：“三秦记曰：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

　　25.万年县有阎村

　　《太平广记》卷一三四引《冥报记》：“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

　　26.关于大陵乡

　　《长安志》中称万年县“霸桥东有大陵乡”，此大陵乡约在今西安灞桥区与临潼区的交界处，因汉成帝时筑昌陵而得名。《汉书》卷十《成帝纪》云：“鸿嘉元年（前20）……行幸初陵，赦作徙，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二年夏，徙郡国豪杰五百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因昌陵工程浩大，在朝臣中引起强烈的反对。《汉书・陈汤传》云：“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钜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土同贾。作治数年，天下被其劳。国家罢敝，府库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由于朝臣们的反对，以及昌陵未能及时完工，成帝于永始元年七月下诏停工，使昌陵成为一座废陵。今西安灞桥区与临潼交界处有一个大夯土台，台面上有面积约100平方米的矩形土坑，坑深约20米，均为夯土，当地群众称此坑为八角琉璃井。昌陵遗迹至今犹存，唐时当更为显著，故而可知，大陵乡当因此得名。

　　三、余论

　　据《长安志》卷十二所记，长安县至宋时有：“六乡，管六里。唐五十九乡，有渭阴乡，见于下，余不传”；“县境东西四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二里。”据卷十一所载，万年县在唐时有四十五乡，至宋时有“七乡，管二百七十六村，二里”；“县境东西三十七里，南北二百七十里”（按：当为“一百七十里”）。关于长安县的乡，据前人考证出的32乡，加上增补的5乡，共得37乡，距59乡之数尚差22乡。关于万年县的乡，据前人考证出的41乡，加上增补的4乡，共得45乡，与《长安志》所记之数相同。可见长安县的乡数差距较大。但是，长安县的乡数本身仍有疑问，《武文》云：“董曾臣《长安县志》卷一二乡里条说：‘《长安志》，唐五十九乡……《寰宇记》又作五十乡’”。倘若长安县是59乡，则较万年县多14乡，如果是50乡，则多5乡。就两县的县域面积来看，万年县的面积还大于长安县，似乎没有理由比长安县少14个乡。另一方面，万年县的45个乡名已经全部获知，而长安县则有很大的差距，这或许也预示了长安县没有59个乡。我们认为，唐时长安县有50个乡或许更接近实际。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唐六典》卷三云：“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郭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

　　乡的数量多少与当时的人口数量直接相关。《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云：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平均每县15779户，每户平均5.42人。按照“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制，长安县按50个乡计，则有250个里，25000户，约有135500人；万年县有225个里，约有22500户，121950人。这个资料还不包括长安城内的居民，但尽管如此，长安县、万年县的人口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各县。

　　长安县与万年县的县域都是东西窄南北长的狭长形，其北部以渭水为界，就乡里与长安城的关系而论，它们均分布于都城的东、西、南三面，南面的乡里则集中分布于靠近都城的地区，也就是说，都城周围的人口密度很大。

　　据唐墓志提供的资料可知，唐长安城郊外各乡既有村也有里，有些里名与村名同。究其原因，或许户数在百户左右的大村子可以称为里，即村名、里名相同；而不足百户的小村子中或许由几个相邻近的组成一个里，各村仍有村名，这是村名多于里名的原因。另据唐墓志提供的资料，有些相同的村名会在不同的乡名后出现，这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同的乡中的确有同名的村子；二是处于两乡交界处的村子容易搞混，是作志之人没有弄清所致；第三种的可能性较小，就是误记。唐长安、万年的乡里情况对于研究唐都长安当是一项重要的补充，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将更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