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者的哀悼与思考
真正为失去王国维而悲痛的，是他的家属和学者，尤其是他的学生。因为王国维是他们所需要的人，感情上相通的人。
6月16日，设祭于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共收得哀挽诗联数百幅。梁启超的挽联是：“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梁启超6月2日进城，本准备赴天津。6月3日听到王国维的不幸消息，立即返回清华，帮助料理后事。
陈寅恪的挽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研究生姚名达曾参加组织师生叙别会，会期是需看工字厅是否有空而决定的。姚名达深悔没有将叙别时间再推迟几天，因为，王国维是决定参加完这次会，表示与师生惜别，再去自沉的。姚名达沉痛地说：“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而可赎罪于万一也。”他的挽联是：“绝学不传，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王力《挽王静安师诗》云：“海内大师谁称首？海宁王公驰名久。樗材何幸列门墙，昕夕亲炙承相厚。日月跳丸将一年，心盲才绌枉钻研。犹冀常随幸一得，争知此后竟无缘。黄尘扰扰羽书急，万里朱殷天地泣。胜朝遗老久伤心，经此世变增于邑。捐躯诸事早安排，犹勤功课诲吾侪。无知小子相猜度，不闻理乱故开怀。一朝报道无踪迹，家人弟子忙寻觅。颐和园内得公尸，身首淋漓裹破席。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得所，不顾人间唤奈何。湖畔新荷畅生意，柳枝点水成深翠。枝头好鸟鸣钩辀，岸上有人独酸鼻。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亡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新学期开始后，清华学校研究院迎来了没有王国维的新学年。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慨叹说：“自王静安先生之殁，清华国学研究院即甚零落。”9月20日，梁启超手持鲜花，率该院新旧学生，前往王国维墓地叩首拜奠，痛苦不已，即席发表演说：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出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为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梁启超又为《国学论丛》的《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作序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其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其少年喜谭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个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先生古貌古饰，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畛，顾其头脑乃纯然为现代的，对于现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全部默契，无所抵拒，而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先生之自杀也，时论纷纷非一，启超以为先生盖感情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诸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侘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沉，我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沉乎哉？”
顾颉刚写了《悼王静安先生》一文，末署“6·13草于上海，7·6写清于杭州。”最具风格特征的，为文章的结尾：临了，我们喊几句口号：
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
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
士大夫阶级的面子害死了王国维！
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
我们不是士大夫！
我们都是民众！
顾颉刚在文章中说：“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有康氏（指康有为）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中道而废’了！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预备，只应用得十余年就停了！”
对王国维的悼念，常常与探讨他自沉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对一位名人，对一位思想矛盾、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一位犹如学术怪杰那样的人物，一时社会上议论蜂起。如实地介绍各种思索的角度，加以对比，独立思索以后得出的结论，才是自己的结论。
王国维的同乡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清华研究院因暑假而举行师生叙别会，当时谣言很盛，梁任公先生由城中赶来，在席间说，时局消息不好，他就想回天津的家，当晚或者要住进东交民巷，静安先生以为任公先生消息最灵，革命军即将到北平了，还有研究院同学何士骥亦自北平赶来，还带了北大沈兼士先生及马叔平的一个口信，请劝静安先生进城，住到他们的家，北大同仁可以保护他，最好请静安先生将辫子剪去，于是研究院同学大多劝静安先生进城暂避，但是静安先生说：‘我自有办法。’这个口信本来是沈、马二先生的好意，那知成了催命符。”这是蒋复璁追叙当时的传闻写的。马叔平，马衡的号。马衡曾以殷南的笔名，发表了《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说：“他最初研究哲学，后来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他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他从戊戌（1898）年以后，和罗振玉总是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罗是喜欢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时候，中国有几种考古学材料的发现，如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罗氏都先见到。他处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中，那整理研究的工作，他当然免不了参加的。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怕受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发觉他一时的错误。既然发觉，而又为环境所压迫，不能轻易变更，这就是他隐痛所在。一到时机危迫的时候，就除死别无他法。你看他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一番话，有人或者以为我给王先生辩护，有人或者以为我厚诬王先生。但是这些我都不计，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记载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为知言吧！”
当时王国维身边的学生戴家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先生之殁也，迄今已四阅月，而世人尚多猜拟之词，盖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华、尼采之学，思想深邃而沉着，易趋于极端。平生于时人少所称许，嘉兴沈曾植之外，今惟胶州柯劭忞而已；又于上虞罗振玉往还甚久。数人者皆清室遗老，以是先生因缘及于溥仪。先生胜清一诸生耳，何自苦如此？其中盖有所限，不能振拔者存焉。先生治学，数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极贫，近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四顾茫然。其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固其中必有难言之恸，得非大可悲也耶？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客观分析，顾颉刚认为，这是国家、社会应该负责的。昨天，在报纸上读到他的遗嘱，里边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始恍然明白他的死是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产籍没，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其实他过虑了。叶德辉在湖南做地方上的恶霸、筹安会的首领，是很昭著的。章炳麟近来常做军阀的爪牙，在报纸上屡屡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很显明的。至于静安先生，不过做过清室的官，现在还拖着辫子罢了。他并不曾发表鼓吹复辟的宣言，也不曾从事于阴谋复辟的活动，更不曾受了别人的贿赂而主张过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他究竟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党军到北京时哪会使他难堪；至多只有在街上遇见，硬剪掉他的辫子而已。剪掉他的辫子，实在也算不得侮辱。他以前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导师，现在在作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有五六年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也许，他想三年前北京大学研究所曾经发出一个宣言，反对清室出卖产业，丧失国宝，其中直称溥仪的名，他因为一方面在北京大学做导师，一方面又在清室做南书房行走，心中不安，就写了一封长信辞职，起了一回龃龉；这个旧案或者研究所里的人等到党军来时要重新提起。但是，他如果真是这样想，他未免太冤枉了他们了。他们对于他装作遗老固然很不满意，但是他们究竟都是懂得学问的人，对于他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们常觉得他是研究学问的仪型、储藏知识的宝库，哪有忍心害理，想去伤害他的道理？静安先生，从种种方面看来，你都没有死的道理，你也不至受辱，你何苦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害了自己再害别人呢？为什么说你害别人？因为你担负学术上重大的使命，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已是学术界公有的了；倘使你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你要死只管由你死，与人无关，但是现在你的死就损害了学术界了，你对于学界负罪了。
“关于静安先生做遗老的原因，我是很原谅的。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学问，罗叔蕴先生实有诱掖奖进的大功。罗氏比他大十余岁，他以前辈礼事他。罗氏处事的才干比他好，他的职业与生计也就常常靠他。起初，他们俩都是极新的人物，罗氏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大半是静安先生的翻译和撰述。罗氏做江苏师范学校监督，他便做该校教员。罗氏做学部参事，他也在学部里任事。光复后，罗氏移家到日本，他便跟了去。罗氏在日本大举出版考古学的书籍，他便帮他做考订纂录的事情。因为他和罗氏的关系这样密切，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了。等到一成了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所以我们论人，不可专看人家的外表，也要设身处地的替人家想一想。静安先生虽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头脑很清楚，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知道，哪会在现在时候还迷信忠君的旧见解？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他是一个穷学生，若没有罗氏的帮助，如何能够得到一个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的境界，他的学问怎能有今日这般好？既经靠了罗氏的帮助而得学问的成功，他又如何能与罗氏分道扬镳，反而若不相识？所以他今日的自杀，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责任。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如今，他用了数十年的努力，在史学界上贡献了许多成绩，为中国在国际间挣得了仅有的荣誉，到头来只有自居于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政府不抚恤他，社会上不了解他，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
王国维逝世一年之后，了解情况又认真思索的浦江清指出：“然则先生曷为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少年，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及，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见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
针对王国维“殉清”说的流行，也有人持鲜明反对的态度。史达说：“王先生的自杀，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时，可见这一死实在并非‘乃心王室’。他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的端午跳水寻死者，实缘受友人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的，原来罗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妇，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地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担负了。可是罗振玉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曾合资做过一趟生意，结果大大赚钱，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万多，但这钱并未支取，即放在罗振玉处作为存款。近来罗振玉忽发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讲究这些治生之术的，当然由得他摆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这万多块钱的存款一箍脑儿丢掉且又背了不少的债务。罗振玉又很慷慨地对他说：‘这亏空的分儿你可暂不拿出，只按月拨付利息好了。’这利息究要多少？刚刚把王先生清华所得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把个王先生直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试问他如何不萌短见？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类似史达这样的说法，影响更大的是郭沫若的意见。他说：“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先生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先生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先生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有别的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绝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机，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味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在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殷南先生的文字里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
王国维“自沉”的消息，初刊于上海《申报》（6月4日），一时各方报道议论纷纷，报道也有失实处。吴宓亲自写了《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新闻稿，发表于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以后，北京大学《国学月报》、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上海《文学周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均出版专刊、专号。《学衡》杂志1928年出版王国维逝世周年纪念号。
6月16日，设祭于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共收得哀挽诗联数百幅。梁启超的挽联是：“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梁启超6月2日进城，本准备赴天津。6月3日听到王国维的不幸消息，立即返回清华，帮助料理后事。
陈寅恪的挽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研究生姚名达曾参加组织师生叙别会，会期是需看工字厅是否有空而决定的。姚名达深悔没有将叙别时间再推迟几天，因为，王国维是决定参加完这次会，表示与师生惜别，再去自沉的。姚名达沉痛地说：“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而可赎罪于万一也。”他的挽联是：“绝学不传，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王力《挽王静安师诗》云：“海内大师谁称首？海宁王公驰名久。樗材何幸列门墙，昕夕亲炙承相厚。日月跳丸将一年，心盲才绌枉钻研。犹冀常随幸一得，争知此后竟无缘。黄尘扰扰羽书急，万里朱殷天地泣。胜朝遗老久伤心，经此世变增于邑。捐躯诸事早安排，犹勤功课诲吾侪。无知小子相猜度，不闻理乱故开怀。一朝报道无踪迹，家人弟子忙寻觅。颐和园内得公尸，身首淋漓裹破席。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得所，不顾人间唤奈何。湖畔新荷畅生意，柳枝点水成深翠。枝头好鸟鸣钩辀，岸上有人独酸鼻。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亡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新学期开始后，清华学校研究院迎来了没有王国维的新学年。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慨叹说：“自王静安先生之殁，清华国学研究院即甚零落。”9月20日，梁启超手持鲜花，率该院新旧学生，前往王国维墓地叩首拜奠，痛苦不已，即席发表演说：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出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为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梁启超又为《国学论丛》的《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作序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其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其少年喜谭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个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先生古貌古饰，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畛，顾其头脑乃纯然为现代的，对于现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全部默契，无所抵拒，而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先生之自杀也，时论纷纷非一，启超以为先生盖感情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诸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侘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沉，我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沉乎哉？”
顾颉刚写了《悼王静安先生》一文，末署“6·13草于上海，7·6写清于杭州。”最具风格特征的，为文章的结尾：临了，我们喊几句口号：
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
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
士大夫阶级的面子害死了王国维！
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
我们不是士大夫！
我们都是民众！
顾颉刚在文章中说：“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有康氏（指康有为）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中道而废’了！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预备，只应用得十余年就停了！”
对王国维的悼念，常常与探讨他自沉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对一位名人，对一位思想矛盾、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一位犹如学术怪杰那样的人物，一时社会上议论蜂起。如实地介绍各种思索的角度，加以对比，独立思索以后得出的结论，才是自己的结论。
王国维的同乡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清华研究院因暑假而举行师生叙别会，当时谣言很盛，梁任公先生由城中赶来，在席间说，时局消息不好，他就想回天津的家，当晚或者要住进东交民巷，静安先生以为任公先生消息最灵，革命军即将到北平了，还有研究院同学何士骥亦自北平赶来，还带了北大沈兼士先生及马叔平的一个口信，请劝静安先生进城，住到他们的家，北大同仁可以保护他，最好请静安先生将辫子剪去，于是研究院同学大多劝静安先生进城暂避，但是静安先生说：‘我自有办法。’这个口信本来是沈、马二先生的好意，那知成了催命符。”这是蒋复璁追叙当时的传闻写的。马叔平，马衡的号。马衡曾以殷南的笔名，发表了《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说：“他最初研究哲学，后来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他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他从戊戌（1898）年以后，和罗振玉总是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罗是喜欢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时候，中国有几种考古学材料的发现，如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罗氏都先见到。他处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中，那整理研究的工作，他当然免不了参加的。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怕受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发觉他一时的错误。既然发觉，而又为环境所压迫，不能轻易变更，这就是他隐痛所在。一到时机危迫的时候，就除死别无他法。你看他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一番话，有人或者以为我给王先生辩护，有人或者以为我厚诬王先生。但是这些我都不计，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记载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为知言吧！”
当时王国维身边的学生戴家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先生之殁也，迄今已四阅月，而世人尚多猜拟之词，盖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华、尼采之学，思想深邃而沉着，易趋于极端。平生于时人少所称许，嘉兴沈曾植之外，今惟胶州柯劭忞而已；又于上虞罗振玉往还甚久。数人者皆清室遗老，以是先生因缘及于溥仪。先生胜清一诸生耳，何自苦如此？其中盖有所限，不能振拔者存焉。先生治学，数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极贫，近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四顾茫然。其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固其中必有难言之恸，得非大可悲也耶？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客观分析，顾颉刚认为，这是国家、社会应该负责的。昨天，在报纸上读到他的遗嘱，里边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始恍然明白他的死是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产籍没，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其实他过虑了。叶德辉在湖南做地方上的恶霸、筹安会的首领，是很昭著的。章炳麟近来常做军阀的爪牙，在报纸上屡屡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很显明的。至于静安先生，不过做过清室的官，现在还拖着辫子罢了。他并不曾发表鼓吹复辟的宣言，也不曾从事于阴谋复辟的活动，更不曾受了别人的贿赂而主张过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他究竟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党军到北京时哪会使他难堪；至多只有在街上遇见，硬剪掉他的辫子而已。剪掉他的辫子，实在也算不得侮辱。他以前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导师，现在在作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有五六年了，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西山采薇蕨’的遗民了！也许，他想三年前北京大学研究所曾经发出一个宣言，反对清室出卖产业，丧失国宝，其中直称溥仪的名，他因为一方面在北京大学做导师，一方面又在清室做南书房行走，心中不安，就写了一封长信辞职，起了一回龃龉；这个旧案或者研究所里的人等到党军来时要重新提起。但是，他如果真是这样想，他未免太冤枉了他们了。他们对于他装作遗老固然很不满意，但是他们究竟都是懂得学问的人，对于他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们常觉得他是研究学问的仪型、储藏知识的宝库，哪有忍心害理，想去伤害他的道理？静安先生，从种种方面看来，你都没有死的道理，你也不至受辱，你何苦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害了自己再害别人呢？为什么说你害别人？因为你担负学术上重大的使命，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已是学术界公有的了；倘使你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你要死只管由你死，与人无关，但是现在你的死就损害了学术界了，你对于学界负罪了。
“关于静安先生做遗老的原因，我是很原谅的。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学问，罗叔蕴先生实有诱掖奖进的大功。罗氏比他大十余岁，他以前辈礼事他。罗氏处事的才干比他好，他的职业与生计也就常常靠他。起初，他们俩都是极新的人物，罗氏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大半是静安先生的翻译和撰述。罗氏做江苏师范学校监督，他便做该校教员。罗氏做学部参事，他也在学部里任事。光复后，罗氏移家到日本，他便跟了去。罗氏在日本大举出版考古学的书籍，他便帮他做考订纂录的事情。因为他和罗氏的关系这样密切，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了。等到一成了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所以我们论人，不可专看人家的外表，也要设身处地的替人家想一想。静安先生虽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头脑很清楚，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知道，哪会在现在时候还迷信忠君的旧见解？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他是一个穷学生，若没有罗氏的帮助，如何能够得到一个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的境界，他的学问怎能有今日这般好？既经靠了罗氏的帮助而得学问的成功，他又如何能与罗氏分道扬镳，反而若不相识？所以他今日的自杀，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责任。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如今，他用了数十年的努力，在史学界上贡献了许多成绩，为中国在国际间挣得了仅有的荣誉，到头来只有自居于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政府不抚恤他，社会上不了解他，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
王国维逝世一年之后，了解情况又认真思索的浦江清指出：“然则先生曷为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少年，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及，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见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
针对王国维“殉清”说的流行，也有人持鲜明反对的态度。史达说：“王先生的自杀，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时，可见这一死实在并非‘乃心王室’。他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的端午跳水寻死者，实缘受友人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的，原来罗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妇，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地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担负了。可是罗振玉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曾合资做过一趟生意，结果大大赚钱，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万多，但这钱并未支取，即放在罗振玉处作为存款。近来罗振玉忽发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讲究这些治生之术的，当然由得他摆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这万多块钱的存款一箍脑儿丢掉且又背了不少的债务。罗振玉又很慷慨地对他说：‘这亏空的分儿你可暂不拿出，只按月拨付利息好了。’这利息究要多少？刚刚把王先生清华所得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把个王先生直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试问他如何不萌短见？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类似史达这样的说法，影响更大的是郭沫若的意见。他说：“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先生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先生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先生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有别的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绝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机，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味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在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殷南先生的文字里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
王国维“自沉”的消息，初刊于上海《申报》（6月4日），一时各方报道议论纷纷，报道也有失实处。吴宓亲自写了《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新闻稿，发表于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以后，北京大学《国学月报》、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上海《文学周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均出版专刊、专号。《学衡》杂志1928年出版王国维逝世周年纪念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