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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亡政息启及后人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旋即凋谢。张居正离世后,保守势力得势,进行了迅猛的反扑,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张居正改革在其身后惨遭失败的厄运。

在以人治为主体的明代,具有绝对权威的皇权的反对,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师保首辅,于是张居正代行皇权,从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说,其取得压倒反对派的优势,实际上只是皇权对于臣僚的优势,他拥有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力量,实际上只是皇权的力量,而不是张居正本身的优势或改革本身的力量。这里就包含有很危险的因素,即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

张居正执掌皇帝权柄只是暂时的,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的加强,其好权多疑、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习性也日深,与张居正希望其勤政恭俭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君臣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特别是万历六年(1578)皇帝大婚后,对各种贪图享乐的欲望越来越不加以掩饰。但他每每下诏敛财或倦于上朝,都遭到张居正的谏诤劝阻。如针对万历七年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之事,张居正虽然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谏言道:“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按封建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急于收回自己的权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明神宗即对其进行残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权,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张居正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都迅速集结在皇权之下,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

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使改革无法彻底进行。改革是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豪门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张居正改革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张居正的改革,是利用皇权的强制力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均赋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即土地兼并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改革并没有在劳苦大众的心中引起共鸣,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一条鞭法的推行,虽然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业者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张居正在“夺情”之后许多举措失当,以致一些开明之士最后亦放弃了对改革的支持。这样,张居正在各个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与保守势力相比,改革的力量并不具有优势,因而,也就难以维持了。

此外,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府邸。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不仅有锦衣卫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如此庞然大物,绝非“八抬大轿”可比拟,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他虽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为其家人谋求进身阶梯。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皆通过社会关系得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了。

针对“夺情”风波,张居正处理不当,使自己更加孤立。所谓“夺情”,是施用于军前的将帅偶遇父母之丧的一种变通的办法。因为在出征之际的将帅,若忙着奔丧回家,必会贻误军情,为患不小。为了免于此患,皇帝可以命他移孝作忠,仍在军中任事。这么做,便被称为“夺情”,所以叫“夺情”,乃是以国事为重,而夺去亲子之情的意思。但“夺情”的限制很严,只限于征战之时的军前将帅,如果官居将、帅之职,而并无征战之事,仍然不能适用。至于文官,则永不会有“夺情”之举的。

而张居正父亲死后,神宗皇帝却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推行改革,故而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因为根据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故而张居正“夺情”一事,让许多士大夫深感不满。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之流,便以此为口实,趁机群起而攻之。他们打出维护封建礼制的幌子,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此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宰相,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张居正还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以致冯保被抄家之后,张居正也“祸发身后”。

上述的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赍志以殁。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掌权柄期间,大明帝国摆脱了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观。但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由于明神宗怠于政务,此后的内阁首辅平庸无为,致使整个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后灭亡,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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