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继承清代学术传统，开拓新的学科视野
王国维受西方思潮和清代学术传统的影响，他有追求好的治学方法的自觉性。因而，他自己的这方面的言论，很值得首先重视。
考察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应重视《观堂集林》前面的两篇序文，这都代表着王国维本人的意思。罗振玉序中说：“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橅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这两段文字，上文说学术渊源，下文叙方法。这里讲学术渊源，举的是名物考古方面的事，是符合罗振玉的身份、口吻的。程瑶田，字易畴，与戴震师从江永，所著《通艺录》是清代名物考古方面的代表作。吴大澂，字清卿，又号愙斋，在清代金石学家中有独特眼光。他官至巡抚，曾立铜柱于中俄交界处，并书大篆，铭刻于上。王国维叹其为官所累，未大成其学。吴其昌说：“故先生考释彝器，称引愙斋甚盛；而《愙斋集古录》收集之富，又恒为先生取资之薮；故愙斋于经史文学，及其他各种学问，根柢虽浅，而金石之学，所造之深，远非吴荷屋、徐籀庄辈可及，故虽先生，亦颇为其所影响也。”按一般清代学术家评价，程、吴的学术地位，并不突出。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主张“陈言相因，不如目验”。所以考订文物，不拘泥旧说，惟是之求。程与王念孙同为嘉靖朴学大师。王国维1915年作《古胡服考》，末署“乙卯秋七月脱稿”显然指阴历七月。后改成《胡服考》，手稿末署：“此考精确三百年中唯程易畴先生或能为之。”
《观堂集林》蒋汝藻序说：“窃谓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这里讲的“新史料”和“旧史料”之关系，实为“两重证据法”提出前的重要总结。
一位学者治学方法的逐步成熟，显然与他的已有知识结构和学术渊源有关。王国维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在于哲学、逻辑。当他转向治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思维和逻辑的训练给予他很大帮助。原来，清代学者的学问以经学为中心，王国维不走这一条路。他的兴趣和学术的渊源，在于史学。当时学者常论浙东与浙西学派之别。浙东以黄梨洲、章实斋为代表，多长于史；浙西以顾亭林为代表，分流为皖鲁诸派，多长于经。“浙东博通，其失也疏。浙西专精，其失也固。”王国维显然主张，应择其长而从之。其实浙东、浙西两派的优点，集合起来，可以说代表着清代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王国维加以发扬的。章学诚《文史通义》称：“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评论说：“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而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以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王国维是浙东人，他注意到了浙东学派的学风，自幼受史学影响，也深受浙东派影响。当然，他是有容纳不同学派的胸襟的。浙西学派以顾亭林为代表的学风，在晚清有其特殊的魅力。正如梁启超指出的：“亭林在清学界之特殊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究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考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从梁启超的介绍就可以知道，王国维与顾亭林在学术上有好多相似之处，以及王国维推崇顾亭林的缘由。
王国维和许多学者一样，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就在小学。但是，清代是通过治经而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它的重点是为了治经。王国维也重视小学，却为了考史，考古物学。这样的学风，代表着辛亥革命前后的新派学者的学术趋向。正如王国维所说：“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
重视甲骨文、敦煌文献、汉代简牍等新材料，是王国维形成自己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础。王国维这样的学者，研究首重材料，首先要判定什么是有理论意义的材料。把握了这些材料之后，王国维学术的基础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手段是小学，研究的趋向是史学。他在1914年7月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文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学。”这里说的“三代之学”当以古史为主了。这样，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材料本身虽然并不拥有；但是，利用它们作为研究古史的手段，却是一个新的创造。
当王国维进入古文字这个学科领域之后，也有以何为基点，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吴其昌指出：“当清盛时小学专家：若段若膺一派，则以《说文》为根据，以贯串群经。郝兰皋一派，则以《尔雅》为根据，从名物以逆推小学。王石臞一派，则先从群经着手，而归宿于《说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则从音韵以上探小学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则欲先从契、古、籀等文字着手，而归宿于《说文》。其程次适与段君相反，而与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学，虽极如程、吴、孙诸君，而先生之于小学，则矢口佩诵王君不置，今细读《观堂集林》可见也。但王君之治学目的在通经，故从群经以发轫；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从古文字发轫；其以《说文》为证合之关键，则一也。故先生之学，其目的则在古史，其根据则在小学。其于小学也，其关键则在《说文》；其根据则在古文字学。此数言可蔽也。”
汉字有形、音、义。研究汉字就必须研究音韵学。王国维深入到音韵学领域中，先把握清代古韵研究的权威学者顾炎武、江永、戴东原、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七人的成就。他的独创的成就，在于整理过唐代韵书，运用音韵学知识研究上古史，如卜辞中有“王亥”，可是在其他古籍中，又作“核”、“垓”、“胲”，王国维根据音韵学的知识，判定上述几个字都是“亥”的谐声字，可以通假。在蒙古史研究中，发现“蒙古”两字有不少音近的异名，才知道别的民族称它的名字，常常是根据字音记录下来的。这种通假的事例，他在研究中多次运用。当然，在音韵学研究本身，他也有创造性的见解。《五声说》：“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学界认为，“此说影响不大。”王国维的成功，在于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发展了音韵学的作用，推进了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他的功夫在于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使之融会贯通起来。
王国维有了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材料之后，他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便有利于研究工作。他幼时读经。1913年冬，他对缪荃孙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他这里温《三礼注疏》是为了研究古代礼制，将“经”作为史料来看。他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在甲骨文、汉简、古铭文中就有许多新的发现。这里还需着重说明一下，王国维对《诗》、《书》、《礼》、《易》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过去，不少人认为他在经学方面没有专门著作，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把某一经学当作万世不变的标尺。
王国维对学术研究有执着的追求，能努力去站到时代的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在方法上就有容纳众流的气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
考察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应重视《观堂集林》前面的两篇序文，这都代表着王国维本人的意思。罗振玉序中说：“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橅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这两段文字，上文说学术渊源，下文叙方法。这里讲学术渊源，举的是名物考古方面的事，是符合罗振玉的身份、口吻的。程瑶田，字易畴，与戴震师从江永，所著《通艺录》是清代名物考古方面的代表作。吴大澂，字清卿，又号愙斋，在清代金石学家中有独特眼光。他官至巡抚，曾立铜柱于中俄交界处，并书大篆，铭刻于上。王国维叹其为官所累，未大成其学。吴其昌说：“故先生考释彝器，称引愙斋甚盛；而《愙斋集古录》收集之富，又恒为先生取资之薮；故愙斋于经史文学，及其他各种学问，根柢虽浅，而金石之学，所造之深，远非吴荷屋、徐籀庄辈可及，故虽先生，亦颇为其所影响也。”按一般清代学术家评价，程、吴的学术地位，并不突出。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主张“陈言相因，不如目验”。所以考订文物，不拘泥旧说，惟是之求。程与王念孙同为嘉靖朴学大师。王国维1915年作《古胡服考》，末署“乙卯秋七月脱稿”显然指阴历七月。后改成《胡服考》，手稿末署：“此考精确三百年中唯程易畴先生或能为之。”
《观堂集林》蒋汝藻序说：“窃谓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这里讲的“新史料”和“旧史料”之关系，实为“两重证据法”提出前的重要总结。
一位学者治学方法的逐步成熟，显然与他的已有知识结构和学术渊源有关。王国维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在于哲学、逻辑。当他转向治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思维和逻辑的训练给予他很大帮助。原来，清代学者的学问以经学为中心，王国维不走这一条路。他的兴趣和学术的渊源，在于史学。当时学者常论浙东与浙西学派之别。浙东以黄梨洲、章实斋为代表，多长于史；浙西以顾亭林为代表，分流为皖鲁诸派，多长于经。“浙东博通，其失也疏。浙西专精，其失也固。”王国维显然主张，应择其长而从之。其实浙东、浙西两派的优点，集合起来，可以说代表着清代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王国维加以发扬的。章学诚《文史通义》称：“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评论说：“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而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以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王国维是浙东人，他注意到了浙东学派的学风，自幼受史学影响，也深受浙东派影响。当然，他是有容纳不同学派的胸襟的。浙西学派以顾亭林为代表的学风，在晚清有其特殊的魅力。正如梁启超指出的：“亭林在清学界之特殊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究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考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从梁启超的介绍就可以知道，王国维与顾亭林在学术上有好多相似之处，以及王国维推崇顾亭林的缘由。
王国维和许多学者一样，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就在小学。但是，清代是通过治经而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它的重点是为了治经。王国维也重视小学，却为了考史，考古物学。这样的学风，代表着辛亥革命前后的新派学者的学术趋向。正如王国维所说：“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
重视甲骨文、敦煌文献、汉代简牍等新材料，是王国维形成自己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础。王国维这样的学者，研究首重材料，首先要判定什么是有理论意义的材料。把握了这些材料之后，王国维学术的基础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手段是小学，研究的趋向是史学。他在1914年7月说：“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文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学。”这里说的“三代之学”当以古史为主了。这样，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材料本身虽然并不拥有；但是，利用它们作为研究古史的手段，却是一个新的创造。
当王国维进入古文字这个学科领域之后，也有以何为基点，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吴其昌指出：“当清盛时小学专家：若段若膺一派，则以《说文》为根据，以贯串群经。郝兰皋一派，则以《尔雅》为根据，从名物以逆推小学。王石臞一派，则先从群经着手，而归宿于《说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则从音韵以上探小学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则欲先从契、古、籀等文字着手，而归宿于《说文》。其程次适与段君相反，而与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学，虽极如程、吴、孙诸君，而先生之于小学，则矢口佩诵王君不置，今细读《观堂集林》可见也。但王君之治学目的在通经，故从群经以发轫；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从古文字发轫；其以《说文》为证合之关键，则一也。故先生之学，其目的则在古史，其根据则在小学。其于小学也，其关键则在《说文》；其根据则在古文字学。此数言可蔽也。”
汉字有形、音、义。研究汉字就必须研究音韵学。王国维深入到音韵学领域中，先把握清代古韵研究的权威学者顾炎武、江永、戴东原、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七人的成就。他的独创的成就，在于整理过唐代韵书，运用音韵学知识研究上古史，如卜辞中有“王亥”，可是在其他古籍中，又作“核”、“垓”、“胲”，王国维根据音韵学的知识，判定上述几个字都是“亥”的谐声字，可以通假。在蒙古史研究中，发现“蒙古”两字有不少音近的异名，才知道别的民族称它的名字，常常是根据字音记录下来的。这种通假的事例，他在研究中多次运用。当然，在音韵学研究本身，他也有创造性的见解。《五声说》：“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学界认为，“此说影响不大。”王国维的成功，在于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发展了音韵学的作用，推进了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他的功夫在于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使之融会贯通起来。
王国维有了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材料之后，他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便有利于研究工作。他幼时读经。1913年冬，他对缪荃孙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他这里温《三礼注疏》是为了研究古代礼制，将“经”作为史料来看。他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在甲骨文、汉简、古铭文中就有许多新的发现。这里还需着重说明一下，王国维对《诗》、《书》、《礼》、《易》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过去，不少人认为他在经学方面没有专门著作，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把某一经学当作万世不变的标尺。
王国维对学术研究有执着的追求，能努力去站到时代的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在方法上就有容纳众流的气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