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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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年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因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住在伦敦北郊亚当森街的凌叔华，正在为陈西滢脑溢血发病住院而忙碌着。因女儿小滢与丈夫秦乃瑞远居英国北部的爱丁堡，她只好求助于台湾“国民政府”外交人员陈尧圣、熊文英夫妇帮忙。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下降，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联合国会费，陈西滢的处境便已十分狼狈。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国民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湾，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驻馆看守。法国的冬天不仅寒冷，而且漫长，“使馆”内没有取暖设备，陈西滢一人孤独地坐在屋里，形影相吊，冻得瑟瑟发抖，连吃饭也要到外面小饭馆就餐，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六六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国地位，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让其迁出巴黎办公处。他极力抗争，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在挣扎时血压骤然升高，当场昏厥，不得不请医救治。之后他辞去国民政府驻外职务，没有回台，便北去伦敦在家赋闲。

　　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给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法警迫我们出走时，心中愤怒，精神紧张，故血压高涨至250度。法警请来的医生，认为必须躺下以救护车送去旅馆。次日便降低，以后均在200度以下，有时仅170、180度，可以告慰。”

　　自此他为高血压所苦，请求找到接班人他就退休。凌叔华多次来巴黎，为他返回伦敦做准备，同时也心存忧虑，因为家里一直靠他的收入为生，如退休那点退休金则很难维持。这期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聘陈西滢前往任教，因身体一直不好，便改由凌叔华就任，讲授中国近代文学。然而她在加拿大刚刚教了一年，因陈西滢生病，便匆匆返回英伦。不久陈西滢又患上了脚软症，行走不便，记忆越来越差，语言表达不也完整了。是回台湾还是居伦敦，心中很纠结，因他与国民CC派有矛盾。一九六九年他给学生吴鲁芹信中说：“老耄的状态日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伦纳德去世了。伦纳德生前曾给凌叔华许多实际建议，她也为寻求出版或艺术展览的合同向他多有请教，她很感激伦纳德这么多年对她的帮助，如今像烟云过眼离她而去。

　　陈小滢记得，她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从法回英后，陈西滢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边地之旅》作为生日礼物。几个月后，她因感冒才在床上认真读了这本书，一段湮没了的历史突然展现在她的面前。父亲还在书页的边上写了批注，从他的角度纠正了“朱利安在中国”这一章的某些内容。

　　一九七○年在陈西滢去世前不久，小滢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问他为什么和母亲结婚，而且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他只说了一句：“你妈妈是个很有才的女人。”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回到汽车里去。

　　陈西滢这次住院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大都处在半昏迷状态，始终未能说话，捱到三月二十九日晚，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四岁。他的死，与四年前在法国受的那次强刺激密不可分。

　　四月三日，陈西滢遗体火化那天，凌叔华已无力再去伦敦北城教堂。事后熊文英回忆说：“陈源教授交游甚众，门墙桃李也很多，但是，他的最后一程，人生的最后一程，肉体行将被焚化的最后一段三英里的道路，只有我们夫妇相送。”

　　陈西滢的死，台湾政府并未特别表示，只发了“两三个字”的唁电了事。凌叔华本就对台湾当局与陈西滢的意见有别，此时更印证了她的感觉。对那个唁电她颇有诿词。

　　伦敦《泰晤士报》在悼念陈西滢逝世的文章中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

　　凌叔华把陈西滢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的老友梁实秋，他正在西雅图的旅途中，即刻写了《悼念陈通伯先生》的回忆文章：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们难得一面。他和叔华都曾回过台湾，晤谈甚欢。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我寻觅原书影印。后来他果然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借原书，删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书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写序文，我义不容辞的写了。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通伯在海外生活，精神上相当苦痛，老病之身和横逆的环境抗争，国内的人士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苦。叔华告诉我他在巴黎我大使馆独立支撑危局的情形，令人听了心酸。通伯退休后，如果不是因为多病，早已返国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遂作九泉之客！彩云易散，天道宁论！

　　曾任国民政府教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旅美华人顾毓琇与陈西滢是无锡同乡，也是学界同道，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也写来了悼词：

　　春风寒，春雨冷，无奈清明光影，浓雾散，薄云天，骑鹤人化仙。

　　明月下，说风雅，长忆西滢闲话。梁溪水，尽清凉，魂魄归故乡。

　　在台湾的苏雪林听到陈西滢病逝的消息，第一时间写了《悼念陈源先生》的文章，在台湾报刊发表：

　　陈氏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很坏，就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说他说话困难，并不是说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马相如、杨子云患有同样的症候，但他说话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挣出一句话。

　　……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笑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至兰子常受其窘。

　　……记得抗战发生后，其尊翁在南京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纬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么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样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曲她了。……又过几年，他的姐姐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话。……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

　　台湾作家吴鲁芹（1918—1983）在《哭吾师陈通伯先生》一文中说：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修长面目十分清瘦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象，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重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受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一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而言。

　　在做论文的这段时间，我才认识通伯先生认真严格的态度，并不逊于朱孟实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朱先生是板着脸的，他是笑呵呵的。我那时真是年幼无知，大言不惭……从抄大纲到完稿，连文法上的小毛病，他都仔细改了，他说最重要的是训练找材料、用材料和一般的组织能力，自己的见解还是次要，渐渐我也看出我一些大言不惭的见解多么幼稚可笑了。

　　通伯先生是着重通才教育的，那时外国文学系的人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理论学等等……到了后来教育部的教育家约了部内科员部外专家研议统一，口号很好，要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兼筹并顾，也就大势去矣。

　　从上述对陈西滢的评价和回忆中，应当看出他的性格特征，他不大喜欢说话，而他的语言总是以嘲讽挖苦人见长，这就是他的个性。也因此引发了他同鲁迅的一场论战，并在论战中以“闲话”文名大增。便是那场大战，他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执笔为文，没想到一肚子才华竟输得那么惨。

　　作为文人，他只是在文坛上昙花一现，那一册薄薄的《西滢闲话》，成为他离开文坛的孤帆远影。特别是那个造神年代，为了突出阶级性，把争论的文化特征全部抺去，把个人性推到政治性的极端，陈西滢不可幸免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时有文章发表，对陈西滢及其“闲话”作了较为客观的学理论述，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陈西滢本想把留洋所学给社会添一点亮色，不曾想出师不利，被碰得头破血流，只得转道专事教学，安下心来帮助昔日好友王世杰实现教育梦想，把武大办成如同剑桥那样的一流大学，但士不逢时，又陷帮派之祸，不仅实现不了理想，还被迫离开了学界。所幸好友胡适帮他出水火，结束那个困轭局面，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留居国外。岂料生不适时，又赶上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丧失，他负不了责也挽不了那个狂澜，最后的命运便这样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