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四节 宋文化胆小怕事、柔弱怯懦性格的主要体现

　　胆小怕事、柔弱怯懦是宋文化最突出的性格。其体现主要为，面对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宋朝不仅谁也不敢惹，而且为了追求内部的稳定，宁愿选择一味妥协退让的策略，即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遭受难以启齿的屈辱，也在所不惜。而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乃是宋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等矫枉过正国策长期实行的必然结果。

　　一、屈从外敌 不敢抗争

　　宋文化这种胆小怕事、柔弱怯懦性格的充分展现是从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开始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时代，北宋曾有过几次向辽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如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９７９年）的围幽之战———宋军几乎攻下幽州城，还有太宗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的“雍熙北伐”。这两次军事行动，虽然都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但毕竟是主动出击，尚属英雄壮举。但从宋真宗以后，宋文化的阳刚之气顿消，经常被动挨打不说，甚至大敌当前，最高统治者也不敢谋求积极抗争。

　　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辽军２０万大举南下，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正面威胁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朝廷上下除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几个官员力主抵抗外，竟然一片求和之声，不敢对战，甚至还有人主张迁都。后来虽然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尤其在大敌压境和广大军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强大压力下，宋真宗不得不亲征澶州，但一路上始终犹犹豫豫、勉勉强强。

　　宋真宗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宋军的士气，加之此时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也越来越多，有几十万之众，人数占优，宋军处于有利态势。辽军方面则由于先锋大将肖挞凛在两军尚未交战时，便被宋军用床子弩射死，士气大受挫折，加之其孤军深入，给养困难，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主动提出议和。面对这种十分有利的战局，本不愿意作战的宋真宗却以正求之不得的心态立刻接受了辽军的议和之请。他再也不管寇准如何反对，径派曹利用多次使辽和谈，并且心里暗定了宁可赔款也不再开战的决心。因此，当曹利用请问到底允许给辽多少银绢时，宋真宗竟然表示：“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其怯战之心可见一斑。后来还是寇准威胁曹利用：“虽然皇帝许诺给银绢百万，如果你超出三十万之数，我就杀你的头。”才使曹利用以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之数完成和谈。但３０ 万之数的代价，不过换来辽军撤兵回境而已。

　　置敌于危如累卵的险境，竟然心甘情愿地与之订立赔款盟约，本已令人恼恨不已，而更“叫绝”的是，当和议刚达成时，内侍误传输辽银绢三百万。宋真宗闻讯大吃一惊，说：“这太多了！”转而又说：“如果能结束战争，这个数字也就算了。”其柔弱怯懦已经到了极点。后来当他听说只有３０万银绢时，立刻大喜过望，认为是宋朝谈判的“胜利”。欣喜之下，宋真宗不仅重赏曹利用，而且还激动地填词叫大臣们唱和，表示庆祝。这样的举动已让人无话可说。“澶渊之盟”还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辽圣宗母萧太后为叔母。宋真宗时正值北宋王朝的上升时期，竟签订下如此屈辱的盟约，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心态，在秦、汉、隋、唐的同一时期是不可想像的。

　　北宋不仅对待强大的辽表现得怯懦不堪，就是对待相对弱小的西夏也一样表现得软弱好欺。１０３８年（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后，立即展开了对北宋的军事进攻。北宋在陕西地区的驻军大大多于西夏攻宋的军队，但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策略，兵力分散，互不应援，结果连战连败，统兵大将或被俘，或战死，丢尽了脸面。后来，还是西夏方面由于连年战争阻断了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供应，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民众的生活日益贫困，国内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才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于１０４３年（仁宗庆历三年）主动向北宋王朝提出和好的要求。正不知所措的北宋政府立刻应允，并于第二年与西夏达成和议。北宋以实对虚，以每年“岁赐”西夏白银７ 万２ 千两、绢１５万３千匹、茶叶３ 万斤的代价，换取元昊取消帝号，由北宋封为夏国主。这样，继“澶渊之盟”之后，北宋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二、甘心受辱 苟且偷生

　　如果说北宋中前期用经济上的损失还能换取政治上、军事上的些许安宁的话，那么北宋末南宋初的时候，宋王朝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和平了，而且花钱越多，受辱越大。

　　北宋末年，金人强大，北宋想联金南北夹击辽。此时金人对北宋的虚弱本质尚认识不清，所以同意了北宋的建议。１１２０年，宋徽宗派人泛海使金，与其约定：双方夹击辽，宋军取燕云，金军攻中京（大定府，即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灭辽后，燕云地区还宋，宋将输辽岁币转送金。这在历史上称为“海上之盟”。宋金未曾交手，北宋已经示软。哪里有自己打下的地盘，还要付钱给别人的道理？不过，宋军的无能一上战场就立刻显露出来。当金兵连连获胜时，宋军却未能完成军事任务，燕京（辽改幽州城为燕京，亦称南京）反为金军攻克，这样金人自然不愿践约。无奈，北宋政府厚着脸皮多次派人交涉，在金人的恫吓之下，一味委曲求全，最终于１１２３ 年与金人达成协议：燕京城及该地区６个州（涿、易、檀、顺、景、蓟）归宋，宋向金贡献岁币银２０万两、绢３０万匹，另外增加燕京赎城费１００万贯。这样通过牺牲极大的经济利益，北宋总算换回了宋太祖、宋太宗朝思暮想的幽州城，但当金人撤走时，却将“金帛、子女、职官、民户”全部席卷而去。北宋献出大批岁币，受尽刁难侮辱，只不过得到一座空城而已。尽管如此，宋徽宗仍认为是打了个大胜仗，取得重大成功，大事宣扬，弹冠相庆。然而宋徽宗这种不知廉耻的兴奋之情持续还不到两年，燕京就重被金兵攻占，这一大笔钱全都打了水漂。

　　１１２５年底，金兵第一次南下侵宋，燕京沦丧，北宋前功尽弃。宋徽宗见势不妙，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宋钦宗，以避风头。但宋钦宗的柔弱怯懦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敌当前不思全力抵抗，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积极谋求议和。当金人提出贡金５００万两、银５ ０００ 万两、牛马万头、帛缎百万匹，以及尊金帝为伯父，归还燕云逃人，割让中山、太原、河间３镇，以宰相、亲王为质的苛刻条件时，惊恐万状的宋钦宗竟然一一答应。而且，为了投降的方便，宋钦宗还将坚决主战的宰相李纲罢免。最后还是金兵因孤军深入，惧怕被合围，才不等索取财物数足便匆匆北返而去了。宋钦宗虽暂时度过了难关，但也苟且不了几天了。

　　宋文化胆小怕事、柔弱怯懦的性格到了南宋时发展得更为变本加厉，其中又以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赵构为最甚。由于宋高宗内心怀揣着一些其极端卑劣的个人动机，因此面对步步紧逼的金人，他始终采取妥协退让、苟安求和的态度，并不惜卑躬屈膝，认贼作父。

　　宋高宗有两怕：一是害怕抗金胜利使军事将领得势，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威胁自己的最高统治权，而且一旦其兄宋钦宗南返，不好措置；二是害怕抗金失败，自己的小朝廷必定灭亡，一切既得利益将荡然无存。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求和。只有在金兵逼近眼前，不抵抗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小朝廷的情况下，他才要求四方“勤王”保卫自己。这也是宋高宗起用秦桧等投降派，并听凭秦桧等人排挤、迫害抗金将领的主要原因。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宋高宗对金人极端卑躬屈膝。１１２９年他在金兵穷追不舍之下，致书金人，苦苦哀求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堂堂一国之君，居还算富强之地，处不到灭亡之时，竟然如此卑怯，这是岳飞等主战派真正的悲哀所在———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走不能走，降敌更不可能，只能眼看着国家毁在这帮人手里。其实岳飞的死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不仅如此，在既惧怕大胜又惧怕大败这种矛盾心态的支配下，宋高宗与秦桧经常在宋军大胜的有利形势下，积极谋求与金朝和议，断送胜利果实。如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抗金名将吴玠、岳飞、韩世忠等在前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宋高宗竟然派秦桧接受了金朝苛刻的和议条件：南宋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金朝把陕西、河南“赐给”南宋；南宋每年向金朝贡银２５万两、绢２５万匹。少数民族政权将中原土地“赐给”汉族政权，并让汉族皇帝向自己称臣，秦、汉、隋、唐闻所未闻。尽管如此，金人仍不满足，仅过１年，金兵又大举南下。面对金兵的入侵，南宋军民奋起抵抗，捷报频传。但宋高宗、秦桧之流苟且偷安、卖国降敌的行动已达到疯狂的地步，竟然在一天之中连下１２次紧急命令，毫无道理地勒令在前线抗金获胜的岳飞火速退兵，并将他与韩世忠的兵权解除。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宋、金双方再次订立和约：南宋皇帝依旧向金称臣，赵高宗向金人发誓：愿“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南宋向金每年奉送２５万两白银和２５万匹绢帛，并把东自淮水中流、西到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以北的土地，统统划归金人所有。这个屈辱的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和议达成之后，秦桧立即遵照金人意旨，将抗金最积极的岳飞杀害。

　　秦桧敢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且几乎没有在朝中引起任何动荡，一是他摸透了宋高宗不愿获胜的心理，二是得益于朝中求和派势力的强大。同时，也反映出在“重文轻武”政策的长期影响下，武将在宋朝地位之低下。实际上，岳飞等抗金名将的悲壮结局是宋代武将们长期受歧视、受压制的集中反映。

　　南宋后来还与金朝签订过两个屈辱和议。一个是“隆兴和议”，订立于宋孝宗赵眘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在这个和议中，金朝虽做出若干让步，宋朝皇帝对金不再称臣而称侄，岁币亦酌减为银２０万两、绢２０万匹，但依旧是宋人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另一个是“嘉定和议”，订立于南宋第四代皇帝宋宁宗赵扩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当时外戚韩侂胄秉政，欲立功名以自巩，发动北伐。此时金人军力虽已衰落，但对付南宋仍绰绰有余，加之宋军准备不足，最终失败。宋廷内部主和派发动政变，刺杀韩侂胄，函其首送金讲和。该和议规定：两国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南宋皇帝称金帝为伯父；岁币银增至银、绢各３０ 万；南宋另付“犒军银”３００万两。

　　南宋不仅通过上述和议向金人贡献了大量的银绢，受尽了欺辱，而且在双方交往的礼仪上也一直处于屈辱的地位。当金人使者至南宋递交国书时，南宋皇帝须起立降榻，亲自受书，然后交大臣宣读，而南宋国书到金时，则由专职官员閤门使接受国书。金人压制、欺辱南宋一直到其灭亡之前。在整整１００年的时间里，南宋始终就没在金人面前直起过腰。