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强取豪夺贪污纳贿

刘瑾执掌权柄之后，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强取豪夺，大肆敛财，充分表现出一个封建社会的无赖之徒在得志后的贪婪本性。刘瑾贪财不遗余力，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有一个皇帝。他敛财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就是受贿、索贿、贪污等。

一是公开受贿。刘瑾受起贿来是来者不拒，有人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升任巡抚时，便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拜见礼”少的近千两，多的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两万两银子的。靠“拜见礼”升了官要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官员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此种做法后来成为惯例，凡官吏迁升赴任、回京述职，都必须贿赂刘瑾，如果贿赂稍微迟缓，便祸起不测。当时有巡抚延绥都御史曹西野回京述职，因为不知道行贿之事，赴京十数日竟无人接待。知情的人告诉他先谒拜“内相”，曹西野以为未见皇上，岂有先见权阉之理？刘瑾闻之十分恼怒，就是不安排曹西野晋见皇帝。后来曹西野不得已入见刘瑾，但坚决不下拜。刘瑾佯问入京几日，意在怪其来迟，又问可知道回京原因，用什么来报答，直言索贿。曹西野回答说：“圣恩浩荡，台臣为世风之宪，振纲肃纪、激扬淑政以为报。”刘瑾非常愤怒，立刻将曹西野驱出，随后指使谗佞者诬告延绥布粮腐烂以陷害曹西野，限其赔偿布五百匹、粟千石，并将其家属关押以为人质。曹西野倾家荡产，忧郁结心，竟端坐而死。翰林院学士吴俨，家资巨万，拒不贿赂刘瑾，因此刘瑾恨之入骨，乘吏部、都察院考察内外官吏时，暗中批示：“翰林院学士吴俨，帷幕不修，令致仕。”所谓“帷幕不修”，是指生活作风不检点，此乃凭空捏造，目的是将一直臣排出朝廷。还有给事中安奎等，因为盘查钱粮还京，交贿不足，被刘瑾诬以“参拜官员不当”罪，被罚戴一百五十斤重枷站立。此时恰逢倾盆大雨昼夜不息，而他们不敢少移半步，群臣为之寒心垂首，莫敢近看，也不敢为之说情。为了得到更多的贿赂，刘瑾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民脂民膏通过他们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向刘瑾私囊。

二是公然索贿。在这一点上，刘瑾的无耻和贪婪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官员若有事，非行贿不可，不然的话便立即大祸临头。想升官的更得行贿，否则不得擢升。当时百官贿赂刘瑾，进仪时都用红纸。正德初年，京师红纸价格顿涨十数倍，可见其纳贿之广。那些清廉、刚直不阿的官员，由于满足不了刘瑾的贪欲，大都惨遭贬谪或陷害。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的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漕运总督、平江伯陈熊由于拒绝刘瑾索贿，结果被削除封爵，谪戍南海卫。而御史涂祯更悲惨：他是当时有名的清官，奉命巡长芦盐课，刘瑾要他割送当年余盐银两，涂祯不从，刘瑾怀恨在心。后来，涂祯进京复命，在朝门碰到刘瑾，不肯屈膝俯首。刘瑾更加仇恨，把他逮捕下锦衣卫监狱，处以杖戍肃州。涂祯受不了酷刑，死于狱中。刘瑾不肯罢休，抓他的儿子代替充军。贿赠的东西不能满足其欲望的，也要遭受迫害。如南京右都御史张泰，为官清贫，没啥好东西，只能以土葛送他。刘瑾不满，把他罢官。有些拿不出金银宝物的官员，害怕受迫害，只好自杀了事。

刘瑾索贿无忌，搞得天怒人怨。其死党、吏部尚书张彩本由贿进，因见天下人言汹汹，婉言劝谏刘瑾，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这种做法不过是对上蒙骗皇上，对下欺骗百姓而已。禁令发布后，恰逢巡抚山东御史胡节回京，照例前往刘宅献馈，刘瑾故作声势，以行贿罪将其下锦衣卫捶死；少监李查、侍郎张鸾、指挥使赵良胜同差福建，回任时敛银二万以馈刘瑾，刘瑾将银收于内库，遂降李查为长随，赵良胜为南京百户，令张鸾致仕。由此行贿之风稍为收敛，然而因贿赂刘瑾而获罪者有几人呢？明禁贿赂，只不过是刘瑾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邀名欺君，保全自己罢了。

三是肆意贪污。刘瑾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肆贪污国库银两，中饱私囊。手段之狡猾，令人惊骇。其最著名者是废年例银和破坏盐法。

边镇年例银起自孝宗弘治年间。明朝初年，朱元璋为解决军粮开支，大兴军屯。但边镇军伍重在御边，屯田不足以自给，于是实行开中法，即规定内地行商把粮食运往边地，然后以输粮的多少，在边镇领回盐引（领盐票证），凭引在两淮盐场领盐，自行销售于官府指定区域。因输粮换引，凭引领盐有利可图，内地商人趋之若鹜。不过运粮既耗时日，又历旅途劳顿艰辛，多有不便。有钱人家，便在边地招募闲人，开荒屯种，收粮供边，取引售盐，此为商屯。孝宗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本淮安人，盐商多为其亲友，向他提到盐商赴边纳粮，价少而涉远，多有不便，要求纳银于两淮运司。叶淇便上奏章要求允许在两淮开中盐课，直接纳于运司，然后由运司解银送户部，交太仓银收贮，再由户部按时分送各边，此即所谓“年例银”。

年例银的实施，代价是开中法大变。商人无粮输边，凭银便可交差领盐，但边镇粮价却因匮乏而价格昂贵，国库把开中折银运往边镇，根本不敷军粮之费，国家只得拨银补贴。解边饷银超出开中改折之银甚多，国家财政更加困难。武宗正德三年（1508）三月，户部奏请支送各边年例银，刘瑾不知由来，令罢年例银。

罢年例银，等于拒绝支付边军饷银，国家免除了一项庞大开支，而商人开中折银之数却仍归国家，此举深得武宗欢心，只是苦了边防军卒。于是，刘瑾又生一计，一是修举屯政，整顿边防军屯；二是命官盘查各司、府所输边方粮草，严禁以次充好，堵截渎职行为，对粮草腐烂被焚、布匹或有遗缺者，概由司职官员赔偿；三是实施罚米赎罪法。这些措施，对于肃整吏治，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刘瑾的主观意图除了想缓解当时的财政困难外，更是想借机打击异己。故此法一出，文武官员纷纷获罪。开始罚一二百石，后渐增加到千五百石，倾家荡产者迭出不穷，百官为免此祸，又向刘瑾纳贿。权诈与计谋，使刘瑾的贪欲之心得到满足。

刘瑾还变革盐法。原来发放盐引由各地盐场运司负责，刘瑾下令收归户部统一发放，以免运司从中牟利。刘瑾这样做，名为杜弊，实为敛财，这给盐商带来诸多不便。加上吏治大坏，制度不修，新法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户部执行，严格限制领取盐引的日期。盐商必须先交纳银两，由运司解运户部后方可领盐引，因为往返费时，而且户部执行的官吏，非要等贿赂到手，才放宽领取盐引的期限，所以盐商纳银多日，盐引尚未到手，到手之日，期限已近，还没有领盐，票引已经过期作废了。一旦使用过期盐引，便作走私论处。由此盐商处境艰难。如果有官吏督查不严，出现废引领盐的状况，便要责成官员赔偿。盐课亏损，则由运司和巡按御史赔纳。刘瑾亲定赔纳数额：御史二千五百两，以下官员递减至一千五百两不等。此例一出，获罪赔纳者多有。刘瑾的新法重在敛财，由此可见，废年例银，变盐法，表面似乎是要改革国家弊端，挽救国家财政危机，其实，刘瑾的两眼只是盯着钱，只想千方百计地网罗他人的钱财，真正获利的不是国家，更不是百姓，而是刘瑾本人，这样做带给社会的只是灾难和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