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第四型：自我情绪型的浪漫者吴宓（1894—1978）

　　吴宓（雨僧）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专攻西洋文史，而又反对国内的白话文运动。讲授英国文学成果出众，培育了许多优秀的英语人才。

　　吴宓的个性属于自我情绪型的浪漫者。一生特立独行而又多愁善感，他觉得很多人没有体会到人生真正的美丽与趣味。吴宓对自身有强烈的哀愁，他经常想保持自己本性，避免做作（状）的行为，但并不容易。他的的心灵往往被象征性的事物吸引。他对某个（具体的）女子的爱恋，实质上爱的是自己心目中的幻影，而并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所以，吴宓觉得别人很难了解他的感受。他时常保持礼貌、品味，因为对他而言，周围的气氛、礼尚往来与寻求知音，非常重要。吴宓认为人生如戏，自己正在舞台上表演。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平凡人。想到失去、死亡、痛苦，难免会陷入深思中。吴宓经常觉得难以用一般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感情。在欲火膨胀的时候，不知会有何等感受。对于人际关系的不理想，比他人更感到困惑。有时会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曾被他人指责“自以为是”。内心思绪起伏剧烈，时而高扬，时而低迷，如此的极端相互交替。吴宓表现自己真感情时，对于别人的批评，可以置若罔闻。

　　吴宓给人们的浪漫者印象

　　吴宓（1894.。-1978.1.17）为人处世，特立独行。凡与他相识的人，普遍认为他本性浪漫、天真、善良，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为人所乐道。但是吴宓的思想与行动又复杂多变，充满矛盾。

　　他的学生钱锺书认为：吴宓“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者”。季羡林在《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序文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

　　吴宓在清华学校时，校长周诒春就发现他并不擅长待人接物，倒适合用笔记录自己纷繁的情绪和层出不穷的思考。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

　　吴宓在东南大学教学有方，声誉鹊起。1923年的《清华周刊》曾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後大发感慨云：“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在西南联大时，虽然生活贫困，但吴宓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当时朱自清身着云南当地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可吴宓始终西装革履，很注意仪表。“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对女士的照顾也一如既往：“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这一切使得吴宓十分可爱。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者。”（温源宁《吴宓》）

　　钱锺书对他的评论更是入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季羡林说：吴宓是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个“真正的人”。

　　吴宓学贯中西，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在他身上相反相成地存在着，又不断冲突着，交替地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

　　吴宓自我情绪的浪漫者个性特点

　　吴宓带有复杂矛盾的、自我情绪的浪漫个性，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一）禀性浪漫、奇特而充满矛盾

　　（二）酷爱读书，求知欲旺盛

　　（三）喜臧否人物而又胸无城府

　　（四）坦诚率真，十分怜才

　　（五）教书育人，一丝不苟

　　（六）言不阿贵，行不偎荣

　　（七）以风流才子自诩

　　（八）自我批判即信仰之转移

　　（九）不苟言笑，但为人宽厚

　　（十）内心善良，乐于助人

　　（十一）真学识、真性情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禀性浪漫、奇特而充满矛盾

　　知情者指出：由于吴宓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

　　他的学生钱钟书在《吴宓先生及其诗》中说：“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这些。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17，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非社员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又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

　　他的奇特行为，也真叫人长见识。比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张，也不会自损。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为《吴宓诗集》做广告时却称：“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

　　在新旧观念交替之际，有很多性格自相矛盾的文化人，言与行难以统一。如果说胡适是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主义者，那么吴宓就是一个反西化的西方主义者，这也反映了近代某些知识分子的一种两难心态。

　　（二）酷爱读书，求知欲旺盛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宓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一生求知不倦，学贯中西。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曾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学说的英文书《文明还是诸文明》，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有几处吴先生的批注。王先生读了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687页）。

　　吴宓青年时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巴比妥（今译白璧德），深受其“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提倡社会的道德与规范，注重人的责任。当吴宓、梅光迪等人学成归国后，很快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曾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部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学说的英文书《文明还是诸文明》，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有几处吴先生的批注。王先生读了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第687页）。

　　（三）喜臧否人物而又胸无城府

　　纵观《吴宓日记》，吴宓先生有一种基本性情便是喜臧否人物而又胸无城府。正因如此，他的记录足可烛照其所处环境之真实形态。对于毛子水这位最终和胡适共生死的“胡党”，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就有过不同的评价，开始，他认为毛子水和自己非同道，而在同处云南蒙自乡间的患难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吴宓竟张罗着为毛子水找老婆。1938年10月12日至16日记：“子水之最可取者，为其贾宝玉式之性情，在此世中实不多见。”

　　吴宓先生易于感触而又胸无城府，使得他在“日记”中评价过的人物竟致有异日而殊样之感。对于他最初的挚友吴芳吉、刘朴，乃至晚辈周光午、胡徵也是如此，对他寄于厚望的高足贺麟、钱钟书是如此，对他的老师辈亦复如此。1911年4月6日，作者初入清华学堂，谈及姚芒文先生：“惟国文教员姚，腐败非常，胸中毫无宿学。每次上课，善于设法敷衍钟点。种种动作，令人发噱。”吴宓当时竟想以此为材料：“编为一述实小说……则其中可笑之事如此类者，足令执卷者喷饭也。”过了12天，吴宓又写道：“余前谓国文教员姚，腐败非常，不能无误。姚亦有可取处，盖其人喜为新异之议论，其评文亦如是，比之迂腐殊有间也。唯英文教员钟，确系腐败”。读书至此，难免莞尔。

　　吴宓先生的心态反应就象一卷十分敏感的胶片，遇光即曝，留下的，都是他印象中的真实，却未必是本质的真实，倘不综观其全人，体察其大要，迳以其一二语据断，则“三刀两面”“出尔反尔”之讥实难免也。倘有人言及吴宓先生性格之复杂一面，便遽断为有玷清名，似为卫道，实显无知，已属可悯，吴宓的复杂改变不了吴宓的可爱，还是议论姚芒文，到1911年9月30日，日记则感慨良多“上学期姚重光先生为余辈授国文，其学问如何精博，其议论如何明通，其于文之道实真有所得，讲授至详且醒。”（摘自李廷华：文人圈内的幽微心境）

　　（四）坦诚率真，十分怜才

　　季羡林说：吴宓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淹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员的主任。

　　他的学生钱锺书推崇吴宓是一位好老师，他拥有的欧洲文学史的知识足使年轻学子受益匪浅。吴宓对钱锺书虽有一时门户之见，但终出于爱才之心，又与陈寅恪先生一起，为西南联大续聘钱为外文系教授大费心力。

　　30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张骏祥、季羡林等。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五）教书育人，一丝不苟

　　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到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1923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

　　多年以后，学生回忆他的教课，无不充满崇敬之情。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一文说：“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温源宁《吴宓先生》一文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当年他讲西方文学课和世界历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六）言不阿贵，行不偎荣

　　季羡林说：雨僧先生是一个特立独行、不愿同流合污的畸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文革时，吴宓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

　　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其时，识时务者说：“吴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争下的。”

　　到文革后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彻底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表现出他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七）以风流才子自诩

　　吴宓一生偏嗜《红楼梦》，是中国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西南联大时组织了“石社”，专门研究《红楼梦》。该社的入社规定非常有趣，社员入社时每人要交一篇读“红”心得；如能用自传体裁，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就会格外得到吴宓的赏识，吴宓自己就以“怡红公子”自诩。

　　吴宓多愁善感，自作多情。曾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交游。吴宓狂热地追求毛彦文，但当毛催促他立刻到上海相会时，吴宓仍在清华忙着编书，坐失时机，全心投入编集自己心爱的情诗，却误了约会。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自相冲突，让吴宓患得患失，彷徨不已。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

　　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非常无理。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却“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有人说他乃是一个“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

　　钱锺书曾经评论：吴宓写诗好像为在感情上求解脱，诗集中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好像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scatter-brained flappers），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superannuated coquettes）。“风骚妇人”一语真正刺痛了吴宓，钱锺书见到《吴宓日记》后为之歉然，并公开告罪，但青年钱锺书真是他老师的知心人，洞察细微。

　　吴宓无论在言在行都是“永不悔改”的浪漫者，并将其浪漫行径记录在诗集里。他肆无忌惮地追求爱情，然而“他失去了乐园，并没有得到夏娃”；他实在无法驱除那挥之不去的浪漫恶魔。吴宓的悲剧与苦恼，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

　　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吴宓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八）自我批判即信仰之转移

　　《吴宓日记·续编》中对自我批判深深畏惧，常发出“生不如死”的悲苦之音。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吴宓为求过关，求领导小组的人为他的检查稿大纲把关，认识到检查其实是一种“科场应试之文”，其中，学理和逻辑、事业与道德、于国于党的真实关心与建言，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态度和立场，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与改悔的决心。

　　日记中多处提到文化专制之威，胜于民族征服者。清代还有一部明史，还传下来顾、黄、王的著作（案，其实王船山书是后来曾国藩时代出的），《四库》虽销毁却仍能保存文献。由阶级独裁造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沦亡。《吴宓日记·续编》多次反复提到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派学说之牺牲品，使后人只知有某不知有国，厄运不知伊于胡底。

　　吴宓记载了他直言改造思想是“信仰之转移”，而大家认为他亵渎了什么什么主义。忠诚坦白地向党交心，顺着意识形态的思路认真改造自己，其中大量记载了历次运动如何交心、如何自我批评与帮助别人的过程甚至细节。《吴宓日记》中记王恩洋：“王先生极称毛主席之丰功伟绩，谓其救亡兴国戡乱施治之大业，正吾侪儒生所想望者，而彼于一二年中竟成之。”“至于儒道、佛教并遭摧抑、吾侪所经营之学院及杂志，皆不能续办。斯固损失，然而真理惟一，大道永存。兹共产党竟得成功，其所率由之道，亦必即是吾侪平日所笃信者，名异而实同故也。”

　　吴宓还具体描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身心所受的摧残：“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古典名著成为对抗文化专制淫威、安顿身心的唯一良药，吴宓为我们留下一幅知识人灵魂与身体的挣扎图。

　　（九）不苟言笑，但为人宽厚

　　吴宓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心怀坦荡，为人宽厚。1955年，他从安吴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车，一列车员倒开水时，不慎将吴宓的手烫伤了，慌忙中未及赔礼，吴宓却站起来，毫不介意地说：“无妨无妨，请勿耽误公干。”

　　服务员离去，同行数人，均感诧异。询之于吴宓，他说：“昔英相邱吉尔去议会发表演讲，下车之时，夫人手被车门夹伤，血流不止。邱氏瞥见，神情慌急，但夫人却一脸镇静连说‘无事’，待邱演讲完毕，夫人方以实情告之。”

　　吴宓意在告诉人们，凡事不可以小误大，以私误公。

　　吴宓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宓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俊生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宓却异常生气，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到宝鸡。

　　（十）内心善良，乐于助人

　　1977年，吴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安吴，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盖吴此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实可感人。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六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二百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十一）真学识、真性情

　　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吴宓经历对个性的影响

　　吴宓，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晚清儒臣的富裕之家。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

　　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1911年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起初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

　　吴宓的嗣父吴仲旗虽然一度做过“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但本质上不是一个革命家。吴宓在《自编年谱》里曾说仲旗公在吸引女人方面本事最大，在甘肃任凉州都统时期吃了一回官司，几乎把性命丢掉，原因竟然是他在与同僚一起逛花街柳巷时独得妓女们的亲媚，惹起同僚醋心齐燃，合伙设计谋把他送进了班房。当时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为营救嗣父，不得不奔走权门，看够了其间丑恶。

　　将来到美国留学去究竟准备学什么？1914年吴宓日记中曾这样记述：“而尤为痛心者，则爹尝言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吴宓那年只有20岁，虽然性格比较懦弱，毕竟血管里流的是青春之血，他在这段日记后面写道：“余书此语，余手几僵”。觉得“万事皆无趣味，每欲自轻生，惟念及他日对于斯世及生民有重大之责任，遂复勉自振”。

　　刚进入苍茫人海的，吴宓的思想就充满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此后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吴宓都要被自己的情绪再三反复折磨。

　　在吴宓去美国之前，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就劝告他，以后就攻读文史，写一辈子文章，做一辈子学问罢。

　　新文化与守旧的矛盾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早岁负笈清华，留学哈佛，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一说“哈佛三杰”为陈寅恪、俞大维、汤用彤）。在美国，他的几位好朋友都不像吴宓这样自己折腾自己。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有过不少论述。

　　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吴宓就很反感。留美期间，他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孔家店”深恶痛绝，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柳诒徵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

　　1921年6月吴宓学成回国时，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对抗，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银圆的主任教授职务，而就任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月薪160银圆，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之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此后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7年6月，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孔子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一文中说：“（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借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但他却不承认这一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学立国的清王朝崩溃了，尊孔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覆灭了，提倡读经的蒋介石政权也日益腐化堕落。

　　吴宓、梅光迪等人以《学衡》杂志为核心，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在吴宓早年的日记中，提及上述二人时均直呼其名，即便是朋友，若与胡适等人有相同主张则一概视其党羽。双方矛盾之尖锐今人难以想象，以至于后来吴宓到了清华，在一次宴会上，胡适戏问吴宓：“《学衡》有何新阴谋？”吴宓竟答曰：“欲杀胡适耳！”

　　1929年9月钱锺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锺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婚姻与恋爱的矛盾

　　吴宓的婚恋也颇值得深入分析。吴宓在美时经同学陈列勋介绍，与其妹陈心一订婚，陈心一性格贤良，又曾在女校就读。吴宓作为“新人文主义”门徒，按常理注重责任，应与妻子白头偕老。然而风云突变。吴宓同学朱君毅与其表妹毛彦文相恋近十年，终因移情别恋而弃毛彦文而去。说来毛彦文还曾有恩于吴宓，毛与陈心一为校友，当年朱君毅为吴宓婚事曾托毛彦文打探陈心一消息。吴宓起初是从朱君毅时常给他读毛彦文所做的诗文而感钦佩，再到对毛彦文被朱君抛弃而生同情，终于被毛彦文的才貌折服，越过了“朋友妻（含未婚妻）不可欺”的留美学人传统。

　　为追求毛彦文，吴宓不畏千里迢迢，三下江南仅为能与其共处片刻；为追求毛彦文，吴宓不顾亲友劝阻甚至撕破脸面，决然与发妻陈心一离婚；为追求毛彦文，吴宓抛弃了“新人文主义”而替彦文主编的刊物撰写白话文；为追求毛彦文，吴宓安排彦文留学、两人在英国相会；为追求毛彦文，可说吴宓走上了“离宓之精神远矣”的不归路。

　　在《吴宓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海伦（毛彦文的号）的爱恋，甚至记录了他与友人为追得毛彦文而筹划的方案数种。

　　即便毛彦文嫁给了大她三十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在熊希龄去世之后吴宓马上与朋友商讨娶毛彦文之事。吴宓诗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从顺境到厄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11月7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清华而不得。

　　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他不去；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都未理会；即于4月底到重庆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四川定居了。

　　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不佳。

　　1966—1976年文革期间，吴宓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兄妹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的知识结构

　　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1911年进清华学校。

　　1917年的吴宓23岁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6月学成回国。

　　吴宓浪漫者的16种个性特质（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吴宓的16种个性根源特质的测试结果：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求新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吴宓善于交际、赤诚、乐群，他不惯孤独、喜欢热闹；他聪明、富有才识、抽象思考能力强；他情绪不稳定、易冲动；他好胜心强、武断，好斗，但是也温情、谦逊、随和；他热情、但又沉静、审慎；他自觉、胆大心细、敢作敢当、但不冒险，犹豫畏却；他敏感、但抱幻想、感情用事，难以自我克制；他警觉、但刚愎自用，他不善于接受、容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他狂放，又脚踏实地；他不世故、又坦率、朴实、天真；他自信、但不沉着；他求思想自由、爱批评、但又守旧；他自有主张，不随大流；他严于待己、不松懈、但不拘小节；他一般很少紧迫感、又不能放松自如。总之，吴宓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吴宓的个性因素（特质），可以概括为下表——

　　吴宓的浪漫型个性因素表

　　A，乐群性（+）外向、爱社交——内向、不善交际（——）

　　B，聪慧性（+）聪明、理智——迟钝、欠理智（——）

　　C，（情绪）稳定性（——）沉着、情绪稳定——易激惹、情绪不稳（+）

　　E，恃强性（+——）争强好胜——温顺、随和（+——）

　　F，兴奋性（+——）活泼、热情洋溢——严肃、冷静（+）

　　G，有恒性（+——）道德观念强——玩世不恭、漠视规则（+——）

　　H，敢为性（+——）胆大、冒险——退缩、犹豫（+——）

　　I，敏感性（+）感觉敏锐——不敏感（——）

　　L，怀疑性（——）怀疑、警觉——轻信、麻痹（+）

　　M，幻想性（+）富于幻想、心不在焉——现实、脚踏实地（——）

　　N，世故性（——）世故、老练——坦率、朴实（+）

　　O，忧虑性（+）忧虑、不安——无忧无虑、满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旧、保守传统（+——）

　　Q2，独立性（+）独立自主、有主见——服从、依赖群体（——）

　　Q3，自律性（+——）自律、受约束——任性、无拘束（+——）

　　Q4，紧张性（+——）紧张、紧迫感——放松、镇定（+——）

　　五因素模型检测吴宓的人格结构

　　（E）倾向性（+）

　　（A）随和性（+——）

　　（C）认真性（+）

　　（N）情绪性（——+）

　　（O）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