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21、反苦为乐的知青岁月

　　杨代欣

　　一

　　我1964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6年因父亲身边无人调回成都，在山区一共待了12年。

　　当时如果我的所谓家庭出身稍微好一点点，肯定是不会上山下乡的，因为我要读书，我能读书，我有我的愿望。但是在那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人性完全扭曲甚至泯灭，人根本不像人的年代，在那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点起码的要求，都是无法实现的。

　　家庭成分是当时很大一批人身上的枷锁和头上的紧箍咒。

　　1964年初中临近毕业，学校要我们填《学生登记表》，填写这样的表最使我抬不起头的就是家庭成分一栏，因为给我定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呀！不过，当我听到班主任向一兰老师的一番话，我的心豁然开朗，转忧为喜，万分激动。因为他再三强调：“填你们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不是依据自己父母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而是依据直接供养你的人的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来填。”我的主要供养人是母亲杨汇川，她抚养了我12年，剩下的几年大部分都是国家负责，而我的父亲朱君友从来没有抚养过我们。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不应当是父亲的地主成分，而应当是母亲的职员成分。幼稚十分、少不更事的我就兴冲冲地向班主任汇报了此事。哪知道向老师当即就严肃地回答：“派出所怎样划的就怎样填！”意思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至今，我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家庭出身应怎样划。对这个答复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向老师出尔反尔？为什么必须要由管治安的公安局派出所来划家庭出身？更有意思的是我下乡后得知：在当地，如果父母本人成分是富农或地主，那么其子女的本人成分也照样。可以想象在“文革”以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为错划或误划家庭出身而被摧残、被打击、被排挤啊！

　　临近初中毕业，班主任通知我到办公室看我能看到的评语，虽然好的写了一大版……我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评语中有“不敢正视自己的家庭”这样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评价。虽然我幼小的心灵非常沉重，但我还不可能知道它影响我一生的程度有多大，有多么可怕，有多么残酷无情。

　　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从来就十分自信，依旧我行我素，疯狂地努力学习，填报的高中志愿是有名的成都七中。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居于全年级的前一二名……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们同班同学都纷纷认为我填得好，没有问题，当然我也时时鼓励自己。但有时我心里也禁不住七上八下，会不会是我错了，运气会不会离我越来越远呢？

　　在“文革”前，有关成分和出身问题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这个政策是十分滑稽的，也就是说它既要计较成分，但是又可以不计较成分，并且还要看政治表现，而且这种政治表现在三者之间是处于“重在”的位置。这样的所谓政策，真是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许多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上了当，以为重在表现就能抵消前两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政策完全是愚弄人的政治游戏。

　　我考高中落榜的原因就在于此。这都是以后才知道的。我的父亲是地主分子，也就是“戴帽地主”，又叫“现管”，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母亲是“极右分子”，而且投河自尽。难道你杨某人能靠这样的家庭背景考上高中？这种家庭出身是十足的“黑五类”。

　　需要补充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母亲的问题获得平反（18级干部获得280元抚恤金）而我父亲就十分特别了，经过好几年的折腾，他不仅得以全面改错平反，而且还获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经多方调查核实，他是成都“十二桥惨案”中被敌人批准枪杀的36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也莫名其妙地从“狗崽子”变成了“革干子弟”。这结论是幸运的，父亲几十年的不白之冤洗刷了；这结论又是苦涩的，这几十年造成的两代人的灾难和痛苦又怎样填平？这结论也是发人深省的，如果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平反改正，我的遭遇就是公正的吗？推而广之，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因此剥夺了正常的读书和工作的权利就是应该的吗？

　　导致我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生计问题。由于父亲是“戴帽地主”，1959年又从砖瓦厂“压缩”回家，失掉了工作，无生活来源。我和弟弟同父亲就挤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中，度日如年。冬天北风呼啸，人冷得直打颤；夏日暑热笼罩，蚊虫叮咬夜不能寝。忍饥挨饿，吃糠咽菜，遭人白眼，遭受欺辱歧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又是大地主家庭的少爷（解放前的我家被称为“朱财神。”

　　）他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进步运动，40年代参加民盟。他不仅将家中的大量钱财支援革命运动，而且还将自己的公馆作为革命的联络点和掩护进步人士的重要场所……他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受尽酷刑，在被执行枪决前的几小时被营救出狱。他在解放初也被判刑关监，原因是粮押问题。出狱后由于他无工作，在街道上接受管制。每当看到他低着头站在“四类分子”评审会上时，我的心里就十分难过。他尽量低着头语无伦次，他无数次地承认自己有罪（何罪之有？周围的居民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纷纷起来揭发他的“滔天罪行”，对他进行指责和无休止的凌辱、谩骂……我当时并不仇恨这些人，我只是反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父亲是善良的，从来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况且还参加过革命，对革命也还有点贡献。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人批斗，被人侮辱，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应该实事求是吗？

　　经过几十年“炼狱”的锻炼，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从1960年起，为了生活，我曾经陪着他上街卖过洋芋饼、煮玉米、红薯；卖过油条、空花糖；后来又协助他开过锅盔大饼店。但他根本做不好这些，他太“笨”。他已经被整得变态，随时随地都提防别人对他监视跟踪，随时随地都在恐惧中。他一见到居民干部就说话打抖，他一见到下段民警就六神无主，惊恐万分。1965年，他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去打扫厕所。由于工资极低（每月17元）他开始了十多年在新南门饭馆“味之腴”协助捡碗筷，然后吃残汤剩饭的生活。父亲是我最尊重的人，他待人厚道，做人意志坚强，他忍辱负重，热爱生活。他给了我在艰苦环境下学习上进的信心和力量，给了我坚强、厚道、诚信的处世准则。父亲生前多次对我和弟弟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两兄弟！”多好的父亲啊，他使我们懂得要有登高远望的胸怀。虽然我下乡12年，他从来“不敢”来看我，但在他的鞭策督促下，我没有倒下去，而是站起来，父亲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在我12年的农村生活中，父亲经常来信，信中他要求我积极上进。下面所录的一封信，是他老人家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刚任民办教师时候写给我的：

　　代欣：

　　五日投邮给你的信当已收得？代云回来拔牙，昨天同老二一道转龙泉，给你带的红染料一包想已交给你了。煤因他们要走一半路，故不便带，等享志来时带给你了。叶烟若尚未分出，可全交老二带回，并告老二速回，因他们可能分工作了。

　　旁的市区已开始登记学习，他爸爸叫他快回来。

　　今天，四川省与成都市开公判大会，全省判处死刑的共61名，成都市判死刑15名……我们去参加，受教育很大。一个人应该严守国家一切政策法令，这才是对的。

　　法律是极严的，谁若违纪，一定会遭到严厉制裁。一个人也只有跟着政策走，依着法律办事，才是正路。你应该仔细看看布告，理解政策，对于自己的教育是很大的……

　　你教书每天时间如何安排的？何时睡，何时起床？伙食何地吃，住处何地？教学效果如何？学生反映如何？自己体力吃得消否？领导上对你工作效果评价如何？

　　希一并告我。钱若用完了，可来书告我。柜子尚未卖脱，若不急用，缓慢进行，可多卖几文，不知你能等到否？可告我。又，你这工作是再好莫有了，我也觉得满意，既合乎你身体条件，又与你好学习相合，边教边学对自己有大益处，你应该以全力来搞。只能搞好，对自己将来有大好处，更可能得到培养，再读书，深造。总之希你努力为之，切戒。不能缺课，寒暑假才能回城，决不能随便走了；对学生态度要和蔼，万万不能发态度；对女生不能随便了，要有男女界限；不能到学生家随便吃东西，请也不去好些……

　　理发不能去搞了。若社员与同事理可以，但不能要钱了，注意、注意。

　　君友

　　3月10日

　　这就是父亲，一个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蒙冤受尽煎熬的父亲给儿子的信。尽管他当时是专政对象，虽然他当时已蒙冤多年，居然没有半点怨言，更没有什么“刻骨仇恨”。

　　高中未考上，肯定是成分问题，我心中十分悲观。生活无着，连饭钱都没有，只有同弟弟一道，在生产组剥花生、剥核桃，一天下来能挣几角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当时想，难道这就是有意义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

　　终于有一天接到学校的通知，通知中说落榜的同学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现在共青团成都市委举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一期，可以报名参加。

　　我弟弟接到通知后万分激动，态度坚决，表示要听党的话，到广阔的天地中磨炼自己。但我就硬是激动不起来，因为我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些“狗崽子”根本不可能被国家重视，只有当垃圾扫到农村去。我这种想法并不是凭空乱想的，因为1964年上半年成都各街道办事处就大张旗鼓地动员过数千名社会青年到西昌，听说这批人文化程度许多比我还低。

　　弟弟很快就去报了名，并反过来对我进行动员。他说：只有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划清界限，只有到农村去摸爬滚打，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报了名。然而过了几天……我实在想不通，撤回了自己的报名。

　　1964年的国庆，青训班参加了人民南路的游行，弟弟也在其中。他很骄傲地向我谈起青训班的情况，不过我更注意到另一条消息，那就是青训班第一期学员有一部分要分到成都龙泉驿区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到龙泉，离家很近，机关农场种棉花就是农业工人，待遇肯定比农民高。于是，我就向弟弟提出，如果青训班能够分我到机关农场种棉花，我就马上参加。出乎我的意料，青训班的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到青训班是1964年10月中旬，在青训班待了一个多月。青训班是团市委办的，直接挂帅的是团市委刘秘书长，下面还有多位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动人的青年干部。一期的学员95%以上是1964年毕业而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并且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有大资本家的子女，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然也少不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批人成绩一般都很冒尖，思想激进，愿意同家庭决裂，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上进心极强，书生气十足。他们既不同于1964年上半年成都下乡的知青，也不同于1968年、1969年的“老三届”的知青，更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初那批到云南的支边青年。

　　1964年11月30日，在初冬的寒风中，我忧心忡忡地踏上了上山下乡去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的漫长的岁月。

　　农场位于成都东门茶店子，这里是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的一个十分落后的小场镇……只有一条短短的“小街”，没有通电，一切都笼罩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刚刚过后的伤痕累累的氛围中。

　　当地的欢迎是热烈认真的，但是也是非常做作的，因为这是上级的安排，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看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隔在供销社食堂围栏外，以十分饥馋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们聚餐吃饭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多么痛心难过。尽管我处境困难，但比起当地的农民来总还要好点吧！供销社的食堂数十盏装满煤油的亮油壶冒着浓浓的黑烟，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走进了伸手难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右拐左弯地来到公社的土坝上，观看了耐人寻味的电影《摩雅傣》。

　　电影完了，到处是“欢迎新社员”的声音，原来我不是到什么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而是被分配到生产队去，我这时恍然大悟，但覆水难收啊！

　　半夜，我们的知青七人小组就在大跃进时的伙食团（公共食堂）房屋基础上为我们改建的“知青点”上住下来。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财务又同我们促膝谈心到凌晨。

　　天亮了，干劲十足的“新社员”立即投入到坡地改梯地的农业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中……

　　二

　　保存自己基本情况资料的习惯是我的母亲培养的，因为有她的身体力行，至今我的有关学校读书的资料都较完整地保存着，下乡十多年的一些资料也还有一些。

　　《一九六五年（乙巳年）历书》（附社员劳动手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册子又简称《工分本》，由记分员记载了我从1964年11月31日到1965年10月31日的劳动出勤及每日所得工分情况。

　　我的第一天出工是1964年11月31日（即下乡后的第二天）评了6个工分，那年队上的工分值（以10分计）为0.23元，也就是说第一天出工我挣了人民币0.138元。

　　全月工分为185.7分，即可挣人民币4.27元。这个收入是非常低的，一个月基本上是满出勤，而且是强劳力。当时城市里的二级工人，每月待遇为36元，学工待遇为18.5元。我们一个月的报酬只及二级工人的九分之一，学工的1/4不到，并且强度大大高出二级工和学工的劳动。

　　我当时17岁，幸好在城市里一直未脱离过劳动，担水、扫地、煮饭都要做。但那是在平地上，况且水桶要轻得多。一位乳臭未干、刚刚迈过童工年龄的城市准青年就担水上山，其强度是可以想象的。

　　抬石头、担挑子是龙泉驿山区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抬石头有两人抬、四人抬或八人抬，可以集体打拄换肩，进行休息，并且上坡机会少于下坡，四人抬以上都是走大路。担挑子是个人的劳动行为，全凭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忍耐力，茶店公社地处山区，属于深丘，一般从山下挑粪或者挑水到大半山腰，起码都是七八百米，也就是说有一里多路。如果说一里多路是平路还算好，但这是山路呀！

　　山路弯弯曲曲，爬坡上坎，城市里人打空手走都要喘气，何况是担担子上坡。根本没有停放挑子的可能性，担着一百把斤的水挑子或粪挑子硬是必须鼓足气力，一步一步往上撑。冬天寒风凛冽，担担子的人衣服几乎脱完，仍然汗流浃背；夏天，骄阳似火，汗迷糊了双眼，身上唯一的一条火窑裤也只为遮羞。由于剧烈的体力劳动，我食量大增。说来你可能不信，二三两一碗的米饭，一顿要吃七八碗……农民却非常羡慕我们“新社员”，因为我们吃的是精白米干饭。头一年国家每月有粮食供应。他们一年以杂粮为主，吃红苕汤、玉米糊、小麦糊等，吃白米干饭的机会很少。

　　记得我挑担子最远、最艰苦的一次就是同全队的男劳动力一起挑公粮送到山泉铺粮店去。我挑的是豌豆，有130斤，要走上坡路15里。挑了回来，精疲力竭，浑身骨头都似散了架，累不堪言。

　　我要感谢苍天，在那么小小的年纪担那样重的挑子我居然没有致残。担挑子锻炼了我的劳力，增强了我必须战胜困难的信念，练就了一身铁打的筋骨。当然也使我后来较早地发生了椎间盘突出症，还使我的饭量过大，使胃下垂扩张，为现在的身体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下到茶店公社的一期青训班的几十名知识青年（当地称我们为“新社员”）大多思想激进，在校成绩优秀，但家庭背景都不好，有国民党将军的子女，也有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右派的子女和地主，伪军官的子女，都愿意同家庭分清界限，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我们的知青小组一共有七人，其中女的三人，男的四人，高中毕业的四人，初中毕业的三人。我们的组长老姜，为1964年毕业的四中高才生，曾获得1964年成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他因为父亲是伪军官而高考落榜。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有这样的成绩，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华，肯定会出国，而且极可能成为中国知名的专家。不过还算好，由于自强不息和发奋努力，他后来成为公社广播站的负责人，接着是龙泉驿区广播站的负责人，最后退休于成都广播电视局有线电视处处长任上。他是一位非常执著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迷，他做梦都想办共大，现在也是如此。

　　小组的七人头一两年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也就是完全的大锅饭。大家轮流值日煮早饭和晚饭，中午女生煮饭，男生种自留地……到了年底分红，我们小组最高的也只有100元左右，最低的只有几十元，所幸没有人倒补。由于第二年（1966年）国家停止了对我们的生活补贴，我们就将分得的工分钱全部投入第二年每月的开支中。也就是说尽管我们都有“远大志向”，但都不能自己解决温饱，零用衣物及医药费用，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援。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为止。

　　三

　　在下乡的头六年，我干过很多农活，当过果树管理员（龙泉山成为全国知名水蜜桃基地有知青的一份功劳）农田水利建设的爆破员（打装炸药的孔，并负责用火雷管或者电雷管引爆）理发员、面房会计、生产队的保管员等多种职务。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小组就带去了全套理发工具，有推子、条剪、梳子和扫刷等……因为我在1958年上小学时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学的就是理发，所以在大家相互理发中我就得以鹤立鸡群。本生产队的社员也纷纷找我理发，我也乐得助人。山区交通闭塞，农民买点东西、理一次发都要跑很远的地方，十分不便。一位生产队干部提议，干脆让杨代欣逢场时在保管室门边摆一个小理发摊，说不定生意还不错，收的钱上缴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又有人说，摆摊可以，他会用剃刀，不如让杨正建同他一道，一个用推剪，一个用刀子，岂不是更好。

　　我用毛笔写了“理发”两个大字，将它们贴在保管室大门的两边，再摆上简陋的桌椅，还有面盆什么的，山村的小小理发店就开张了。理发每人一角钱，大半天下来，可以有三四元的收入。我用推剪剪样式，杨正建负责修面和剃光头。杨正建有四十多岁，既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又是一位颇有资历的道士。他手很巧，嘴会说，龙泉山歌也唱得极好，能唱很多曲牌段子。他的夫人与他分居，因为感情不和。又听说，杨正建因为在鸣放时提出农业机械不好用的意见，受到过处分，不过没有戴右派的帽子，原因是他还不够资格。其实，杨正建是一位做事认真的农民，我从他手上学会了剃头的一整套技法。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民都舍不得花钱上街理发，而是在家里用土刀子剃头。土刀子就是铁匠师傅打出来的小刀，有一木柄，经专门的磨刀石粗磨细磨后，锋利无比，刀口呈黑线一根。磨刀很考究……要端平，来回要实在，最后朝自己身前收刀。

　　我们的理发收费低，服务周到，很快就在附近的生产队展开了包头的业务。所谓包头就是定时每月上门服务1-2次，以一年为单位收费。

　　理发尽管是小技术，但是它也帮了我的大忙，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兵荒马乱……武斗猖獗。为了吃饭，我开始在城里理发挣钱了。由于我的推剪技术、条剪技术都有长足进步，造型也有相当的感觉，收入也就大大增加。我的理发是两大方向，一是走医院，二是走宿舍区。如果生意好，一天下来就能挣10元左右。在宿舍区给小孩子理，收费1角；在医院给病人理，坐着理是2角，睡着理是3角。我还能给刚出生的婴儿剃胎毛。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风险性相当高的技术，要求捉刀者胆大心细。产妇将婴儿抱在怀中哺乳，我就用刀子慢慢地操作，绝不能失误……若婴儿的胎垢多，还更麻烦。我不仅可以用土刀剃，也可以用洋刀（又称响刀）剃。如今能剃胎毛的师傅已经很少，即使能剃头的人在形象设计店也属凤毛麟角了。

　　我去的医院主要是川医，一、二、三医院和一工、二工。我曾经为即将离世的癌症病人剃头，让他安安稳稳地上路；我也曾经为武斗中的枪伤病人剃去阴毛（医院需要）我还曾经为即将出院的病人理好了漂亮的运动头……也许是农村担挑子锻炼的原因，我的理发活动一般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即使满身汗湿透，也不觉得疲倦。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二医院住院部为一位沉默寡言的老者理发时，他欣赏我，并夸奖我手很轻，感觉好。他说他也是理发的，是下江人，在大光明理发店工作，他表示愿意收我当徒弟。虽然我当即感谢了他，但最后仍然没有拜他为师，因为我的志向还不至于此吧！不过，我感谢他，因为他直率地对我的理发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在生产队的面房，我也待了较长的时间，那是1970年。

　　面房实际上就是面对周围农民的生活需求，为他们制作挂面。一般是一斤麦子换六两五至七两干面，收五分钱加工费。每日我除了记账，有空就给师傅打下手。

　　不论我做什么，父亲都一直在关心着我。我保存的另一封父亲给我的信，可以看出他对我在面房工作以及理发还做不做的建议：

　　代欣：

　　上月十几号我曾经给你一信，信内并附寄有两元人民币，你是否收得？若未收得……你可去查询查询！若收得，你应马上复信来，我才好再由平信把钱寄你！

　　代云来有信，他有转变，并也打算要学画了。他也来信说，是你一再向他提起此事的缘故。先把他的来信寄你看看，我再酌情帮助他。我并要他在他回家前来与你交换意见，你务必要多多开导他如何着手去学，才与我们实际情况吻合，才能行得通。因他性夸大，他所想象的有些眼高手低。我们帮助一个人，应该明了他的个性，也要用他个性能接受得下去的方法与语言来制胜他，这才是聪明办法。

　　我想你看了他的信后，是有妥善意见提供的。

　　你搞面房的事务必要分文不苟，账目天天要清，要以全副精力来搞好，这是与你前途有很大关系的。有机会也要注意进行落实教书的工作。快放暑假了，要随时留心，遇有机会就要向两个队长或公社的人说，争取很快的决定下来比较好些！

　　理发最好缓搞，若你要去时，也要先向队上说清楚，得了同意才去。

　　代云回来时，把皮纸二刀与装盐的胶袋交他带回。盐若未用，胶袋可缓。他的棉衣是否在你那里，也一并交他带回补。

　　君友

　　7月1日

　　父亲的信当然对我有所触动，我在面房中的确清清白白。按照父亲的建议，我曾多次主动向队上、向大队上、向管我们的公社干部陈书记反映，希望他们安排我教书。

　　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那是我回家后又到外地去了的一天，同生产队的农民朋友曾兴林受生产队的委托……到成都我家来送信。因我不在家，父亲又出去扫厕所了，于是他给我父亲留了一张条子：

　　朱同志，您好！

　　其他事情不谈，给你专谈一个事情，关于杨代欣现在是否在成都，听说他送深安到保（宝）兴去了。如果不在成都的话，就请您速写信去，回（或）是电报，叫他马上回来。因我队决定，公社也同意，在本大队公办小学教书。因走了一个公办教师，大队公社固定了杨代欣长期教书。据大队说只要争取好，可能要转为公办教师。现从十月十五号开校，叫他马上马上回来，千万不要把这机会错过了，完！

　　70年9月15日

　　平桥生产队曾兴林抄

　　四

　　不久，我就被调到石经寺旁边的石经小学任教，这是茶店公社的一所“戴帽”学校。所谓戴帽学校就是学校除有1至6年级外，还开设有初中班。

　　我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按一般的要求，根本没有资格教书。由于山村缺乏师资……也就糊里糊涂地被推上了讲台。开始还十分惶恐，因为这所小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成都师范或成都师专毕业的学生，起码是中专毕业。他们的待遇比我们高很多倍（他们一月40元左右的收入，一年近500元）我是记工分，一年有3000分左右……每10分0.4元，也就是一年有120元，除去公粮的扣款，年终分红也就只有几十元钱。不过，还算好，我每月还有上面给予的4元的补助。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教书自卑感就慢慢消失了，因为我觉得我还能胜任这个职业……而且比起那些公办教师，我这名社办教师也不差，或许在某些方面还要稍微高点。我深深地体会到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学习方法的必要性和学习方法的稳定性……我初中的底子铺得较牢实，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都在教学中直接获得了检验。在石经小学的六年里，我教授过从小学低年级到初中几乎所有的课程，包括音乐、体育和美术，只有英语例外，因为我初中是学的俄语。记得有一次学校派我到龙泉驿镇参加区文教局举办的教学研讨会，会上的主讲者是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他分析了小学中年级的一篇诗歌《天安门赞歌》，认为它是史诗体。我当时就认为这位老师将它定错了，难道这只有五段的小诗就是史诗体吗？研讨会的休息时间，我毫不客气地向文教局的有关主管反映了我的看法，并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我在当民办教师前六年中的农村劳动锻炼没有白费。孟子就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这六年中我深入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我体味到了农民的艰辛和淳朴，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我慢慢长大了，慢慢成熟了。尽管社会使人眼花缭乱，我始终尽力洁身自好，守诚信，待人宽厚。即使在那极其恶劣，甚至被一些人形容为比劳改犯还不如的知青环境下，我从来都未气馁。我暗暗发誓，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可以说，从下乡上山开始，我的学习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的学习是有方向、有目的、有量的积累。这也许就是我这个社办教师比公办教师在某些方面还要稍稍高点的原因吧。

　　六年的社办教师生涯令人难忘，从22岁到28岁，是每个人的黄金时期，是受教育和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阶段。虽然我的资格不够，但我始终认认真真，尽心尽力……我无悔自己的教育工作，但是我有悔我的青春。当教师的一些经历，似乎像昨天才发生。

　　印象最深的当数“黄帅事件”。1973年邓小平复出，他顺应民心，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方针。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北京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在极左派喉舌报纸的大力宣传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的最典型人物。“黄帅事件”的波及面十分宽，十分深，即使我们这所山村小学也未能幸免。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教唆下，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我，说我杨老师上课太“凶”，连黑板刷都摔坏了；说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严格是“师道尊严”，是十足的“复辟”、“回潮”……在此种情况下，我十分灰心，这书怎样教呢？我更痛心和惋惜，这样天真无知的小孩，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政治的牺牲品。

　　除了在石经小学任教外，我也曾经在汤家河坝小学教过书。住仍然在石经小学，每天早上走下去，下午放了学吃了晚饭后又走回来，来回有十二三里。

　　学校设在汤家祠堂里面，有六个年级六个班，每个班就只有十个人左右。学生可以带弟弟妹妹来，边照顾弟妹边听讲。常常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小孩就闹闹嚷嚷，有哭的，有笑的，有爬地的，有摔跤的，还有打架的，可以说人声鼎沸，教学难度很大。这还不说，学校的六个班只有三名教师，于是每位教师就需要同时教两个班，这称作复式班，也就是用所谓的复式教学法教学，这样就难上加难。

　　因为每节课都要上两个班，如果每节课40分钟，那么一个班就只有20分钟。授课老师先将一个班的作业布置好，然后给另一个班上课，反过来才给布置作业的班上课。

　　三名社办教师中数我年龄小，那两位都姓汤，资格很老，但不敢恭维。其中一位个子稍矮的汤老师我至今都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教学生的小数，基本概念就错了……比如0.169，他教学生读作零点一百六十九。我不好向他指出，因为他很自信，况且出身又好，我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吧。

　　在这所学校的周围住着十多家社员，他们很尊重我，经常为我提供方便，如送菜……送蛋等。学校有一间厨房，就我一个人使用，两位汤老师都回家吃饭。我中午……晚上都在这里自己煮饭吃。我还征得学校同意养了几只母鸡。说来怪有意思的……这几只母鸡是自己管理自己，我操心不多。厨房墙边有一个小洞，早上天刚亮……它们就出洞，晚上夜幕降临它们就进洞，白天就在学校周围觅食。放暑假了，我回家一个多月。开学回校时，“呀！”我喜出望外，这几只鸡在我的灶边灰坑里生了好几十个蛋，堆成小山似的。我分送给周围的农民，自己也用棉籽油煎着改善伙食。

　　我不愿意以太压抑、太悲愤的笔调来述说我的知青生活，毕竟大苦大难够深的了……我是以苦为乐，是反苦为乐。我在农村为什么能安然自得呢？也许跟我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

　　上山下乡以前，我的生活就非常艰苦，幸好国家发给我助学金，有了一口饭吃。

　　我初中三年根本无钱买书包，我的书包就是自己用崇宁线打的网兜。所以我在农村的生活虽然有时甚至不如劳改犯的待遇，但在经济上只是平移而不是跌落。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每年的生活费用大部分还是自己挣的，有时还能够分得几十元钱。

　　其次，在我上山下乡以前，对那种无休止的所谓抓阶级斗争、对因为受父亲的牵连而获得无端的屈辱和政治迫害，已经习以为常。“文革”初期我周围的“麻五类”知青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时，我的家庭已经摧毁得到底了，父亲已成了“死老虎”。当时我还冒死将家里的一些较重要的东西背回茶店，一直保存至今。我想反正我都到底了，比劳改犯也好不了多少，人到这种田地，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茶店的知青当中，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许庭义，我十六中高六四级的同学自杀了。由于世间的重压、家庭的冷眼、前途渺茫、个人问题的苍白，她绝望了，喝下了一小瓶敌敌畏。当人们将她抬了十五六里路到茶店医院时，她已经撒手西去。

　　张秀实，一位嘴不饶人的白白净净的姑娘，十中高六四级毕业。由于环境的恶劣……她身不由己地嫁给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公办教师。他们成了家，有了小孩，表面上生活美满。由于他的丈夫提升为茶店中心校的负责人，她因此也被选送到四川师范学院深造。然而因为我们至今不明的原因，她狠心地抛下她的幼子吊死在川师的厕所中……难道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吗？不，不是这样，因为我早在上初中前就曾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但最后我避开了这一劫。我升华了，我骄傲地向天空大吼，我热爱生活，我不会去死，我要坚强地活着。

　　五

　　在我上山下乡的12年中，除了父亲的谆谆告诫外，我的一切认识和行动都是靠学习来拯救着我，直至现今也是如此。我的学习不仅是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我的学习既有务虚的，也有务实的；在学习上我绝对不会见异思迁，看准了一个目标，就矢志不渝。

　　在农村要想自学，谈何容易。一天到晚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人筋疲力尽，食物的匮乏和营养不良使人面黄肌瘦……每天的空闲时间少得十分可怜，但这些都没有把我难住。我每天出工，都要带上一两本小册子，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精读。《宋诗一百首》、《唐诗一百首》我都靠聚沙成塔的办法背过。文天祥的《正气歌》给我深刻的影响和教益，它使我懂得大自然中的山河日月无一不是“正气”的体现。做人应该有“正气”，有了“正气”才能为国效劳，才能在危难时刻毫不动摇，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懈斗争；有了“正气”才能承受任何磨难和痛苦。梅尧臣的《田家语》使我体味到农民苦难已经延续了几千年；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我的认识论大大提高了一步；朱熹的《观书有感》对我的学习有直接的帮助……我也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还要读孔孟的。

　　诸子百家的、佛门的等等，书比较难找。1970年以后，成都孙中山铜像背面就有旧书市，几毛钱一本，我在那里淘了一些很不错的书。

　　自从教书以后，我的读书时间就比较多了。而且礼拜天都要放假。于是我每个礼拜六都要搭王大爷开的公共汽车回成都去，王大爷他免我的车费。按预定的时间（星期天下午）到韩文畦先生处听他讲课。韩先生是内江人，是我父亲的战友，1949年以前曾任西康省教育厅厅长、民主同盟成都主委，1949年后任川西行署农林厅副厅长，后任绵阳专区副专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是1963年就向他拜门……成为入室弟子。他合儒、释、道为一体，精于诸子百家，精研佛家的“唯识学”而汇通各派，又善于书法，主张篆隶结合，长于章草。他指出：“作人至不易……必具学识气量，乃能卓立于天地之间。有学，乃能照微烛幽；有识，乃能审是辨非；有气，乃能任难安险；有量，乃能容物济世。吾虽老，仍不可不奋发，以求克终之美。”他还指出：“少年中年晚年皆怕内心无聊。无聊乃最危险之诱因……一切犯礼干纪伤人害己之罪恶，皆可从此引逗而出，甚可畏也。”

　　韩先生的至理名言不少，非常启迪人的心灵。他给我讲文学、历史、哲学（包括佛学）艺术、书法。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关押所释放回家，无生活来源，仍勤奋学习和著述。我每个星期都要向他问道，并经常为他带棉花根（他当成黄芪熬水喝）他非常看重我，经常鼓励我，他的教诲使我受用终生。

　　我极其爱好书法。书法是我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发的蒙（现在看来发蒙的时间都晚了）但随意性的练习居多。初中时我考进了成都市少年之家的书法组，指导教师是十三中的老教师陈道尊。1963年，韩文畦先生也给予书法的指导。从1961年开始，我的书法练习直到如今从未间断，已经有46年的时间。下乡的12年是我书法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下乡是背着背篼去的，除了被盖衣物外，就是书、字帖和笔墨。出工一天，背痛腰酸也不顾……吃了红苕汤，立刻就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下练起字来，旁若无人，全神贯注，直到深夜。我开始练习的内容主要是唐楷，后来又参照郑诵先编的《字体源流浅说》的隶书图版练习隶书，可谓盲人瞎马，画像了事。1966年初龙泉山掀起了厂社结合、学大寨改土的热潮，东郊十二信箱到我们生产队支援，大部分都是教师……腊月间，我同十二信箱的教师们一起写春联慰问贫下中农，我的隶书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对我鼓舞很大。后来我还给水库题字，写毛主席语录碑等。1970年我在四伯父朱炳先的带领下，拜著名书法家刘东父先生为师。东父先生同我家有亲戚关系，我叫他表爷爷。表爷爷是著名大学者刘咸�先生的嫡传弟子，我称咸�先生为舅祖爷（我祖父是咸�先生的外侄）刘咸�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而且字也写得非常好，可称为大书家，韩文畦先生都非常称道他。刘家的书法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使我眼界大开，书艺猛长。表爷爷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学问渊博，诲人不倦。他写字非常讲法度，真、草、篆、隶各体精通，小楷榜书无所不能。他慧眼独具，看了我一次小篆的练习，就认定我很有感觉。通过几次篆书练习的检查，他老人家十分满意，并慷慨地将《邓石如篆书十五种》借与我临习……他十分满意地告诫我：“你的篆书五年之后必有成就！”在东父老师的指导下……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进行行书、隶书、小篆三体并行练习，从不废止。到了星期日上午，我就上老师家接受检查指导。每次检查指导后，他就为我示范。我的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研究有今天的水平，确实来之不易。我应该感谢表爷爷的指导，更应该感谢乡下恶劣环境的煎熬和锻炼。

　　1971年暑假期间，我又拜草堂寺的孙受昌师傅为师，学习刻字。刻字与书法是相通的，师傅又很有名，武侯祠的《岳飞出师表》就出自他之手。一个假期过后，我的刻字作品就获得表爷爷和徐无闻老师的赞许。后来我回城了，虽然理发不搞了，但刻字却挣了不少的工钱。如今我起码有一万多册藏书，这些藏书就是用刻字的工钱买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1966年至1969年）我们茶店的知青经常回成都。有一段时间武斗厉害，我们甚至不敢返回乡下。就在这个时候，我经初中同学郝传贤介绍……认识了成都市歌舞团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杨通六。他是重庆巴县人，为马思聪的高足，曾获得西南小提琴演奏比赛一等奖。由于他的档案上有胡风嫌疑分子的记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靠边站。我经常去看他，并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后来，他们团里的职工要全部集中，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家中四五岁的两个小孩子无人看管，我就主动承担了为他们管理家务、照看两个小孩的任务。家务不外乎就是做清洁、买菜、煮饭、洗衣服等，而照看小孩就任务重了，睡觉起床、拉屎拉尿、穿衣吃饭，什么都要管。更重要的是每天还要定时督导他们练琴……我也在杨通六老师的辅导下，从持弓持琴开始，一直进行到《开塞》、《克勒策尔》等小提琴练习曲的练习和一些学生协奏曲的演奏练习。他还指导我们拉了一些中外小品。他的练习非常严格和正规。他对音乐的敏感力、洞悉力令我惊讶无比。从此我对音乐的理解上了一个新台阶。回到乡下我依然每天坚持在煤油灯下进行书法和小提琴的练习，持之以恒，在苦难的生活中享受着艺术熏陶的乐趣。在石经小学任教时，我用小提琴教学生的音乐课。小提琴是一种极其难学的西方弦乐器。它的弓法、指法、音准都十分严格，只有能吃苦者，有恒心者才能获得收益。那时成都市京剧团在石经寺排练《海港》，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乐队参加排练，并且有可能被录用。有一天团里的军代表田复权找我谈话说：“小杨，如果我们不录用你，那就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是的，我非常懂他话中的意思。不过龙泉驿区文化馆知道了我，他们将我吸收进文化馆的乐队，担任首席小提琴手，虽然是业余的，虽然同学校的教学工作偶尔有矛盾，但我非常满足，因为音乐拯救了我的灵魂。

　　在农村的十二年是漫长的，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虽然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在“耳顺”之年，我仍然对上山下乡运动让近两千万知青，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

　　最后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无声的群落》，我想我们未必是无声的……朋友，你说对吗？

　　作者简介

　　杨代欣，又名朱欣，号西蜀农夫。1964年毕业于成都十六中，于1964年11月30日上山下乡到成都龙泉驿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十一队落户。现为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四川省社科联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