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积极参与国外汉学研究的学术交流
在王国维的时代，所谓国学，是与西学对称而言的，指的是关于中国传统的学问。而传统的学问，旧派学者以经学为主。王国维认为，所谓中学、西学，就学科而论是一样的，都有科学、史学、文学，“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如若将中学、西学对立起来，当然得不到互相交流的可能。而当时欧洲、日本所谓的“汉学”，指关于中国古代的学问，广义地说，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史。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国学的概念也相当于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史，比过去的“四书五经”宽泛多了。研究国学，或称研究中国文化史，要钻研历史留下来的经典著作。但是只看这些书就不够了，他说：“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正因为这样，王国维早年就认为，真正有成绩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必定是通西方哲学之人。这种理想的人才当时尚未培养出来，所以王国维指出：“故今后之文科大学，苟经学、国文学等无合格之教授，则宁虚其讲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者矣。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因为，清代初期，中西对立，出于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瞧不起西方人。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总打败仗，产生洋务运动，只承认枪炮不如人，所以讲“中体西用”，其实只准备学一点西方技术。王国维的中西观比“中体西用”更进步。他指出：“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是出自于王国维的学术观。他认为东方与西方，相同学科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东方有哲学，西方也有哲学，只是各国学科哪个更发达一些，侧重哪些学科而已。科学的道理为求其是，应该说东方与西方是须共同遵循的。换句简单的话说：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一加一都等于二。如果互相交流，可以互相促进，因为目标是一个：探求真理。所以王国维说：“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王国维既不盲目排斥外国，也不盲目崇拜外国，提出唯真理是从的中西学术互相交流的主张。
王国维与国外汉学家交往很注意互相交流学术讯息，交流文献资料。王国维译伯希和《近日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于1919年秋写了附记，叙及“别伯居且十年矣”。王国维于1909年10月28日中秋节在北京见过伯希和。当时伯希和从中国西北考古途经北京，其时大量敦煌遗文已被捆绑运走。那天，王国维与罗振玉、蒋、董康一起去访问他，伯希和拿出身边带的几件给他们看，顿使他们叹为观止。罗振玉请伯希和回去将照片寄来。以后据伯希和寄来的材料，由“罗振玉辑为《鸣沙石室佚书》，由王国维协助校理，董康诵芬室刊行”。“只有《秦妇吟》是后来伯氏寄到旅顺去的，是抄本，并未见原物照片也。”伯希和是与王国维学术交往最多的欧洲汉学家。王国维记述：“当光宣之际（1908年——1909年——引者）余遇博士于京郊，以为博士优于中学而已，读此篇乃知博士于亚洲诸国古今语，无不深造，如敦煌以西迄于于阗古代所用之东伊兰语，即博士所发现及创通者也。……欧洲战事起，博士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今春凯还，过沪遇参事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这是1919年秋天译伯希和复归就教授之职的演说之后写的附记。王国维还据藤田剑峰提供给他的1909年9月出版的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从英语译出的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译者于文末有按语称：“博士讲演文中尚有可讨论者兹不暇及。要之，博士此行不独于古物学上开一新方面，于地理学亦然。沙漠、沙山之构造，风云腐蚀干燥之结果，川湖之变迁与此地古代之开化、民族之迁徙，邦国之澌灭，大有关系，苟舍其一不能解其他。”
看来王国维得益于与日本汉学家的直接交往的经验，认识到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汉学取得了好的成绩。1919年8月17日，他说：“前日在君楚处见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职演说，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伯君此文益将近日发明及研究之结果总括言之，于学术关系极大，故榊博士为译之载诸《艺文杂志》上。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语文字，此发明至为重要。”王国维译完后，将稿件送《东方杂志》，索价40元，竟还价20元，王国维怒而索还。可见，当时的大刊物对国外汉学的重视仍然不够。王国维敏锐地看到这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自己认真读了这篇文章，也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自己新的研究课题。“因忆我国古书西域诸国汉时谓之西胡，自晋宋以后专称之曰胡。唐人于突厥及胡分析至严。盖胡者，实自西域迄波斯之总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与焉。近来言语学之发明与古籍吻合，岂非大快欤。维因拟作《西胡考》，将古书所云胡者集为一书，亦快事也。”王国维的研究，也得到了伯希和的高度评价并引起了深入的讨论，比如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伯希和指出：“此记较优之本，为王国维校注本。”他又说：“王氏注释丰富，足以压倒前人。但有一重要来源，似未引证。不仅王氏为然，凡研究元史者，皆未引证及之。余所言者，即邱处机对成吉思汗谈道一事。……然有一熟谙中国文化之契丹人，曾亲见处机谒成吉思汗于西域，而对于处机曾有直率之评论，即耶律楚材是已。”
自敦煌文献面世之后，日本学者赴欧洲阅读材料者甚多。日本狩野博士赴欧时，王国维热情赋诗壮行。现在《观堂集林》中有许多跋语，都注明是根据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写的。这样的交往，对王国维的研究工作显然起了推动作用。王国维对日本的汉籍十分感兴趣。神田喜一郎任职日本图书寮之后，王国维经常询问有无奇书发现。王国维的元史研究有了成果之后，即寄他们征求意见。神田喜一郎回信中说：“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考据精确，创获叠见，洵为不朽之盛事。”“黑鞑事略》，尤为难读。敝邦有箭内博士尤用力于劫持掌故，亦有《黑鞑事略校注》之作。去岁博士归道山，其书未至刊行，为可憾矣。大作屡言及乣军，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数人，于乣字原义，尤致众说纷纭，未见解决。不知高见如何？乣字古籍无所见，至《辽史》始有之，其音为何？其义为何？”王国维与其在通信中经常讨论。1926年9月21日，王国维说：“乣军之乣，亦或作糺。（《辽史》及《蒙鞑备录》乣讹为纪当本作糺。）此糺字本是纠之别体，见于《集韵》，则乣或又糺之省欤。此事不敢遽定，姑以字体说之。”
当王国维完成了《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之后，又报告神田喜一郎说：“近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一篇，因《秘史》所记主因种，其事实全与金末之乣军相合，故疑主因即乣军之对音。”王国维还特地译介了津田左右吉《室韦考》、《辽代乌占敌列考》、箭内亘《鞑靼考》，这些都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王国维自己后期研究元史、西北地理时所关心的问题。王国维善于从中汲取材料，注意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研究学科前沿的发展和新的生长点。这样的中外交流，对王国维本人的研究是一个促进，同时也使他在国际汉学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王国维在与国外汉学的比较中，也进一步体验到自身学术上的优势，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材料和新发现的材料相结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更为丰富，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王国维与国外汉学家交往很注意互相交流学术讯息，交流文献资料。王国维译伯希和《近日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于1919年秋写了附记，叙及“别伯居且十年矣”。王国维于1909年10月28日中秋节在北京见过伯希和。当时伯希和从中国西北考古途经北京，其时大量敦煌遗文已被捆绑运走。那天，王国维与罗振玉、蒋、董康一起去访问他，伯希和拿出身边带的几件给他们看，顿使他们叹为观止。罗振玉请伯希和回去将照片寄来。以后据伯希和寄来的材料，由“罗振玉辑为《鸣沙石室佚书》，由王国维协助校理，董康诵芬室刊行”。“只有《秦妇吟》是后来伯氏寄到旅顺去的，是抄本，并未见原物照片也。”伯希和是与王国维学术交往最多的欧洲汉学家。王国维记述：“当光宣之际（1908年——1909年——引者）余遇博士于京郊，以为博士优于中学而已，读此篇乃知博士于亚洲诸国古今语，无不深造，如敦煌以西迄于于阗古代所用之东伊兰语，即博士所发现及创通者也。……欧洲战事起，博士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今春凯还，过沪遇参事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这是1919年秋天译伯希和复归就教授之职的演说之后写的附记。王国维还据藤田剑峰提供给他的1909年9月出版的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从英语译出的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译者于文末有按语称：“博士讲演文中尚有可讨论者兹不暇及。要之，博士此行不独于古物学上开一新方面，于地理学亦然。沙漠、沙山之构造，风云腐蚀干燥之结果，川湖之变迁与此地古代之开化、民族之迁徙，邦国之澌灭，大有关系，苟舍其一不能解其他。”
看来王国维得益于与日本汉学家的直接交往的经验，认识到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汉学取得了好的成绩。1919年8月17日，他说：“前日在君楚处见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职演说，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伯君此文益将近日发明及研究之结果总括言之，于学术关系极大，故榊博士为译之载诸《艺文杂志》上。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语文字，此发明至为重要。”王国维译完后，将稿件送《东方杂志》，索价40元，竟还价20元，王国维怒而索还。可见，当时的大刊物对国外汉学的重视仍然不够。王国维敏锐地看到这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自己认真读了这篇文章，也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自己新的研究课题。“因忆我国古书西域诸国汉时谓之西胡，自晋宋以后专称之曰胡。唐人于突厥及胡分析至严。盖胡者，实自西域迄波斯之总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与焉。近来言语学之发明与古籍吻合，岂非大快欤。维因拟作《西胡考》，将古书所云胡者集为一书，亦快事也。”王国维的研究，也得到了伯希和的高度评价并引起了深入的讨论，比如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伯希和指出：“此记较优之本，为王国维校注本。”他又说：“王氏注释丰富，足以压倒前人。但有一重要来源，似未引证。不仅王氏为然，凡研究元史者，皆未引证及之。余所言者，即邱处机对成吉思汗谈道一事。……然有一熟谙中国文化之契丹人，曾亲见处机谒成吉思汗于西域，而对于处机曾有直率之评论，即耶律楚材是已。”
自敦煌文献面世之后，日本学者赴欧洲阅读材料者甚多。日本狩野博士赴欧时，王国维热情赋诗壮行。现在《观堂集林》中有许多跋语，都注明是根据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写的。这样的交往，对王国维的研究工作显然起了推动作用。王国维对日本的汉籍十分感兴趣。神田喜一郎任职日本图书寮之后，王国维经常询问有无奇书发现。王国维的元史研究有了成果之后，即寄他们征求意见。神田喜一郎回信中说：“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考据精确，创获叠见，洵为不朽之盛事。”“黑鞑事略》，尤为难读。敝邦有箭内博士尤用力于劫持掌故，亦有《黑鞑事略校注》之作。去岁博士归道山，其书未至刊行，为可憾矣。大作屡言及乣军，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数人，于乣字原义，尤致众说纷纭，未见解决。不知高见如何？乣字古籍无所见，至《辽史》始有之，其音为何？其义为何？”王国维与其在通信中经常讨论。1926年9月21日，王国维说：“乣军之乣，亦或作糺。（《辽史》及《蒙鞑备录》乣讹为纪当本作糺。）此糺字本是纠之别体，见于《集韵》，则乣或又糺之省欤。此事不敢遽定，姑以字体说之。”
当王国维完成了《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之后，又报告神田喜一郎说：“近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一篇，因《秘史》所记主因种，其事实全与金末之乣军相合，故疑主因即乣军之对音。”王国维还特地译介了津田左右吉《室韦考》、《辽代乌占敌列考》、箭内亘《鞑靼考》，这些都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王国维自己后期研究元史、西北地理时所关心的问题。王国维善于从中汲取材料，注意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研究学科前沿的发展和新的生长点。这样的中外交流，对王国维本人的研究是一个促进，同时也使他在国际汉学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王国维在与国外汉学的比较中，也进一步体验到自身学术上的优势，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材料和新发现的材料相结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更为丰富，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