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镇

斐皇古镇

　　郑培德王咸阳

　　崇皇历史沿革概况

　　崇皇镇位于高陵县城西南约8公里处，奉正塬(当地人称镇之两侧约十里长的一段为降驾塬)之南畔。塬自西北而东南延伸，泾河亦由西北向东南蜿蜒至镇南部船张村汇入渭河，泾清渭浊，形成名闻天下的景观“泾渭分明”。

　　崇皇自古历史文化悠久。据在杨官寨村北考古，发掘出大量陶器残片，经考证属仰绍文化，约在五千年前，即有先民在这一带聚居繁衍，从事渔猎农耕，崇皇自西汉初迄今两千多年来，因它所关联的人物及人文景观，一直被誉为风水宝地，与三个皇帝有缘而称幸古今，演绎出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

　　崇皇建寺于何年何代，虽乏稽考，但相传西汉初，高祖刘邦妃薄姬，身怀六甲，遭吕后嫉妒，被逼出宫，落难于此。公元前202年，于崖畔“蟠龙洞”内生文帝刘恒。文帝由代返长安嗣位，途经高陵驻跸崇皇，陈平、周勃携传国玉玺，率文武百官，于东渭桥恭迎，文帝始接印返长安而登大宝。文帝念母崇皇受苦，以孝治天下，开“文景之治”之始。唐开元天宝年间(712-742)唐明皇李隆基两次巡谒崇皇寺，盛称“重皇”。宋大平兴国——至道年间(976-995)宋太宗赵匡义敕赐名额改“重”为“崇”，崇皇寺名沿用至今。

　　两千多年来，崇皇寺屡遭兵火、迭经兴衰，至明清仍规模宏大，香火繁盛，供奉不辍。农历四月初八，传统庙会，游人如织，善男信女，虔敬华佗、关帝、药王等神，求医问药，更有民间社火、自乐班，演唱助兴，热闹非凡。

　　崇皇自古人杰地灵，是京畿高陵的古刹名地，历代文人名士、官员慕名游览不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传说，同时，崇皇地区又是人才荟萃、英雄辈出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碑文记载。近现代又是革命风潮酝酿、组织、指挥活动的主要地区。辛亥人物王振业，革命烈士刘天章、白文范，革命老前辈张策(生前曾任陕西省委、市委书记、中央纪检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等职)，黄埔一期爱国人士郑子明(生前曾任崇皇乡长、省政府参事等职)，公安战线反特英雄张怀忠，以及爱国人士程久铭、教育家罗瑞先、秦腔名家郭明霞等，他们均出自崇皇地区。

　　崇皇地处泾渭二水北岸(古时泾河即从奉正塬下流过，崇皇寺是泾河北岸渡口)，形成水旱码头，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适于农耕，商贸井然，经济发达。古语曰：“近山者仁，近水者智。”这里民风淳厚朴实，典章礼仪周全有序。

　　民国时期的20世纪40年代。置崇文乡、辖地方圆十多里。建国后设高陵县第十乡。50年代末合泾、原、高、淳为三原县，设高陵公社、崇皇管区。60年代初，撤大县恢复高陵旧制，设崇皇公社，80年代中期，改为崇皇乡，辖七个村民委员会，较解放前地域略小。

　　改革开放以来，崇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崇皇乡党委、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实施三大战略，全乡各项工作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今的崇皇西高、高茹两条二级公路穿街而过，通往西安及外省、市的车辆络绎不绝，路旁高楼林立，商贸繁盛，休闲广场、喷泉、路灯、绿地一应俱全。随着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的不断发展，长庆、万方、玉金等大型企业相继落户，达利饲料、高墙脱水蔬菜等早已驰名中外。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崇皇地区已成为工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皇古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原生态的民间传说、故事、社火、秧歌、典章、礼仪、民俗、楹联、诗词歌舞、戏曲等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挖掘整理，大放异彩，各界朋友到崇皇一游，实为人生一大快事。

　　崇皇寺及传说

　　崇皇镇在高陵县西南，距县城8公里。两千多年来，因它与三个皇帝有缘，一直被誉为风水宝地。

　　据《高陵县志·祠庙志》记载：“崇皇寺为宋太宗敕赐名额。唐初置，在县西南申村。内有阁，当重丘之上，夏日居之不暑，又名纳凉阁。”

　　相传，汉高祖刘邦的妾妃薄姬妊娠遭吕后所贬，出宫而去，在寺内崖畔的柏树底下一窑(后人歌颂为蟠龙洞)洞里生汉文帝刘恒。又传说唐明皇李隆基两幸于此而得名“重皇寺”。宋代时太宗皇帝认为民应该崇敬皇上，皇上至尊至上那能重复再有？故敕赐名额改“重”为“崇”。这样，崇皇寺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据《史记》记载：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儿？七月会战垓下：十二月追杀项羽于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北)薄姬为高祖入关途中所纳，不甚宠幸，战争年代总是留在后方。栎阳是当时汉军的兵站中心，高陵也是战略后方。公元前202年文帝出生之时，正是酝酿垓下大战的时机，在这种军事形势下，相传汉文帝出生于崇皇是很有道理的。

　　汉文帝在崇皇诞生，以后各朝历代对崇皇都有建筑修葺。在宋代赵天佑有一首关于崇皇的诗云：“放意学梅仙，深宫见白莲，阁尘先圣像，碑记大周年。孤塔穿云外，双林依日边，禅关有遗恨，翠柏晚夕烟。”这里所云的“碑记大周年”可能是指武周而言，这就说明了崇皇寺在唐代时已具规模；据高陵县志载：崇皇寺兴于唐、盛于宋。至于何时所建无史可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究。按赵天佑诗中所云的寺内有塔，但塔址究竟何处无踪可觅。据后人所传，寺内殿堂上供奉的神像很多，有药王孙思邈、名医华佗、文宣王孔子、关公、周仓等。崇皇寺位于泾河岸边与长安隔水相望，亦是南北交通的一条要道及很繁华的渡口。历代常有文人墨客来此游览，即兴作诗。《高陵县志》上记载这样一首诗：“崇皇古寺夕年留，地势灵龟载瑞楼。左边青龙高数丈，右边白虎如斗牛。朱雀迎门登岸口，后边玄武靠山丘。蟠龙洞下生太子，金銮殿上辖诸侯。”明代时正德年间高陵县中了一位状元名叫吕楠，也诗赞崇皇“崇皇阁远见泾涯，秋日西游一补诗。岂为将来种大尉，辋川居士与追随，寺额崇皇产异香，汉女诞此幸明皇。相传柏柢蟠龙窟，正在泾阳与渭阳”。从这些诗句中表明了崇皇寺在好几个朝代都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古刹。崇皇寺东边桑家村的村民1970年在距崇皇寺400多米远的地方打井时，掘出了过去沉没的船只残骸。寺西边百十米远的地方是一条南低北高的沟道，中间是古时就形成的一条大路，大路的南端正是泾河北崖底下。1972年程家村村民在这里取土时，挖出了渡船所用的铁锚残骸。崇皇寺的东、西、南方向的塬底下边的地层约十五六米深处，均有一层小豆石及小圆石和现在的泾河河床相同，这就充分地佐证了寺之三方均为古时泾河河道，崇皇寺正是紧靠北岸的渡口。

　　由于汉文帝在崇皇诞生，因此，在崇皇寺周围的传说也就很多。据当地群众所传，薄姬当时在刘邦跟前失宠的原因是，她头上生了秃疮，失去了以往的光彩，更为吕后所嫉妒，妊娠出宫，她沿门乞讨来到此地，就住在泾河北岸崖畔下的一个窑洞里。汉文帝即在此娩出。时间长了她发现岸畔上生长了很多的枸杞子，有的枸杞子根从崖窑洞壁外露出来，有些浑身生癣的没毛老鼠，常常在枸杞子根上摩擦，她长期观察这些病鼠的行为，身上的癣好了，并长出了新毛。她明白了枸杞子根有治癣疮的作用，就用它熬成水，洗自己头上的秃疮，洗了好久，秃疮竟也痊愈了，并长出了乌黑的秀发。这样崇皇周围的人遍传开了枸杞子根(中药叫地骨皮)能治疗秃疮及癣类病症。据现在的《中药大字典》和《本草纲目》载：地骨皮内含有亚油酸、亚麻酸等，具有清热解毒之功能，能治疗痈肿、恶疮，鸡眼、痔疮等外科杂症，在犬、猫、兔身上注射可降低血压，治疗血管病有一定的疗效。

　　刘邦在长安称帝后，建立了西汉王朝，想起了妊娠出宫的薄姬，差人四处找寻。找寻的人回朝，奏明刘邦说薄姬在崇皇生了太子。刘邦便差遣官员来崇皇接薄姬母子回朝。由于事前没有告诉薄姬，这时正是麦收季节，薄姬和儿子刘恒依然出门乞讨、拾麦，接驾的人抬的銮驾(即彩轿)手捧凤冠霞帔，来到崇皇不见薄姬，到处打问，有人告诉说去崇皇西北方向拾麦去了，銮驾队便向西北方向寻去，行至两三里的地方等驾。这时天色突变，西北方向乌云翻滚，有经验的老百姓明白这是不祥之兆，天要下冷雨了(即冰雹)。群众便磕头下跪求苍天保佑这到口的小麦不受冷雨侵袭。在这时，薄姬和刘恒已到銮驾跟前，随行官员让薄姬刘恒母子乘轿回朝，刘恒安慰老百姓，不必担惊受怕，说：“崇皇圣地，泾渭分明，人杰地灵是盘龙卧虎的风水宝地，有神灵保佑，冷雨不打等驾塬。”刘恒说罢这话以后，天霎时变晴，薄姬母子商议将彩轿和凤冠霞帔赐给当地的老百姓。百姓人家嫁女要打扮得和娘娘一般模样，头戴凤冠，身穿霞帔，文武官司员见轿让道。这个风俗一直传到解放后的两三年，当地群众娶媳妇用成了马拉车，才不戴凤冠，不穿霞帔了；但在路上遇见娶媳妇的车辆让道先行，已成为习惯的传统美德，延绵至今。诞生文帝的北崖上边有一村子，人们就叫“皇驾塬村”。后来村中由于黄姓居住叫成了黄家塬村。在原来接文帝等驾的地方就叫“等驾塬村”。以后村中有邓姓居住叫成了邓家塬村。从邓家塬村以西至崇皇以东的这条塬由于文帝的降生地，也叫“降驾塬”。因此，当地群众把“冷雨不打等驾塬”也传说成“冷雨不打降驾塬”了。并说这是皇上金口玉言所敕封。传说总归是传说，说也奇怪，据考，几千年来，崇皇寺方圆数十里的地方，从未遭受冰雹侵害。

　　薄姬和刘恒回到长安，吕后嫉妒刻薄的脾气非但没有收敛，而因当上了正宫娘娘更加骄纵专横，刘邦便把刘恒封为代王(在今河北蔚县)，薄姬遂从儿子一同到代国去了。刘邦死后，吕后临朝，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几位先朝老臣在农历正月十五晚上铲除了诸吕(这就是后来人闹元宵的来历)辅佐刘恒登基。刘恒从代国回长安时，思念生养之地，从高陵经过在毗沙及崇皇住了月余。当他们母子路经等驾塬北侧的塬底下时，这里住了数十户殷姓及赵姓，村西有一清泉，在这里饮马时，马受惊脱缰，后来把此村叫“惊马村殷赵家”。据《高陵县志》载：“饮马泉在县西十五里”正是此地。刘恒自幼跟随母亲受尽苦愁，母子相依为命，薄姬教诲刘恒，当皇上要体察民情，做一代贤明君王。刘恒对母亲非常孝敬，他把母亲教诲牢记在心，母亲有病他亲自煎药，尝试后才让母亲服用，母亲病中，他三年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孝闻天下。后人把他的事编入二十四孝千古传颂。由于汉文帝孝感天地，他在位的20多年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他孝敬母亲之德上行下效，举国尊老敬老蔚然成风，把一个汉王朝鼎治得繁荣昌盛，这就是我国历史上闻名的“文景之治”的开端。

　　由于当地人民对先贤的怀念和崇敬，不但塑像祭祀，求神保佑，而且还流传了很多神仙显灵的故事：有人夜间行路时，迷失方向，辨认不清路径，往往在一处游转一晚不能归家。很希望有一盏指路明灯，为夜行人照亮，思虑过度，晚上做梦，梦见薄姬给她的儿子汉文帝说，你别忘了生你养你的地方，那里晚间常有“迷糊子”迷人，发挥你的圣明，给崇皇赐一座土灯，让那里迷路的人好辨明方向……从此，崇皇人晚间出门，离家再远都能看见有一距地丈余高，状若老碗口大的一个光亮，在人前引路，人走灯走，顺利而归。关于土灯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也有人传说，崇皇寺内有青白两个狐仙，常为人赐福舍药。有人还亲眼看见青白二狐仙，在寺南程家村涝池喝水。有人追赶，眼看进了庙门，随即无影无踪。也有人说华佗、药王在崇皇也经常显灵。二位神医到了晚上，一个骑马，一个骑驴出外给人看病。谁家人有病，听到他们驴、马脖子上的串铃声，或晚上梦见二位神医前来医病，第二天便逐渐痊愈。还有人说，关公和周仓也常常大显神圣，吆大车的人遇见泥路险情，只要放声大喊关老爷帮忙，便奇迹般的顺利通过。也有人说，关老爷庙内的青龙偃月刀是用生铁铸的，有二百多斤重，它能调节天旱雨涝，有人白天将大刀抬到门外，晚上便原归庙内原处。天逢大旱，周围群众不断地来到庙内烧香祭拜，祈神降雨，大多数的村子还组织童男童女，由一长者带领在村里凑面、凑油，炸成油果子或蒸成老虎馍供上祭品，开展“灸石头”和“洗狮娃”祈雨活动。“灸石头”是用干艾叶团成七个小团放在石头上用火点着，这时长者便领着童女唱：“灸呀灸，灸石头，灸灸石头水长流，水流千里归大海，一对童儿哭上来，童儿童儿哭啥来？娘在祈天祈雨没回来。祈龙王、拜玉皇，玉皇上帝开雨门。雨门两边两个金狮娃，狮娃狮娃哥哥，毛头女娃没人养活。天干了，火着了，毛头女娃不活了。七家米，八家面，蒸下花虎给爷献”，这时艾团也将着完，老者在艾团底下的石头上发现有水分的潮气就说祈雨将有希望。

　　这时舀来一盆清水，水内放一个石狮娃，长者领着童女又边唱边洗：“洗了狮娃头，白雨(大雨)下的流。洗了狮娃腿，白雨下的美。洗了狮娃脚，白雨下的多。洗了狮娃胳膊，白雨下的不亦乐乎……”有时正洗着，阵雨骤起，群众说这是神仙显灵，即组织唱戏、耍社火给神还愿。有时不应验，各村便组织人到太白山求三大白，到临潼山去求骊山老母祈降甘霖……

　　现在崇皇已有两条公路互交而过，车辆川流不息。电灯通明。医疗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群众就医方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渠井双灌化，群众有歌谣说：“水泵呼呼响，渠水哗哗淌，不怕天大旱，渠井双保险。”节水喷灌正在试验推广，国家人工降雨在当地效果显著。人民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神灵指路，名医显圣，狐仙舍药，求神祈雨已成美好的传说；泾河工业园区的开发已延伸至崇皇腹地，重重土丘不复存在，寺庙已废，在寺庙的废墟上建起了崇皇供销社和崇皇新市场，高大的仿古式门楼屹立在西高公路旁边。崇皇已成为乡政府驻地。这里楼房林立，工厂、学校有了很大发展，农历三、八日逢集，市场繁荣，商贾云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物质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丰衣足食，歌颂党的富民政策，歌颂盛世升平的颂歌处处可闻，敬请各位朋友来崇皇一游。

　　石子干馍的传说

　　相传，汉高祖刘邦妃薄姬身怀六甲，遭吕后嫉妒，被逼出宫，流落到高陵县西南乡的秦汉宫邸，生文帝刘恒。

　　薄姬落难高陵，举目无亲。不久与当地百姓渐渐熟悉，认识了一位慈祥善良的老稳婆(接生婆)，分娩时为她接生。薄姬对这位长者视若亲娘，老妪对薄姬亦待若亲生。薄姬产后，老妪日夜陪伴，侍奉在侧，见薄姬肠胃不适，悉心照料，经常烙烤些干馍给她吃。

　　有天晚上，老妪将和好的酵面放在木炭火盆旁边促其发酵，面发后膨胀，溢出容器，滴入火盆内垫底的小石子上。第二天清晨，老妪发现落入火盆的一团酵面已烤得焦黄。拿起一看香气扑鼻，面团底下还形成小窝，尝了一口，感到酥脆喷香。受此偶然启发，便去泾河滩里捡拾了些光滑的小石子回来，洗净放入锅内加热，然后匀出一部分，把事先擀好的薄面饼放在锅内的石子上，再把匀出的热石子盖在上面。这样，面饼被夹在石子中间，底、面受热。过一会儿，刨去覆盖在面饼上面的石子，发现面饼已被烤得焦熟，两面均有被石子垫出的小窝。后来，老妪琢磨着给面里佐以食盐、椒叶，反复试验，掌握火候，终于制作出洁白酥脆的干馍来。拿去让薄姬品尝，薄姬看到这样薄而酥脆的面饼，两面还有许多小窝窝，觉得奇怪，百思不解。老妪便将意外的发现和制作过程讲述一遍。薄姬尝吃后觉得香脆可口，赞赏不绝，便说，这馍是用小石子烤成的，就叫它“石子干馍”吧。

　　薄姬把这石子干馍食用了一段时日，胃病渐愈，食欲大增，体重增加，脸色红润，甚是高兴。她让老妪把石子干馍的制作方法在百姓中推广，也让人们同享其乐。

　　秦汉宫地处泾河岸边，河滩里的小石子俯拾可得，当地盛产小麦。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掌握了石子干馍的制作方法，且传播到周边各县。

　　据考，在我国制作食用石子干馍的只有高陵及周边的几个县。两千多年来，石子干馍这一风味食品一直在高陵流传至今，而把石子干馍作为礼品馈赠亲友的民间习俗，也只有高陵县泾渭河以北的八个乡镇，崇皇尤为盛行。此地民俗妇女坐月子，家人就事先打好石子干馍，准备孕妇产后食用。分娩后，娘家人所馈送的诸多食品中，当以石子干馍为首选。这种干馍有久置不坏，能保持香、酥、脆的风味，口感甚好的特点，故小麦收获后，县人有打干馍食用的习俗，后逐渐形成麦收后送干馍“看忙罢”的风俗，有首民谣：“小麦上囤囤，外婆看外孙”，外婆给小外孙拿的食品也是石子干馍。这些流传千古的民俗，可能源于老妪给薄姬送干馍有关吧。

　　综上所述，石子干馍的起源地应是崇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石子干馍这一独特食品仍历久不衰。现在的石子干馍更是花样翻新，添加了牛奶、鸡蛋、植物油、猪油、白糖等，做出的干馍品种繁多，别具特色。更有甚者，在干馍里包上油面、点心馅等，做成夹心干馍，颇受消费者青睐。

　　现在，高陵人已把本地独有的传统食品——石子干馍打入市场，推向全国。

　　崇皇社火

　　崇皇社火，品类繁多，分布较广，在高陵县甚有名气。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流传的歌谣对崇皇各村的社火作了生动的概括：“桑家龙灯程家船，北李竹马跑得圆，高墙锣鼓响当当，船张亭子扮得悬。”每逢过年、节日庆典，各村都要耍社火，走村串巷，巡回表演，有的上县城，有的去街镇，崇皇街道便成为集中演出场所。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各路社火，异彩纷呈，争奇斗妍，十里八乡的群众或步行，或坐车，男女老少，穿红挂绿，喜气洋洋，成群结队，赶来争相观看。晚上社火，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另是一番景象，大有“东风夜放花千树……凤箫声动，一夜鱼龙舞”的气氛。看罢社火，几天后，人们还兴犹未尽，津津乐道，评头品足地谝上几天。现择其佼佼者作一介绍。

　　桑家龙灯

　　据高陵县地名志载，明末桑姓在崇皇寺南建村，以自己的姓氏称村名桑家。据桑家人传说，他们的先祖原是兴平桑镇人，迁移到此后，户族很快兴旺强大，为了活跃农耕生活，庆祝丰收，张显族威，从黄陵引进龙灯。龙灯由三部分组成，龙头、龙身、龙尾，用十三节拐子撑起来。龙头用竹篾绑成框架，有老笼那么大，再用麻纸糊起来，龙角用木头雕成，龙眼是两盏碗口大的红灯笼(以后用上电池灯，两条光柱直射前方，十分耀眼)，龙身是在撑柱顶端，钉一块木板，呈“T”字型，木板上面用竹篾扎成圆拱形，这样每个拐子就形如“♀”型，然后用白细布圈缠起来，这样就形成一竹圆筒形，用较粗的白布连接起来，在相接的地方放置蜡烛并留有透气孔，龙尾是用竹扫帚包扎而成。这样，龙的粗型就形成了。然后请画师用红、黄、绿等颜料绘画出龙头、龙鳞、龙尾，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龙就装扮起来了。为了防止用力摆耍而脱节，又用大绳从龙头到龙尾链接起来。这条龙究竟有多长呢？据说每年把龙装扮好后，先要到村中的龙王庙烧香还愿，三间大庙，龙头跪在神像前，龙身绕庙一周，首尾相衔，这龙至少有八九丈长。

　　每年春节，二月初二(民间传说龙抬头)都要耍龙，每节龙身燃亮蜡烛，浑身通明，因此，人们称桑家龙灯叫“明龙”或“龙灯”，夜晚远看，一条巨龙腾跃翻飞，或作行云布雨状，或作雷鸣电闪姿，腾云驾雾，上下翻滚，十分好看。每次耍龙，锣鼓、秧歌、狮子等轮番上演，撑牌灯的、放松香火的、提蜡烛的、打杂的，总共不下五六十人，故全村出动。

　　桑家耍龙时，每家都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观看，村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户户门前摆上桌子放上点心等供品，龙在每家门前戏耍，人丁不旺的人家，就要求耍龙人把自己的独生子从龙嘴里递进去，再从龙下巴底下抱出来，俗称“过关”，会消灾免难，主人家给龙披红挂彩，有的还给龙封喜钱。各家各户耍完后，龙要休息，秧歌，狮子接续上演，龙便找个宽畅地方缠绕歇息。一次将龙绕一大树盘旋，岂料树在涝池旁，龙头一下栽到涝池里，龙身、龙尾也顺势落入水中，涝池结冰，耍龙人救龙，踏破冰层，弄湿了裤子，但他们不露声色，忍冻坚持，把这场社火耍到底。事后，有人把这次失误传为佳话，说桑家的龙要活了，竟然不顾寒冷，下到涝池喝水。后来越传越悬乎，三原、礼泉、泾阳等地的人说桑家的龙灯上树，是龙王显灵……故事说得活灵活现，愈传愈远，桑家龙灯名气更大了，远道前来观看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桑家龙灯已流传了二百多年好多代人，可惜的是十年浩劫这条巨龙遭了厄运，当作四旧被付之一炬，每当提及，人们悔恨惋惜。可喜，有些当年参加过耍龙的人还健在，现在抢救这一民间文化遗产还不为晚，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文化娱乐需求日益迫切，相信桑家人一定会使这条巨龙死而复活，再现当年风采。

　　程家旱船

　　崇皇寺南桑家村西，有程姓人家聚居。后来，桑程二姓村民房舍相连，人们习惯统称桑程村，程家村南有于姓人家居住在一方形土城围子里，清雍正十年(1732)高陵县志记为桑家庄、程家堡、南于家庄。

　　程家社火由来已久，旱船是清光绪初年，村人于乖娃在西康省雅安做商时带回旱船尺寸图样，由本村木匠按图仿制，船长5.6米，中间宽1.95米，底高0.668米，形成中间宽，两头尖的柳叶型，中间有一舱亭状若彩轿，舱长0.77米，高1.40米，宽0.70米，舱亭四角呈飞檐翘角势，雕有四个龙头，下吊四个灯笼，舱亭内一人背船，前后也各有一个背船，且各距船端1.65米，保持均衡平稳，三人背带隐在上衣下面各有一双假腿，作盘腿打坐状，行船时三人同步，亦步亦趋，平稳如漂。船帮以下用绿绸围就，上面画水波浪图，船儿前行，绿绸飘动，如波浪翻飞。船舱前后用彩绸搭成凉棚，近年来又在舱亭，凉棚楞角装饰彩色电珠，更显华丽辉煌。背船人按戏剧角色扮相，艄公丑角扮相，头戴彩色翻檐草帽，白髯口，穿黄袍(有时白裙、皂袜)与背船人(旦角或生角)对白，语言风趣、幽默，逗人捧腹，忍俊不禁。耍了一会，有点累，艄公便说，水浅船搁，我撑它不动，三人下船假装用力推船，仍推不动，艄公便说要给河神唱戏还愿哩！这时，狮子、大头娃、秧歌等节目相继上场轮换演出。

　　一百多年来，程家旱船，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变换戏耍内容，除装扮传统古典戏剧，有“解放军渡江”、“刘伯承撑船”、“卖余粮”等节目，品类繁多，层出不穷。

　　程家旱船，造型美观华丽、轻巧灵活，背船人与撑船人配合默契、技巧娴熟，常做出上船、下船，搭客、载货，搁浅、推船、起锚转舵等动作，时而漂逸游荡，时而沉重颠簸，艄公适时插科打诨、逗乐，妙趣横生，使人解颐不绝，观者欢呼迭起，好一番热闹景象。

　　程家社火配合巧妙，相映成趣，多年来蜚声四境，每逢演出，吸引数十里外的群众赶来观赏。程家人将自己的社火，尤其旱船视为族人骄傲，代代相传，薪火不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爱国人士程久铭对本村社火倾情支持，亲自组织，具体策划，把每场演出组织得井井有条，耍得有滋有味，获得好评。十年浩劫，程家旱船险些被毁，改革开放使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又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由坡吉党支部、村委会负责组织演出，而且培养出许多年轻人才，新手们不但继承了前辈的传统技巧，而且在装扮演技上还创出了新的花样。

　　船张芯子

　　船张是高陵县自然大村之一，南濒泾渭河交汇处，“泾渭分明”即源于此。有500多户人家，2000多口人，张姓居绝大部分。据考，唐代以前就有人在此聚居，唐时已形成规模，因泾渭交汇得名“会泾寨”，后因河水冲刷，北岸崩塌，村向西北方向迁移，到元代，村民在河上设渡，船家多姓张，又改名船张村。清时，京广杂货，山西煤铁、盐等均沿渭水溯河而上(拉牵)，宝鸡等地的木材等货物放筏顺流而下，东西货物在两河口形成集散地，故船张村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店铺林立，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延伸到西安，船张村顿趋萧条。

　　说起船张芯子，到底源于何年何代，虽无稽考，但村人都传说着引进芯子(当地人称亭子)的一段故事。相传张姓先祖，看到栎阳的芯子华丽险峻，引人入胜，因而很想引进这门社火，但栎阳芯子构造、装饰从不外传，扮芯子也是秘密进行，外人难得一见，船张人很想引进，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们选派一聪明人，装作“疯子”，打入栎阳芯子卸妆场地，人家清场，他装疯卖傻，不肯离去，清场者见是一疯傻人，就不在意了，疯子傻头傻脑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东游西转，心中暗记尺寸，装扮办法，甚至用细铁丝折弯成芯子形状，回到村中，按记忆绘出图形，讲解办法，请铁匠按图打造，在实践中又不断改进，创出新的更为险峻的造型，终于成功地装成十二桌亭子。

　　船张亭子大体分为两类，即立式亭子，也叫马亭子，这类可扮剧目有《李彦贵卖水》、《白蛇传》、《草船借箭》、《藏舟》、《汾河湾打雁》、《穆桂英》、《盗扇》、《花上美人》等，另一类是横卧式，这类亭子多扮成反面人物，如曹操、王莽、李良等，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造型惊险、别致，虽无声但有形，人物栩栩如生。通过奇特形象、夸张、惊险造型，反映人物丑美心理状态，达到褒贬目的，对观众产生强烈的感受。

　　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船张亭子创造出许多新的艺术形象，抗日战争时期扮有《捉鬼子》、《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捉蒋》；解放后装扮过《土地改革》、《斗地主》、《镇反》等节目。改革开放，1985年停演20多年的亭子又重放光彩，春节，县上组织致富大游行，船张人心中高兴，一呼百应踊跃参加，这时的亭子由原来的人抬桌子式改为拖拉机拉动，省人省力，由于多年没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情绪激动热烈，全村出动，扮演的节目，多反映改革开放的新事物造型，内容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亭子出场游行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前面20面彩旗开道，紧跟庞大锣鼓队，一面大鼓，20副铙钹，十多面大小铜锣分行当着服饰、化妆，浩浩荡荡，威武雄壮，每桌亭子两旁有人持拐子保护，亭子人物虽无唱词，但手足、身形、表情，都具造势，有的挥剑怒指，有的舞扇嬉戏，精巧细腻，气势磅礴，令人叫绝。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传统耍亭子的日子，据传，三国时齐王曹芳娶船张村张辑之女为妻，后曹芳称帝，册封其妻为皇后，船张人为显荣耀，在村东修座娘娘庙。二月初二逢庙会，村人早作准备，购置蔬菜、果品、鸡鸭鱼肉等，招呼亲朋前来观赏亭子，家家亲朋满座，街上人流涌动，大人小孩，一派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小商小贩也来赶会，船张村车水马龙，一派热闹景象。解放后娘娘庙废祀，但耍亭子延续了下来，现在多在春节、元宵，大型庆典活动时才耍。

　　改革开放，船张亭子这朵璀璨精粹的古老艺术放出了新的光彩，船张村年轻人接过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承前启后，不断创新发展、完善，让这枝靓丽的民间花朵为精神文明新农村建设服务。

　　李三娘、赵五娘及蔡邕、蔡文姬

　　崇皇寺北隅有个李张村，又称李赵村。崇皇人流传两句顺口溜：“北有李三娘的井，南有赵五娘的冢。”两句顺口溜，包含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李张村，据明《高陵县志·邸宅陵墓》载，汉张耳墓在此故名。李三娘井，人称“八角琉璃井”，明《高陵县志》载，八角琉璃井亦称御井，井在唐高祖李渊(618-626)旧宅(即龙跃宫、俗称李观)中，李三娘就是唐开国皇帝李渊生母独孤氏，生养李渊期间，常在八角琉璃井台吊水，久而久之将石井台踩出脚印，勒下了绳槽，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不忘出生地，大修旧宅，取名“龙跃宫”，有真龙天子从此腾飞之意。称八角琉璃井为御井。梁太祖开平年间(907-911)龙跃宫废，井今已无存，只有石凿八角形井口犹在，今置李观苏北村。

　　赵五娘，传说为李赵村人，名赵贞女，明《高陵县志邸宅陵墓》载赵贞女墓在李赵村南。赵贞女即是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议郎蔡邕之妻，蔡文姬之母。汉灵帝时，蔡邕官议郎，上书论朝政阙失而获罪，被流放朔方，后遇大赦，畏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余载。董卓专权，召回，任侍御史，左中郎将。董卓被诛，邕为王允所捕，后死于狱中，葬蓝田。蔡邕通经史、音律、天文，长于碑记，善辞赋，其《述行赋》揭露统治者奢侈腐败。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书法善篆隶，尤以隶书著称，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对后世极具影响。

　　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通音律，文风逼肖乃父；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后，回归母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南匈奴左贤王率骑南侵，掳文姬北去，居匈奴十二年。献帝时，曹操专政，念蔡邕无后，仰慕文姬才华，以金币赎归，文姬为曹操思慕贤才之精神所感，决心南归，毅然别夫离子，回到中原。曹操待若上宾，令其完成《续汉书》，文姬著有《悲愤诗》，抚琴赋诗，整理出《胡笳十八拍》等著名曲目。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今人郭沫若据其事著有话剧《文姬归汉》，上演后轰动一时。其母赵贞女为丈夫和女儿受尽苦难，后人感念贤良，编成剧本《赵五娘吃糠》，20世纪40年代，秦腔名家杨金声上演该剧，饰赵五娘，感人至深，其人其事受到世人称赞。

　　赵五娘墓今已平没，文姬故后葬蓝田。

　　辉煌的于氏家族

　　自南北朝北魏至隋唐时代，高陵县城西南崇皇镇以东1公里处，有个七里流村，这个村里住着一个辉煌了数百年的家族，这就是于氏家族。于氏源自姬姓。周室后裔。武王三子封于，其后世子孙就以封邑为姓，到后来简称为“于”。

　　这支于姓，是于氏家族中的鲜卑历忸于或万忸于，其远祖乃北周燕国公于谨。于谨，字思敬，先本洛阳人，从魏武帝入关，田家高陵。谨深沉高远，尤潜心研读《孙子兵法》，屡立战功，有大勋业，官至太师。于谨长子于，袭燕国公，又加上柱国，官至大左辅。次子于翼，历官太尉。幼子于义，起家直阁将军，累迁行军总管，行军元帅，封延寿公，迁上柱国。著有《汉书刊繁》、《略览》。于义长子于宣道拜车骑将军，次子子宣敏，拜车骑都尉。北魏至隋代，于氏家族中，有大将军十余人，称为贵戚。

　　唐代于宣道之子于志宁，历官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尚书左仆射，加光禄大夫。与李谆风合著《隋书志》，与李勋修订《唐本草》四十五卷，著《五经疏义》。怀仁和尚以王羲之书法集成唐太宗所撰《圣教序》，他奉敕润色，遂成千古名集。于志宁曾孙于休烈进士及第官拜散骑常侍，迁太常卿，进工部尚书，兼修国史。于休烈次子于肃，翰林学士，官至给事中。于肃之子于敖进士及第，历官秘书省，校书郎，给事中，户部侍郎。四子于球，于，于，于琮皆进士及第，其中二子于川中宣宗大中三年(849)状元，三子于中大中七年(853)状元。一家五进士，两状元，在当时传为佳话。四子于琮官至尚书左仆射，还被皇帝招为广德公主的驸马。另于立政(出自何人不详)，官至虢州刺史，为唐代书法家。

　　于氏家族数百年间，历三个朝代，人物辈出，才兼文武，功德赫赫，政声琅琅，不愧为高陵北魏至隋唐历史上辉煌的名门望族。

　　革命烈士刘天章

　　刘天章，字云汉，又名刘望，崇皇地区高刘村人，1893年12月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幼时就读于三原高等小学，及长，入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科，品学兼优，对文、史、哲、数、理、化各科潜心研读，涉猎甚广，尤对谭嗣同的哲学著作及其思想饶有兴趣。青少年时代的刘天章，目睹清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族危机日甚，渐渐产生了反满思想。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时天章正在三秦公学读书，他第一个剪掉辫子，大声疾呼反清口号，组织学生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主张。

　　1918年夏，天章考入北京大学，翌年北京发生“五四”爱国运动，天章时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主编学生会会刊。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挺身参加包围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

　　五四以后，刘天章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资本论入门》及《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中共北方支部成立，经李大钊介绍，刘天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陕西的第一名党员。以后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1920年，刘天章联合陕籍旅京同学杨钟健、杨明轩、魏野畴、杨晓初等，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同学联合会，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秦钟》月刊。1921年他和李子洲、杨钟健等商议改《秦钟》为《共进》半月刊，深入探讨陕西的革命问题。

　　1922年10月，《共进》半月刊社改为共进社，《共进》杂志便成为其机关刊物，刘天章任常务主席兼编辑主任，改原办刊宗旨“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提高文化，改造社会”，他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励民众起来革命。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二七大罢工，刘天章在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的斗争，并先后介绍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入党。同年夏，天章回陕，来到三原渭北中学，同郝梦九、杨明轩、李子洲、杨晓初、魏野畴等组织全校师生集会，天章发表演说，宣传共进社的主张，在学生中影响很大。

　　1924年，刘天章从北大化学系毕业。是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一、二、三军，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伐，天章得悉详情，征得党组织同意，到河南开封任胡景翼机要秘书，旋返北京受命筹组国民二军学生队，并兼任学生队少校队长，在队伍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任命黄埔一期毕业生郑子明、严云生、郭仰芬、王太吉以及潘自立、陈养虚等共产党员担任学生队的教官干部。他还大力支持由邓演达提议，郑子明、严云生、郭仰芬等组织的革命团体“段金学会”，在开封宣传苏俄革命，并派郑子明等人到驻马店、卫获等地做了大量宣传联络工作，为河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5年，刘天章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9月1日和肖楚女等筹办《中州评论》，宣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6年底，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天章奉命回陕，1927年中共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任书记，天章任区委候补委员，他提出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主张遭到耿的反对，耿遂派天章担任《国民日报》社长。《国民日报》名为国民党省党部的机关报，实为中共陕甘区委的报纸，其编辑、记者杨慰祖、白超然、童志道等都是中共党员。刘镇华围困西安八个月，报社十分困难，天章到任迎难而上，不辞劳苦，采访、撰稿方向明确，旗帜鲜明，对陕西人民的革命活动热情报道，大力支持。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刘天章得到消息，十分愤慨，当即为《国民日报》撰写社论《护党运动与蒋介石背党》，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罪行，指出蒋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做反动中心的倾向”，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救党救国、坚持革命、继续斗争。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惨遭反动军阀的杀害，噩耗传来，天章悲愤交加，挥泪疾书，撰文哀悼，国民日报出特刊，辟专栏连续报道陕西人民追悼李大钊的悲愤情景，寄托哀思，以志后来人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

　　当年6月，蒋介石、冯玉祥公开合流，陕西清党气焰嚣张，冯玉祥电令陕西留守石敬亭逮捕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著名共产党人，强令国民日报改变宣传方针。是时，刘天章因报社工作劳累胃病发作，正在家养病，不幸老父病故，在家料理父亲丧事，听到消息，不顾老父还未葬埋，抱病含悲赶回西安，得悉详情，认定冯玉祥已经叛变革命，立即请示省委研究对策。省委指示坚持拥共反蒋的宣传方针，天章遂与白超然、童志道去冯军总部交涉，竟被拘禁，他义正词严，据理质问，迫使冯军放回童、白，而天章于7月8日被押赴洛阳，后又转拘郑州。天章在狱中和河南省委被押的同志组成狱中党支部，并和外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和敌人的斗争。后敌得知天章是狱中党组织负责人，给他加了重镣，解押开封，将他单独拘于一小屋。1929年，蒋冯分裂，天章于当年获得自由。

　　出狱后，他找到党组织，开始在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总编辑，1930-1931年夏，刘天章先后担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特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

　　刘天章在山西工作期间，正值李立三左倾路线时期，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他到任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恢复了各地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三百多人。又成立了绥远特委，山西各地的工运、农运、兵运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

　　1931年初，蒋冯闫大战结束，冯闫失败，所部溃返入晋，兵祸天灾，民怨沸腾。天章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武装，他抽调曹鸿弼、闫红彦、杨仲远等20多名党员干部在孝义县组织游击队。3月，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后队伍扩大，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第一大队，拓克宽、黄志文任队长和政委，在吕梁山区形成根据地并日益发展。

　　1931年7月，中共山西特委主要是在刘天章的策划、组织和领导下，运筹帷幄，起草文告。7月4日策动了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十一师两千多人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苏亦雄任政委，万启贤任军长。队伍开往河北阜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党对这支武装力量十分重视，先后派20多名干部加强领导。军阀石友三派所部沈克用诈降，诱骗杀害了军长万启贤，逮捕了苏亦雄(后牺牲)，部队经雁北于陕北府谷过黄河南下，又被井岳秀部包围，70多名党员惨遭活埋，起义归于失败。

　　消息传到太原，天章得悉心急如焚，立刻化妆成贩牛人，跨山涉水，星夜兼程，历尽艰辛前往陕北，准备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待到达陕北为时已晚，队伍所剩已被井岳秀收编，天章无奈，重返太原。殊不知山西特委已遭叛徒出卖，受到破坏。1931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天章和特委其他同志正在开会，被叛徒告密，敌包围会场，将天章逮捕。

　　天章被捕后，敌人企图从这个共产党的大人物身上得到我党的机密，由山西审判长大刽子手韩甲三亲自审问，在敌人的法庭上，天章从容不迫，泰然自若，慷慨激昂，痛斥蒋介石，阎锡山一伙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驳得法官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敌人毫无办法，黔驴技穷，竟拉出四个叛徒证明刘天章是山西共产党的负责人，但他一口咬定叫王圣修，蒲州人是个卖柿子的，敌人气急败坏，对他施以酷刑，老虎凳、压杠子，极端残忍地折磨他，但是在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面前，任何刑具都是无效的。他们连天章的真实姓名都没搞清楚，敌人竟丧心病狂地用烙铁烧，把烧红的铁链子缠在他的腰上。刘天章咬牙挺胸，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刘天章在狱中受尽种种折磨，残酷的迫害使他更加坚强，他不顾个人，经常关心狱中其他同志。他爽朗地说：“死何惧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敌人对刘天章施尽了各种毒计，但都枉费心机，穷凶极恶的敌人终于向他下了毒手，1931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四)，太原城阴云笼罩，刘天章等被阎锡山匪兵押解到小东门外，面对屠刀，他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断高呼口号，敌人慌忙用棉花堵住他的口，在场的群众无不为天章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人们掩面而泣，痛哭失声，太原城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下午，刘天章同志惨遭杀害，时年仅38岁，呜呼！中国共产党的忠勇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刘天章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出色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党无限忠诚，为革命奋斗不息，直到最后英勇献身。刘天章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更是崇皇人民的骄傲。他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不朽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全国解放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为了纪念刘天章同志，找到烈士遗骸，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在家乡每逢清明，县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到天章的衣冠冢进行祭扫，缅怀烈士、激励后人继承先烈精神，告慰英灵。刘天章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鼓舞人民前进，他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革命烈士白文范

　　白文范，又名白培章。1903年生于崇皇乡三马白村一农家，8岁启蒙读私塾，15岁进入三原县峪口中学，1922年入三原渭北中学，该校时为陕西知名学校，校长郝梦九，思想进步，办学严谨，学校革命风气浓厚。中共党员杨明轩、魏野畴、李子洲，进步人士韩兆锷、朱佛光、张耀斗等都在该校任教，白文范深受影响。1924年参加学生运动，加入“非基大同盟”、“渭北青年社”等进步学生组织。1924年随中共党员他的老师吴迪恭到湖南岳云中学学习，期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被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的杨明轩委任为高陵县教育局长，他以从事地方民众教育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地下活动。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高陵县支部，白文范任书记，是高陵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在高陵各地普遍成立农民协会，发展党员近40人，开展革命斗争。智字中区成立农协时，文范亲自主持大会，袁鸿化、宋林昌等人是高陵支部的重要成员。3月，中共高陵支部改为中共高陵县特别支部，文范仍任特支书记。

　　1927年，特支领导组织全县农协会员在县城隍庙召开大会，清算地方劣绅纪桢之侵吞华洋义赈款和霸占学田产河滩地的罪行。组织人员对学田产河滩地进行勘测丈量，限期清退。时中共党员许权中率五十六军一个旅驻扎高陵，在许的支持下，文范发动农协对纪桢之进行了二次清算，即三堂会审(许旅、赵杰三旅、县长李铭山)。

　　1928年2月，白文范向省委汇报工作，受到时任省委书记的潘自立的高度称赞：“革命受到挫折，一些党员脱离组织，而你很坚定。”3月，省委决定成立高陵区委，文范任组织委员。他很重视青年工作，于4月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高陵特支，扩大了革命力量。

　　是年6月，农协在清算纪桢之罪行时，一再被阻拦、破坏，愤怒的群众烧了纪家霸占学田、搜刮民财所盖的房子。纪桢之的儿子纪伯文以国民党高陵清党委员会成员的名义，向国民党省党部告状。县党部指示公安局计骗白文范、宋林昌赴宴，将二人逮捕，押解西安市西华门军法裁判处拘禁。文范、林昌被多次提审，敌人施以各种酷刑，文范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驳得法官无言以对，他咬牙忍受敌人的折磨，始终未暴露我党的任何机密。纪伯文当庭诬指写有白文范姓名的草帽为证，文范据理驳斥，弄的纪伯文哑口无言。高陵许多进步人士郑毓英、马廷杰等多方筹资营救，怎奈纪伯文重金贿赂，买通军法当局，敌人决定杀害白文范。当时白文范对同押一室的中共党员王鸿俊说：“我不惧死，我没有暴露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你如果出狱，告我妻子，她身怀有孕，孩子出生起名‘白囚’。”

　　1928年11月18日，白文范、宋林昌被杀害于西安北门外，文范时年仅25岁。

　　白文范是高陵党组织的创始人，对党无限忠诚，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后，马廷杰等冒险将尸搬回安葬。20世纪90年代，县政协崇皇学习组建议县委重修烈士墓冢，供人民清明祭扫，如今已作为高陵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文范烈士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两颗铃》剧颂英雄

　　20世纪50年代前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马健翎院长和编剧黄俊耀，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大型反特眉户现代剧《两颗铃》。演出后轰动一时，好评如潮，名噪省内外。省人民出版社龙行等人还根据人物原型的事迹写成小说、故事等出版发行亦深受读者的喜爱，一时成为抢手读物，公安学院将人物事迹编成教材，给学生讲授。

　　《两颗铃》中主角人物，就是以解放初西安市公安局侦察员、高陵县崇皇乡徐吾村人张怀忠为原型。反映他在反特斗争中深入虎穴，与敌特周旋，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极富传奇色彩。究竟他是如何打入敌特内部，发挥巧妙的战斗艺术，将敌特擒拿归案，一网打尽，保卫人民政权，为共和国的安宁屡建奇功，又在十年浩劫中含冤辞世。不妨先看有人撰写的一幅挽联和赞他的诗篇。

　　联曰：为国怀忠，参察北战，莅陕北单，一股劲闹革命，问心无愧。

　　见义勇为，深入虎穴，巧拿虎子，两颗铃颂英雄，青史留名。

　　诗曰：戡乱无须动干戈，襟怀锦囊妙计多。

　　调虎离山凭舌战，诓使自行投网罗。

　　人头落地十有五，作到人所不敢作。

　　两颗铃剧深造诣，奖掖英才奏凯歌。

　　张怀忠，1915年生于崇皇乡下徐吾村一较殷实农家，当他出生时，遭遇土匪抢劫，父亡家败，境况凄惨，由一富裕户猝然变为蓬门荜户的贫苦人。无奈靠母亲为人家做苦工聊以度日，怀忠的童年就是在贫弱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

　　1929年，关中大旱，数年连续歉收，高陵已是饿殍遍野，张怀忠一家更是啼饥号寒。1930年春，其姐丈时任冯玉祥部西北航空学校高级教官的何崇萧介绍他到山西汾阳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该校是以冯部为掩护，而实为中共所领导的，教职员工、学生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员。张怀忠进入这个朝气蓬勃的新环境，勤奋学习，锐意进取，各科学业日渐精进，政治上要求进步，1931年8月，17岁时，即由张宗逊(渭南人，解放军上将)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该校一大队七中队党支部书记、五班班长，与原陕西省长李启明、军区副司令员张涛及河南省政协主席贾振忠等为同期学员。

　　1933年，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张怀忠任由汾阳军校编练成的一师一团九连连长兼党支部书记。由于他政治素质高，又有军事才能，对日作战十分勇敢，往往身先士卒，不畏艰险，与战士同甘苦，亲如手足，极富号召力，骁勇善战令人叹服。正当察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四平等地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不惜东北四省陷于敌手，三千万同胞遭敌辱践，竟授意何应钦与日寇梅村谈判，签订什壬共同防共协定，逼使冯玉祥下野，瓦解抗日同盟军，中共领导的部分部队遭敌围剿，全军覆没，方振武、吉鸿昌被捕杀害。

　　1934年夏，张怀忠回到西安，参加周至、户县农民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何崇萧又介绍他到陕北高桂滋部84师499团任通讯排长。

　　1935年5月，张怀忠回到西安找党组织，遇到他在军校的支部书记曹惠文，介绍他见到地下党负责人丁志明，遂被安排到小皮院任小学教员，继续为党工作。

　　1937年初，张怀忠在药王洞遇贾振忠(军校一大队长)，贾以党组织名义介绍他到38军177师任副官，当年因母病重回家，即在本村小学教书，而另一教师张贵林(同村人)也是党员，怀忠即从合阳拿回组织证明，和高陵地下党接上关系，与张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1938年秋，党组织送怀忠去陕北公学学习，他携带何胜、何梅、吴登弟、张维杰，张克让等一同去了陕北。1939年怀忠毕业，校方留他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后又返回高陵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3年高陵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怀忠仓促出走，失去与组织联系，但一直努力为党工作。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27日，张怀忠即进入西安警备司令部军察处工作。1950年新中国对敌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省公安厅特将政治立场坚定、忠勇机智、擅长对敌斗争的张怀忠调进西安市公安局侦察科工作。

　　由于要在隐蔽战线与敌斗争怀忠不但自己埋名隐姓，家庭也不能暴露，因此，其妻金玉兰也辞去各种社会职务，随丈夫到处奔波，过着居无定所的困窘生活。

　　1952年，广州侦破一起台湾派遣特务案，张怀忠打入敌特内部，与虎同穴，一起吃住，一同被捕入狱。敌特以刀枪相逼、拷问，他泰然自若，滴水不漏，丝毫没有暴露身份，取得敌人信任。当敌威胁其去港、台时，他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千方百计诱敌至西安，一下火车即被我逮捕。敌在狱中一口咬定张怀忠是反革命，为工作需要，敌被教育释放，仍归张怀忠领导，并协助怀忠破了一大案，一次宣判40余人反革命罪犯。该敌在一次会议上仍反诬怀忠是反革命，经严密审查，再次将该敌关进监狱。

　　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张怀忠侦破的大案就有：“反共抗俄太行游击队”、“五族兄弟同盟会”等，尤其在西安、黄龙山进行活动并有数百人武装，企图进行暴乱的“中国国民党战地服务委员会”案最为复杂曲折、惊险(《两颗铃》即以此案为题材)。当时的情况是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约300多人的蒋特匪徒，受台湾国民党军统的指示，进行刺探情报，煽惑叛乱，搞颠覆暗杀、破坏活动，一时甚为猖獗，白水县政府迭电向省府告急，省公安厅长李启明、市局局长张少康召谕张怀忠，面授任务，务必将这伙匪徒一网打尽。

　　由于敌特内部情况错综复杂，彼此关系网络严密，为了掌握敌内部详情，做到不使一人漏网，张怀忠受命后，即与已被我捕获的台湾派遣到大陆专门负责领导陕西特务头子孙某(河南怀庆人)见面，经耐心说服教育，孙某心悦诚服，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怀忠遂将其妻接来西安，优待生活，孙某深受感动，益加感佩，将黄龙山匪特的联络方法、暗号、彼此关系、企图破坏、暴乱等内幕一一坦白交待，怀忠确认属实，将情况报告局领导，作出部署安排、相应保护措施，怀忠胸怀信心化名张勇为，替代孙某，带领助手，打入敌特内部，他信心百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成为敌特的顶头上司，领导敌人开展“工作”。他秘密派人先与白水县委取得联系，选择地址，布置保卫、记录、安装窃听等，万事妥切，传令各区特务头子前来开会，汇报工作，听取新的指示，并表彰他们“辛勤辉煌的成绩”，传达台湾总部为适应现阶段国际形势需要把工作火速转向大城市等等，他以撤销农村工作的计策为诱饵，迎合匪徒羡慕大城市的心理，匪首们喜形于色，纷纷表示，拥护中央总部的英明决策，争先恐后欣然奔往西安，个个按张“首领”的分配指示，15个匪首分别到达15个公安派出所的监控地点，然后分别通知匪特张三某月某日到革命公园茶馆，约谈回台湾参加总部会议，悄然逮捕。翌日，又通知匪徒李四，约谈赴香港做联络工作，而待机擒拿，类此如法炮制，特务头子们在浑然不知中，悄没声息地一个个被擒拿归案，无一漏网。

　　最能震撼人心、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把原重庆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奸猾诡诈，又能策划、组织特工活动的一批高级特务，经他匠心独运、精明巧妙地心理攻略，使其一个个乖乖归顺自己，悉听领导，而且与自己配合得天衣无缝，涓滴不漏，为我所用。他巧妙绝伦的对敌斗争艺术，“玩”敌于掌股之中，使这些人面兽心、穷凶极恶的特务一个个被驯服得俯首帖耳，听凭他的指示，把暗藏的特务，通过这些人的联系，招来西安，一一就擒。在与这群匪徒周旋中，险象环生，时刻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可张怀忠从容不迫，睿智机敏、大胆果敢，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擒贼如囊中探物。多次惊心动魄的场面，他恩威并举、三言两语就化险为夷。在消灭黄龙匪徒时，事先设计了两套方案，三项规定：1.逮捕证送达山中方可行动；2.绝对保密；3.匪首被擒后，对众匪徒进行了安抚，不可惊动。诱捕时机稍纵即逝，一不小心，会导致全盘皆输，张怀忠到达山中，巧遇机会，但逮捕证来到，不能动手，逮捕证送达，又痛失良机，原计划两套方案均未奏效，此时匪首又要我诱捕人员离开黄龙说另有任用。若此，即失去擒贼条件，怀忠顿生一计，借诱捕人员自行车一用，途中故意冲入沟中，车子摔坏，撞伤自己，借此留下了我诱捕人员，他遂另出捕拿方案，引敌出巢秘密逮捕，不露声色。他安抚众匪徒，未惊动一草一木，为全歼匪特创造了条件。

　　张怀忠长期与匪徒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失眠、胃病困扰着他，从不言苦，带病工作，多次晕倒路途，苏醒后，照样工作，务必完成任务。怀忠怀着对党对国家无限忠诚的精神，在非凡的战线上，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业绩卓著，成绩斐然，在我国公安战线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怀忠的事迹引起省戏曲研究院马健翎院长的极大兴趣，特邀他前去做报告，讲述全歼黄龙山匪特一案的全过程，马院长亲自记录，才创作出《两颗铃》(敌特联系的暗号)，一经上演，张怀忠成了人们心中的传奇人物。随后，西北公安学院等多家单位都邀请他做报告，他的事迹在社会广为流传，故乡人民更视他为英雄，争相传颂，对人民群众起到教育和鼓舞作用。

　　就这样一位忠心赤胆的英雄，在十年浩劫中难逃厄运，西安市公安局长张少康被逼迫自杀，张怀忠被连批带斗下放高陵，英雄仰天长啸，衣带渐宽，面容憔悴，壮志未酬，含冤未申，悻悻、匆匆地离开人世。惜呼！悲哉！

　　水利专家程久龄

　　程久龄，1919年出生于崇皇乡程家村一农家。父名万里，一生从商，母早逝，父续弦，久龄承祧子五婶，待若亲娘。1929年启蒙于郑子明先生门下。常流涕，面不洁，寡言内向，情绪不形于色，悟性极佳，听课专心，目不斜视。郑先生除讲授国文外，还讲经书，间或掺讲《天演论》之类的西方学科，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农人盼雨若渴，盼水如命，郑先生亦因之向学生讲解有关水的知识，每于此，十岁的久龄必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久之，郑问：“水谓何物？”久龄侃侃而答：“水乃生命之源也……稼穑之所需也……”先生惊叹其聪明常语之：“龄儿看似愚钝，实则聪颖，施以良好教育，将来必成大器。”盖因此形成他日后终生从事水利事业的缘由。20世纪40年代，久龄果然考入武功农学院攻读水利。后也成为郑子明先生的佳婿。

　　1937年，久龄从高陵泾野学园毕业，负笈西安二中，同石玉玺、白传薪结为莫逆。三人品学兼优，深得罗端先校长的赞赏，毕业同登榜首，均免试保送西安高中，时侯良弼任西安高中校长，经常向学生灌输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反动思想，久龄鄙而远之，专心读书，常和石、白二同学切磋学问，相互砥砺，对侯良弼的奖掖毫不动心。

　　1943年久龄报考武功农学院水利系，须考六门课，其中一门因上厕所而迟到，被拒之考场门外，在缺考一门课的情况下竟被录取，且名次并不靠后。他后来回忆说，其余五门答得好，可能是被录取的原因。进了大学门，久龄学业日渐精进，四年本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几位教授赞语常加。1947年6月，久龄以优异的成绩接过了武功农学院发给的毕业证书。

　　是年暑假，久龄因眼疾在家疗养，高材生的声名远播，高陵县立中学、徐阳中学、泾干中学、三原中学等校，争相登门，邀聘任教，他以自己倾心水利事业，学业初就，夙愿未尝，不忍割爱而一一婉言辞谢。9月，眼疾初愈，即赴陕西省水利局任实习员。

　　1948年3月，久龄到惠渠工作，同年8月任冷惠渠工程管理处主任，晋助理工程师。

　　1949年陕西解放，久龄正当而立，心情特别激动，感情从不外露的他，情不自禁地奏起二胡引吭高歌，欢庆解放——新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1952年，负责测量、设计、施工改建了15公里的冷惠渠干渠工程。牛刀初试，显示了非凡的才学。接着，又到水利局第三测量队负责导线组工作，对汉中盆地五县的山丘地形进行了测量与计算，完成导线网1900多公里，控制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并绘制了万分之一地形测绘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54年，久龄任汉中地区水电局水利工程队副队长、工程科科长。任职伊始，即带水利工程队，修建了陕西省第一座蓄水量1000多万立方的强家湾水库。他亲自勘测，担任总体设计，统编计算，负责施工，工程质量优良，40年来坚固如初，为陕西的水库建设，起了样板作用，技术经验推广全省，受到嘉奖。

　　20世纪60年代前期，程久龄带领40多名技术人员，先后两次对汉江上游主流及11条较大支流，进行了全面综合勘测，调查了汉江的历史和现状。他不顾疲劳，跋山涉水，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两次勘测历时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