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石经考》
中国古代最后的最高学府，是清代的太学，原址即以后的北京首都图书馆。太学的结构，中间为辟雍，四周环水的方形小殿，为皇帝讲学之地。北侧正面有讲经用的大殿，两厢是平房，平房为太学生念书的地方。平房中原立石碑，刻有十三经。当然，清代的太学生，是念书，因为，那时的知识已经靠书本传播了。在没有印刷书的古代，只得将经书刻在石碑上，读书人就靠临摹石碑上的文字了。可见，石经对传播古代文化，规范古代典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王国维说的“石经之刊，为万世定本”。
我国最早立石经在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书碑立于太学。魏正始（240-248年）中又大力刻石经。这些石经因年代久远，刻石风化，很多不易辨认。但是，这是研究古代经典和书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收录历代金石材料。宋洪适《隶释》（二十七卷）和《隶续》（二十一卷）为最早研究汉魏石刻文字的专著。这门学问清代就更兴盛了。罗振玉曾收藏大量石经拓本。王国维在日本期间，已研究了这些历史材料。特别是光绪末年，洛阳出土了魏石经，为黄县丁树桢所有。这是宋以来第二次出土的石经文物。王国维据新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王国维在《魏石经续考自序》中详述了考订魏石经的过程：“余于丁巳作《魏石经考》，据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以定魏石经每行字数；又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复以《御览》引《洛阳记》所载碑数及诸经字数，参互求之，以定魏石经经数。又排比《隶释》所存残字为《经文考》、《古文考》共书二卷，刊行于广仓学宭学术丛书。岁在辛酉，复删《经文考》、《古文考》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编入《观堂集林》。癸亥春，乃闻洛阳复出魏石经残石一，两面分刻《尚书》”无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数至千余。三月中，始得拓本，则已剖而为二。又见《尚书·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余字。……总今日所有残石，凡得二千有数字。除磨灭不可见者，尚二千字。视五代、宋初人所见拓本，字已逾倍。乃复为此考，以补前考之未备焉。”王国维还看到了马衡两次去洛阳得到的拓本，所以他十分自信。
王国维的《魏石经考》四月下旬开始写，至九月十四日将全稿及碑图写完。这项工作是艰巨的，“每日仅得二纸”。他于1916年7月17日告诉罗振玉说：“魏石经考》上卷已写成，得十九页，虽甚粗漏，然前人实罕用此方法，故所解决之问题实颇不少也。”过了半个月又重写一次，“又修改《魏石经考》，尚须重写一次，其中《魏石经经本考》一篇几全行改易，其子目为：《汉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本考》、《魏石经拓本考》、《魏石经经文考》、《魏石经篇题考》、《魏石经古文考》、《魏石经书法考》，共八篇，分为二卷，附以碑图七。此次殆可为定稿矣。然再写石印底本尚须半月有余乃可成，碑图恐尚须自写，恃人全不成也。”《魏石经考》二卷，最初发表于《学术丛论》第一集。全文共八篇，编《观堂集林》时删去《经文考》、《篇题考》、《古文考》三篇。
考魏石经先从汉石经开始，以便溯源，有利于定石经经数和字数。王国维运用古籍互相参校的办法确定“经数莫确于《隋志》，石数莫确于《洛阳记》。《记》云：大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隋书·经籍志》记有七经：《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了解了汉代情况以后，就可以据此推断《魏石经》的情况了。“魏石经》石数以《西征记》最准确，有三十五碑，字数计之得十有四万七千字。”刻有《尚书》、《春秋》外，“左传》本未刊成”。因为，如《左传》全刊出，这些字数当然容纳不了。
汉石经用隶书刊刻，故称“一字石经”，魏石经则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刊刻，故又称“三体石经”。其间产生差别的原因，“然汉学官所立，皆今文无古文，故石经但刻今文。诸经异同，至今文与古文之异同，则未及也。而自后汉以来，民间古文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行。逮魏初复立大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此事史诗虽无明文，然可得而征证也。”
魏石经的文字，立以大学，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鉴别校定古书之用。“因汉时除壁中书及张苍所传《春秋左氏传》外别无古文故也。今就魏石经遗字中古文观之，多与《说文》所载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与殷周古文合，而为许书所未载者，然则魏石经古文出于壁中本或其三写四写之本当无大误。”鉴别古代经典的文本，涉及好多知识，石经上的文字是一个切实的根据。
1922年，洛阳又出土魏石经碑半截。王国维作《魏石经残石考》，对碑图作了考释，并对照不同本文的经典加以对勘，对不同字体的文字又加以考定。比如：“甲殷周古文甲皆作十，惟卜辞中殷先公上甲之甲独作田，从十在中，周时尚用此字，伯吉父盘之田即甲也。其与田畴字殊者，十之横直二画不与其旁相接，古人以其易与田畴混也。故多用十字，罕用四字，而十字又易与在字及七字之古文相混，乃为此字以引之。实则由田字转变者也。《说文》木部柙之古文字，又由此字转变小篆之，亦即此字。秦新郪、阳陵二虎符均如此，作此字篆文亦然。《说文》篆文作乃从不从十，盖六朝以后传写之矣。”
陈邦怀《观堂手写魏石经碑式跋》一文中称曾从天津书铺得到王国维手写魏石经碑式手稿，小楷端正，一丝不苟。碑式每行二十字。王国维原在《魏石经考》中说：“余就黄县丁氏所藏魏石经残石以经文排比之则，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隶续》所录魏石经《尚书》、《春秋》残字，亦无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六十字。”现在王国维手稿每行二十字，是一体之字，如用三体书写，每行即为六十字了。容庚曾记述《续魏石经考》写作情况时说：“续魏石经考》一卷，未定稿，且无标题。其名乃余录手稿时所假定。书分三章：一碑图，二经文同异，三古文。盖数年来残石陆续出土，故未能写定。”
王国维考释石经在方法上注意把地下出土之物与典籍互相校勘，将出土的文字放在文字发展史中加以考定，这都是他的创造。他很重视这部著作，在刚写完时就与《乐诗考略》同称为可存留于世之作。到了1917年，他又将《魏石经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提并论。
我国最早立石经在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书碑立于太学。魏正始（240-248年）中又大力刻石经。这些石经因年代久远，刻石风化，很多不易辨认。但是，这是研究古代经典和书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收录历代金石材料。宋洪适《隶释》（二十七卷）和《隶续》（二十一卷）为最早研究汉魏石刻文字的专著。这门学问清代就更兴盛了。罗振玉曾收藏大量石经拓本。王国维在日本期间，已研究了这些历史材料。特别是光绪末年，洛阳出土了魏石经，为黄县丁树桢所有。这是宋以来第二次出土的石经文物。王国维据新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王国维在《魏石经续考自序》中详述了考订魏石经的过程：“余于丁巳作《魏石经考》，据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以定魏石经每行字数；又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复以《御览》引《洛阳记》所载碑数及诸经字数，参互求之，以定魏石经经数。又排比《隶释》所存残字为《经文考》、《古文考》共书二卷，刊行于广仓学宭学术丛书。岁在辛酉，复删《经文考》、《古文考》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编入《观堂集林》。癸亥春，乃闻洛阳复出魏石经残石一，两面分刻《尚书》”无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数至千余。三月中，始得拓本，则已剖而为二。又见《尚书·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余字。……总今日所有残石，凡得二千有数字。除磨灭不可见者，尚二千字。视五代、宋初人所见拓本，字已逾倍。乃复为此考，以补前考之未备焉。”王国维还看到了马衡两次去洛阳得到的拓本，所以他十分自信。
王国维的《魏石经考》四月下旬开始写，至九月十四日将全稿及碑图写完。这项工作是艰巨的，“每日仅得二纸”。他于1916年7月17日告诉罗振玉说：“魏石经考》上卷已写成，得十九页，虽甚粗漏，然前人实罕用此方法，故所解决之问题实颇不少也。”过了半个月又重写一次，“又修改《魏石经考》，尚须重写一次，其中《魏石经经本考》一篇几全行改易，其子目为：《汉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本考》、《魏石经拓本考》、《魏石经经文考》、《魏石经篇题考》、《魏石经古文考》、《魏石经书法考》，共八篇，分为二卷，附以碑图七。此次殆可为定稿矣。然再写石印底本尚须半月有余乃可成，碑图恐尚须自写，恃人全不成也。”《魏石经考》二卷，最初发表于《学术丛论》第一集。全文共八篇，编《观堂集林》时删去《经文考》、《篇题考》、《古文考》三篇。
考魏石经先从汉石经开始，以便溯源，有利于定石经经数和字数。王国维运用古籍互相参校的办法确定“经数莫确于《隋志》，石数莫确于《洛阳记》。《记》云：大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隋书·经籍志》记有七经：《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了解了汉代情况以后，就可以据此推断《魏石经》的情况了。“魏石经》石数以《西征记》最准确，有三十五碑，字数计之得十有四万七千字。”刻有《尚书》、《春秋》外，“左传》本未刊成”。因为，如《左传》全刊出，这些字数当然容纳不了。
汉石经用隶书刊刻，故称“一字石经”，魏石经则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刊刻，故又称“三体石经”。其间产生差别的原因，“然汉学官所立，皆今文无古文，故石经但刻今文。诸经异同，至今文与古文之异同，则未及也。而自后汉以来，民间古文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行。逮魏初复立大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此事史诗虽无明文，然可得而征证也。”
魏石经的文字，立以大学，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鉴别校定古书之用。“因汉时除壁中书及张苍所传《春秋左氏传》外别无古文故也。今就魏石经遗字中古文观之，多与《说文》所载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与殷周古文合，而为许书所未载者，然则魏石经古文出于壁中本或其三写四写之本当无大误。”鉴别古代经典的文本，涉及好多知识，石经上的文字是一个切实的根据。
1922年，洛阳又出土魏石经碑半截。王国维作《魏石经残石考》，对碑图作了考释，并对照不同本文的经典加以对勘，对不同字体的文字又加以考定。比如：“甲殷周古文甲皆作十，惟卜辞中殷先公上甲之甲独作田，从十在中，周时尚用此字，伯吉父盘之田即甲也。其与田畴字殊者，十之横直二画不与其旁相接，古人以其易与田畴混也。故多用十字，罕用四字，而十字又易与在字及七字之古文相混，乃为此字以引之。实则由田字转变者也。《说文》木部柙之古文字，又由此字转变小篆之，亦即此字。秦新郪、阳陵二虎符均如此，作此字篆文亦然。《说文》篆文作乃从不从十，盖六朝以后传写之矣。”
陈邦怀《观堂手写魏石经碑式跋》一文中称曾从天津书铺得到王国维手写魏石经碑式手稿，小楷端正，一丝不苟。碑式每行二十字。王国维原在《魏石经考》中说：“余就黄县丁氏所藏魏石经残石以经文排比之则，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隶续》所录魏石经《尚书》、《春秋》残字，亦无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六十字。”现在王国维手稿每行二十字，是一体之字，如用三体书写，每行即为六十字了。容庚曾记述《续魏石经考》写作情况时说：“续魏石经考》一卷，未定稿，且无标题。其名乃余录手稿时所假定。书分三章：一碑图，二经文同异，三古文。盖数年来残石陆续出土，故未能写定。”
王国维考释石经在方法上注意把地下出土之物与典籍互相校勘，将出土的文字放在文字发展史中加以考定，这都是他的创造。他很重视这部著作，在刚写完时就与《乐诗考略》同称为可存留于世之作。到了1917年，他又将《魏石经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