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书信集

附录四 徐志摩年谱

　　例言

　　一、徐志摩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乘飞机遇难，享年仅三十六岁。但他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上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民国三十八年，陈从周曾为他编过一本年谱，但因错误太多，为一般读者所诟病，尤为志摩先生之亲友所不满。本社为配合徐志摩全集之出版，特根据原始资料，编成本谱。

　　二、本谱系年，于民国以前，仍沿用阴历，为查对方便，于括弧内换算为阳历，民国以后，则全用阳历。

　　三、本谱为称呼方便起见，只称谱主为先生，与谱主有关之人物，除引用文字外，一律直书其名，以免混淆。其字号可考者，于初见时注明其字或号。

　　四、志摩先生从事写作不过十年，但所留下的文字颇为可观。本谱为节省篇幅起见，关于其著作方面，只将已经成书者编入年谱；至发表于各报章杂志之散篇诗文，不再一一列举，但与人物或传记资料有关者，则酌予采入。

　　五、志摩先生值得令人怀念的应该是他的作品和文艺活动，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他的婚姻前前后后颇多曲折，有些情节一般人固然毫无所知，他的较近的亲友们亦讳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所以本谱也不予详述。

　　六、本谱编撰期间，适逢志摩先生元配夫人张幼仪女士过台小住，曾为本社口述录音，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外间人士所不知，至为可感。

　　七、蒋复璁先生和志摩先生谊属表亲，自从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且蒋先生的叔父百里先生与志摩先生家皆熟，所以对志摩先生知之甚详。梁实秋先生比志摩先生小七岁，但许多文艺活动中，他俩是在一起工作的，对志摩先生了解之深，自不待言。本谱编竣后，曾分送蒋、梁二先生校订，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重要的修改，谨此志谢。

　　八、本谱仓猝编就，因史料缺乏，很多重要资料如志摩先生所主编之晨报副刊、晨报副刊之诗刊、剧刊以及新月书店之诗刊等，皆不及见，疏漏之处，自所难免，敬祈志摩先生故旧知交及海内外人士，随时赐教，至为感盼。

　　传记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民国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徐志摩年谱

　　家世

　　先生姓徐，初字森，小字又申，谱名章，民国七年离北京大学赴美留学时，更字为志摩，即以字行。笔名计有谷、诗哲、南湖、黄狗等。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人。

　　徐氏自周朝以来，代有名人。汉讳，晋讳广，唐讳陵，五代讳祟嗣，南唐讳铉，讳锴，均世居于汴，宋朝南渡时始迁江南，至六世孙讳彦明为嘉禾令，由姚江迁海盐的丰山里，是谓武原徐氏。彦明弟彦英，迁平湖的大易乡，是谓当湖徐氏。彦明六世孙讳显迁黄道湖，是谓黄道湖徐氏。海盐县花巷里徐氏是其中的一支，再分衍出来而为硖石的徐氏。硖石有东西二山之胜，一川从中流过，故又名硖川。风景明秀，文化程度很高。硖石处上海与杭州之间，为浙西巨镇。皖米销浙，以此为交易之所，江宁织绸，以此为采购之地，故商业繁盛，人民富庶。

　　硖石徐氏始迁祖名松亭，在明朝正德年间经商硖石，后代一直居住于此。先生曾祖廉墅讳宗泉，字词源，太学生，先后娶朱、吴、张、王四氏，生六男四女。祖星匏讳明枢，试名元衡，附贡生，工书法，娴习掌故，娶同邑伊桥太学生孙二酉女，继娶嘉兴王店国学生何松岩女，生二子，长蓉初，谱名义，讳光济，小字祖荫，号寅庵，富收藏，尤多海宁文献。次申如，即先生的父亲，谱名义，讳光溥，小字曾荫，候选中书科中书，与南通张謇（季直）友善，兴办实业建设，在浙江很有名。娶同邑国学生沈炳华女，继娶慈溪国学生钱纯甫讳修德长女慕英。先生单传，为钱夫人所出。

　　徐氏世系表

　　怀—墅廉—星匏娶孙、何—蓉初娶何三次—崇庆

　　崇庆（章尧）

　　缅蓉（章堮）

　　永和（章墡又字绎莪）积铿（启瑞）

　　乐之（章圯）

　　申如娶沈、钱—志摩（章垿）娶张、陆—积锴（如孙）娶张—善会

　　年谱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一岁

　　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酉时，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保宁坊徐氏老屋的第四进楼上。父申如二十五岁，母钱氏二十三岁。

　　按：先生先代名虽读书，而实系营商。其《猛虎集·自序》云：“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民国十五年七月八日家书云：“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申如先生即在上海开设着票庄银号，营业颇为成功，胖胖的身材，是典型的旧式商业中人。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寿七十三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三岁

　　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

　　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走日本、香港。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之《清议报》（The China Discussion）旬刊在日本横滨创刊。

　　十二月十八日（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府，后来成为著名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与先生相识。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枪决。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四岁

　　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闻一多生。一多原名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的号，湖北浠水人。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卒。一多和先生以后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新诗都写得很好，不幸两个人也都早逝，而且都是惨死，先生堕机而亡，年三十六岁，一多被人枪击殒命，年四十八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五岁

　　入家塾从孙荫轩读，聪明超侪辈。

　　按：孙荫轩为先生同里庆云桥人，对先生称赞备至，他挽先生联云：“讲幄谬参，三十年前晨夕欣从，初学聪明超侪辈，行程远大，三千里外风云倏变，中华文化失传人。”

　　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义和拳在北京开始滋事。

　　七月二十日（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陷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六岁

　　从查诗溥读书。

　　按：查诗溥字桐轸，又字桐荪，海宁袁化镇人，查猛济教授的父亲。先生长子积锴（如孙）后从猛济读过书。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因懒而散，美其称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落此，岂查桐荪先生之遗教邪！”

　　七月二十五日（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字。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七岁

　　正月初一日（二月八日），梁启超之《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日本刊行。

　　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六日），祖父星匏公卒。享寿七十二岁。

　　按：先生著《我的祖母之死》（《自剖集》）云：“我初次遭逢亲属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时我还不满六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英诗人华茨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那位小姑娘高明……”

　　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即以后之北京大学）开学。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九岁

　　一月二十五日（三月十一日），《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来先生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二岁

　　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张树森读书。成绩为全班冠，有神童之目，申如公常出示其文而引以为乐。

　　按：张树森字仲梧，副榜，与先生同里人，张惠衣教授之叔。惠衣与先生在开智小学同学。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三岁

　　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八日），《新民丛报》停刊。

　　二十一日（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卒，溥仪嗣位，改元宣统。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十四岁

　　查诗溥病逝于徐氏馆。

　　是年冬，毕业于硖石开智学堂。古文已有很好的成绩。他当时所作《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一文云：

　　“……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欲挫其锐，非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也不可，且贼之千里进攻，利在速战，苟与之坚壁相持，则贼计易穷。幸而潼关天险，西连京师，粮运既易，形势又得，据此以待援军之集，贼粮之匮，斯不待战而可困敌也。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之上策也。奈何元宗昏懦，信任国忠，惑邪说而诅良谋，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十五岁

　　是年春，与表兄沈叔薇（拱垣）同入杭州府中学求学，从张献之（相）、刘子庚（毓盘）习国文，陈柏园（纯）习理化，马保罗习英文，锺郁云（毓龙）习地理。聪明冠全班，任级长（当时杭中规则，第一名任级长）。同学中有毛子水、毛以亨、董任坚（时）、郁达夫、姜立夫、郑午昌（昶）等。董任坚于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与先生同船赴美入克拉克大学读书。姜立夫后至美国入哈佛大学习数学，曾与先生相晤。郁达夫与先生同庚，后为有名的文学家，他于志摩在回忆里（《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曾追记在杭州府中求学时对先生的印象：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学，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在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

　　由此，可以想见先生在幼年，就是最好玩、最聪明、最爱文艺的。

　　按：是时杭州府中监督为杭县邵伯炯（章），校址在大方伯，入学前曾由先生姑丈蒋谨（钦顼）托沈衡山（钧儒）写信介绍给邵监督的。（衡山是谨的表弟）

　　二月二十三日（四月二日），汪兆铭、黄复生等谋炸清摄政王，不成。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十六岁

　　是年春，先生与蒋复璁相遇于西湖孤山放鹤亭。盖杭城中小学每年于林迪臣太守生日，必往其墓祭扫。蒋字慰堂，是蒋方震（百里）的侄子，当时肄业于杭城钱塘县立高等小学堂，他与先生谊属表亲，故关系至密。

　　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日），黄花岗之役失败。

　　四月十一日（五月九日），清廷宣示铁路国有政策。

　　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是年秋，杭州府中停办。后改名杭州一中。据邵伯炯《浙江第一中学校沿革略》（杭一中校刊《友声》二期）云：

　　“是岁之秋，革命事起，浙江各校悉中断，至民国二年春，甫议复设。任校长者，有朱君宗莱，马君裕藻，王君，冯君巽占，而以钱君家治为稍久。”

　　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

　　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十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改用阳历。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开国。国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

　　一月，蒋方震（百里）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日谋改革扩充。是年秋，以策划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所格，不能实行，自杀未遂。

　　按：百里为中国有名的军事学家，是先生姑丈蒋谨的族弟，与先生尊翁申如公相识，先生亦与友善，先呼百里叔，后与蒋复璁同呼福叔，且同师事新会梁启超。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病殁广西宜山，年五十七岁。据陈从周辑《志摩杂记》云：

　　“又蒋百里先生庚戌正月将出任军官学校校长，占之得最后数，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逢数乃毕，老阳未变不能生，占者逢之静者吉。’及径蒋因事自戕，其时盖阳历九月，而阴历八月也。亦可谓巧合矣。”此处“庚戌正月”为“壬子正月”之误。

　　民国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十八岁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即告失败。先生在杭州一中校刊《友声》一期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是其作品发表最早的一篇。其文云：

　　“……若科学社会警世探险航海滑稽等诸小说，盖有裨益于社会，请备言之：科学小说，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兴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警世小说，历述人心之险恶，世事之畸岖，触目刿心，足长涉世经验；探险航海小说，或乘长风，破万里浪，或辟草莱，登最高峰，或探两极，或觅新地，志气坚忍，百折不回，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至若滑稽小说，虽属小品文字，而借诙谐以讽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适性，解愁破闷。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

　　按：时杭州一中校长为钱均夫（家治），杭州人，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

　　十月六日，袁世凯迫国会选其为正式总统。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十九岁

　　在杭州一中。校长为张萍青（廷霖），杭州人，日本早稻田高等师范毕业。

　　五月，先生在友声二期发表《镭锭与地球历史》一文。又，同学李超（干人）殁，先生作联挽他，也在《友声》二期中发表。其联云：

　　“李长吉赴召玉楼，立功立德，有志未成，年少遽醒蝴蝶梦；屈灵均魂报砥室，某水某丘，欲归不得，夜深怕听杜鹃啼。”

　　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岁

　　夏，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锡拉胡同蒋方震家。旧历十月二十九日，与宝山张幼仪（嘉）女士在硖石商会结婚，行新式婚礼，请汤寿潜（蛰先）证婚。张女士时年十六岁，为张润之之女，张君劢、张嘉（公权）之妹。

　　按：先生的婚事，据张女士说，当先生在杭州一中读书时，其兄嘉正任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介人）之秘书，一日奉派到学校参观，见到先生国文考卷，颇为激赏，乃以妹相许。

　　先生因结婚返里，遂辍学。后改入上海沪江大学。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允僭帝位。

　　一一十五日，云南起义，成立护国军。

　　三十一日，袁世凯宣布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一岁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撤消帝位。次日，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六月六日，袁世凯卒。

　　是年秋，先生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时蒋复璁肄业于天津德华中学，同乡沈修是（王桢）与公谷（福京）在天津设立益世医院，每星期六先生与复璁皆同至医院，星期日各自返校。

　　十一月七日，蔡锷（松坡）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年三十五岁。

　　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孑民）任北京大学校长。

　　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二岁

　　北京大学停办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停办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先生毕业北洋大学预科，改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时蒋复璁亦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因又在北大相聚。

　　先生在北大与杭州一中同班同学孙廷臬同室住，与海宁同乡及一中旧同学俞仲威（久恒）等友善。俞仲威因先生之介与张公权相识，后任上海银行行长。

　　三月十一日，俄国革命。

　　是年夏，瑞安陈介石（黻宸）病殁于乡，享年五十九岁。民初曾任教北大。

　　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内阁解组，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辞职。

　　是年，堂侄积铿生。积铿字启瑞，为堂弟永和长子。

　　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三岁

　　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十二日），长子积锴生于硖石，为张夫人所出。积锴乳名阿欢，字如孙，娶上海张粹文女士，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复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现旅居美国。

　　夏，入贽梁启超门。据先生上梁函云：

　　“夏间趋拜矩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俊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乍会至于流涕。具谂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又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由此，可知先生对梁启超崇拜的一斑。

　　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大学，在上海乘南京号轮启程赴美留学。“母冒暑送之沪滨，训勉交至，并以释其孺慕之念。”（徐母何太夫人八旬寿诞启）同船者有：朱家骅（骝先）、李济（济之）、查良钊（勉仲）、董时（任坚）、刘叔和等。这时汪兆铭（精卫）也乘南京轮出国，与先生在船上相识。该轮途经横滨、檀香山，阅二十一日到旧金山，然后横贯大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到麦斯省之晤斯忒，入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Worcester，Masschusetts）社会学系，从社会学教授Frank H。Hankins，史学教授Harry Elmer Barnes读书。与董任坚、张道宏、李济等同居。当时克拉克大学是三年制，校长为Edmund Clark Santord。

　　先生到校后，曾将当地情形向梁启超报告，原函云：

　　“……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

　　八月三十一日，在太平洋舟中撰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分致诸亲友，说明他的抱负。梁实秋在其《谈徐志摩》一书（页二二—二三）中，对该文的评价云：

　　“这是少年徐志摩初出国门时的心情！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在文章上在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的影响，这时候志摩是刚刚拜在任公先生门下，他对任公先生是极为崇拜的。老实讲，那一时代的青年，谁又不崇拜任公先生？我把这一篇文章全部引录在此，因为这是青年徐志摩的最好的一幅自画像，而一般谈论徐志摩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段。”

　　按：先生原文已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六辑。

　　十月十五日，在美和同室四人订协定章程。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大目如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先生记当时情形甚详。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三时停战消息传到，霎时举国若狂，欢动天地……下午休课与道宏出觅屋不得……长队游行亘二里不绝。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呼！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

　　又在上梁启超函中，除报告停战消息外，并论战局大势甚详。

　　这时先生在美读梁启超所著《意大利三杰传》，激昂慷慨。据陈从周辑《志摩日记》云：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激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十二月十五日，红十字开征求会员大会，与张道宏、李济去参加，听比妇克拉克夫人的演说。

　　二十一日，与李济、周延鼎、向哲浚同赴波士顿，寓康桥青年会，四宿而返。

　　二十三日听王正廷演说。游哈佛三日，识尹寰枢、万兆芷、陈达迈、陈宏振、吴光、奚伦、徐允中、梅光迪、赵元任、朱宗焘、唐腴庐等。

　　十二月，梁任公偕蒋百里、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出国作欧游。

　　是年，夫人张幼仪从张师仲梧读书。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四岁

　　上半年仍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习银行及社会学。

　　按：先生《猛虎集·自序》云：“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

　　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揭幕。

　　四月十八日（阴历三月十八日），祖母何太夫人八十寿。征诗文启由张季直（謇）、梁任公（启超）、钱新之（永铭）等同启。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决定，举行示威运动（即五四运动）。先生在美闻讯后，也在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

　　六月，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得一等荣誉奖。是届毕业生中国人除先生外，尚有董任坚、李济之、张道宏三人。

　　九月中，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在纽约一年，与刘叔和朝夕相聚。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二十五岁

　　三月五日，梁启超自欧返国抵沪。

　　九月，先生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二十四日，偕刘叔和离美，七日后到巴黎小住，即同去英国，入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拟从罗素学，未能如愿。后从赖斯基HaroldJ。Laski教授学政治，与文学家威尔斯（H。G。Wells）交最密。

　　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云：“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我已经在美国……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船过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福尔德）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 Fellow，这日来他的Fellowship也给取销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妇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

　　先生到伦敦后，与陈源相识。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夫人为凌叔华，均与先生为至交。据西滢《刘叔和》（《现代评论》二卷四十二期）一文云：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到伦敦，其中我最先认识的是徐志摩。”

　　十月十二日，罗素来华讲学，本日抵沪。

　　十一月，寄书家中，主张用阳历纪年，并报告在英国生活及求学的情形。原函云：

　　“欢儿乐否？转瞬三足岁矣！（以后吾家小儿计年，按阳历实年，譬如人问几岁，答以两岁半（现十一月）旧办法实不通，改良为是。）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即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媳能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法，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欢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儿迁居事，恐于上信中述及，总之儿现居宽静自由。儿甚喜之，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盎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后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汽灯而非电，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是年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据先生十一月二十六日家书云：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从前媳尚不时有短笺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又，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云：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

　　是年，梁启超与蒋百里等整顿改造杂志，将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九月第三卷第一期超改名为改造，同时体裁和内容也都有改变。由中华书局发行。先生曾在民国十年该刊三卷八号及三卷十号发表过三篇文章。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二十六岁

　　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生活起了大的变化，这时开始写诗，据先生《猛虎集·序》云：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那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又，先生在《吸烟与文化》一文内追述他在剑桥时的生活云：

　　“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在英国认识狄更生及林徽音（音又作因）。据《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云：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案即林长民，时徽音随父在英）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秋间夫人张幼仪只身赴德求学，先生随即到柏林，旋返伦敦。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二十七岁

　　先生与夫人张幼仪在德国柏林再度聚会。与徐悲鸿相识。

　　二月二十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三月，与陈通伯同游槐马与耶纳，访葛德、西喇的故居。

　　是月，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先生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胡适在追悼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一文中，对他们的婚变，曾有简要的叙述：

　　“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一一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熟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减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按：关于先生婚变的事，传说不一。梁实秋在为刘心皇著《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有很公平而客观的叙述：

　　“徐志摩值得令我们怀念的应该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徐志摩的婚姻前前后后颇多曲折，其中有些情节一般人固然毫无所知，他的较近的亲友们即有所闻亦讳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这也是合于我们中国人‘隐恶扬善’和不揭发隐私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凡是有关别人的婚姻纠纷，局外人最好是不要遽下论断，因为参考资料不足之故。而徐志摩的婚变，性质甚不平常，我们尤宜采取悬疑的态度。”

　　七月中，在伦敦会晤名女作家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及她的伴侣麦雷（John Middleton Murry），讨论英法文坛的状况及近几年中国文艺复兴的趋向。因曼殊斐尔健康欠佳，只谈了二十分钟，却留给先生以极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

　　十四—十五日，陪卢锡荣、林可仪游剑桥。据卢锡荣欧美十五国游记云：

　　“十四日上午十点，与友人林可仪君同搭车赴剑桥，访友人徐志摩君。十一点二分至该地，徐君导观King’s College，Trinity College and Queen’s College。十五日下午二点，与林徐二君游Milton’s Garden，观米氏所种树，因席地座谈，至下午三时，同舟游剑桥河，卧观剑桥全景。”

　　九月二十五日，北大教授马叙伦（夷初）由浙江教育厅厅长升任教育部次长，先生乡人张宗祥（阆声）继任厅长。

　　十月十五日（阴历八月廿五日），自欧返国抵沪。旋陪祖母到普陀登山拜佛烧香。据先生西湖记（《志摩日记》）十月十五日云：

　　“今天是我回国的周年纪念……去年的十月十五，天将晚时，我在三岛船上拿着望远镜望碇泊处的接客者，渐次的望着了这个亲，那个友，与我最爱的父亲，五年别后，似乎苍老了不少，那时我狂跳的心头，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也便觉着两行急流的热泪。后来回三泰栈，我可怜的娘，生生的隔了五年，也只有两行热泪迎她唯一的不孝的娇儿。但久别初会的悲感，毕竟是暂时的，久离重聚的欢怀，毕竟是实现了，那时老祖母的不减的清健，给我不少的安慰，虽则母亲也着实见老。”

　　二十八日，与父亲申如公到南京成贤学舍参加欧阳竟无（渐）讲学，并游玄武湖。

　　是年秋，在清华学校讲演。据梁实秋谈徐志摩云：

　　“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在民国十一年。那是在我从清华学校毕业的前一年。徐志摩刚从欧洲回来，才名藉甚。清华文学社是学生组织的团体，想请他讲演，我托梁思成去和他接洽，他立刻答应了。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险，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

　　“清华高等科的小礼堂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足有二三百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听众……志摩登台之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然后坐下来开始宣读他的讲稿。在宣读之前，他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后来这篇讲稿经由当时在北平逗留的郁达夫之手发表在创造季刊的第二期上，还是英文的……这回讲演是失败的，我们都很失望。”

　　据先生在《落叶序》中说：“还有两篇是英文，一是曾登创造月刊的《艺术与人生》，一是一次文友会的讲演——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G。Wells，Edward Carpenter，and Katherin Mansfield-—但如今看来都有些面目可憎，所以决意给割了去。”可见先生自己对艺术与人生的讲稿，也是不满意的。

　　十一月十八日，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误指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合同受贿，向黎元洪大总统告密，黎下令将罗拘押。

　　二十二日，黎元洪派员迎罗文干出狱。二十五日仍回地方检查厅看守所。是年冬，先生由北京回至硖石，住东山三不朽祠，蒋百里及其侄复璁均返家度岁，几每日在东山盘桓。先生极爱东山之阴万石窝风景，每往游，辄流连不忍去，故先生卒后，复璁言于申如公而葬先生于东山万石窝。万石窝为明季查继佐（伊璜）之读书处。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二十八岁

　　自是年起，先生开始为晨报写稿。

　　一月二日，梁启超为先生与张夫人离婚事，写了一封长信劝他。

　　九日，英女作家曼殊斐尔死于法国芳丹卜罗，年仅三十四岁。

　　十一日，罗文干案，以证据不足，免予起诉，出狱。

　　十五日，罗文干再度入狱。

　　十七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罗文干遭非法逮捕案，（罗案再交法庭，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议。）呈请辞职。

　　二十三日，蔡元培发表宣言，以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羞与为伍，主张对于政府不合作。北京学生联合会向众议院请愿，并宣言驱逐彭氏，惩办议长吴景濂。

　　二十八日，先生在《努力周报》三十九期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以抗议罗案，支持蔡元培的主张。

　　二月十一日，在《努力周报》四十一期发表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忆》，后改名《春痕》，收在《轮盘小说集》中。故事的主人翁是林长民。

　　三月十二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五卷三册九号）发表一首新诗《康桥再会罢》。因排的格式不对，去信更正，又于二十五（同刊五卷三册二十号）重排发表。可见这时新诗的出现，不仅对一般读者，即使是当时很有名的副刊编者（如《学灯》），也是陌生的。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对此事曾有简单的记述：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吧》，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罢，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些位先生，以致钦佩之诚。”

　　是年春，蒋复璁北上，仍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学分几已修毕，故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服务。此馆为梁启超所创办，自任馆长，蒋方震掌编辑部，蹇季常掌总务部，蒋复璁任编辑。先生任干事，协助英文函件，与张君劢及蒋复璁皆住该馆。先生《石虎胡同七号》一诗，就是住在这里时即景而写的。诗中的蹇翁即指蹇季常，贵州遵义人，他是梁启超的智囊，也可以说是灵魂，梁对他言听计从，最有影响力。蹇氏一生好酒，所以先生在该诗中说他“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松坡图书馆分两部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专藏中籍。西单牌楼这边为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

　　五月，在剑桥翻译的第一部书高斯英译本《涡堤孩》（Undine，translated by Edmund Goss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他在自序中介绍该书内容及翻译动机云：

　　“……因为我原意是给母亲看的，所以动笔的时候，就以她看得懂与否做标准，结果南腔南调杂格得很……这篇故事，算是西欧文学里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陆上有乐剧（Undine Opera），英国著名剧评家W。L。Contney将这故事编成三幕的剧本。此外英译有两种，我现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译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国文学界里一个重要分子，他还活着。他是一诗人，但是他文学评衡家的身份更高。他读书之多学识之博……与Edward Dowden和George Saintsbury齐名……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Friedrich Heinrich Karl，Baron de la Fouququ，我现在简称他为福沟，他生在德国，祖先是法国的贵族。他活了六十五岁，从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算是十九世纪浪漫派最后也是最纯粹一个作者……”

　　二十五日，在北京晤康有为，并托梁启超代求墨宝。时梁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先生着手译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为英文。据五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云：

　　“呈上纸三张，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六四四）

　　暑假，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授课两星期，讲近代英文文学和未来诗派，学员有赵景深、焦菊隐等。这期间的活动，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中说：

　　“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人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新文化书社版）里。

　　“徐师曾拿一首英译的哥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译，我得了第一奖，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时有迁移，哥德的照片已经遗失，只剩下一张法郎土像的明信片，还存在我的匣中，作为徐师的纪念。

　　“课余我常和几位朋友到徐师的宿舍里去访问。每在绿荫之下，蒙着太阳的光照，听徐师谈讲文学。他问我看过莎士比亚不曾，我说不曾看过，只看过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他劝我看一看原书。但我终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负徐师介绍的美意。

　　“绿波社天津总社社员曾于徐师的讲演结束后，请他茶叙，藉为话别。当时并共留一影，现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册中。席间徐师问起我将来的志愿：‘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我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师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八月十一日，离京去北戴河。

　　十八日（阴历七月初七日），在山海关外绕登角山的栖贤寺，半夜回北戴河住处，接祖母病危电报，当晚就收拾行李，赶第二天早上六时车南下，二十二日中午到家。

　　二十七日，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享寿八十四。她生前爱先生最深，所以先生也特别悲怆。十一月二十四日，作《我的祖母之死》（《自剖文集》）一文，叙述她病逝的经过和当时的情景。

　　三十一日，接林长民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关系之深。原函云：

　　“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驻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决无一人能知者。宝宝（林徽音）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详，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原文书春觉庐，误，是宋春舫的别墅）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志摩安好。长民。”

　　九月四日，太戈尔从加尔各答来信说，要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

　　六日，复赵景深函，介绍替晨报副刊译小说。（赵曾编天津新民意报的文学附刊，后被裁撤，失业，写信给先生，想译稿为生。）原函云：“……关于译小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约月底方能到沪，泰氏（指太戈尔）如来，则十月初偕同北上，尔时当可会面。”

　　八日，祖母回神。为讣闻上一个‘继“字，议论纷纷，说若不加继字，便是蔑视孙太夫人。（孙为元配，何为继室。）先生曾写信请教胡适等。

　　十八日，陈师曾（衡恪）卒于南京，年四十八岁。十月，北京开追悼会，并遗作展览会。

　　按：先生家书（致伯父）云：“陈师曾画家的死，美术界很深惋惜……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录给你……他的画与笔致，我觉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个画家。”

　　二十五日（中秋），与堂弟绎莪游西湖。遇康有为，未招呼。

　　二十六日，与绎莪经雷峰塔到烟霞洞访胡适（胡时在烟霞洞养病），未遇。

　　二十九日，乘看潮专车往海宁观潮。同行者有叔永（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朱经农、莎菲的先生Miss Ellery、精卫（汪兆铭）、马君武、胡适、胡适的表妹曹佩声、陶知行等十人。与江谈了一路的诗。看过潮后，先生去杭州。

　　是年秋，蔡孑民（元培）辞北大校长，偕新夫人周峻赴欧度蜜月。

　　按：胡适曾为摄影于杭州，先生题云：“蔡先生将赴欧。”

　　十月三日，与张君劢、瞿菊农等去常州，游天宁寺。

　　五日，同裕卿到吴淞吊君革。与徐振飞（新六）谈法国文学。

　　按：徐新六字振飞，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三八年卒。先生说他是个风雅的生意人。

　　十一日，午间张东荪借张君劢处请客，有胡适、朱经农、陈筑山等。午后为胡适拉去沧州别墅闲谈，《努力周报》已决定停版。瞿秋白来，时正患肺病。先生又同胡适、朱经农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郭沫若，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间甚枯窘。晚任叔永夫妇请客，到有胡适、朱经农、唐擘黄、王云五、高梦旦、马君武、徐新六、张君劢等。马君武大怪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

　　十二日，郭沫若回拜，说有人疑心西滢就是先生。郭走后，先生作《灰色的人生》诗一首，后在二十七日《努力周报》七十五期增刊中发表。这是《努力》的最后一期。晚去胡适处长谈，在张君劢、瞿菊农处沙发上宿。

　　十三日，郭沫若请吃饭，胡适、楼石庵列席。

　　十五日，与胡适回请郭沫若，有田汉夫妇、任叔永夫妇及徐新六等。散席后，与胡适去亚东书局，识陈独秀。陈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县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但晚年他否定了他在共产党中的一切，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

　　十六日，与胡适约各翻曼殊斐尔作品若干篇，并邀陈西滢合作，由泰东书局出版。

　　十七日，张幼仪自德来函，言归国后，拟办幼稚院，先从硖石入手。

　　二十日，自硖石到杭州，与胡适、朱经农同寓新新。

　　二十二日，与胡适、朱经农重游西湖。

　　二十八日，西湖游记结束。朱经农先走，先生和胡适迟两天回上海。

　　十一月四日，梁启超所创办的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馆址在北京北海快雪堂，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拨。民国五年蔡锷病逝日本，梁氏即有筹建松坡图书馆之议，作为永久纪念。嗣因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先搜购图书以作准备。民国九年，梁启超自欧返国，想在北京从事文化活动，所以就将松社售去，十一年将图书运至北京，十二年将西单牌楼北的石虎胡同七号（清乾隆年间裘文达的赐第）改作松坡图书馆的第二馆，复蒙黎元洪拨快雪堂为第一馆馆址，始告正式成立。先生遇难后，申如公将北京存书全部捐赠该馆。当时松坡图书馆的谢函云：

　　“申如先生阁下：前得百里先生函，藉悉先生慨允将志摩遗书全部捐赠敝馆，敬谨拜嘉，顷已编目陈列，俾供众览，受贶良多，专此鸣谢，并颂道祺。”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二十九岁

　　与陆小曼在北京相识。时先生任北大教授，住松坡图书馆中。先生与陆小曼认识的经过，陆小曼在爱眉小札的序文中说：

　　“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说来也十年多了），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间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我娇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于是烦恼与痛苦，也跟着一起来。”

　　四月十日，诗人拜伦百年祭。

　　十二日，印度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乘热田丸来华抵沪，住沧洲饭店。先生代表北方学界前往欢迎。

　　太戈尔这次来华，系应北京讲学社之聘。讲学社为蔡元培、汪大燮（伯唐）、林长民（宗孟）等所发起，蒋方震任总干事。杜威应北大聘来华，其后改为讲学社所聘，由胡适翻译。罗素来华，由赵元任翻译。太戈尔来华，由先生翻译。最后聘杜里舒来华，由张君劢及瞿菊农翻译。据杨允元徐志摩与太戈尔访华的韵事（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二期）云：

　　“太氏接到邀请后，似乎是为他所创立到此时还不过三年的国际大学做一点宣扬工夫，他刚好获得一位印度资本家比尔拉（J。K。Birla）捐助旅费，就组成了他的大学访问团，邀约了下面的同行人员，国大教授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国大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l Bose），国大乡村建设指导英人爱尔姆赫斯特（L。K。Elmhirst），这位先生也就是访问团的秘书，还有加尔各答史学教授纳格（Kalidas Nag），再加上一位美籍社会工作者格莉恩女士（Greene），一行六人，因此诗人与随行人员的阵容，拥有印度文学艺术与历史的专家。显然他们也有意对当日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作一次全盘的考察。至于主人方面，北京学术文化界人士与太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说，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张君劢等。”

　　至于太戈尔来华的目的，据他自己说：

　　“我此番到中国来，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所持的是敬爱数字。”（《小说月报》十五卷四期）

　　十三日，下午一时，太戈尔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三时至慕尔鸣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方震家与欢迎者摄影。

　　十四日，先生陪太戈尔游西湖。一时诗兴大发，竟在一处海棠花下做诗通宵。

　　十六日，回上海。

　　十八日，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各团体假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开欢迎太戈尔演讲会，并在俱乐部门首留影。然后沿津浦路北上，在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

　　二十三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几个大学学院，以至最后的欢送会，作六次公开演讲。所有演讲或谈话，全由先生担任翻译。在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时，太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据吴咏《天坛史话》云：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五月八日，为庆祝太戈尔六十四岁诞辰，北京学术界人士为他举行祝寿会，由胡适主席，送他的寿礼是十几张名画和一件名瓷，并举行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所赠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颇饶意义，使太戈尔深受感动。祝寿会的次一节目是由梵文学者读了一首梵文诗，印度历史教授读了太戈尔的一首新年诗。最后一项余兴节目，是演出太戈尔的短剧契（Chitra亦有译作契忒拉或齐德拉的），由林徽音饰公主契，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Arjuna），先生饰爱神。上演以前，太戈尔登台说明他创作契的经过，演出成绩很好。

　　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先生在《晨报》副刊之《剧刊始业》一文中说：“前年四月八日在协和演了一次泰谷尔的契。此处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二十日，太戈尔离北京到太原，勾留两日，然后沿京汉路南下，二十五日过汉口，再乘船东下。二十九日离开上海，东去日本，先生随往。在上海时，仍聚会于张园，太氏发表他最后的一次讲演。

　　暑中自日返，曾至庐山，居半月。

　　按：先生寄崇弟函：“庐山名迹顷刻未可穷尽，然山之灵异，尤在云霞，颇拟作新云赋以咏之。此塔不知何名，远山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淡绝俗，到此惟听松声鸟语，忘机忘世矣！”

　　秋赴北平师大演说，有落叶演说辞。

　　九月，表兄沈叔薇病卒。叔薇和先生从小同学，高小中学（杭州一中）都是同班毕业。叔薇过继的爹娘是先生的姑母，先生的前母是叔薇的姑母。他们俩除了自小同学外，还加上两重的亲戚关系。叔薇是先生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他的死是先生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十一月一日，先生在北京寓里撰《悼沈叔薇》一文。（见《自剖文集》）

　　秋间齐（齐燮元）卢（卢永祥）战事起，先生全家迁沪，先生仍居平，阴历九月初一，其堂弟永和妻病故。同月六日，其伯母蓉初公夫人又病逝硖石。冬，战事平，遂于十一月初八日全家返硖。（太夫人致张幼仪函）

　　十月十五日，俄大使加拉罕移居前俄使馆，举行升旗礼。先生前往参观。

　　十二月三日，梁启超发表集宋词联赠先生。

　　按：饮冰室诗话附录云：“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吴梦窗[高阳台]，姜白石[点绛唇]，陈西农[秋霁]，辛稼轩[清平乐]，洪平斋[眼儿媚]，陈简斋[临江仙]）’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太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这年中秋（九月十三日）梁氏李夫人丧，联是在他夫人病榻旁，作以消遣的作品。

　　二十日，在《现代评论》一卷二期发表《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

　　按：是文与《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相互有关，都是针对当时英国处理庚子赔款事而发议论。先生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的序文上说：“……庚子赔款委员会里面他特聘在野的两个名人，狄更生与罗素。这一点就够得上交情。现在坏了，包首相容不得思想与理想……听说他们已经定了两种用途：一是扬子江流域的实业发展（铁路等等）及实业教育，一是传教。我们当然不胜感激之至！亏他们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发展实业意思是饱暖我们的肉体，补助传道意思是饱暖我们的灵魂……狄更生先生每回给我来信总有悲惨的话……狄更生先生替人类难受，我们替他难受。罗素何尝不替人类难受，他也悲观；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会冷笑，他的讥讽是他针砭人类的利器。这回他给我信上有一句冷话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基督教在中国的进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国教会有了赔款帮忙，教士们的烟士披里纯那得不益发的灿烂起来！别说基督将军，基督总长，将来基督酱油基督麻油这样基督那样基督花样多着哪，我们等着看吧。”

　　是年，蒋复璁在北大毕业，即由先生介绍于当时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仲述），在清华教书两年。

　　是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生奔走最为热心。据他在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剧刊始业》一文中说：

　　“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的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

　　新月社初为一聚餐会，大多为欧美回国留学生，自是年起乃在北京中街七号租一屋，有如俱乐部，可以吃饭及打弹子等，每人月缴费五元，每两星期乃定期聚餐，时有游艺等。先生自松坡图书馆迁往社内，主持其事。

　　梁实秋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北平原有一个新月社，‘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太戈尔的一首诗新月集，太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份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治家与银行家。我没有参加过北平的新月社，那时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参加过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见《文学因缘》页二九三—二九四）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岁

　　三月三日，致陆小曼信，对其处境深表同情，劝她不能再牺牲下去。这时先生和小曼恋爱的事，在北京已闹得满城风雨，先生不得已决定去欧洲旅行，避避风头，并答应做《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

　　四日，再致小曼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