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祸国殃民不得善终

严嵩在执掌权柄期间，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结党固权，陷害异己，贪污纳贿，鱼肉百姓，从而造成吏治腐败、国库空虚、边备废弛，其祸国殃民的危害罄竹难书。

严氏父子的专权擅政，首先使明朝的吏治更加腐败。明朝发展到嘉靖年间，封建社会的痼疾已日益显露出来，吏治日趋腐败。严嵩专权，而且贪婪无比，这就使得吏治更加腐败，出现了“政以贿成，官以贿荐”的丑恶现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谁还肯尽力尽职，他们想的只是如何搜刮百姓，贿赂严嵩。当整个官僚队伍都沉浸在贪的毒汁中时，老百姓也就遭殃了。如前述举人潘鸿业欲得山东临清知州，为了向严嵩行贿，向人借贷了二千二百两银子。时人估算，当时京师借贷，利息为本钱之半，即使潘鸿业上任后立即偿还，也不下三千两银子。这笔银两不取之于民又取之于谁呢？就在严嵩专权期间，百姓中曾流传这样的谚语：“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与严嵩的贪婪影响一代吏治有很大的关系。

严嵩的奸贪和专权，还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东南倭寇和北方鞑靼对明朝的严重威胁。东南倭寇是指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主要是由中国武装走私商人和日本浪人组成。早在明初，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由于世宗朱厚熜的昏愦，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沿海防务已经十分空虚。如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倭寇大举进犯时，因无抵御能力，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惨遭倭寇屠杀和掠夺。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方面最严重的祸害。但是操纵内阁大权的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福建巡抚阮鹗，面临倭寇进犯福州，不但不率兵抗击，反而赂以罗绮银子数万两，又给倭寇巨舰六艘，让他们满载而去。抗倭无策，敛财有计。这样的人被逮下刑部后，由于以重金贿赂严嵩，严嵩竟嘱法司从轻发落，仅将其罢黜为民。相反，抗倭将领张经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约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由于没有贿赂当时任东南督军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竟被严嵩和赵文华以冒功罪陷害致死。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会逢迎拍马。严嵩恼怒他不奉承自己，就制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狱。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将才，凑以巨金贿赂严嵩，才保住了俞大猷的性命，改为发配大同戍边。由于严嵩及其党羽颠倒功罪，倒行逆施，东南海防将吏离心，纪律大坏，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明中叶，蒙古瓦剌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官升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致使军士饥疲，边防大坏，无力抵御蒙古鞑靼贵族统治者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的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如果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严嵩，严嵩却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唯有坚壁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仇銮所率军队甚至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比俺答军还凶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得意满地离去，仇銮才率军佯作追击，砍了几十个百姓的头来冒功。世宗朱厚熜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对于俺答兵临城下，世宗朱厚熜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为了泄愤，他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宽慰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去死。”可是当世宗朱厚熜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大呼“严嵩误我！”结果，丁汝夔被斩。

当京师告急时，巡抚杨守谦日夜兼程赶来勤王，皇帝怒其不能破敌，杀之，严嵩又坐视不救。右中允赵贞吉坚决反对城下之盟，主张皇帝下诏引咎，宣谕诸将，监督力战。嘉靖帝立擢其官，令其宣谕诸将，并拨五万两银子听其随意犒赏。但仅仅因为赵贞吉上门拜谒严嵩时不够恭顺，严嵩便推辞不见。赵贞吉又怒斥严府守门人和赵文华，从而得罪严嵩，严嵩便处处掣肘，拟旨时，故意不提令其督战之事，且不给一兵一卒护行。就在敌骑充斥的情况下，赵贞吉只身驰入军营，散金犒师，鼓舞士气。第二天复命时，严嵩竟在皇帝面前挑拨，激起帝怒，将赵贞吉下狱，并杖于廷，后又贬谪荒徼。严嵩就是这样，哪怕国难当头，仍不忘挟私报复。

严嵩长期专权，结党营私。他极力培植死党，并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以固权势。他以其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仅干儿子就有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便任其义子赵文华为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徐阶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两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将其控制在手中，将亲信万寀和方祥分别任命为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时人称二人为严嵩的“文武二管家”。

严嵩的擅权妄为和结党纳权，渐渐引起嘉靖帝的不满。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羽中、董传策三人同日分别弹劾严嵩。严嵩以为这是受辅臣徐阶指使，因此企图追究三人，以便借此挤走徐阶。但嘉靖却无意穷追。不久，吏部尚书空缺，严嵩力推内亲欧阳必进，但仅隔几个月即被嘉靖罢斥。严嵩义子赵文华忤旨获罪，严嵩也不能救。尤其是严嵩此时已年逾八十，难以胜任本职。嘉靖帝所下的手诏，语句多难以理解。过去只有严世蕃能够一览了然，所拟答语也合嘉靖帝的心意。但嘉靖四十年严嵩之妻死去，在严嵩的请求下，嘉靖虽同意严世蕃不必护丧南归而留侍京邸，但由于重孝在身，严世蕃不能入内阁代父票拟。严嵩无法答对嘉靖帝的手诏，便派人拿去问严世蕃，而世蕃在家日夜放纵淫乐，沉溺于女色之中，又不能及时作答。严嵩只好勉力为之，却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的心意。这样，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的宠眷。

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熜的信任。一次，世宗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熜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与其门客罗龙文谪戍边地雷州。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徽州，往来江西徽州之间，与世蕃密谋策划。严世蕃逍遥法外，仍在家乡大治园亭，气焰十分嚣张。连他的监工奴见到地方官也趾高气扬。严世蕃还假借建房之名，召集亡命之徒四千余人充当卫士，出没无常，劫掠士民，甚至昏夜杀人，夺人子女金钱。罗龙文又与海盗头目汪直相勾结，图谋不轨。后来，御史林润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见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严世蕃被斩后，严府被抄，次年，严嵩也在一片凄凉、万人诅咒中死去。

严氏父子专权，祸国殃民，流毒天下。他们是集奸诈、贪婪、专横于一身的封建官员的典型，是封建社会肌体上的大毒瘤。严嵩之所以能专权，首先得力于他的权术。正如时人徐学诗所指出的：“严嵩权力足以假手下石，机械足以先发制人，势利足以广交自固，文词足以掩罪饰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趋利避害。弥缝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结人欢心，钳人口舌。”凭借这一套娴熟的权术，严嵩真乃左右逢源。

造成严氏父子专权的根本原因还是封建专制制度。嘉靖帝昏庸、好谄、护短等心理特征为严嵩专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他一步步得到皇帝的宠信。而皇帝的宠信又为严嵩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护身符。所以尽管严嵩的奸猾贪诈为人所共知，而且不断受到揭发弹劾，但由于皇帝的庇护，人们只能望之兴叹，徒唤奈何。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历代不绝，其根源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