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大兴文字狱排斥异己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除了封建社会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的激烈斗争。不仅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存在着封建文人与新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和朱元璋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闯荡江湖，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一个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文臣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而且朱元璋又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权，这种时代背景和他复杂的心理不仅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导致了洪武朝乃至后来的文化专制。

文字狱，顾名思义，是为了文字吃官司。它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文士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门整治文士的“特种刑庭”。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秦代坑儒凡四百余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外孙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后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到了明代，太祖大兴文字狱，以排斥异己、巩固朱家的一统天下，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前代。

据说，明代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却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勋臣们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就成为他们攻讦的借口之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朝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张九四是小人吗？可怜他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心中不由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从此他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对诗文书稿的审查中。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于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二是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鄙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蔑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1370）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他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像杨维桢那样的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像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为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共同发生作用，则势必导致乖戾的行径。这就是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要给文人定罪，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中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统治者的敏感神经，统治者就立刻按照自己的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地去引申，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朱元璋是通过参加元末农民军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深以自己的出身为耻，也深以当过乞丐和云游僧为耻。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他内心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他的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因出身低贱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就会产生强烈的压制别人的暴虐念头，以求心理平衡。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牒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藉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一说就等于在挖他家的祖坟，揭他老底，也就会引出一场祸及杀身的文字狱。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他便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据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便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例，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而朱元璋在位之时，类似这种穿凿附会、横生枝节的文字之祸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意在辱君，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有谤君之意，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明初因文字而招祸者远不止上述几人，朱元璋对言涉忌讳的文士均处以极刑，而这种忌讳又大多出于朱元璋的臆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如此深密的文网，天下文士几乎不敢下笔为文。

明人徐桢卿在《翦胜野闻》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大意为：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生”和“则”都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这些为文士特制的“御书”颁行之后，朱元璋这位学问并不高深的帝王，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坛霸主，至此，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摘、无情杀戮的背后，是无法容忍文士们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唯我独尊的朱元璋要为天下文人立下规矩。当然，在这些“御书”中，朱元璋陈列的理由冠冕堂皇，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如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下诏革除“四六”文辞（即骈文），以柳宗元、韩愈文章为表笺格式。他在诏书中强调：“上古三代的辞章，质实无华，应该成为千万世作文的法则。汉魏之时，文章还崇尚古质。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古法荡然无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承旧习，朕平时即厌恶其雕琢粉饰，背离古代文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自今告谕臣下之辞，务必遵从简朴古质，以革弊习。”文士一味追求文体的工整、词藻的华丽，固然会造成绮靡柔弱之风，但一味崇尚古质，亦步亦趋，不敢逾樊篱一步，势必也会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辞呆板无味。柳宗元、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创新”，与朱元璋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距。况且，皇帝亲自制定格式，以高压手段强令文士“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为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对文坛的恶劣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骈俪之文。

朱元璋除了在自己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还将文字狱逐渐扩展到文士的日常言行与文字之中。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词，他遂将陈养浩贬至湖北，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所记载的苏州知府魏观案。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因苏州知府魏观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嫉恨，接下来太祖又得到密报，说魏观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太祖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记载，高启，字季迪，号青丘，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1368）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账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将其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忍？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布袋和尚在朱元璋看来，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所有子民都是他的奴仆，绝对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径，就是对于无声的意念也不放过。一次，他私游时进到一座寺庙之中。不料一抬头见墙壁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和尚背着一个非常大的布袋，旁边题有一首“布袋佛”诗：“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这诗画貌似无奇，却大有深意。朱元璋曾为四处行乞的游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诗以“布袋佛”为题，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这位“布袋佛”的确过于贪婪了，竟要将大千世界收进自己小小的布袋之中，岂不知这样一来就断绝了天下人的活路。诗人委婉地劝“布袋佛”松一松布袋，让天下士民透透气，此诗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绝。无怪乎朱元璋览毕，血贯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将此寺僧人全部处斩，上演了明初文字狱惨烈的一幕。

据统计，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方孝孺朱元璋屡兴文字狱也被其继承者所承袭，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后，严禁建文帝时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著作流行，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与此同时，朱棣还下令查禁建文帝当政时流行的戏曲，“敢有收藏，全家杀决”。此外，因出试题得祸，因进书得祸，在永乐年间，屡有出现。明初文网之密，处罚之严，都远远超过前代。

明初文字狱，事实上已危及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许多视“学而优则仕”为升迁正途的儒生从此不愿入朝为官，害怕祸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编书，总是尽力推诿，实在推不掉则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诈死，佯狂，求解职事”。即使做官的也慑于皇权淫威，苟且因循，无所作为。更为严重的是，大批文人学士从此不敢自由思想，陷入极端僵化呆滞状态。学术界一时似乎患了“贫血症”，文人学士不敢随意读书，更不敢写东西。正如清时学者焦循所说的那样：“有明二百七十余年之中，拾宋人之唾余而以大全讲义取士”。另一学者潜邱也说：“予尝发愤太息，三百年来，学问文章，不能上追汉唐，下及宋元。”诚然，造成明代（主要是明初）学术思想不自由、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谁能说这与明初大兴文字狱，禁锢士人思想没有直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