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四节 横山起义

1946年5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全面向解放区进攻。胡宗南一方面不断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南线部队，一方面命令榆林的邓宝珊所属部队准备南下，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准备东进，企图一举消灭我军于陕甘宁边区的态势下，中共中央积极领导边区军民加紧备战，提出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号召。在中央加强备战的会议上，毛主席对习仲勋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北线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回旋余地。”习仲勋在西北局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并在会上当场决定派我为代表，前去绥德地委蹲点，开展榆林地区统战工作。重点争取横山波罗堡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举行反内战起义，以期首先解放无定河以南特别是插在边区的尖刀——石湾地区，减轻我军北顾之虑，扩大用兵回旋余地。

1946年6月间，我携带着习仲勋给胡景铎在白绫子上所写的密函先到绥德地委。在地委书记白治民，专员杨和亭，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统战部长刘文蔚、副部长师源协助下，对榆林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胡景铎的思想、政治、家庭和社会关系以至个人生活嗜好各方面的细节情况，做了详尽的了解、然后又以他与习仲勋的特殊关系，我家与胡家的社会关系（我的伯父郝隆光原系胡景翼十大连的少校连长，在反北洋军阀陆建章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富平美原镇上还有纪念石碑），作出了由我化装成立诚中学（胡家的私立中学）的教员身份，单刀赴会，争取胡景铎先行起义。

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将军的六弟，他在青年时代就积极上进，向往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诚，弃学从戎，率领家乡子弟兵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功绩显著。抗战胜利前夕，他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行径极为厌恶，与胡希仲（胡景翼之子）一起，率领一大批进步青年北上榆横地区投奔其兄胡景通部，并准备进入边区参加革命，曾主动与习仲勋联系过。他所处位置和他本人思想情况，构成了他是北线首先争取起义的重点。

我去胡部之前，师源（富平人，与习仲勋、胡景铎是富平立诚中学的同学）已与胡景铎接上了关系，并已初步谈及起义事项且还在其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关系。

我于1946年9月（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由师源同志陪同，由子洲县经过周家硷至边区与敌占区石湾交界之大槐树下，与师源同志共掷胡基（土块）为誓握手告别，只身进入石湾地区，按路线图径直到达石湾镇东口之桥头。以关中口音径呼门卫为乡党，声称我是富平立诚中学的教员，要找他们的连长许秀歧（事前已通知许）。卫兵扭身转入城内报告，许当即随兵而出，如同故旧相逢一般，携手进入许的私室。不待许加盘问，我径直告知我乃立诚中学教员，要前去波罗镇会见胡景铎，许即热情招待，晚宿在许家。翌晨派了一位上士班长和一匹马，经过了两天的沙漠行军，顺利安全地到达了波罗镇，径直进入了胡的指挥部。首先见到了胡的秘书章纯（张怡良）和姚绍文，说明胡老太太要我见胡景铎的来意。章纯当即向胡通报后，胡即派警卫员肖家寿抱着胡的独生子五旦（希捷）前来见我，我即将孩子抱在怀中，叫着五旦名字，以伯父身份给孩子200元法币（国民党纸币），以示知己之意。肖家寿当即带我进入了胡的私室，一见如故。除了做了一般寒暄和自我介绍外，我径直说明了劝他起义的来意并转交了习仲勋的密信，胡也径直表明他起义的决心，并相约于翌日到波罗堡南城门楼上密谈。

次日清晨，在严密警戒下，我们在南城门楼上，纵论革命大好形势，详谈起义事宜，很是情投意合。我们研究决定了起义计划，定于10月10日国民党国庆日起义。之后，由胡景铎派人把我送到边区米脂县县委朱侠夫同志处。米脂县委给送我来的那个副官及胡景铎赠送了礼物。我由米脂回到绥德后，立即将以上情况向西北局发了电报，西北局复电要我即回延安面议。我由绥德回到延安，向组织上做了详细汇报。经西北局报中央后，批准了我与胡拟定的起义计划，并决定叫准备北线战役（解放榆林，后放弃）的联防司令部派新四旅和教导旅开到北线配合，相机夺取响水堡和横山县。

9月下旬，我从延安又到了绥德地委。因无定河河水上涨，原定起义日期改为10月13日。12日夜晚，我率新四旅一个加强连（并带有通讯电台）和50多名干部经响水西南水沟边境出发，经过了沙漠地区，于拂晓前按计划到达波罗堡南门外约500公尺处之南土台。将部队部署就绪后，以约定旗语暗号举旗摇动，城上当即发号接应后，由胡景铎率领起义官佐和警卫人员开了城门，前来土台与我会见。两军互相会合后，当即率部进入胡的司令部，由胡介绍了起义成功经过后（我们到达之前，胡已率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及保安第九团5000余人宣布起义），当即由人民解放军接替了城防。对内防止反动部队之哗变，对外防备响水方面来敌袭击。当天以胡景铎名义发表了起义宣言和号召榆林邓宝珊等退出内战，为和平建国而奋斗的通电。

我和部队进入波罗堡后，即用电台向西北局和中央报告了起义成功的喜讯。

10月16日（起义后第三日），胡奉命率部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王世泰、张仲良、徐立清率领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二旅会合。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们。之后，在响水南某村参加了北线指挥部会议，讨论了毛主席关于乘波罗和横山起义胜利机会，乘胜解放榆林，扩大北线作战回旋余地的电报指示，决定了围响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并参加了响水战役和解放榆横战役，先后解放了横山、响水堡和无定河以南2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和12万人口。然后又率部回到了波罗堡，奉中央和西北局之命，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任命胡景铎为师长，我为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从策略上考虑，为了与人民解放军有所区别，又将政治委员改任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11月15日在波罗堡举行了庆祝大会和阅兵典礼。胡景铎和我分别讲了话。由于横山起义的王锁子叛变和骑六师内部个别连队企图叛变，毛主席毅然决定，要起义部队到延安整训。当时许多人不够理解，尤其是搞保卫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恐怕几千人进入延安后，给延安造成一种难以控制的不安局面，危害毛主席及中央首长的安全。密电向我询问究竟，我当即复电备述利害得失，坚决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决定。11月中旬，起义部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经镇川堡、绥德地区，顺利到达延安，受到了数万军民的热烈欢迎。《解放日报》报道了骑六师抵达延安受到军民热烈欢迎的盛况。

1946年12月毛主席接见了我和胡景铎，在座的有习仲勋、叶子龙、杨尚昆等。毛主席一见我有些诧异地说：“我教你回三十八军去了，你怎么又从这里拱出来了！”没等我回答，习仲勋、杨尚昆等说，可能是组织部搞的，没有让他回三十八军去。毛主席“噢”了一声说：“以后不要轻易地改变决定。”之后把话题转到了骑六师起义的事上去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并不知道之前要我去组织三十八军起义的决定改变。这很奇怪，我心中很纳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

12月24日，毛主席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驻地，接见了起义部队营以上官佐。毛主席在对胡景铎以及起义官佐表示赞扬和欢迎后，开始了一篇惊天动地、谈笑风生话战争、决定胜利于一掌中的讲话：“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只快要沉没的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只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搬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你们这次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就是上了共产党的船。这只船现在虽然还很小，但这将是一只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非常严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只‘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现在虽然还处于困难时期，但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就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大家听了这一英明的论断，一时都怔住了。毛主席继续说：“在胜利时头脑发热，对形势所作的估计，往往是不足的，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在困难时，头脑冷静，对形势的估计往往比较客观，具有高度的科学预见性。再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有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干部和战士；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三年内，顶多五年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无疑的。”大家兴奋地热烈鼓掌。之后，毛主席又接着说：“把国民党这只腐蚀的破船打翻，使它遭到灭顶之灾，然后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以后，不出所料，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真的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

月底，西北局召开了几次会议，由习仲勋主持，讨论我在未返回延安、还在北线时提出，并得到王世泰、张仲良、徐立清等人赞同的，在骑六师里按解放军的方式建立政工制度，以便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习仲勋认为师源和胡景铎不同意是有道理的，反对我的意见。贾拓夫、张仲良、张文舟等同意我的意见。因而我同习仲勋同志在会上面对面激烈争论。开了几次会仍统一不了意见，习仲勋发了火，将我调回西北局，以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去骑六师接替我的工作。张德生又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和仲勋同志当面争论是不尊重他的工作，坚持己见，个人英雄主义等。我自己也进行了反省。我认为自己所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是不能放弃的，但我绝无不尊重新来的习仲勋书记的意思。我自己又觉得是否自己思想深处真有“骄傲自负、自以为是，好争论、好争正确”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纯思想，又觉得很委屈，思想波动一时较大。今天看来，也许我当时年轻气盛，但我对仲勋同志却是由衷敬佩和十分敬重的，以后几十年的经历中始终如此。

横山起义规模不算大，但它却是陕西境内从大革命失败至西安解放之前，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次起义。这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由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策划和组织，由胡景铎、师源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共同努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的直接硕果是榆横特区的建立，为党中央转战陕北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骑六师以后成为西北野战军（一野）的主力之一，在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横山起义发生在国民党气焰嚣张、要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敌强我弱、形势危急和许多同志和朋友对革命前途感到忧虑之时，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为横山起义的胜利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