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下的苍凉——宋帝国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少小聪睿为官清正

　　司马光司马光六岁时就开始识字读书。“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这也可能是他酷爱历史的最早萌芽。司马光读书非常勤奋，不知饥渴寒暑，废寝忘食，他睡觉时以圆木为枕，称为“警枕”，只要木枕一滚动，他就能从熟睡中醒来，立刻起床伏案读书。由于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使司马光从少年起就获得了很多知识。

　　司马光15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他写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称有西汉之风。就在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每三年举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补一批），司马光恩补入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但他仍旧刻苦读书。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在20岁时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甲科。

　　进士及第以后，司马光任奉礼郎、华州判官。第二年父亲司马池从同州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为便于侍亲，请求调任苏州判官。

　　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由于他母亲在这一年因病去世，司马光辞官回家守丧。母丧尚未服满，父亲又于庆历元年（1041）病逝，这使司马光悲痛不已，在守丧的岁月里，他以读书作文来排遣自己的哀思。

　　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守丧期满，在河南重新任职。司马光在27岁时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担任过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升任宰相以后，再次推荐司马光担任了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馆阁校勘的职务给司马光提供了借阅朝廷密阁所藏的大量图书的机会，对他以后的史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帮助。

　　司马光办事认真，在任期间对朝廷不合礼法的事总是毫不客气地仗义直谏。英宗的一个妃子董氏逝世，因为英宗十分宠爱她，因此赐给她葬礼上使用天子出行时的仪仗。司马光认为这不合理法，于是上书道：“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英宗没办法，只好按礼法处理。

　　皇祐五年（1053），庞籍因嫌罢相，第二年降为户部侍郎，出知郓州。庞籍希望司马光作为他的助手，因而举荐司马光任郓州典学，司马光感于恩相的提携，也就随庞籍到郓州就任。一年后，庞籍改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事，又荐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司马光又去并州任职。并州地方贫瘠，与西夏接近，西夏人经常逼进到交界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城下耕田，对宋朝边境安全有一定威胁。庞籍接受司马光建议，决定在西夏人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动工了。可是，在一次冲突中，麟州官兵被夏军打败，所做之事也就一无所成。仁宗派人追查庞籍。庞籍为保护司马光，自己被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为此非常不安，连上三状，引咎罪己，申述修堡无过，庞籍无罪，但仁宗未加理会。6年后庞籍去世，司马光深感庞籍之恩泽，视其妻如亲母，对其子如亲弟。当时人都称赞庞籍和司马光的高尚品格。

　　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第二次进京做官，任直秘阁，迁任开封府推官，后又加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在担任谏官的5年当中，竭尽忠诚，恪守一个谏官的职责。对朝政之失误，曾提交大量奏章，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仅收录在《传家集》中的就有170余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当朝皇帝对于司马光的意见很少采纳，使得司马光很是苦恼。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就任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这时司马光感到自己只知竭忠报国，颇树了一些敌人，恐怕祸及子孙，于是他连上三状，力辞谏职，希望解除谏职，到地方去做官，朝廷只答应免去谏职。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向神宗推荐司马光，称赞他的品德淳正，学识深远。神宗便于同年闰三月拜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四月，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欧阳修司马光同情人民疾苦，这和他多年在地方做官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有关。他主张“怀民以仁”，反对无限度的榨取，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因此，他对百姓给予很多关注、同情，发出许多呼吁，甚至为之请命。治平三年（1066）时，陕西、山西一带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没有重视，反而在此时听从佞臣之请接受上尊号，司马光对朝廷漠视人民疾苦的现象十分气愤，上奏英宗说这简直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为减少百姓负担，司马光反对英宗下诏从陕西三丁抽一征丁为义勇军，认为陕西军队本来就不少，这样会使百姓无故加重负担。他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连上六道札子，并持札子到中书省与宰相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战。韩琦“（韩）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司马光为民请命，已到了全力以赴的地步。

　　司马光非常重视选才用人。他甚至怀有以人为本、视法为副的思想。司马光之所以重视用人，也是因为当时朝廷在用人方面存在着许多弊端，司马光针对弊端提出过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用人当以“德”为先。熙宁元年（1068），司马光向神宗荐举谏官时就根据以德为先的原则提出三个具体条件：一是“不爱富贵”，二是“重惜名节”，三是“晓知治体”。前两条是德，后一条是才。司马光虽以德为先，但很注意发挥人之专长，甚至颇有点注重专家的味道。他反对近世以来，专尚文辞，以文辞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认为，文辞只能是艺能的一个方面，不足以穷尽天下士之百能。司马光还主张选才用人应破除循资历、重门第的陈腐观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马光上疏神宗，指出按照国家原先选御史官的资历范围规定，不但选中者很少，而且弊端甚多。司马光也反对以门第高低选用人才，他认为只要有贤才就应推举。他还对魏晋以来历代相因的选举之法的严重弊端提出批评。“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认为一个人的德才，不在于世禄与贫贱，不能以门第划分。他主张建立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司马光重视推荐人才，荐举过苏轼、刘恕等。但司马光也错举过人，为此他曾两次上书自劾。晚年做宰相时，他也信任过蔡京这样的佞臣。

　　@@固守宗法反对改革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这位年仅20岁、朝气蓬勃的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他欣赏王安石的主张，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进、大胆的改革方案，成为改革派的领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阵改革之风，史称为“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神宗也曾想过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但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因此拒不接受。

　　从个人关系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就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祐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时人把他俩和吕公著、韩维四人称为“嘉祐四友”。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认识也颇一致，都感到了封建统治面临全面危机的严重性，主张改变现状，实行政策和制度上的改革，但两人在理财问题上的思路不一致，以后竟发展到在许多问题上完全对立。

　　在变法中，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

　　在司马光与改革派之间，还有过一场较为著名的争论。

　　（神宗）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

　　“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就是司马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从此，司马光与改革派势如水火。神宗曾想封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却百辞不受。为避免与改革派发生正面冲突，司马光便请求外任，以便自己能够修史。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元祐。年仅10岁的哲宗不能亲政，朝中大权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高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著做赵煦的师傅。同年四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做了宰相。这时他已经67岁，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已力不从心，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为国家操劳。

　　司马光此次执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将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举。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入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吏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宫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被委以要职。老臣入朝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要求把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全部废除，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也被贬汝州。然而，司马光这样雷厉风行地废除新法，不仅原来变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来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宋哲宗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著也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听不进去这些话，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他把废除新法比作给人看病，认为主张慢慢来不让病快点好，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

　　司马光做宰相后政务繁忙，他不但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还挤出时间从事著述，20卷的《稽古录》便成书于这一时期。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67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异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京师人民也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铺都关上了门。岭南、封州的父老也自发地进行了祭奠。

　　@@悬梁刺股《通鉴》乃成

　　熙宁四年（1071），为了避免与改革派正面交锋，司马光辞去了永兴军公职后，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一个闲官。从此司马光便在洛阳住了15年，远避宦海生活，主编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瀚的朝野史籍，一个人就是花上一生的时间也读不完。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史书的编写工作。

　　在此之前的英宗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马光呈所纂《历年图》。不久，又进《通志》。《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共195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

　　《资治通鉴》书影不久，英宗病死。神宗继位后，对司马光也十分支持，他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在迩英阁第一次进读时当面“赐序”。这样就使司马光完全在皇帝的亲自领导下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使司马光得以充分发挥他为国治史的才能和抱负。

　　在神宗的支持下，编修《资治通鉴》的书局很快成立了，助手由司马光从馆阁英才中选拔。但司马光第一个选中的是时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县令刘恕。刘恕时年才35岁，自幼聪明好学，酷爱史书，13岁通览汉、唐典籍，18岁考中进士，其才华深为主考官所钟爱。尤其刘恕在史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因此，当司马光考虑书局协修人员名单时，刘恕便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第二名协修为刘攽，他长期担任州县官，时为国子监直讲。他在仕宦沧桑的一生中，除恪尽职守外，还“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他精通六经，习知汉魏晋唐之典，在书局内负责起草两汉部分。第三个协编是范祖禹。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他入书局时才30岁，长期和司马光一同修书，不求仕途显达，甘心默默无闻。《通鉴》修成以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他精通唐史，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专修《唐鉴》，可谓唐史专家。司马康，司马光之子。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进书局时年仅29岁。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在书局负责检阅文字。

　　书局集中了当时史学界的名家，而且既有通才，又有某一领域的专才。他们在司马光这位甘愿远离官场、热心修书又颇具才华，有声望的内行领导下，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宋·国子监辟雍外景各把一口，精心修纂，最后又由司马光修完成篇，这就保证了《通鉴》一书的学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在分工明确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丛目的基本要求是只要与本事稍稍有关的就标注出来，尽量详尽。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义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的。刘恕之子刘羲仲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编附注有歧义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去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19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15年里，他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催促几次他才吃。宋·校书图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鸿篇巨制千古流芳

　　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已66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二月三日，朝廷降诏奖谕司马光。这部编年体巨著，共294卷，上起周烈威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共300多万字。同时，对选择修入《通鉴》中的史料，以及对各种异说的辩证、存疑，作《通鉴考异》30卷。为便于检索，把《通鉴》每年所涉的重大事情，标目列举，成《通鉴目录》30卷。

　　不可讳言，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权利，才编写《通鉴》的，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也是《通鉴》的优长之处。《通鉴》对战争的描述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如此。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为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所以，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资治通鉴》残稿。

　　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对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对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的，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把自己做颍王时的宅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仅靠《通鉴》才得以保存。隋炀帝杨广——在《资治通鉴》中对像隋炀帝这样的乱亡之君作了大胆的揭露和谴责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又得重整旗鼓，兴盛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干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体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

　　自宋神宗之后，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对《通鉴》都十分推崇和重视。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大人哉！”现代伟人毛泽东更是钟情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文化遗产，他不仅多次赞美《史记》和《通鉴》，而且反复研读，据说《通鉴》他就读过17遍。1953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史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不愧为彪炳千秋的传世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