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皇权与将权的冲突和蓝玉党案

胡惟庸案基本结束后，洪武年间的开国功臣已被杀戮大半，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得到解决。当时全国尚未统一，不少武将仍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但随之而来的是功臣武将骄横放肆，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洪武年间的另一大案，常遇春即大将军蓝玉之案便是这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此案与“胡狱”合称“胡蓝之狱”。

蓝玉，安徽定远人，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是名将常遇春的妻弟。明史称赞他“临敌勇敢，所向皆捷”。他一直跟随常遇春南征北战。常遇春多次在太祖面前夸奖他。太祖也因常遇春的关系，对蓝玉非常赏识，很快将他由管军镇抚提升为大都督府佥事。此后，蓝玉转战疆场，屡立战功，成为徐达、常遇春之后最有才能、最能征善战的一代名将。

蓝玉确实勇略超群，有大将之才，在率兵征战过程中，又屡立奇功，加上太祖对他另眼看待，他开始自恃有功，骄横放肆，目无法纪，甚至忘乎所以，竟然不请示太祖就擅自在军中提拔将校，又蓄养庄奴等数千人，仗势胡作非为。他强占东昌民田，御史去查问，蓝玉居然捶打驱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他率北征军班师回朝，夜至喜峰关，叩关门，关吏没有立即开关，蓝玉大怒，纵兵毁关而入。明太祖得知后，很是生气。有人揭发蓝玉私通元主妃，元主妃羞愧自尽而死；明太祖曾非常严厉地谴责蓝玉，可他无丝毫改过之意。明太祖本要封他为梁国公，但因他屡屡违纪，只好改封为凉国公，并将其过错镌刻于铁券上，以示警告，但他仍不悔改。蓝玉入朝见太祖时，太祖赐坐或赐宴，他总是语言傲慢；尤其是他多次在明太祖面前显示他在军中的威风。有一次出征前，蓝玉与部下十几人去向太祖辞行。明太祖打算只留蓝玉一人议事，让诸将先走，太祖连续三次示意诸将退下，诸将却毫无反应，这时只见蓝玉举袖轻轻一挥，诸将立即告退。这一举动更增加了太祖对蓝玉的不满情绪。

马皇后和朱标蓝玉西征回来后，明太祖已经册立了皇太孙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是国家大事，按惯例要给功臣们加官晋爵。太祖给大将军蓝玉加官太子太傅。后蓝玉得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也加官太子太傅时，心里很不高兴，不愿与二人平起平坐，怨恨地说：“叫我做太师，如今又叫别人做太师。”愤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明太祖对功臣的剪除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大开杀戒。当他大封诸皇子为王到各要地驻守，各种部署就绪之后，朱元璋认为从功臣宿将手中收夺兵权的条件基本成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病故，这使六十五岁的朱元璋悲痛欲绝，沉重的打击使明太祖一下老了许多，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离他而去，朱氏王朝谁来接班，谁来捍卫？明太祖在悲痛之余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立了年方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皇太孙太年轻，又没有经验，如何能驾驭文臣武将呢？这太使明太祖担心了，为了朱氏一统天下永不变姓，他只好下决心再次“拔刺”。晚年的朱元璋更加心狠手辣，剪除功臣武将、回收兵权，已势在必行。问题只是如何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蓝玉案的发生，也多少掺杂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因素。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故蓝玉是地地道道太子妃的亲娘舅，因此太子与蓝玉关系密切。早年蓝玉曾对太子讲过这么一段话：“我看燕王在封国北平，安抚百姓，甚得民心，不少人说他有君王气度，我怕这话传到皇上那里，会影响皇上对殿下的感情。我还听擅长看风水的人说，燕国有天子气，望殿下心里有数。”蓝玉又说：“殿下问我，我才说出肺腑之言，还望保守秘密。”后来，燕王知道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恨透了蓝玉。太子病逝后，一次燕王入朝，太祖问他民间的动态，燕王借机说：“诸公侯多放肆无法度，不除掉他们，将来会出现尾大不掉的祸患。”几个月后，蓝玉之案便发生了。

1393年2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将之逮捕并处决，同时斩灭其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落得抄家灭族的下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被杀戮殆尽。因蓝玉案被杀的功臣宿将有：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温，怀远侯曹兴，东平侯韩勋（韩政之子），全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东莞伯何荣，都督黄辂、汤泉、卫俊、王诚、张政、陶文等，文臣中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竟多达1.5万人。

明太祖还将罪犯口供辑成《逆臣录》颁布天下。《逆臣录》中记载了近千名蓝玉党人的供词，是明太祖命翰林学士们根据口供精心编纂的。即使经过精心加工，也不难看出蓝玉党案又是洪武年间的一大冤案。对武将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的行为应该管束，甚至斩杀几个首犯也不为过，但是大兴党狱，大开杀戒，株连过多，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了，况且连下级将士劲卒也不放过，那就纯属滥杀无辜了。在蓝玉家教过书或曾给蓝玉写过字画的人，也被视为蓝玉同党加以诛杀，更显得荒唐。

在历史上，通常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唯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除“胡蓝之狱”外，朱元璋又以其他的各种罪名诛杀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和冯胜等人，都先后为明太祖所杀。在淮西功臣集团中，常遇春、胡大海胡大海等人在开国之前就已经死去。地位较高的只剩下徐达和汤和二人。据稗史笔记记载，徐达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痈，病愈后医生千叮万嘱，说此病忌食蒸鹅，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无药可救。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因念及功臣，特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鹅。徐达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难违，只得淌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果然，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功臣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两人曾一道放过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隐微。他诚恳地向朱元璋请求说：“我跟随你效命多年，现在岁数大了，不堪重负了，愿意告老还乡。”主动交出兵权。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即赐宝钞5万锭，并在凤阳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宏伟的大宅第。后又赐给他大量黄金和其他资财，让他颐养天年。明初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善于韬光养晦的汤和，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位。

汤和朱元璋通过“胡蓝之狱”滥杀功臣，从根本上说是封建专制的一种必然结果。西汉名将韩信临死前说过这样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此话不无道理。这是封建制度下，功臣宿将饱含血泪的控诉。在打天下时，功臣宿将与帝王拼杀沙场，为帝王夺取天下，一旦新王朝建立以后，在封建帝王看来，这种争夺并未停止，只是由过去的外部斗争转入内部。不断地清除功臣宿将，才能巩固皇权，明初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朱元璋是一位农民出身的、权力欲极强的皇帝。自古以来，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的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代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清明时期——贞观之治；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朱元璋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其杀戮功臣的手段之毒辣、残忍，其株连的人员之众多，都远远超过了汉高祖刘邦。因此，朱元璋必然遭到后人的指责与非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封建专制统治进入晚期，皇帝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除此以外，朱元璋屠杀功臣也有其个人性格品质方面的原因。朱元璋早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拼杀沙场，过着紧张的戎马倥偬的生活。登基之后又日夜操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忧危积心，日勤不倦”。晚年精神衰颓，性格多疑，甚至暴怒不常。在君主绝对专制的封建时代，帝王的个人性格品质，直接对历史发生着作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此次朱元璋大兴党狱，这样的大屠杀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个中缘由值得人们细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