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古器物研究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盛赞他生活的时代是新发现时代。他在列举了五项重要发现之后，又着重指出：“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器物之发现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中国金石学，产生于北宋，具有相当系统的成就。王国维这个时代的“古金石器物”的考订，不久就成为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先导。
王国维对金石学的学科特点作过系统研究。金石学，是研究金石的学问。金是铜器，石为刻石，从材料方面看石多于金。王国维认为金石学是宋人所创造的一门学问。在蒐集方面，由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间的收藏。著录方面，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赵明诚《金石录》多达二千卷。加以传拓甚广，“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关于金石器的考订及应用，王国维指出，各省文庙陈列古礼器以规范当世之物。“考订”属于研究方面。首先是文字，两宋及金文字之学，成绩斐然。其次论及对金石形制之研究，王国维认为这是宋学之长处。“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长。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壶，曰尊，曰盉，曰盦，曰盘，曰匜，皆占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罍，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翚，于古器铭词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无以易其说。”“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至于研究方面更深一层的文化史上的意义，王国维指出，宋代有代表性的学者“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这里的议论，实与“两重证据法”互为呼应。
王国维从金石学的成立、发展方面理清了线索。他在理论上的长处，还在于深刻论述了宋代金石学发展的文化背景：“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这篇演讲发表于1926年11月末。王国维回上海为儿子办丧事，10月17日回北京后，心中的隐痛一直不能平伏。但是，这次演讲的风格是理智的、平静的。相比之下，上次在清华发表的演讲更富于热情。
王国维在金石方面的研究成绩，除上文已涉及的金文之外，他对古器物的考释也作出了贡献，著有《说翚》、《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均有新识。王国维对古器物的研究涉及的面甚广，除上述金石以外，还考订兵符、货币、玺印、服装、陶器、兵器、宗教、简牍等。这里着重介绍他对古代尺度的研究。
《记现存历代尺度》载1926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5至7期。这是王国维据1926年7月26日在燕京华文学校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的。王国维利用了当时的古尺实物16种，为汉、唐、宋、明古尺实物。他新见到的日本奈良的6种尺，影印于《东瀛珠光》第1册。新发现的材料为蒋汝藻处新收集到的唐尺和袁珏生的嘉靖尺。他以清代工部长度与这些古尺加以对比，又将这些实物与古书的材料互相参照。他尤其看重程易畴《通艺录》和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这项研究，又是重视目验的例子。
王国维考定的中国历代尺度得出如下结论：新莽尺合23.07公分，东汉尺合23.6公分，三国尺合24.13公分，东晋尺合24.75公分，南朝尺分别合24.5公分和24.765公分，后魏的前、中、后，分别合27.728、27.94、29.56公分。东魏、北齐合74.6公分，唐官尺前期合28.575公分，后期合30.267公分。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中国的尺度是渐渐变长的趋势。王国维指出：“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而自唐迄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这就是他给马衡信中说的“东魏尺度特长，盖因调绢之故”。王国维发表演讲的对象以外国人为多，但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之后，成为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以后马衡的研究，也相似于王国维的结论。但是，尺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目前据我们所收集的唐尺，尺度均在29-30.5厘米之间，从38支唐尺求得每尺的平均值为30.2厘米。”尺的出土实物究竟使用于何地，产于何地，这有待于不断研究。由于材料多了，有些研究就更深入。比如王国维说的宋人承用唐制，莫如说宋尺承五代尺更近于事实，因为五代时尺度有变化。还有王国维认定的淮尺，却出土于北方巨鹿。淮尺是地方尺，看来与其他的地方尺差别较大。这些情况需待出土实物更多时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王国维关于服饰史的考订别具特色。先是1913年作《释币》2卷，原题为《布帛通考》，考古代布帛之制及衣裳之样式。《胡服考》作于1915年8月，初刊于《国学丛刊》，原题为《袴褶服考》，后选入《观堂集林》。这是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论述了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情况。文章中心是“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原来汉族服装循宽衣博带的风格；胡服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为了适合于骑猎生活，采用短衣、长裤、革靴、紧身衣的样式。王国维研究过的“袴褶服”就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种服式。南北朝时期盛行于民间，是当时的时装，隋代宫廷中也流行了。
王国维此考用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流沙坠简补遗》：“著布袴褶履”，又有“著布袴褶口”。他解释道：“案此二简出和阗东尼雅城北，乃魏晋间物，纪是时往来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他又重视古书上的材料：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全文以此服通行中国千余年的线索，考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所穿胡服。胡服与汉人宽衣博带的风格所以不同，是由于胡人的生活“驰草棘中”，又要适合于骑马，于是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的服饰风格。胡服显然便于征战、生活，于是又在汉族中流行了。王国维对这篇考据十分自信，曾自以为可以与程易畴的考订相类比。
王国维的古器物研究，还可以述及井渠的情况。他翻译伯希和就职演说《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发现：“伯希和君演说中亦有小误，不关宏旨，如谓吐鲁番之地下水道其法与波斯同。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又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今日北京大街之大阴沟，亦此遗制耳。”他有了写《西域井渠考》的想法之后，不到一个月，1919年9月10日又写信给罗振玉说：“又作《井渠考》一篇，盖为伯希和君之书而作……下一篇则驳正之者也。”他当时“心绪甚劣”，自叙考西北事消暑，可见是盛暑之作也。他征之于文献，引《史记·河渠书》为证。原文为：“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实际是汉武帝征调一万多人开渠引洛水灌溉陕西平原，中遇四十余丈的商颜山阻挡。于是，改用开凿一系列竖井之法，使水流过去。这时候，中国与西域尚未通行，可见，竖井之法是中国先有的。公元前103年，《史记·大宛列传》记李广利率三万汉军攻打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终得议和。此后，汉军屯兵西域，井渠之法也传过去了。这篇文章不长，但考据有力。
伯希和在《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指出：“王氏以为此乃中国旧法传至西方者。纪元前二世纪末西安府一带所穿筑者固是此类井渠……《汉书》卷96下《乌孙传》所识在敦煌穿筑者，必亦属此类井渠无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条是也。但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先应研寻此类井渠发现年代也。”看起来，伯希和在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国传去的这一点上，同意了王国维的观点。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汉人发明井渠法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问题。因为西方亦有希腊人将竖井技术东传至印度的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上，同一项技术成就在不同地区被创造出来，也是可能的。但这是科技史上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的考订古物，融铸着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王国维对金石学的学科特点作过系统研究。金石学，是研究金石的学问。金是铜器，石为刻石，从材料方面看石多于金。王国维认为金石学是宋人所创造的一门学问。在蒐集方面，由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间的收藏。著录方面，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赵明诚《金石录》多达二千卷。加以传拓甚广，“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关于金石器的考订及应用，王国维指出，各省文庙陈列古礼器以规范当世之物。“考订”属于研究方面。首先是文字，两宋及金文字之学，成绩斐然。其次论及对金石形制之研究，王国维认为这是宋学之长处。“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长。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壶，曰尊，曰盉，曰盦，曰盘，曰匜，皆占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罍，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翚，于古器铭词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无以易其说。”“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至于研究方面更深一层的文化史上的意义，王国维指出，宋代有代表性的学者“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这里的议论，实与“两重证据法”互为呼应。
王国维从金石学的成立、发展方面理清了线索。他在理论上的长处，还在于深刻论述了宋代金石学发展的文化背景：“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这篇演讲发表于1926年11月末。王国维回上海为儿子办丧事，10月17日回北京后，心中的隐痛一直不能平伏。但是，这次演讲的风格是理智的、平静的。相比之下，上次在清华发表的演讲更富于热情。
王国维在金石方面的研究成绩，除上文已涉及的金文之外，他对古器物的考释也作出了贡献，著有《说翚》、《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均有新识。王国维对古器物的研究涉及的面甚广，除上述金石以外，还考订兵符、货币、玺印、服装、陶器、兵器、宗教、简牍等。这里着重介绍他对古代尺度的研究。
《记现存历代尺度》载1926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5至7期。这是王国维据1926年7月26日在燕京华文学校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的。王国维利用了当时的古尺实物16种，为汉、唐、宋、明古尺实物。他新见到的日本奈良的6种尺，影印于《东瀛珠光》第1册。新发现的材料为蒋汝藻处新收集到的唐尺和袁珏生的嘉靖尺。他以清代工部长度与这些古尺加以对比，又将这些实物与古书的材料互相参照。他尤其看重程易畴《通艺录》和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这项研究，又是重视目验的例子。
王国维考定的中国历代尺度得出如下结论：新莽尺合23.07公分，东汉尺合23.6公分，三国尺合24.13公分，东晋尺合24.75公分，南朝尺分别合24.5公分和24.765公分，后魏的前、中、后，分别合27.728、27.94、29.56公分。东魏、北齐合74.6公分，唐官尺前期合28.575公分，后期合30.267公分。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中国的尺度是渐渐变长的趋势。王国维指出：“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而自唐迄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这就是他给马衡信中说的“东魏尺度特长，盖因调绢之故”。王国维发表演讲的对象以外国人为多，但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之后，成为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以后马衡的研究，也相似于王国维的结论。但是，尺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目前据我们所收集的唐尺，尺度均在29-30.5厘米之间，从38支唐尺求得每尺的平均值为30.2厘米。”尺的出土实物究竟使用于何地，产于何地，这有待于不断研究。由于材料多了，有些研究就更深入。比如王国维说的宋人承用唐制，莫如说宋尺承五代尺更近于事实，因为五代时尺度有变化。还有王国维认定的淮尺，却出土于北方巨鹿。淮尺是地方尺，看来与其他的地方尺差别较大。这些情况需待出土实物更多时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王国维关于服饰史的考订别具特色。先是1913年作《释币》2卷，原题为《布帛通考》，考古代布帛之制及衣裳之样式。《胡服考》作于1915年8月，初刊于《国学丛刊》，原题为《袴褶服考》，后选入《观堂集林》。这是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论述了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情况。文章中心是“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原来汉族服装循宽衣博带的风格；胡服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为了适合于骑猎生活，采用短衣、长裤、革靴、紧身衣的样式。王国维研究过的“袴褶服”就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种服式。南北朝时期盛行于民间，是当时的时装，隋代宫廷中也流行了。
王国维此考用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流沙坠简补遗》：“著布袴褶履”，又有“著布袴褶口”。他解释道：“案此二简出和阗东尼雅城北，乃魏晋间物，纪是时往来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他又重视古书上的材料：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全文以此服通行中国千余年的线索，考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所穿胡服。胡服与汉人宽衣博带的风格所以不同，是由于胡人的生活“驰草棘中”，又要适合于骑马，于是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的服饰风格。胡服显然便于征战、生活，于是又在汉族中流行了。王国维对这篇考据十分自信，曾自以为可以与程易畴的考订相类比。
王国维的古器物研究，还可以述及井渠的情况。他翻译伯希和就职演说《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发现：“伯希和君演说中亦有小误，不关宏旨，如谓吐鲁番之地下水道其法与波斯同。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又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今日北京大街之大阴沟，亦此遗制耳。”他有了写《西域井渠考》的想法之后，不到一个月，1919年9月10日又写信给罗振玉说：“又作《井渠考》一篇，盖为伯希和君之书而作……下一篇则驳正之者也。”他当时“心绪甚劣”，自叙考西北事消暑，可见是盛暑之作也。他征之于文献，引《史记·河渠书》为证。原文为：“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实际是汉武帝征调一万多人开渠引洛水灌溉陕西平原，中遇四十余丈的商颜山阻挡。于是，改用开凿一系列竖井之法，使水流过去。这时候，中国与西域尚未通行，可见，竖井之法是中国先有的。公元前103年，《史记·大宛列传》记李广利率三万汉军攻打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终得议和。此后，汉军屯兵西域，井渠之法也传过去了。这篇文章不长，但考据有力。
伯希和在《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指出：“王氏以为此乃中国旧法传至西方者。纪元前二世纪末西安府一带所穿筑者固是此类井渠……《汉书》卷96下《乌孙传》所识在敦煌穿筑者，必亦属此类井渠无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条是也。但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先应研寻此类井渠发现年代也。”看起来，伯希和在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国传去的这一点上，同意了王国维的观点。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汉人发明井渠法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问题。因为西方亦有希腊人将竖井技术东传至印度的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上，同一项技术成就在不同地区被创造出来，也是可能的。但这是科技史上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的考订古物，融铸着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