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亥日人君

一、从“逐肉”到“养肉”

动物的驯化是生物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划时代革命。被驯化的动物彻底告别了其野生祖先的生活习性，它们的生命存在本身也成了驯化者的意志和功利需求的某种附属物和保证。从这种互动关系上看，被驯化之畜群不是这个星球上生物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例证。畜群反过来给驯化者――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的可能性，一种稳定的、可调控的肉食和其他副产品的供给制度，一种足以替代人力本身的劳动和运载工具的发现，不仅使人类永远告别了那“飞土逐肉”的无规则生活方式，而且大大促进了人类迈向文明的进化过程。

驯化揭开了人与动物关系史上崭新的一幕。对驯化者来说，动物从野生到家养意味着一种人为操纵的遗传选择，意味着某种生物种为了人的专门需要而特殊发展某一方面的性能。野绵羊没有毛，野牛的奶仅够幼仔食用，未经驯化的鸡不会产多余的蛋。而脱离了自然放任状态，在人的安排和照料之下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再生产的各种家畜和家禽，就可以发展繁育为长毛、产奶、生蛋等专门化的经济动物了。驯化的绵羊成了人类高效御寒毛织物的不竭之源，驯化的山羊和奶牛使有限的人奶得到无限延伸，使人类成为哺乳动物中唯一可以终身兑现食乳欲望的特殊物种。而由此衍生出的奶油、奶酪等多种乳制品也大大改善了人体的饮食结构和营养水准。更不用说名目繁多的产蛋鸡和肉鸡品种如何成了人类专用的动物蛋白质的活储存库。尽管从纯功利的经济效益着眼，也出现了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类成语中体现的那种反对极端耗费动物生命的观点，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驯化者对被驯化物的怜惜和仁慈。如果说在宇宙中得天独厚的人类对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其他物种都不抱有必然的珍爱怜惜之情的话，那么又怎能奢望人类对于由他自己所驯育的和喂养的生物种心慈手软、礼敬如宾呢？尽管达尔文说过，同情下等动物是人类天赋的一种美德。

野生动物曾经是人类进化途程中天然的竞争对手，终于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中败给了人类。可以说现在一切物种的生杀予夺大权都已归入了人的掌握之中。大量生物走向灭绝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除非在人工营造的动物园、水族馆一类场所，人们要看到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世界已非易事。唯有少数经过驯化的生命形态转换的物种――牛羊猪马驴鸡鸭狗猫等，在现存数量上远远超过其野生状态的祖先时代，表现出与日俱增的兴旺繁荣，似乎非但没有绝代断种之忧，还会与人类共存共荣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赞同某些人类学家的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畜牧业的发明是地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动物保护运动。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少数种类的动物能够获得有史以来的这种伟大保护？那么最简明扼要的答复应该是：这些动物已不再是自然生命的自然延续，它们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神学人类学家潘能伯格指出，人的“唯我性”使其使命具有无限性，促成他敢于面对世界和未来的开放性。“在其行为对世界的开放性中，人们已经处于实现自己的使命的途程之中，人类学的行为研究向我们表明，人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对人来说不是从一开始就由遗传本能决定的。在人那里，本能行为的残余部分只构成他的存在的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此外，人必须自己决定，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什么样的目的之中。他必须自己寻求自己的使命，弄清自己希望什么。为此，他必须在世界上全面地辨明方位。但是，他既不能在自然界中，也不是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生活中一切个别决定所从属的、无疑是最终的目的。关于自己的使命的问题，使他无法在暂时性的回答中得到安宁，并推动他继续寻找。”按照如此界说的人的唯我性使命追求，世上一切除人之外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只能充当人类实现其使命的手段，永远也不能成为目的。一部人类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征服、改造、利用自然的历史。野生动物，曾作为人类猎捕宰杀的对象，但其野生的兽性尚未被人类所征服。家养牲畜，作为已被征服了原生野性的动物，是人类文化如何改造、利用自然的最好见证，也是人类唯我性使命在宇宙中衍生出的活的旁证。

在拥有四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中，文献记载中相传最早的莫过于黄帝时代的《弹歌》，无论从其二言诗的形式还是诗中所言内容来看，都似乎表明了它的原始古朴性：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

这首古歌讲的是进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之前的人类基本生存方式，验证着狩猎活动作为人与敌对的野生动物之间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质。传诵《弹歌》者是楚人陈音，他对越王解释射箭技术的由来时引用此歌为凭证：

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

这里的孝子说虽未必可信，但毕竟反映了那种人与禽兽相互为食的原始状态的某些真相。其实对于狩猎社会成员来说，对人类并不构成相“食”威胁的弱小动物也照样可作为猎杀对象。“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云云，看来是要把人对野物的主动性攻击解说成不得已的自卫行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弹歌》中看到人类进化途程中数百万年的“逐肉”生涯之缩影，印证人类学上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哲理。“逐肉”作为从猿到人的漫长演变中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奠定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畜牧生产方式，当然可以看成“逐肉”向“养肉”的具体改变。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首当代民谣作为对原始《弹歌》的千年回响，表明“逐肉”的生活方式虽然已在大范围里成为过去，但数百万年来的食肉实践和荤腥口味却顽强地保持下来。让野生动物自动来到食肉者的锅碗里，这与其说是人兽共生的自然秩序的夸张表现，不如说是嗜荤之人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的白日梦想。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食肉危机，变幻想为现实的手段就是“养肉”一途。

笼统地说，由狩猎到驯化动物的伟大转变可以视为人类肉食来源从“逐”到“养”的转变。确切地说，在被驯化的多种动物中，似乎唯有猪这一种动物更适合于“养肉”的目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说：“驯养各种动物，其目的各有不同――养羊为它的毛，养马为它的气力和驰驱，养牛为它的乳和筋肉，养猪为它的肉，养家禽为它们的蛋和羽毛，养狗为的是用以打猎和做伴，养蜂为它的蜜，养金丝雀为听它的歌唱，养金鱼为它的美丽可爱。”在摩尔列举的九种人工饲养动物中，单纯“为它的肉”而养的唯有猪一种。另一位人类学家对此做了更进一层的解说：

猪和其他家畜不同，人们养猪主要是为了取肉。猪不能产奶，不能当坐骑，不能看牧其他牲畜，不能拉犁或背负重物，也不能捉老鼠。但猪作为肉类提供者却无可匹敌，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猪每吃一磅饲料，就大约能长20磅肉，而牛吃同样多的饲料只大约长7磅肉。以每卡饲料热量所产出的热量看，猪的产出效率是牛的3倍多，是鸡的2倍多。

这种以取“肉”为至高目的的畜养活动甚至也可以溯源于“逐肉”时期的猎人们对狩猎生产效率的追求。汉字“逐”字本身便从豕会意，这就表明在追逐、驱逐、放逐等诸多引申义项发生之前，“逐”本来曾专指追捕野猪的人类行为。而追捕野猪的“逐”之行为目的也无非是为食用其肉，这已在《弹歌》的“逐肉”二字中和盘托出了。正好像“养”的概念在引申为修养、涵养、教养、养育等等之前，曾专用于指称饲养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