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九、清代的巨贪宰相——和珅

和珅是清乾隆朝后期乾隆皇帝宠信的重臣，位极人臣，权倾一朝，世人称之为“和相”。他凭借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祸国殃民，大肆贪污纳贿，积聚了巨额财富，被称为中国第一巨贪。乌云遮不住太阳，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乾隆驾崩后，和珅被赐自尽，家产被抄，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和珅确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和珅现象却发人深思。

攀龙附凤谋得升迁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姓钮祜禄氏，“和珅”是他的“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语应为“三纲五常”之意。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一个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的争战中，以军功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父亲常保除袭世职外，曾任福建副都统。

和珅童年时期曾在家中与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十岁左右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和珅博闻强记，不仅满、汉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还学习了蒙古文和藏文，为日后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打下了坚实基础。和珅的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众多的八旗子弟学生中，和珅是出类拔萃者。

和珅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踏上仕途，承袭三等轻车都尉，这年他20岁。第二年和珅参加乡试，没有中举，23岁时被授为三等侍卫，挑补粘竿处，即上虞备用处，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他被调到銮仪卫充当侍卫，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被擢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

此后，和珅更是青云直上，历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总监、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大学士，以至封为公爵，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宦海多风险，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和珅为何能够得心应手沉浮其间，飞黄腾达呢？这里当然有客观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与和珅攀龙附凤、一意媚上分不开的。

和珅十分注意在适当的场合表现自己，以博取皇帝的青睐。据《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书记载，早在和珅到銮仪卫听差时，就已精于此道。据说，和珅在銮仪卫听差，一日随乾隆出宫，就在大驾将行之机，仓促间找不到皇帝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面露不悦，随口问道：“是谁之过欤？”一班随行人员，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在内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对答。粗通《四书》、《五经》的和珅灵机一动，应声对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皇帝不由大感惊奇，想不到銮仪卫中的听差还有如此才华。因为他脱口而出的问话，出自《论语》，而和珅的对答，正是《四书》中的注释“岂非典守者之过邪”稍加变通而成，用在这样的场合，可谓自然贴切。此后，高宗皇帝开始注意上了身边的这位近侍，渐渐委以大任。因此，和珅之入仕升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同他善于寻找机遇、曲意媚上、充分表现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和珅经常留神观察皇帝的心理和脾气，然后费尽心机投其所好。史书上说：“和珅虽学问浅薄，而四书五经，则尚能记忆。和珅经常随侍在高宗身边，尽管学问并不高明，但他摸准了高宗喜欢谈经论史的脾气，将《四书》、《五经》硬生生背了个滚瓜烂熟，每遇高宗询问，大致可以答个八九不离十，颇得高宗好感。经常随侍在高宗身边的人，并不在少数。唯独和珅一人能受重视，这与和氏善窥帝意，巧于逢迎有关。”和珅善于揣摩的本领，史籍中多有记载。据《新世说》中说，清代顺天乡试，考《四书》的题目，按照惯例由皇帝“钦定”。一般是在考之前，由内阁进呈《四书》一部。皇帝阅后命题毕，将《四书》仍发还给内阁。乾隆三十年（1765），正是顺天乙酉科乡试之年。一天，和珅见到一位宫中太监，捧着一部《四书》，由宫中急匆匆直往内阁走去。和珅灵机一动，赶紧上去拦住太监去路，道：“公公请稍停片刻。”这位太监一看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和珅拦路，不敢怠慢，停步问道：“不知和大人有何见教？”和珅笑道：“皇上已命题了？”太监将手中的《四书》举一举，淡淡地说：“不错。皇上命奴才将这部《四书》送还给内阁。”和珅见四处无人，便悄悄将嘴贴近太监的耳朵，问道：“不知皇上在命题时，有何情状？”太监看了看和珅，道：“这个……宫中之事，奴才不敢乱说。”和珅拍拍这位太监的肩膀：“说来无妨。”随后双手变戏法似的一合，太监捧着的《四书》上赫然出现一只金元宝，估计足有十两重。太监先是一惊，继而乐得合不拢嘴：“和大人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今科顺天乡试，皇上出什么题目，奴才一无所知。只是奴才在皇上身边，见皇上翻阅《四书》第一本至半本时，忽露微笑，振笔直书。”

和珅默不作声，俄顷，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他拱手道：“多谢公公了！”太监点点头，收起金元宝，依旧捧着那部《四书》往内阁走去。

和珅回到住处，找来一部《四书》，当翻到第一本的一半时，哈哈大笑不止：“今科乡试，题目必是《或乞（焉》一章。”于是密通消息于门生，命他们早作准备。和氏门生自然感激不已。后来，考题发下时，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你道和珅怎能料事如神？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二字中，正好嵌有“乙酉”二字在内。从皇帝的一笑一颦中，居然可以押中科举考试的题目，这等揣摩本领，可谓举世无双了。借此本领，也难怪和珅能察言观色，投皇帝所好而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之内，和珅由銮仪卫中一名普通的听差，变成“宠任冠朝列”的重臣，与其说是缘乎“天意”，毋宁说是凭借了其一意媚上的本领。

和珅以其善窥帝意、巧于逢迎的心计，进人清王朝的权力中心。在其仕宦生涯中，和氏又不断玩弄权术，百般讨好皇帝，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捞取进一步攀升的政治资本的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的一天，清高宗弘历召见时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和珅，面色庄重地交待了一项使命：“朕命你前往云南，详查云贵总督李侍尧有无贪赃枉法之事。”

和珅一面诺诺应承，一面悄悄观察高宗脸上的神色，心中急速地推测：不知皇上心意如何？是真想查个水落石出，然后严惩以儆效尤呢，还是走走过场，做个官样文章而已？和珅抬眼望去，只见高宗面含愠色，嘴角紧闭，双眉皱在一起。和珅心想：龙颜如此不悦，定是李侍尧贪赃枉法之事已经败露，惹恼了皇上。此番出京，看来唯有严查，才合皇上心意。拿定主意，和珅叩头谢恩，并向高宗信誓旦旦保证：“微臣一定秉公详查事端！”

领命出宫，和珅不由心花怒放：试想这次以“钦差”身份前往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风光荣耀自不必说，最重要的是，窥准了高宗皇帝的好恶，扳倒一位贪赃枉法的朝廷要员，既讨得皇帝的欢心，又为自己树立了威信。按和珅的想法，这次云南之行，无疑是升官发财的一次极好机遇。这等美差，怎不叫他万般兴奋？

和珅在办案过程中，精明干练，不仅查清了李侍尧婪索贪赃的事实，而且还调查出云南吏治废坏、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乾隆本想立即任命和珅为云贵总督，但碍于是他主办李侍尧事件，有可能引起外面议论，就改任福康安为云贵总督，调和珅回京，但就在他回京的路上，已任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他回京后，又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的盐务、钱法、边防、边境贸易、外事等问题的现状和他自己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乾隆极为满意，同意实施他的计划，并且从心底赞赏和氏“果是个能臣”。于是，又不断委以重任，并下圣旨说：“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即俗语说的‘驸马’），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

与皇帝攀上了儿女亲家，和珅的门第已到了为人臣的极处。这一切，与和珅巧于投机、大称帝意有密切关系。此后，和珅就由重臣变成了皇亲国戚，身价骤增十倍，也更加胆壮气粗起来。十月，又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和珅用他手中掌握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政、军、财、文、人事、内务、民族事务等大权，在皇帝的许可或反对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祸国殃民的政治生涯。

纳贿私饱贪得无厌

自大清以来，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努力，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乾隆在位60年，前中期文治武功，开拓疆土，统一中国，功不可没。但到后期，他日渐骄奢，陶醉在旷古盛世中不能自拔，变得挥霍无度。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污吏乘机敛财，百般搜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当时这种丑恶现象的真实写照。

自和珅受到乾隆帝宠信重用，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进行搜刮，贪污纳贿，无所不为。

当时乾隆年老怠于政事，又好大喜功，连年兴兵，大兴土木，大搞巡游，每年所费超过正常经费亿万之巨，这些事他都委任和珅去办，这些钱都向和珅要。

和珅就乘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生杀予夺大权，向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藩司等索取贡献，这些官员怕他借故倾陷，难保乌纱帽或难于升迁，就向自己的下级敲诈勒索，这样上行下效，层层索贿受贿，造成官吏贪污成风，结成互相包庇纵容的关系网。例如当时的地方大员国泰、陈辉祖、福嵩、伍拉纳、浦伦等都是赃款累累，大肆侵吞国库的人。这些人在被抄家时，动辄财产达几十万、几百万之多。虽然这些贪污狼藉的典型被砍头示众，以儆效尤，但是越杀情况越严重。因为有些贪污官员为了以贿免罪，就更多地搜刮，向上级送更多的贿赂，形成了贪污行贿的恶性循环。在和珅与阿桂同掌军机处大权的十几年间，阿桂经常奉命到各省赈灾治河，巡察办案，又给和珅独揽军机处大权造成机会。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凡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力基本被剥夺了，都被掌握在和珅的手心里，不得不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听。两江总督书麟、闽浙总督觉罗长麟都因违忤和珅，先后被遣戍新疆效力。和珅在兵部核算军费报销时，如不给他贿赂，他就找借口不予报销，以至各级将领也不得不克扣军饷，用来行贿和中饱私囊。这样，军政贪污之风大炽，不可收拾。和珅索贿受贿的数量骇人听闻，单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先后就贿赂和珅四十万两银子。和珅胆大包天，地方督抚所进献给皇帝的贡物，乾隆仅收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全被和珅弄去，所以他家的大珠、手串、宝石等比皇宫里的还要个大、质高、量多。

和珅不仅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还利用任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和崇文门税务监督之便，中饱私囊，大肆贪污。

明朝北京原为九门征税，清朝改为由崇文门统一征税。乾隆时期，为加强对这一税关的管理，特设正副监督各一人。这样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亲信。崇文门税关是户部所属全国三十个榷关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国第四。崇文门税关名义上隶属于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控制，是皇家内府的进财机构。

崇文门税关还负责监督对京外获罪官员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动产的变卖。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犯罪，其家产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为对官吏犯罪的一种附加刑，被广泛采用，目的是剥夺财产以抵赃或抵赔过失，所谓“不令其子孙坐享富厚之资”。查抄家产还作为收集罪证的手段，用以扩大株连。交崇文门税关变卖的最大宗是获罪官员在京置买的房屋、所开设的商号、银号、当铺等。官员获罪，这些不动产均被查封，勘估后“交崇文门召商交价认领开设”，价银交内务府广储司。

贪财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门税关正监督任上供职八年，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在处理税务、经手罚没款、变卖罪官不动产等过程中，贪污受贿，敛财不计其数。

此外，和珅还在罚缴“议罪银”中中饱私囊。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罚银”、“罚款”，是乾隆中叶逐渐形成的。重要官员（多为总督、巡抚）或因犯渎职、违例、徇庇、侵贪、奏事等“过误”，自议缴银；或有过失需要“开复处分”；或根本无过失却被怪罪，认缴巨额银两，以“贿买平安”。为免革职、参处，督抚们缴纳的“议罪银”，少则万两，多则几十万两。议罪银一般解交内务府广储司。也有一些作为乾隆南巡差务的开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军需之用。

“议罪银”的议罚权柄由乾隆独掌，但多由和珅从中“据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斡旋，并掌握“议罪银”收缴的具体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议罪银”的收缴，使内务府的进项大增，入不敷出的内务府，在和珅的管理下“岁为充盈积，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为朝廷理财、敛财的同时，巧取豪夺，也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由于和珅贪得无厌，其敛财之多，可谓富可敌国。故他被诛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结党纳权排斥异己

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到处拉帮结伙，大搞裙带关系，网罗死党，结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亲弟弟和琳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位。和琳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又升迁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使、四川总督等，并赏用黄带、紫缰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云骑尉世职。和珅在起初无人可以信赖的情况下，更是依赖和琳来完成自己的计划。起初和珅自己孤身一人在朝廷厮混，人又年轻，满朝文武皆不把他放在眼里，时而有人弹劾他或借机试探他，和珅深感自己必须有人支持才行，他想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和琳，首先，他让和琳当上了杭州织造，因为乾隆经常下江南，所以他把弟弟安置在那里接待，待乾隆对和琳有印象之后，和琳便抓住时机，在乾隆面前展示才能。乾隆五十四年，和琳发现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用官船私运货物给福康安。于是向乾隆弹劾之。在和珅的巧妙安排下，乾隆认为和琳乃一时才俊遂加以擢用。

由于有和珅在朝中照应，经常在乾隆帝面前说和琳的好话，和琳在军中地位日渐提升，而且，苗民起义给了和琳表现的契机，在镇压苗民起义的战斗中，和琳身先士卒，多次击败义军立下赫赫战功。嘉庆元年（1796）四月，福康安积劳成疾，卒于军中，和琳的机会到了，和珅也在朝中四处活动，果然，乾隆命和琳代替福康安督办军务。从此，兄弟二人一将一相，并世无双，可惜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和琳在围攻平陇的战役中染病身亡。死后乾隆帝亲自到其家灵堂吊唁，并赐白银5000两和陀罗经被祭葬，命配享太庙，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特准其家建专祠祭奠，足见和琳受皇上之重视。

和珅的第二大亲信是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他与和珅一样，起初也是一名侍卫，由于人较机灵，很快升为正红旗副都统，兼管内务府事。起初，他本想凭自己的努力去讨乾隆的欢心，但在与和珅共事后发现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背后，自己刚想到应如何讨好皇上时，和珅已经那样做了。与和珅争宠不过，福长安见状，马上转投和珅集团，和珅见福长安成长经历与自己相似，而且能很好领会自己的意图，便也极力拉拢、培植他。后来，和珅向乾隆启奏让福长安在军机处行走，两人更沆瀣一气、互相关照，一起在军机处对付以阿桂为首的不与自己合作的军机大臣，两人都是奴才本性，因此，都围着乾隆皇帝转圈，且福长安兄弟几人都在朝为高官，是乾隆皇帝的侄子，福长安的妻子也是皇族，父亲傅恒又是前朝名臣，这些条件一加起来，满朝文武都要让他三分。但他依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嘉庆帝很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希望能把他从和珅阵营中争取过来，但他在嘉庆与其谈话时滴水不漏，不提供和珅的罪行，嘉庆对他万分痛恨，所以亲政后连他一起治罪。

和琳与福长安可说是和珅的左右手，但还有其他死党。如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他看到和珅权势盖天，便主动巴结和珅，也采取和珅与皇上联姻的办法来与和珅联姻。后与和琳结成儿女亲家，和珅也对其万分照顾。他虽然年迈体弱，两耳重听，且昏庸无能，只知爱财、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诬良为盗，无所不为，声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惭地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但和珅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

和珅的另一死党伊江阿是永贵之子，尽管永贵曾弹劾过和珅，可其子伊江阿却对和珅死心塌地，两人常常以诗歌相和，沟通情感。伊江阿巴结和珅，和绅也极力培植伊江阿，推举他做了山东巡抚。嘉庆四年，乾隆病逝，伊江阿写信慰问和珅而不唁嘉庆，可见其对和珅的一片忠心。

此外，国泰、景安、明保、吴省兰、吴省钦、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谌露、李潢、李光云、胡长龄等皆是和珅的死党，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这些人以和珅为核心，在朝中和地方掌握一定的实权。他们拉帮结派，沆瀣一气，形成一股恶势力。

和珅满以为有这么多人向其靠拢，他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和家铺子”的班底，一旦有风吹草动，总可抵挡一阵子。可是他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这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并不都出于真心，而他们与和珅是彼此利用的关系。因为当时和珅身处高位，不少人为了向上爬，屈服于和珅的淫威，心甘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珅垮台，这些人便树倒猢狲散了。

与此同时，对待异己者，和珅从来不手下留情，而是想尽办法进行排斥、打击、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和珅虽然权势显赫，地位直线上升，但还是有一个人挡在他前面，这个人就是军机处首辅阿桂。阿桂出身名门，也得乾隆宠幸，乃乾隆朝重臣。因此，和珅为巩固自己地位，必欲除阿桂而后快，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木私交粮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和珅总会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可惜阿桂清正廉明，政绩、战绩均很卓著，颇得人心，可以说“德高望重”，故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视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他们两人虽同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处办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离和珅数步之远，平时很少理他。于是和珅更加恼恨阿桂，无奈其乃首辅，而且在群臣中威望素高，和珅扳不动他，只好笑面相迎，并主动与之修好，可阿桂不理不睬。

在这时，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说阿桂袒护海升。和珅一见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教导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那么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珅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于是欣然同意。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作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辞，辞官归隐，一走了之。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

在军机处中，与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杰、董浩二人。当和珅专权之时，惟董浩与王杰“楮柱其间，独居深念”，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和珅也总想借机把王杰与董浩逐出军机处，让阿桂少两个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计而不得施。

在和珅的官宦生涯中，虽然他只手遮天，但依然有个别正直之士敢于舍弃身家性命，与和珅斗争到底。和珅也没有因为自己权倾一时而放松对对手的警惕，当有人告状时，他往往都是先发制人，抢在对手的前面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先罢除对手官职，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曹锡宝就是这样被和珅陷害的。曹锡宝，字鸿书，乃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军机处章京、监察御史等职。据《清史稿》记载，他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很不满和珅的所作所为，和珅贪污腐化，权倾一时，且有乾隆这把大的保护伞，一时谁也不敢轻易动其锋芒，他便从和珅的手下着手，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他发现和珅的忠实奴仆刘全的车马、衣服等均超过了清制的规定，和珅他扳不动，曹锡宝便想借弹劾刘全之际来引出刘全背后的巨蠹——和珅。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上奏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刘全是和家的世仆，从小就在和家赶车、跑腿，跟着和珅受了不少苦，从而也得到了和珅的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故人称“外刘”。平日他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贪污受贿，无所不为。刘全也颇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和其他各种店铺、作坊，一生积攒了20多万两白银的家产，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兴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制，而且他家使用的马车、衣物也都逾制。曹锡宝就以这些为突破点，写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让他帮助提点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卖朋友，偷偷地捅给和珅了。和珅与刘全密谋后，刘全迅速拆除了逾制的房屋，毁掉了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了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和珅给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且刘全是个“安分朴实”的人，不会“招摇是非”。并假惺惺地请皇上派人严查，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井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面为和珅、刘全解脱，并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不纯，是其“假公济私”，进行报复；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击和珅。因此指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

结果如和珅所料，由于查不到什么真凭实据，曹锡宝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罚。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死去。

虽然有了曹锡宝的教训，但还是有人敢捋和珅的虎须，这个人便是钱沣。钱沣身为监察御史，他向乾隆启奏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滥杀无辜，乾隆于是派和珅、刘墉、钱沣赴山东查案。国泰乃和珅的党羽。和珅知道刘墉和钱沣会查案银，于是让快马送信给国泰，望其赶紧充实国库，因为钦差马上会来查收。国泰心领神会，马上和下属州县在二日之内把库银持平。于是，山东各州县官吏纷纷从商家手中挪借银两来应付检查。和珅还怕出娄子，在赴山东之前吩咐手下苏凌阿先准备两份奏折，一份弹劾国泰贪赃枉法，鱼肉乡民；一份弹劾刘墉、钱沣，署上和珅同奏，到时视情况而定。国泰若有变故，苏凌阿便上交弹劾国泰的奏折，和、刘、钱三人赴山东巡视，见库银皆满，但钱沣发现库银并非官银。于是和珅决定丢卒保车，率先逮捕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国泰见和珅逮他，想拖和珅下水，便向和珅发求救信一封，被乾隆所得。此时，和珅安排苏凌阿所写的奏章发生了效用。乾隆凭和珅的奏章认定和珅与国泰并无私情，国泰乃一厢情愿，于是国泰被斩，和珅继续受宠。

和珅对于钱沣不屈从自己，十分嫉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一下。于是他唆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以“钱沣对生员匿丧冒考，置若罔闻”之罪，上奏弹劾，结果钱沣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钱沣并没有因此停止与和珅的斗争，当他看到由于和珅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派，以致不能同在一起办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议，请其恢复旧制让所有军机大臣均回到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钱沣就和珅对军机处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系列“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问题。但因事关重大，还不敢明言和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作为试探而已。此外，钱沣还另外草拟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奏折，上列和珅二十大罪状，准备上奏皇上。仅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气向和珅开战的。这在当时绝无第二人有此胆量，非常难能可贵。因此和珅更加忌恨于他，极尽打击报复、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难办的事全派他去作。结果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1795）与世长辞，终年55岁。关于钱沣之死，另有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珅得知钱沣要上奏折专门弹劾自己，遂派亲信将其毒死。

有了曹锡宝，有了钱沣，还有尹壮图。尹壮图，历任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珅当政当然不希望别人有过多的言论。而且，所有奏章都要经过军机处，和珅为军机大臣，寻常官员上奏折时，皆会思虑再三，而尹壮图则不管这些，甚至对乾隆和和珅引以为自豪的“议罪银制度”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制度是促使、怂恿地方官贪污中饱的下策，如果继续实行下去，必将造成地方吏治废弛，银库亏空。这只会使社会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安定。其实这也是尹壮图对和珅损下肥上、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种种劣迹揭示的一个尝试。乾隆帝在和珅的建议下，委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先后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处仓库。其实庆成是和珅的私党，他在查核过程中处处钳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都要“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在此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借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人员到来，已经不露任何马脚，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非常尴尬，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帝认为尹壮图的奏折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结果尹壮图被下刑部大狱，决定处决。后来乾隆帝又觉得这样判罪未免太重，遂改为将其降职，改授“内阁侍郎”。尹壮图心里郁闷，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1799）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巨贪当诛启及后人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和珅失去了最可靠的靠山，意味着他的官运和命运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嘉庆皇帝突然宣布：撤销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那些早已对和珅不满的官员，如大学士刘墉、御史广兴等，纷纷上疏，列举和珅种种贪污受贿罪状，要求嘉庆皇帝明察。初八日，嘉庆皇帝命令刑部逮捕和珅，并下令查抄了他的家产。正月十一日，嘉庆帝又下诏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这些罪状的内容综合起来是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泄漏机密，拉拢皇太子（即嘉庆帝自己），抢“拥戴”之功；二是对乾隆皇帝大不敬；三是欺隐军机要事，隐匿边报；四是专断军机处，把持户部；五是任人唯亲，所举非人；六是称和珅墓为陵，园林房舍逾制，有不臣之心；七是大珠、宝石、珍珠手串都比御用者既多又大，衣货千万，金银财产不计其数；八是开当铺、钱店，与民争利；九是纵容家奴到处勒索，广置财产，等等。嘉庆帝最初决定将其“凌迟处死”，但后来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请求：乞望保和珅全尸，遂决定赐其自尽。和珅在狱中想起20年的岁月，百感交集，写下《自悔诗》数行：“五十梦幻真，廿载枉劳神；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然后，他拿起嘉庆皇帝赐给他的一条白练，自缢身亡，终年50岁。

关于和珅的家产，即他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总共贪污了多少钱财，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个“谜”。据史载，嘉庆帝查抄的和珅家产清单共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已估者二十六号，即合银二亿二千多万两，着存户部外库以为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用。其余的估价究竟有多少，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悬念，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据史学家粗略统计，和珅的家产大致有八亿或十亿两白银。因为从查抄和珅的家产清单上看，有些东西如当铺、银号等很难有准确的估计，有的估价过高，有的估价过低，所以导致史学界估价八亿和十亿差额达两亿的现象。

和珅确实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贪污犯！当时清政府年收入为七千万两银子，和珅当政二十年，其财产超过国家二十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以上，这是多么触目惊心！要知道清朝的一品大员，正式年俸也不过白银三百余两，禄米五百石！

和珅执掌权柄时间之长、贪污之巨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必有缘由，必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根源，其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总结一番的。

乾隆年间出现和珅这样的大贪官，从根本上说，是源于高度集权专制的封建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在封建制度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皇权高于一切，因而只可能实现人治，而不可能实现法治。清统治者虽然承袭明律制定并颁布了号称“集历代刑法之大成”的大清律，但皇帝的集权专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和珅虽然“宠任冠朝列”，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而且担任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军机大臣达二十余年之久，但这些权力都是乾隆给的，而且事实上在清代，只有“皇上”才拥有军机处的最高裁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和珅如果不是“善伺高宗意”、唯乾隆之命是从，他是断然坐不稳这个位置的。集权专制是腐败的温床，和珅罪案再一次昭示了这一点。

“明君”身边出现大贪官的重要原因，是封建时代皇位、官位的“终身制”。乾隆皇帝25岁即皇帝位，在位长达60年。如果不是因为他不想超过“圣祖”康熙的在位年限，这皇位是非要坐到“驾崩”为止的。和珅发迹，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此时乾隆64岁，早已过了“耳顺之年”。所谓“耳顺”，当指好话坏话都能听进去。做皇帝的，能听进逆耳之言固然好，如果不加辨别地听进顺耳之言，而且感到飘飘然，喜欢而且重用巧言令色的谄媚之徒，那就是坏事了。乾隆是个有才有为之君，可供“歌功颂德”之处不少，一旦年老“耳顺”起来，就难免视奸佞为忠臣，亲手“培植”起和珅这样的大贪官来。《清史稿·高宗本纪》在记载乾隆皇帝的一生事迹后，评曰：高宗“励精图治……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这里正指明了他进入高龄后的昏庸。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到耄耋之年，怎能不出现由生理心理原因而导致的某种偏执和昏庸呢？封建时代与皇位终身制相适应的，是官位终身制。它不但有因年老而陷于昏庸的问题，而且有由于久居官位而容易出现的结党营私的问题，因此，皇位、官位“终身制”是滋生腐败的重要体制原因。

乾隆晚年酿就和珅罪案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王朝对官吏，特别是对高层官吏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和珅罪案，隐伏期长达20余年。其实，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著名将领、大学士阿桂同往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时，就犯过“乱指挥”的错误，暴露出他缺少军事指挥才能的事实，曾受到乾隆皇帝的“诏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连续当了20余年的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命和珅与都御史刘墉、举劾人御史钱沣共同按察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和珅就曾“阴袒”国泰，是钱沣坚持封库并将案件查实的。和珅不但没有因图谋“阴袒”国泰而受处分，反而因为他是“负责人”而被“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史曹锡宝举劾和珅家奴刘全，又被和珅侥幸过关；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珅诋毁尚书彭元瑞，乾隆虽然没有听信和珅之言，却也没对和珅产生任何警惕……总之，和珅曾多次暴露其劣迹，乾隆都没有察觉，导致嘉庆皇帝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就拿天怒人怨的和珅开刀，作出新君敢动“一品大员”、决心整肃吏治的姿态。

但是，嘉庆的学识才能远不如他的父亲，他并非真心也绝不可能根治导致封建吏治腐败的“病根”。在经历了“康雍乾盛世”之后，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走向它的“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