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三型：干练的稳健型务实者张元济（1867—1959）

　　张元济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最大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担任董事长30多年，极有威望，被公认为“中国出版第一人”。他是清末参与维新变法的翰林，民国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出版家。他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书业元老。

　　张元济的个性基本上属于稳健型（实干型）。

　　张元济给人们的稳健型务实印象

　　张元济（1867.10.25-1959.08.14）不愧是商务印书馆的稳健务实风格的典型代表。

　　论者曰：“没有张元济就没有商务印书馆；没有商务印书馆，就没有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业。在张元济及同仁努力下，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业的缩影和标尺。”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非以滔滔不绝的豪言壮语来扶助，而是以源源不断的稳健务实来扶助。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在胡适之林纾等人为“白话文与文言文谁优谁劣”争辩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未加一句评论，就出版了大量的白话文课本，他用实际的行动为争论划上了句号。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的白话教材的启蒙价值已经毋庸置疑，其开辟的教材风格也成为多年以后无数人怀念的范本。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往往残破、墨迹不清，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张元济不辞劳苦，亲自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主持的另一项大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印书馆同仁回忆说：“当初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皱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是张元济的知己，张元济在给他的信中曾写到：“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他们两人的通信现存30万字，内容主要就是看到什么书、什么价、怎么买，就是什么书怎么印、怎么出版等等。

　　1948年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时，获得如此评价：“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据《涉园主人》记载：当年29岁的黄裳给已经84岁的泰斗张元济写信，向他寻找马叙伦的《读书小记》；因素未谋面，黄裳的请求又显得冒昧，他还要求张先生把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古今小说》删去的字句补足。出乎意料的是才过了一周，黄裳就收到张元济的回信，并把那本《读书小记》也寄来了，信中说那是最后一本，还是从福州调过来的。年轻的黄裳除了感激外，就是惊异加惊喜：“惊异于以商务印书馆那么庞大的机构，张元济竟然能够调度敏捷自如，惊喜于张元济真让秘书把那些删节的地方令秘书用小楷抄写后，一并邮寄来”。黄裳65岁时对于此事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张元济稳健型务实个性特点

　　张元济的个性属于干练的稳健型务实主义，表现出坚忍不拔的人格，以身作则弘扬民族气节，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一）注重实干，不尚空谈

　　（二）稳健谨慎，善结人缘

　　（三）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四）重义轻利、义利兼顾

　　（五）强调民族气节的人格教育

　　（六）追求新知，崇尚读书

　　（七）迎合新潮，崇尚革新

　　（八）勤俭节约，崇尚俭朴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注重实干，不尚空谈

　　清末维新变法惨遭镇压而失败后，张元济反思了举办北京通艺学堂与南洋公学特班的英才教育实践。

　　戊戌六君子临刑时，张元济看到“通艺学生竟面有喜色者”。当时他真惊诧，现在却明白了：“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元济更反思了百日维新，当时晓得自强救国要“民智大开”的人很多，但更多的是不着边际的慷慨激昂豪言壮语，所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他已明白：清谈误国，并看清了自己该走哪条路：实干、实干、再实干！

　　（二）稳健谨慎，善结人缘

　　当初张元济在朝廷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不错。光绪帝召见的第二天，他的上司、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就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打招呼”。当时管学大臣孙家鼐举荐他当京师大学堂总办，可他藉口极力辞退。他同维新派关系也面对实际、稳健谨慎。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与他是通信密切的至友，他不断向汪康年提供办报所需的京师内幕消息，代为发行刊物。他曾劝康有为出京办学或回籍韬晦，待时机成熟再行变法。他还着力调解过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政变的第三天写信给汪康年，建议他尽早结束《昌言报》，并勉励他不要气馁，“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现在，可供张元济选择的路还是很多的。他可以投奔康梁，继续从事政治斗争；或者肯熬，有耐性，同样仕途未绝。因为他朝中有人，又有优势，才32岁，年富力强可以等待，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也是如此。最初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变，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中风卧床数年的张元济写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三）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清朝末年，张元济和志趣相投者常在陶然亭聚会，主张改革。他们结成“健社”，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通艺学堂”为年轻京官讲授新学，设立洋文、舆算，及兵、商、农、矿等科，在京城卓有声誉。

　　初创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起初只不过是个小小印刷作坊而已，但是张元济却怀抱“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带着它不断创新。1904年，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在商务出版，接着又编印了高小、中学教科书，是现代教育史上一大创新。同时，张元济致力引进西学、介绍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深远。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出版现代工具书的先河。此外，商务还创刊了十多种影响广泛的新刊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他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自与粹翁（指夏粹芳——笔者）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所致。”张元济执行了“商务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改造刊物开始。1920年，张元济任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在张元济主持下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科技领域的骨干。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四）重义轻利、义利兼顾

　　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张元济一直注意：保持商务印书馆的股票不落入有政治色彩很浓人的手里，许多政治力量想控制商务馆始终没能如意。

　　张元济在动荡的时代里，辑校《四部丛刊》，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因为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后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文字与钞票、“书香与铜臭”，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病，“既叫好，又叫座”，很大程度上不能两全。既能赚到大钱，又不出一本滥书；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文化重镇。——符合这一标准的典范，就是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

　　（五）强调民族气节的人格教育

　　1937年初，日本侵华形势日趋严重。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形下，张元济先生忧患愤慨。但他不忘教育并特别强调人格教育。他认为人格就是潜藏于历史底层的民族生命力之所在，就是摆脱和超越民族灾难的精神原动力。为宣扬中华民族故有的人格，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上摘引有关义士事迹的原文，配上白话译文，每篇末尾加有评价，揭示人物的品格，引起读者思考和省悟，编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在《编书的本意》中写道：“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张元济先生出版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用意显而易见，他希冀我中华民族故有的人格能深入每个人的心中，通过这样的人格教育来唤醒一般民众！此书出版后深受欢迎，起到了积极影响。两个月后又印行了第二版，之后出了桂林版、长沙版、重庆版，1947年2月发行了第六版。1937年6月因救国而身陷囹圄的韬奋读此书后，即写信给张元济：“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当时上海各报也常用此书来唤醒民众，宏扬民族气节。因此，日本占领区禁售此书。当日军投降后的第二日，张元济先生在一册《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下了“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张元济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联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

　　1937年的形势，全民抗战开始，华北大批学生向南流亡，使张元济产生了强烈的感触，他针对人格堕落、教育危机，发表了《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对几十年来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决不能只注重新知识的培养却忽视了“人格的扶植”。他讲：“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指出：“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很严重的谴责。怎样的主张？就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他又想起民国八年（1919年）时参观了清华大学看到的奢侈排场和今年（1937年）到南京看到中央大学那宫殿式房屋，感叹：“人们物质的享用太过。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唉！这种纨绔的教育，傀儡的教育，真是亡国的教育。现在一两个月的炮声可以把我们震醒了。”

　　（六）追求新知，崇尚读书

　　张元济晚年写的一幅对联是：“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成就了他的一生。

　　当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些呈送光绪皇帝的书，大部分是张元济自己的收藏。因为书上有印章，张元济的名字便给光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就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崇尚读书。

　　张元济自家的住宅里，图书则更是无所不在。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楼上自己的工作室、卧室里，无处不是图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文化的熏陶需要一种气氛，张元济以他渊博的学识，自然而然地在家里营造起一种文化氛围。

　　（七）迎合新潮，崇尚革新

　　张元济是清朝的翰林，但是他崇尚革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摈弃陈规陋习，这在一般旧时代知识分子中是罕见的。他的用餐方式也从一个侧面可见一斑。他主张改良我国民众过去喜爱操办大桌酒席、铺张浪费的共餐方式，和客套虚浮的敬酒习俗，而接受西餐的适量分食的卫生方式。

　　（八）勤俭节约，崇尚俭朴

　　张元济始终保持了创业的艰苦砥砺精神。他没有嗜好，不仅杜绝鸦片，而且不吸烟、不酗酒。他在乘坐火车轮船的旅途中也致力于辑校古籍。

　　尽管商务馆每年印书要用30万令白纸、营业额上千万，但他除社交信件外，几十年如一日地用纸边或背后空白的废纸写信拟稿，一个信封用几次。“在商言商”，他使自己与商务印书馆馆都保持了独立的商务精神与商务品格。

　　张元济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晚辈勤俭节约。虽说那时家里有花园洋房，但无丝毫奢侈浪费之恶习。勤俭持家之风贯穿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最小处说，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张元济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

　　极司非而路的老宅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但是里面没有豪华的装修。陈设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两种东西：到处是书籍和出土文物。

　　张元济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原籍浙江海盐。

　　他幼年入家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1892年6月，光绪皇帝在太和殿召见新科进士，授张元济等为翰林院庶吉士。25岁的张元济完成了科举制度下的所有考试，可谓少年得志。张元济是和蔡元培同年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处在列强包围中，必须要普及教育。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扩大京官对新学的知识。戊戌变法时由光绪帝破格召见，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政变后被革职。

　　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自救的努力，但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蔡元培回老家教书，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冬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从著重译兵书改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南洋公学总理，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主持商务印书馆

　　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2年7月后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190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1904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四，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银圆的大企业之一。

　　1916年张元济任商务印书馆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到逝世。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在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他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连接起来。张元济把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当初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这教育不过就是学八股文，对于应有的现代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的功臣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张元济又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要赶在灾难再一次来临之前。任何人、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再不能长时间用眼，但他还是坚持，只是用一点眼药水，支撑着。他白天到商务工作，晚上回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就如同他退休之前那样，直到商务重新开业。经过四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他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

　　为读书育人呕心沥血

　　1937年初，战争已是山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流传开来。小册子很薄，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故事，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者就是张元济。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候，张元济看到，过去有过一些交往的人，有的落水了，有的当汉奸了，比如商务印书馆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跑到伪满洲国当总理去了。置身如此世态和时运，张元济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他觉得应该要提倡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

　　他曾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新教育有一种痛切的反省，他认为，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识的“新”，而没有注意到人格的养成。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东倒西歪的话，就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为此书题词：“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

　　张元济的孙辈张珑回忆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租界，也想弄出一些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来替他撑面子，有一次来了两个日本人要见我祖父，祖父就写了个条子‘两国交战，不便接待’，让我父亲下楼去交给日本人。”平日他就在家里，出门越来越少，几乎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

　　虽然隐居一隅，但张元济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简残篇。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沦陷的上海，为散佚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张元济还给远在北京的顾廷龙写信，邀请他来主持图书馆的工作。

　　当时创办合众图书馆，可说是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没有现成的馆址，1939年开始创办，直到1941年才把长乐路富民路的房子慢慢盖起来。张元济和叶景葵都是倾其所有，不仅把两个人所有的藏书都拿出来，口袋里只要有钱也都倾囊而出。

　　就这样，张元济又办起了一个图书馆。他在战祸相连，文物图书大量散亡之际，收藏、保存古籍善本，发展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中最重要的珍藏。

　　新中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半卧着。他让家人制做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靠着这个小桌，张元济依然继续着他的编校工作。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这件事他整整牵挂了20年。

　　当年东方图书馆被毁，所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当时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得以保存。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开始对这批图书编目。

　　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他为新发现的宋代刻本《金石录》做了鉴定，并提写跋文；在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的人。（以上内容，包括从互联网下载众多资料中整理，原出处未及一一标明。请见谅。）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于上海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附录”张元济填干部履历表

　　下文摘自张元济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

　　（1）“文化程度”。填写了一句：“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

　　（2）“有何著作及发明”，张元济填写道：“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

　　（3）“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

　　张元济填写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安徽人胡适”。胡适在1952年，已遭受公开点名批判。许多知识分子为肃清胡适思想的影响，纷纷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和胡适划清界线。但张元济反而褒奖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

　　张元济的知识结构

　　幼年入家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熟读《十三经》。

　　1892年为翰林院庶吉士。

　　张元济稳健型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张元济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张元济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平时情绪稳定、态度温和、不易冲动；他好胜心强、但不武断，不好斗，而是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负责任、讲道德、不敷衍、遵守规则；他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不退缩、不犹豫畏却；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着重实际、理智、能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决不刚愎自用，他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不狂放，而是现实、脚踏实地、合乎常规；他老练、世故、精明能干，但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安详、沉着、满足；他求新、思想自由、爱批评、不守旧；他自立、当机立断、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受约束、不任性、不松懈、重视细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不困扰，无拘束、镇定、放松自如。

　　张元济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张元济的稳健型（实干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张元济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